爱情源自基督教文化、内含唯心论元素，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里都没有基督教、或唯心论。中国学界不理解爱情，即使领袖级人物也不懂，而且在婚恋中表现得如同流氓。在学界之外，各行各业上层人物都背弃婚姻、大搞婚外情，包括历代伟大领袖们，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自然有人疑问，到底中国人有没有爱情？其实有。

我小时候住在学校家属大院里。大院生活有个特点，人人互相知根知底。那时我姐和我妈会偶尔谈起，谁家夫妻关系特别好，我自己也能看出来。记得有家邻居，与我家没啥关系。那位父亲不是教员，在后勤部门作干部；母亲与大学没关系，在一间工厂里做工；孩子们都比我家孩子大很多，与我们没交集。但我经常在大院里遇见到那位母亲，看她干家务活、照顾孩子、如何对待丈夫等，那些场景和她表情还历历在目。当时我没语言表达，但看得出她全心全意扑在家事上，把丈夫看得高高在上，把自己看得低，到了不在乎的程度。后来她丈夫去世，她非常伤心。邻居们说她哭得天昏地暗，在家里用头撞床板，床板都被她撞坏了。我成年后与老邻居说到她，才知道她教育程度很低，照顾家务的水平也不高，所以特别依赖和敬佩丈夫，觉得自己嫁得好，大小事都听丈夫的。邻居说她当然对丈夫好，因为她自己不行。但我觉得她行不行等具体原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丈夫真心好。那就是爱。

爱，就是以对方为目的，奉献自己、不求回报。凡奉献自己的，内心必然不计得失、超越现实。这位邻居基本做到了，所以她有爱情。她不懂爱的理论，自身有很多缺点，并非在每件事上都做到无私。但没人达到完美的爱，只要真心努力就够了。在很多人印象里，爱情总与俊男美女、年轻漂亮、浪漫温馨、吟诗作画、社会精英、霸道总裁、高学历、高地位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爱情可以发生在任何现实状况下、在任何人身上，包括丑的、老的、木讷呆板的、苦命的、贫穷的、拘谨守旧的、失败的、没受过教育的，等等，就像《巴黎圣母院》里那位钟楼怪人。因为爱是关于灵魂，不关于现实。在我父母那代人中，在社会中下层里还有很多传统女人真心爱丈夫，类似鲁迅夫人朱安。也许正因为她们受学校教育少、社会参与度低、思想守旧，所以受五四后各种疯狂社会风潮影响少，还保持从祖辈传下来的传统伦理。她们的丈夫经常不理解她们、甚至瞧不起她们，类似鲁迅。但她们确实有爱情。她们自己都不知道她们内心想法就是那万众膜拜的西洋玩意儿“爱情”，社会主流也不在乎、没人注意，但她们的灵魂与地球另一边那些大名鼎鼎的情种们，如雪莱、拜伦、雨果、歌德等相通。

【exp.47】在老辈中下层里有一批传统妇女，真有爱情。

当然，即使在那辈妇女中，大多数人也只知结婚生孩子谋生活，有爱情的比例并不高。我们大院是个小社会，什么事都有，包括夫妻打架、离婚、婚外情等，但也有几家很和睦。我还记得那些妈妈类似上述那位，很爱自己老公。我只是个小孩儿，不经意地远远观察，不知道她们私下如何与丈夫相处。但爱在人心里，旁人可以用心领悟到。我能感觉到她们对老公好，大概因为我了解我妈，知道她对我爸好，然后把这个印象投射到其他妈妈身上。我用我妈作例子，不代表她高大上。现在我已足够老了，知道她也是个平凡人，人生中犯过糊涂，做过不得已的事，思想言行里藏着矛盾。但她确实对我爸好，愿意为我爸、为我们家做任何事。她不计自己得失，把我爸和我们家看得比自己重要。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爱。

我妈在辽宁农村长大，在锦州城读高小和中学，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形成基本价值观。那时五四运动已过去20、30年，但我外公外婆没受什么影响，继续用传统礼教教育孩子。我妈从来坚定认为女孩长大就应该结婚，结婚后就应该全心全意对待丈夫和家庭；如果为自己着想就是私心，有私心就是德行不够好。她完全内化这套思想，长大后读小说、看电影，看到苏联或西方式爱情，就觉得其中男女过于开放，经常到了大逆不道、不可思议的程度，于是坚决排斥，绝不接受。我这辈子没听我妈说过“爱情”二字，就是因为她把这个中文词与那类男女关系联系在一起，觉得与自己格格不入。

后来我读到徐志摩发妻张幼仪的一段话，联想到我妈。在近现代中国文坛中，徐志摩算是最著名的情种。他16岁、张幼仪13岁时，双方父母撮合，为他们交换照片。张可能还太小、没表示意见；徐则评论张是个“乡下土包子”。两年以后他们按中国传统方式结婚，不久后大儿子出生。然后徐去美国留学，24岁时转学到英国剑桥。张携儿子从中国抵达英国与徐汇合。但就在同年，徐结识16岁的林徽因，并开始追求。张则生下第二个儿子。在张幼仪怀孕期间，徐开始逼迫张签字离婚；在张刚生完孩子后不久，他们完成离婚。然后徐志摩自豪地对外宣称，自己完成了中国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其实整个过程很中式，而且缺乏文明。徐是个既缺德、又肤浅的傻瓜！

后续故事大家都知道。林徽因放弃徐志摩，多年后嫁给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徐志摩回国后与朋友之妻、著名交际花陆小曼恋爱并结婚。陆生活奢华，徐只得放下写作，花很多心思赚钱，34岁时死于飞机失事。离婚后张幼仪依靠哥哥们帮助，成为当时罕见的成功女商人。她几个哥哥都是近代史政商学界名人，但因为与共产党关系恶劣，所以现在少有人谈论。她继续把徐父母当作自己父母看待，在徐死后还资助过陆小曼。1949年她逃到香港，1954年与一位医生再婚。第二任丈夫于1972年去世，不久后她移民美国投靠儿子。她儿子是交大毕业生，在美国扎根做工程师。老年的张幼仪在接受采访时说：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

张幼仪与我母亲一样，内心都是传统中国女人。她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对中文里的“爱情”、“我爱你”之类词汇感到迷惑。究其原因，这些词汇的意义被胡适、鲁迅、徐志摩这批人决定和垄断。这些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领袖们鄙视中国传统、仰视西方文化。共产主义也是西方文化一部分。但他们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都不真理解，所以不懂什么是爱情，甚至傻到看不懂自己夫人的爱。但他们身居高位，备受中国文化界推崇。于是他们的思想局限变成了民族思想的局限，在过去百年里一直伤害中国人，尤其伤害传统中国女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夫人们。

【exp.48】胡适、鲁迅、徐志摩等对爱的理解不如他们原配夫人。

图13. 朱安、江冬秀、张幼仪；分别是鲁迅、胡适、徐志摩的原配夫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推崇和聆听她们的丈夫们解释和定义爱情，其实她们比她们的丈夫更懂爱情。尤其朱安，一生体现忘我的爱，让人动容。这三位夫人和她们的爱都不完美，但她们确实以丈夫和家庭为目的，贡献远比索取多，那就是爱。她们的丈夫虽高谈阔论“爱情”，却都没跳出传统思维，继续以自己为目的，婚内出轨，还恬不知耻。没记录表明他们曾忏悔或道歉。他们明显无德，主流社会却糊涂、麻木到视而不见。

A. 爱情里的道义

爱情里存在道义。但在中国，连顶级思想家们都不懂，所以我们有必要整理和讨论。首先是基督教道德金律：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待人。《论语》中有类似表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康德将之精细化成多条互相等效的定言令式。这个基本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超越现实，包括超越民族、文化、时代、法律等，属于彼岸世界。第二，人心有个普遍性质：希望在爱情中独占对方，因为只有这样，灵魂才感到完整和安宁。这点也超越民族、文化、时代、法律等，属于彼岸世界。结合以上两点，我们得出一条关键爱情道义原则：人应该让爱人独占自己，也就是爱情中人应该忠诚于对方。

【exp.49】爱情中的忠诚原则基于基督教道德金律与人心本质。

这条爱情道义潜藏于所有人心中。即使一个人从来没经历过爱情、也没听说过这套道义原则，有天坠入爱河，也会希望独占对方、也会感到良心要求自己忠诚于对方。凡不忠诚的人都违背了良心，也都会受到良心谴责。这些人硬是顶着良心谴责而做不忠诚的事，所以他们违反天意、或称违背“自然”。道义形而上，类似数学，都客观存在，独立于人和现实。比如面对 2 + 3 = ？时，人有回答7的选项，但会觉得应该选5不选7，因为5是对的、7是错的。类似地，人面对爱情时有“不忠诚”选项，但会感到应该忠诚，因为忠诚是对的、不忠诚是错的。道义与数学都是真理。即使人间的法律和文化都认定2 + 3 = 7、或男人可以抛弃妻子、另找妾室，人也可以在心里感到2 + 3 应该是5、人应该忠诚于配偶。虽然名字叫“基督教”道德金律、或具体语句来自《论语》，但道义独立于基督教会或孔子；类似2 + 3 = 5独立于阿拉伯数字。

图14. 自由里必然有选择，但自由不是任意选择。自由包含方向，要求人选择真善美义爱、也就是基督教的神，排斥任何其他选项。比如面对 2 + 3 = ？时，人只应该选5、不选其他数。马戏团里的动物做算术题，在2 + 3 = 5和2 + 3 = 7两个看板之间，哪个后面有食物它就选哪个。绝对唯物论者追求现实利益最大化，所以也是绝对效益主义者。如果选择7比5好处更多，他就会选7。他们本质与动物一样。

婚姻就是爱情中双方互相独占的契约表达。因为这种互相独占完全基于道义与人心，而道义与人心来自彼岸世界、高于现实。所以婚姻高于，包括独立于，现实里的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地位等。即使法律改变了、或改朝换代了、或搬到另一个国家、或流落荒岛，道义和人心本质依然有效，婚姻依然成立。基督教总结，婚姻基于神，只与神、丈夫、妻子三方有关。婚姻由神设立、由神作证、由神助力维持，夫妻响应神的召唤，共同经营。这套婚姻伦理是真理，与2 + 3 = 5一样，冥冥中存于彼岸世界，任何人都能在内心感受到。

但每个民族对婚姻伦理的理解有不同深浅与偏重，类似每个民族对数学的理解有不同深浅与偏重。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都严格要求一夫一妻制，就是认同夫妻互相独占。中国没有基督教，不可能用至高无上的神作为婚姻基础，但也认为婚姻非常重要。儒家经典《礼记》中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其中“昏礼”就是婚礼、婚姻；“事宗庙”就是维持祭祀。儒家也引用宗教信仰支持婚姻。

【exp.50】婚姻伦理是真理。

不难看出，中西传统都重视婚姻。其中西方文化以神为终极理由，逻辑清晰明确，论证简洁而有力。中国先贤们也冥冥中感到婚姻重要，但因为没有基督教，所以不得不堆叠好几个理由以加强说服力，包括两家联合、祭祀祖先、繁衍后代等，逻辑相对混乱，造成结论模糊不清。举个例子，如果妻子不能生孩子、或情人生出更健康、更有出息的孩子，《礼记》中“下以继后世”就不成立，是否婚姻就变得不重要呢？不应该。

在西方文化中，神是一切的基础，哲学上叫作“本体论基础”(Ontological basis)。在判断现实问题时，这个基础作用很大。比如神是真善美义爱的统一，代表爱不应该虚假、不义、伪善、或丑恶。如果号称爱你的人要求你虚假、不义、伪善、或丑恶，你可以用这个原则断定这个要求不出自真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本体论基础，造成根基不牢靠。当面对西方基督教思想冲击时，国人无以应对，要么抱残守缺、要么逻辑崩溃。

【exp.51】基督教信仰为道德提供本体论基础；中国传统里缺乏类似基础，所以根基不牢。

中西方传统都包含真理，但中方根基相对脆弱，造成传统婚姻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关于共同点，双方都认为婚姻关系高于其他男女关系。西方君王也必须尊重王后，找情妇也是丑闻，私生子没有继承权。古典骑士之爱非常美好，但因为是婚外关系，所以地位远低于婚姻。近代兴起的爱情观念本身就包含婚姻伦理，目的是让婚姻变得更好，而不是威胁、破坏婚姻。相对应，中国传统也保护婚姻，防范一切婚外男女关系。比如要求所有女人，无论是否婚配，都必须严守贞洁，就是为增加婚姻里的独占性、减少婚外情。中国传统允许男人纳妾。妾与妻的地位差距巨大，妾存在的目的是缓解婚外男女关系威胁婚姻。但中西方传统也有重大区别，关键是男女平等问题。西方依据基督教义，认为男女灵魂平等。中国没有类似信仰，认为男尊女卑，这是个严重缺陷。

【exp.52】中西方传统婚姻观之间存在差别，关键是男女平等问题。

爱情、婚姻、男女关系等，本质是一回事。中西方观念都不复杂，区别也很容易看清。但五四精英们，包括胡适、鲁迅、徐志摩等都没搞懂。其中胡适最不应该。他是哲学专业博士，被视为中国顶级哲学大师、民族思想导师，却完全不懂基督教或唯心论。我努力找都没找到他的任何独道哲学论述。他的文章和讲话稿里低级错误百出，让人不堪卒读。我人轻言微，也许读者不敢相信我的论断。其实很多专业哲学家早发现，比如牟宗三说胡适“完全不懂哲学”、“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哲学”。持类似意见的还有金岳霖、徐复观、张君劢等。中国学界、文化界充斥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他们互相维护、互相遮丑。胡适位高权重，很多人靠他生存并发达，所以不顾事实地吹捧他。

【exp.53】在哲学方面，胡适是南郭先生，滥竽充数。

鲁迅和徐志摩主要是文学家，但喜欢做民众导师、引导社会潮流。其中鲁迅内心敏感，骂人文章写得好，但没什么深刻思想。他其实与大多数中国文人类似，最关心政治，其他想法都围绕政治主张，包括关于爱情的观点。而政治上他倾心于苏联。苏联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明确认为爱情虚伪、传统婚姻本质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本质为钱。所以他主张爱情依赖经济基础。徐志摩是个缺心眼的纨绔子弟。他的诗言辞华丽，但内容空洞，胡适说是“现代骈文”，如放到现在，也就是流行歌曲歌词水平。总结下来，五四领袖们疯狂反传统，把其中好东西也扔掉，却又没搞懂西方文化精髓。东方人如要理解西方文化，必须精神升华。川端康成知道这点，希望在日式美学范畴内完成升华，但努力一生也没做到。北村透谷大概做到了，在东亚文人里少见，难能可贵。而中国五四名人们不但没做到，甚至没意识到自己需要升华。

论追求爱情，中国男人平均讲远不如中国女人，因为社会一直教育中国男人专注现实，结果他们都追求自己利益，成为效益主义者。无论家里家外，他们几千年来习惯性自私。让他们学会以别人为目的、为别人服务而不求回报，如同让生活在一维世界里的生物理解二维世界，不能依赖在原有思想框架里延展，必须生出新维度、建立新框架，就需要首先思想升华，非常困难。连中国顶级思想家们都没做到，何况一般男人。但中国女人不同。传统礼教一直要求她们以丈夫为目的、忘掉自己。这已很类似爱，只差双方灵魂平等一条。而教女人要求男人平等对待自己，女人既容易理解也愿意争取。这就是为什么像张幼仪和我母亲那样的传统女人能够表现出真实的爱，虽然她们也不理解西方文化。不过，我同辈或后来的中国女人就很难说了。她们受教育更多，参与社会更深。而中国社会和教育系统都由男性主导、反映男性思维，造成这些女性思维接近男性、甚至超越男性。她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已丢掉传统道德观念，信奉万事都以自己为目的，包括在家庭内部。

【exp.54】在爱情实践方面，中国男人平均讲远不如中国女人。

我母亲、和我家邻居里那些传统妇女们，即使在五四过去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执着于传统男女伦理。道理其实简单。她们身为妻子和母亲，在生活中深切体会到传统伦理有道理。比如我母亲，觉得爱丈夫、跟随丈夫，符合自己内心渴望，既自然又有利于家庭，何乐而不为？关于男女平等，她对我父亲的态度非常敏感，她要求我父亲在乎她，有时利用家庭小事发难。但她其实不在乎那些具体小事，而希望我父亲重视她的努力，并表达感激。我知道的其他家庭也类似。基督教里关于男女灵魂平等的教义是真理。即使中国传统里没有，我母亲和很多中国妇女也能在心里自然感到。

B. 五四后知识界堕落

五四运动当天，两三千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喊口号等。就像所有学生运动一样，参加者中只有少数人头脑清晰，在这部分人里又存在多种思想倾向，其余大多数只是随大流、凑热闹而已。现在关于五四的评价单一，是后来政治胜利者们强加的，掩盖了运动中的观念多样性。五四改变历史，并非1919年5月4日的学生们改变历史，而是很多国际国内因素借学生运动融汇、爆发。一句话概括五四后中国历史，苏联人操控中国政治太成功了！轻松搞垮北洋共和体制，并一手主导其后主政中国百年的国共两党。国共都依赖苏联起家，都是列宁式政党。这造成现代国人对五四运动的印象都是苏联式解读，严重偏离中肯态度，需要重新审视。

在北洋时期，中国思想界活跃，各种派系都有，重要的包括传统儒学派，如辜鸿铭，教会学校里的基督徒们，如赵紫宸、吴雷川、以及很多西方人，还有新文化运动派，如胡适、鲁迅等。他们之间总体和平交流，还没有剑拔弩张。清末民初，基督教会在中国教育、医疗、出版、和工商业等众多领域里举足轻重。著名教会大学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等，代表中国顶尖学术水平，集中了大量优秀的基督徒学者。但后来中国政治激化与思想极端化相辅相成，造成新文化运动派一枝独大。他们敌视不同思想，高喊“打倒孔家店”、“反帝、反封建”等口号，严重压制其他流派，尤其通过1922年至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清洗掉对中国现代化起过重要作用的基督徒学者群，以至于现代国人很少知道。

【exp.55】国共都是列宁式政党，都排挤基督教，抹杀其对中国的关键贡献。

图15. 赵紫宸(1888-1979)著名基督教神学家，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他19岁受洗成为基督徒，26岁去美国读神学院，后来回国成为著名基督徒学者。右为其全家福，中间站立者是大女儿赵萝蕤(1912-1998)，燕京大学本科，芝加哥大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被公认为校花，圈内人认为她就是《围城》里唐小姐的原型。但作者钱钟书从没公开承认过，说那是他唯一“不舍得伤害”的角色。

赵紫宸是中国著名神学家，但这里只介绍他的婚姻、以及他对婚姻的态度。在很多方面他与胡适和鲁迅相像，也是江南才子，出身浙北中产家庭，年纪介于胡适和鲁迅之间。他17岁时奉父母之命、按中国传统结婚。妻子比他大两岁，是富商之女，思想传统，未受过正式教育，与胡适和鲁迅夫人们类似。最开始他也嫌弃太太，又和胡适、鲁迅一样。但两年后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从此洗心革面，之后终生忠诚于太太，并写下心得：

“父母之命不必听；媒妁之言不必从；不过已娶的妇人不可不敬重，已嫁的夫不可不尊爱…义是男子对于妻子的忠贞，将清洁的身体与人格完全交托妻子；节是女子对于丈夫的忠贞，将清洁的身体与人格完全托付丈夫。”

后来他们的儿女们总结，“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七十多年來一直同甘共苦，我們做子女的为有这样的父亲和母亲而觉得幸福和骄傲。”

对比胡适、鲁迅、和赵紫宸如何对待婚姻，高下立见。中国不是没有懂得爱的男人，只是百年来社会一直存在强烈的反向淘汰。国人集体性漠视、甚至迫害品质高尚的人，同时推崇底线低的伪君子们。1949年前，总体情况属劣胜优汰，南郭先生们胜出；1949年后变成“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胜出者大多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流氓。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之后，赵紫宸就被边缘化；1949年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连续挨整、直到去世，失去社会影响力，被大众遗忘。晚年赵紫宸曾为老妻赋诗一首，其中写道，“夫写文章终碌碌，妻勤针黹渐皤皤”，感叹自己一生无所成就，因为没人理睬。我们这个民族总体不辨真假、不识好歹，罪孽深重，所以百年来苦难不断，让爱之者痛心疾首。

【exp.56】懂得爱的中国男人其实存在，但被社会打入冷宫，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好人自然越来越少。

早有人说过，北洋不如晚清、蒋时代不如北洋、毛时代不如蒋时代。1980年代时有人说当时不如1950年代。现在又有人环视后总结，还是1980年代更好。其中每对具体比较都可商榷，但大趋势基本有共识。这就是严重逆向淘汰的结果。现在回头看，清末文人，包括梁启超、谭世同、严复等，还有真才实学。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他们间或展现真知灼见。但五四之后，他们总体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中国知识界大崩溃。

胡适属于崩溃后第一代。他出生书香门第，世代靠读书和科举晋身。但他少年时科举被废除，原有当官之路被堵死，于是匆忙转成西学，所以他从未深入理解国学精髓。胡适是标准江南才子，聪明伶俐，特别会考试，但所有努力的最高目的都是出人头地，而不是求真理。本质上他把西学看成科举替代物、新时代里的晋身垫脚石。他并不在乎西学里包含国学没有的真知灼见。比如他为支持自己社会和政治观念，经常大谈科学精神，但从未花时间精力理解最新科学，如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今天中国数以亿计的读书人也持同样态度。反正最后都要在中国混，中国没有科举了，名利场看重西学，所以我才学西方学问，目的是通过考试、获得文凭、然后当官发财，何必透彻理解西学？胡适留学美国，却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因为外国老师都不懂中国，他可以省力取巧。即便如此，他博士之路也很艰难。毕业十年后，他已在中国功成名就，才拿到学位。在美国时他最关注的还是未来如何在中国发达，没多少心思认真观察西方社会思想，所以没努力理解基督教或唯心论哲学，当然也就不能透彻理解爱情背后的道理。他一生精明，很会在中国人圈子里做人。这本身不是缺点。但他精力都倾注于俗世，不在探索真理上。在哲学领域，他是个南郭先生；被推崇为近现代中国思想大师，他滥竽充数。这样说一点不冤枉他。

【exp.57】现代中国读书人把西学看成科举替代物、新时代里的晋身垫脚石，并不特别在乎其中包含的真理。

相比于胡适，鲁迅不算顺利。年轻时他是那种只会读书、但读书不特别好的江南人。他最开始在国内读矿业学校，后来去日本读医学，目的都是基本谋生，但一直不成功。后来试着写文章，因为言辞激烈，一炮走红。但他没什么深刻思想，包括关于爱情。

那代人里重要的还有郭沫若。他与胡适年纪类似，经历与世界观也大同小异。郭非常聪明，为成功不择手段，身段特别柔软。他把学问当垫脚石，青年时代长期留学日本，在多个领域暂露头角，号称天才。在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同年，郭沫若出版诗集《女神》，热情讴歌自由、个体觉醒、泛神论等在当时日本文化界时髦的观念，迅速走红。但只6年后，他在1927年秘密加入共产党，转而主张人是动物、集体主义、绝对无神论等。作两面派是不真诚最简单的证明。无论在宣扬个体觉醒和泛神论时，还是在宣誓绝对忠于组织、抹杀人个性、相信无神论时，他都火热极端，说明他的信誓旦旦都是假的。只要有助于向上爬，他可以火热地宣扬任何主义、任何信仰。几百年来中国主流读书人都如此。他们其实只追求现实利益，不理解、也不相信任何主义或信仰，不知真诚为何物。郭沫若后来很成功，做到中共副国级领导人，真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郁达夫在中国时间较短，这里不详谈，但也类似。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派独大，然后内部分裂，互相恶斗。鲁迅、胡适、郭沫若、和郁达夫都是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世界观通过徒子徒孙们，强烈影响中国文化界和中国人如何思考，影响力不但涵盖中国大陆，还延至台湾香港、东南亚等。比如这些地方的大学中文系、中小学中文课等，至今还大量传授他们的作品、遵从他们对文学的解读等。这些新文化运动派顶尖人物在思想上有共性。他们都理所当然地唯物、宣称信仰科学，反对中国传统和西方基督教，却不懂科学、儒家精髓、基督教、或唯心论。他们无知、不知道自己无知，所以他们是彻底的无知。关于爱情，他们没搞懂其本质，误认为与中国传统男女私情一样，所以不知羞耻地谈论徐志摩那些不上台面的恋爱、胡适的婚外情人们、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等，还以为这些人的行为属于追求自由、他们的感情就是爱情。不对的。真正的自由有方向，是摆脱现实羁绊、肉体诱惑，回归形而上的道义；真正的爱包括“不做害羞的事”。而破坏正当婚姻、伤害无辜妻子，都是让人害羞的事。自由与爱情最终都属神。

【exp.58】五四中胜出的文化领袖们无知，不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是彻底的无知。

同属东亚文化圈，为什么日本文化领袖们，如北村透谷、川端康成等，比中国同行们看得更深、更懂呢？一个关键原因是日本人有宗教信仰，而且真信。日本人看西方人，是一群有信仰的人看另一群有信仰的人，虽然信仰内容不同。日本人虔诚对待信仰，所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虔诚追求神、为什么西方爱情的根基在于神。因为爱情源于传统日本没有的神，所以日本人很容易懂自身传统里不可能有爱情，如果自己不洗心革面，也不可能理解爱情。大多数中国人没信仰，少数人名义上有，实际也不虔诚。中国人看有信仰的人，如同一维空间里的生物看二维空间里的生物，非常难理解。所以中国虽然自明朝起就与西方交流，却连顶级文化精英都没能理解基督教、唯心论、或其实很简单的爱情。

【exp.59】日本比中国更理解西方，一个关键原因是日本人虔诚信仰宗教。

中国文化领袖们那么聪明，怎么又如此愚蠢？简单讲，他们没把聪明用在求真上，而只用于追求利益。设想巴西与德国争夺世界杯足球冠军，巴西队教练和啦啦队高喊“巴西必胜”，德国队教练和啦啦队高喊“德国必胜”。他们都喊得非常卖力，看似非常真诚，但不可能都是真的。实际上他们也不追求真，而只追求赢。类似地，中国知识分子们经常态度激烈地宣扬观点、非常卖力，比如胡适等人声称中国自古就有爱情、鲁迅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郭沫若宣扬泛神论或无神论等。他们说这些话，目的都不是求真相，而是为攻击对手，帮助自己阵营获胜。他们自认军师或宣传员，类似球队教练和啦啦队员。胡适一心要出人头地；鲁迅心属无产阶级，自视“战士”、笔下文字是“投枪”和“匕首”；郭沫若宣誓忠于党，常说自己是“宣传员”。队伍赢，成员得利。他们在求利方面思维缜密，懂得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终极统一。

【exp.60】中国文化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求利上、没心思求真。

中国文化领袖们激烈反传统，却跳不出传统。读书人不求真理、只求个人或集团利益，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从一开始就自我定位成君王的师爷或智囊，明确不追求真理，甚至没有真假概念。孔子写《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是为自己的君王或集团撒谎；《论语》里完全不提“真”或“实”，却有亲亲相隐原则，也是这个原因。西方学者求真，真理只在彼岸世界，所以他们唯心。中国从古至今几乎没有这样的学者。中国读书人求利，是效益主义者。利在现实，所以他们几乎都唯物。唯物是世界观，效益主义是人生观，二者紧密相关。五四文化先锋们高喊革命，举起反传统大旗，自己却保持传统儒生人格。他们思想水平又太差，看不出自己依旧传统，或看出来后拒不承认。当有人指出他们受利益驱动、见利忘义时，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比如大家都学过，鲁迅认为文学有阶级性，大白话翻译，他写文章就是为自己支持的集团得利。梁实秋指出他收苏联人钱，鲁迅不否认也不承认，当然绝不反思或悔改，反而骂梁是“资本家的乏走狗”，意思是你也为你支持的集团服务。他们在求利思想里自洽。

【exp.61】绝对唯物论者必然是绝对效益主义者。他们唯利是图，必然不求真。

C. 徐志摩东施效颦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徐志摩是最著名的西方爱情观实践者。他的婚恋故事家喻户晓。回顾他经历中的关键点，能帮助我们看清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爱情观不兼容、以及国人在理解爱情时常犯的错误。他与张幼仪在1922年初离婚，之后二人分道扬镳，他回国，张继续留在欧洲上学。三年后，1925年初，张突然收到徐消息，说徐正在欧洲旅行，于是二人在意大利会面。张本以为徐是为小儿子病逝而来，后来才发现他是为躲避陆小曼丈夫王赓。王与徐原本是朋友。王是职业军人，经常因公务不在家，徐趁虚而入，与王太太陆小曼谈恋爱。王发现后怒不可遏，扬言要杀徐。徐吓得远遁欧洲，留下陆小曼独自面对丈夫。1925年底，徐得知陆与王已完成离婚手续，才敢回到国内，然后与陆完婚。

大约从五四运动到九一八日军占领东北，也就是从1919到1931年，中国社会流行“恋爱至上主义”，俗称“恋爱教”。知识青年是其中主力，徐志摩备受推崇，堪称教主，声名显赫。现代人几乎忘记，但当年恋爱教声势浩大、旷日持久，改变了中国社会。青年们崇尚西方浪漫主义，追捧雪莱、拜伦、济慈、雨果、歌德、普希金等西方情种们，把爱情视作个人解放标志，主张人要为爱而活、没有爱情的人生不完整等。亲历者回忆，当时知识青年中几乎人手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如果谁不显露维特那样的忧郁，他都不算合格的“现代青年”。但维特为爱而死，只发生在虚构小说里；普希金的死则千真万确，所以他被视为恋爱教终极浪漫偶像。

图16. 普希金(1799-1837)，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为爱决斗，中枪而亡。他的情敌丹特斯是一位法国流亡贵族、职业军人，爱上普希金太太。两人因此决斗，结果普希金死亡。世界文学史上著名诡异事件，多年前普希金出版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其中讲述一场爱情决斗，精准预言他自己的死亡方式，包括决斗起因、情景、季节、甚至天气。左图为小说插图。中图描绘普希金之死。右图是上海衡山路上的普希金雕像，离交大校园不远，初建于1937年，为纪念他逝世百周年，后来被侵华日军和红卫兵两次捣毁，当前版重建于1987年。

就在恋爱至上主义流行高峰期，徐志摩在1921到1926年之间上演了一部个人多情连续剧。他先婚内追求林徽因，再与原配张幼仪离婚，然后与朋友之妻陆小曼谈婚外恋，最后与陆结婚。这一连串情节突破传统道德、惊世骇俗，掀起社会舆论巨浪，广受大众瞩目。但作为恋爱教中国教主，他与西方浪漫偶像普希金之间的差别太过明显、让人无法忽视。当面对情敌时，普希金选择保护妻子，然后主动挑战，明知对方是神枪手，还坚决走上决斗场，迎接死亡。不止于此，他的情敌丹特斯也类似。决斗是短距离互相射击，任何人都可能打死任何人，即使神枪手也远非安全。丹特斯也选择不退缩，直面死亡。而徐志摩收到情敌挑战后，却选择远遁他乡以自保，留下情人单独面对愤怒的丈夫。东西方两个著名事件之间的差别不可谓不大。

一般国人很容易理解徐志摩的选择。对方是正牌老公、自己是偷情者。正牌老公打过来，如果自己不跑，被打死也很难收到同情。何况对方是职业军人，自己硬打也打不过人家。不如先逃跑，让陆小曼单独对付他。小曼是他老婆，他不会下手过重。让小曼说服他离婚，等他们离婚后自己再回来找小曼。这套想法似乎天经地义。但国人看不懂普希金和丹特斯。普希金明摆着找死，何必呢？丹特斯只是找情人，值得为露水夫人赌上性命吗？即使他赢了决斗，闹出人命，普希金太太也不可能与他继续发展感情。他为什么不逃跑？徐志摩的选择、国人的想法，其实都隐含中西方文化对待爱情的深层区别。

简单讲，普希金和丹特斯都认为自己的爱情很高尚，没什么见不得人。高尚的爱超越婚姻、超越生命。但两个人的爱无法共存，其中一方必须死。于是双方决定决斗，然后泰然接受命运安排。

图17. 浪漫主义价值观。价值排序：高尚爱情 > 婚姻 > 生命 > 低级爱情。

爱的阶梯里存在肉体与现实之爱，它们是低级爱情。在长期基督教传统影响下，西方大众都理解，低级爱情的价值低于生命，但婚姻家庭的价值高于生命。具体讲，男人不应该为满足性欲而丢命，但必要时要为保护婚姻与家庭而献身。比如在战争中、或船舶失事时，即使普通男人都能主动把生存希望让给老婆孩子，自己面对死亡。普希金和丹特斯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骄傲的贵族。普希金信东正教、丹特斯信天主教。他们更理解和推崇这套基督教价值观，当然要求自己比普通人做得更好。

什么爱情是高尚爱情、高过婚姻与生命？就是【exp.5】中定义的爱，以对方为目的、忘我无私。所谓忘我无私，就是不计自己现实利益、包括不计生命，也就是超越现实。因为超越现实，高尚的爱只在彼岸世界里，是形而上之爱。传统基督教义笼统认为婚姻神圣。浪漫主义者们进一步深究，婚姻神圣是因为婚姻是基于神的契约之爱，但那只适用于理想化婚姻。现实中很多婚姻参杂其他因素，比如财富、地位等考虑，并不完全基于神，甚至其中没有爱，所以不是完全神圣的契约。当爱情足够纯洁，就接近基督之爱、高尚到超过世俗婚姻。浪漫主义者们追求这种爱情。

每个人的爱情都复杂，混合低级爱情和形而上之爱。人与人区别只在比例不同，具体比例有时连本人都不清楚，外人更难确认。但基督徒们都认同，芸芸众生中只有最虔诚的人，灵魂才足够接近神；只有最真诚的人，爱情才足够高尚，形而上之爱多、肉欲和功利少；只有最优秀的头脑，才能看清自己的爱情；只有最勇敢的人，才愿意为爱面对死亡。人人都尊重这样的人，很多人想成为这样的人，但很难做到，原因很多，包括现实成本非常高。普希金和丹特斯走上决斗场，用生命证明自己内心之虔诚、爱情之高洁，因此被全世界景仰，不仅包括西方大众，也包括1920年代中国知识青年群体。

再看徐志摩。他为什么临危逃跑？如果他真爱陆小曼，他就应该直面王赓。即使不像普希金和丹特斯那样决斗，他也应该对外说明自己对陆小曼的感情。按西方爱情原则，爱与真善美义相统一，真爱不会违反道义。他与王本是朋友，他夺朋友之妻，有责任向对方解释，这是道义。《圣经》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真爱没什么好害羞，他应该面对王。按中国传统，君子不做亏心事，如果亏心就不做。他也应该光明磊落，不应该逃跑。有一种可能，王已经失去理智。对疯子解释永远不可能说通，不如躲避。如果那样的话，徐志摩应该带陆小曼一起逃走。留下一个弱女子独自面对被嫉妒心驱使的疯子更危险。但徐志摩选择单独逃跑、让陆小曼对付王赓，没有道理，同时违反了中西方道义。

徐志摩的选择，与刘备在长坂坡之战中独自逃命、丢下糜夫人，或刘邦在彭城之战中独自逃命、丢下夫人吕雉等如出一辙，都是把自己的安全看得高过女人的安全。其内心实质也与丰臣秀吉砍杀妻妾、川岛挥别熏子、我同学为前途斩断情愫等一样，都是必须在自己的广义利益与情人之间做选择时，选择前者、抛弃后者。这就是中国和东亚传统男人的思想本质。他们在男女关系里自私。他们对待情人的外在方式无论看上去多么香艳，如徐志摩对陆小曼、川岛对熏子，或多么残忍，如刘邦对吕雉、丰臣秀吉对妻妾，本质都是以自己为目的、把对方当工具，没跳出低级爱情范畴，属于肉体或现实之爱。其实不是爱、而是欲望。

按中国传统思想，徐志摩的行为既谈不上高尚、也谈不上低级，而是唯一选项，他只能这么做。我们祖先不知道形而上的爱情，但把现实男女关系看得很透彻，早认定无论表面上多么温馨浪漫、或冰冷残忍，本质都是追求现实利益。比如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风流情种、“文君当垆”是古代著名浪漫故事。但《史记》一针见血，明确讲相如家贫，听说富家女文君新寡，于是设局接近。刘邦为逃命丢下吕雉，看似无情，但正统史书认为刘邦为成大业，只能如此。这套思想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主流。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觉得徐志摩逃跑正常，反而看不懂普希金和丹特斯决斗，觉得他们是两个傻子、疯子。徐志摩在躲避王赓期间与陆小曼通信，后来整理出版成《爱眉小札》，被中国文坛认为是“极致的浪漫”、代表“刻骨铭心的倾城之恋”、“爱情至上主义的图腾”等。文坛可悲、可怜。虽然先贤们也不懂爱情，但至少看得更深刻。

不但没有形而上爱情，东亚传统里根本没有爱情概念，而且是有道理的。既然所有男女关系最终都追求广义利益，那么它与做生意、找工作、谋生计等其他现实事务没有本质区别，人们也就不需要专门为它设立一个新概念，它也没什么可歌颂的。所以中日古代男女私情都不登大雅之堂。东亚传统把男女关系类同生意关系，生意人之间合作需要契约，男女之间合作需要婚约。好生意人遵守契约，好夫妻遵守婚约。按中国传统，所有男女关系都必须为婚姻让路，徐志摩违反了中国传统。按西方道德，低级爱情不可破坏婚姻，他又违反了西方道德。道义客观存在。他那么聪明，大概早觉得自己理亏，所以不敢直面王赓或公共舆论，选择逃跑避风头。

图18. 梁启超(1873-1929)，张幼仪(1900-1989)与徐志摩(1897-1931)，陆小曼与徐志摩。梁启超是晚清政治家、思想家。徐志摩21岁时，赴美留学之前，经张幼仪哥哥介绍，拜梁启超为师。梁启超也是林徽因父亲的好友。徐志摩在英国追求林徽因时，梁启超在国内听说，对徒弟抛弃发妻、婚内追求新女友的行径非常反感，在1923年写长信给徐志摩，史上著名。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梁启超应徐父之邀作证婚人。又过了两年，林徽因在1928年嫁给梁启超之子梁思成。

在中国顶层文化圈里，几乎没人真信基督教。但确有一批思想中正、懂得常识的人，比如梁启超。在1920年代科玄论战中，他和张君劢是唯心派核心人物。说来有趣，这两位都与徐志摩关系亲近。前者是徐的老师，后者是张幼仪亲哥、徐志摩大舅子。但他们的思想和著作长期被后世漠视，现已基本被大众遗忘。1923年梁启超在信中劝诫徐志摩，其中讲到:“万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梁启超其实在痛批徐志摩，你不应该为自己快乐而伤害发妻。当今青年讲爱情神圣，但都不懂如何获得这样的爱情。你在堕落！

徐志摩回信强力辩解，说自己“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之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徐志摩为解释自己感情，讲到灵魂救赎、灵魂伴侣、灵魂的深邃等。这些观念都不来自中国传统，而来自基督教义。灵魂属于鬼神、或怪力乱神，孔子明确告诫人要远离。西方基督教重视人的灵魂。当时知识青年热捧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家们。而这些文学家追求爱情的理论根据就是基督教义，言语中自然频繁涉及灵魂。徐志摩照样学样。

徐志摩大谈“灵魂”，但他不是基督徒。人若不信神，像他那样万事为现实利益，灵魂只是肉体与现实的奴隶，高谈阔论灵魂又有什么意义？梁启超与徐志摩讨论爱情“神圣”，但两人都不信神、哪来什么神圣？这其实是东亚人严肃讨论爱情问题时遇到的普遍问题。爱情从基督教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任何人要理解爱情，都躲不开基督教核心教义。几千年来中国和日本先贤们那么聪明、伟大，因为没有基督教，都没能发现形而上的爱情，何况一般人？梁启超与徐志摩都不懂基督教义，所以讨论浮于表面，没谈出个所以然。可惜后来的中国文人们还不如他们，甚至没意识到爱情依赖基督教观念。

徐志摩外表西化，但骨子里依旧是个传统中国男人。他虽然渴求爱情，但没能完成必需的内心升华，所以与其他千百万普通人一样，不懂什么是忘我的高尚爱情。在他和陆小曼结婚典礼上，梁启超评论他，“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徐志摩所谓“多情”，实质就是简单的用情不专，不值得别人崇拜模仿。作个普通人并不算大错，但他硬要打肿脸充胖子，想当中国的雪莱、普希金，享受大众膜拜，于是变成了东施效颦、贻笑大方。现在还真有一些人推崇他为中国情圣，他们太容易被忽悠了。

【待续】

注释

1.  骆远志，2025，漫谈美与爱情的哲学意义，https://lyz.com/beauty-love/

2.  骆远志，2018，爱情的简单道理，https://lyz.com/theory4love/

3.  骆远志，2017，雪梅和我—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https://lyz.com/xuemei-and-I/

4.  邢福增，2019，中國神學家趙紫宸的愛情故事，https://www.inmediahk.net/中國/中國神學家趙紫宸的愛情故事

5.  北村透谷，1892，《厌世诗人与女性》，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157/files/45237_197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