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西传统之异同

关于男女关系，中国与西方传统在很多关键方面上相似。这点少有人提及，所以可能让很多人惊讶。比如两个文化都重视并保护婚姻、敌视和压制婚外性关系，都强调丈夫主导家庭、妻子跟随和服从丈夫，而且都坚守一夫一妻制。关于结婚，古代中国人与西方人也相似，主要考虑家族利益、生育能力等现实因素，经常由长辈做主，不那么重视男女感情。但双方也有根本不同。基督教主导西方社会千年，认为人的灵魂都是按神的样子造的，男女只肉体不同、灵魂一样。这套观念是后来西方人提出男女平等的信仰基础。

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男女平等。古代中国和日本一样，明确主张男尊女卑，在文化根本处认为男人价值高于女人。高价值人不应该以低价值人为目的，类似只应该为马配马鞍、不应该为马鞍配马。所以按【exp.5】，在东方传统思想里，男人不应该爱女人，只应该利用女人。比如大家都熟悉《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名言，“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意思是老婆死了没关系，还可以换新的，明显把女人当作物件看待。请注意，刘备这段言行在古代被视为君子典范，一直被歌颂、而非被批判。也基于这个道德体系，糜夫人需要在危机时刻为刘备投井自尽。东方传统中不存在夫妻责任对等。不过中日之间也存在有趣的区别。比如古代中国要求女子忠于夫家；但古代日本有时要求女人忠于夫家，有时要求她们婚后继续忠于娘家。

【exp.20】高价值人不应该以低价值人为目的，所以男尊女卑与爱情不兼容。

图9. 中西传统男女关系典范。左，《三国演义》著名情节，长坂坡之战中，刘备危急中单独逃跑，撇下糜夫人和阿斗。为保刘家香火与自己贞节，糜夫人选择跳井自杀。这是虚构情节。历史上糜夫人被曹操俘获，再无下文。右，西方“骑士之爱”(Chivalric Love)典型画面。身着重甲、腰挂佩剑的英武骑士跪拜在贵族小姐裙下。骑士之爱最早出现在11世纪欧洲诗歌里，虽然情节热烈浪漫，但几乎总是秘密婚外情，不同于现代爱情。

东西传统差别明显。日本有丰臣秀吉挥剑杀妻妾，中国有糜夫人跳井自杀。东方传统要求女人必要时为男人而死，不要求男人为女人而死。西方人信仰基督教，扩展《圣经》中关于丈夫要为妻子舍命的话，反过来要求男人必要时为女人而死，不要求女人为男人而死。现实考虑是女人要生养孩子，所以身体和生命都特别宝贵。

【exp.21】骑士之爱流行于西方中世纪，与婚姻不相干，不同于现代爱情。

为什么掌握武力的骑士要跪拜柔弱女子？因为他们看重的东西不在现实里，而在精神世界。骑士征战沙场，争斗屠杀在所难免，没条件修身养性。贵族女子养尊处优，为神内省修行。骑士与她们接触，感觉到她们内心高贵，所以跪拜。在中世纪，基督教主导西欧人思想。谁更接近神，谁就更高贵。神代表真善美义爱。骑士阶层很早出现，在14、15世纪达到鼎盛，但后来长弓和火枪出现，这个阶层在16世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骑士之爱流行数百年，深刻影响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典型浪漫主义爱情故事里，男主角不再是武装骑士，但还像骑士那样勇敢，愿意用生命保卫女主角的荣誉、尊严、和人身安全。女主角特征变化不大，经常依然是贵族女眷，外表倾国倾城，内心高洁、愿为爱情赌上一切。《斯巴达克思》就是典型的骑士之爱。《简爱》其实也是骑士之爱，但出自女作家笔下，所以降低对女主角容貌要求，不过最后还是安排她变成小富婆。浪漫主义时代的爱情几乎都奔向婚姻，不再是中世纪骑士之爱那样的婚外情。

【exp.22】简单讲，爱情是与婚姻相结合的骑士之爱，恋爱是瞄准婚姻的骑士之爱。

骑士之爱是理想化的爱。首先，骑士将爱人放在尊重的祭坛上，视她为神圣的化身，本质就是以她为目的，符合【exp.5】里爱的定义。第二，爱也是用善意待对方。阿奎那说，“爱，是但愿对方获益的意志表现”。简单讲，我爱你就是我希望、并愿意帮助你变得更好。其中包含帮助对方人格变得更完整，因为人格完整好于不完整。《圣经》说，“在主里面，女人不可没有男人，男人不可没有女人”。男女需要彼此才能获得完整人格。骑士把自己贡献给心爱的女人，让对方人格更完整，同时也让自己人格更完整。这是恋人之间最基本和重要的善意。第三，爱是给予、不求索取。骑士保护爱人，同时严格自律、不求回报。他把她的尊严和幸福置于自己欲望之上。这三个爱的定义本质一致，最终统一到基督之爱。骑士之爱是西方浪漫之爱的标杆，虽然极少人做到，但很多人朝之努力。

中国传统里不但没有基督教，也严重缺乏坚实的唯心论，使得人们相对不重视内心，不懂灵魂、尊严、神圣等概念，也就不能理解爱情。在1920年代，知识界顶层曾爆发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称“科玄论战”。其中唯物派自称信仰科学，主力包括丁文江、胡适、陈独秀、瞿秋白等。唯心派主力是张君劢和背后的梁启超。双方都是中国传统书生，做学问为当官和搞政治，都没搞懂近现代西方哲学或科学，因为都没能潜下心来透彻理解艰深学问。结果唯物派人多势众、宣布胜利，维心派败下阵来。其实那场大辩论水平极低，类似中学生辩论。双方都思想浅薄，但态度非常激烈、语气非常尖刻，就像弄堂骂架。比如唯物派大骂唯心派是“无赖鬼”、号召大家要争打“无赖鬼”等。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科玄论战竟是近现代中国最高水平哲学辩论，至今未被超越。后来学界还远不如那批人！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中国精英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形而上。比如毛泽东一直称唯心论为“玄学”，以表达他的轻蔑与敌视，同时也代表他完全不懂。虽然大家都不懂唯心论，但1949年以后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把“唯心主义”拿出来痛批一番。“唯心”不只是贬义词，已变成肮脏词汇，在政治上非常危险，所以更没人要学唯心论了。结果就是国人整体性不理解、不承认形而上的真善美义爱。爱情也就无从谈起。

千百年来，中国上层男性习惯高呼为国尽忠、大公无私等，但实际上只求利益。古人说，“(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君臣之际，…计数之所出也”。所谓“公”，其实就是君王的私利，君臣关系实质是计算利益、互取所需。比如刘备号称要恢复汉室，实际想当皇上、享受荣华富贵。关羽、张飞、赵云等号称为刘备尽忠，实质借他旗号谋取功名利禄。下层男性则直接信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由此一来，全体主流男性都最大化自己现实利益，俗话讲就是唯利是图，按现代说法他们都信奉唯物论和效益主义。女性从属于这样的男性，自然沦为工具。

【exp.23】在中国传统里，男人以自己为目的，最大化现实利益，视女人为工具。

可见，中西区别的关键是唯物论与基督教。国人以唯物和唯利是图而举世闻名，对基督教完全无知，所以不理解西方传来的“爱”为何物，还以为就是男女之间的肉体之爱，完全看不到爱包含的形而上部分，即使在今天也如此。比如恋爱时有些中国女生要求男朋友展现骑士精神，于是吃饭时要求男生为自己拉椅子、上下汽车时要求男生为自己开关车门、逛马路时要求男生走在外侧等。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即使做到了也不代表真有骑士之爱。爱，与利益无关，不在现实里，人可以用心感受到。彻底唯物的人，无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离不开求利，与爱、或骑士之爱都不沾边。

B. 爱情传入中国

中国古代有“爱情”这个词，但不是现代意思，也很少出现。在1890年代初，西方爱情观念传入日本，并快速变成社会时髦议题。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中国朝野开始尊重日本。1898年戊戌变法，清廷大员们如张之洞公开主张国人游学日本，于是中国青年去日本留学从无到有，并迅速成为潮流。他们在日本阅读爱情文学，接触到自由恋爱等概念。大约在1900年代初，一些留日学生开始讨论结婚自由问题，这大概是中国文化界第一次把爱情当作严肃的现实问题、系统性探讨。

在近代史上，中日关系奇特。中国比日本更早、更频繁接触西方，但中国主流社会有个习惯，总把西方观念看作与自己不相干的洋玩意儿，把极少数了解西方的中国人排挤到社会边缘、不予理睬。直到发现同文同种的日本接受了某个西方观念，中国主流才会认识到那也与自己有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境内出现大量基督教堂、传教士、教会学校等。他们为国人提供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尤其上海租界里出版业大发展，主要集中在福州路及附近，最初由西方人领头，后来转由中国人主导，进口和翻译各种西方文献。在20世纪初，他们翻译出版过西方爱情文学。但主流国人长期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直到爱情观念在日本流行，他们才发现原来爱情对于自己也是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

【exp.24】关于爱情传入中国，教会与教会学校引进个体意识与男女平等意识，上海出版业介绍什么是男女浪漫，日本经验让国人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有爱情。

爱情议题在中国大爆发，要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当时中国文化界突然变得非常活跃，在期刊报章上成规模讨论爱情。其中章锡琛主编《妇女杂志》，鲁迅弟弟周建人发表爱情相关文章，中日混血的苏曼殊(男1884-1918)出版包含浪漫爱情的自传体小说等，都促进了爱情观念在社会中传播。可见，爱情在中国的历史很短。给大家一个直观印象，我爷爷人到中年时，中国最先进的一批城市文化精英才知道世上有个叫“爱情”的东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老百姓还要再等几十年。

文化界认真探讨爱情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6年---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到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史称“五四时期”。期间北洋政府主政中国，遵行共和制度，社会矛盾虽时而尖锐、但还不像后来那样彻底你死我活。军阀之间虽战争不断，但还讲基本道义。社会总体平和，主流民众向往西方，文人引导思想潮流，关心的议题是个人觉醒和社会变革。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等爱情相关问题是个人觉醒的重要部分，五四名人们都加入讨论，包括领袖级人物胡适和鲁迅，还有著名情种徐志摩。

从1921开始，苏联强有力介入中国政界、军界、和文化界。不久后孙中山成为苏联在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内应，造成后来主政中国百年的国共两党本质都是列宁式政党，核心政治手段都是挑动中国人斗中国人。中国顶级文人们心知肚明，纷纷选边站队，唯恐落人之后。可怜我们汉族人，刚摆脱外族倾轧与欺压10年不到，就开始民族内部互相倾轧与欺压，而且手段之卑鄙远超外族。五卅运动在1925年爆发、北伐战争在1926年开始，本质都是国共携手挑起民族内斗。文化界闻风而动，思想越来越极端。大家醉心于革命，各种马克思主义观念大行其道，个人觉醒不再时髦。文学里虽然还有爱情之名，但都被冠以阶级性、革命性，成为政治工具，不再是纯爱情。

总体讲，中国文化界委身于政治，国家政治变得极端，文化界也跟着极端，程度远甚于普通大众。在1930、40年代，文坛顶级人物都为党派服务，只剩少数作家还专注爱情，包括沈从文和张爱玲。但他们算不上一流文人，思想见解缺乏深刻。文坛主流瞧不起他们，贬斥为思想落后、颓废等。中共建国后，情况更严重，几乎没有作家再敢讨论爱情。又经过十年文革，全民族都忘了什么是美或爱。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青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都是些平常歌词和韵调，他们都会全身发抖，因为从小到大根本不知道男女关系可以如此甜蜜。后来港台文艺大举侵入，虽然爱情内容很多，如琼瑶、三毛等作品，但都充斥强烈商业气息。这些作者只为赚钱，头脑里缺乏严肃思想。类似情况延续至今。

现在回头看，五四时期顶级文人解读爱情，是中国文化关于爱情的最高水平论述，其实经常也是仅有的严肃论述。他们曾围绕两个问题集中讨论，当年曾带动全社会热情，对国人如何理解爱情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娜拉出走问题。二是提出中国自古就有爱情。我们在此逐一回顾。

【exp.25】五四时期对爱情的解读，至今还是中国社会理解爱情的最高水平。

娜拉出走及之后

娜拉是19世纪欧洲争议性话剧《玩偶之家》里的女主角，本是传统家庭主妇，但在一连串变故中发现丈夫没把自己当作平等的人，对待自己像对待玩具娃娃，于是在愤怒中离开丈夫。全局最后一幕，娜拉砰地一声摔门而去，代表她从此要追求独立。作者易卜生是挪威剧作家，以观点前卫著名。他有句名言，“我的工作是提出问题，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他在1879年完成《玩偶之家》。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热议《玩偶之家》，视娜拉为女性解放的象征。胡适于1919年出版剧本《终身大事》，是中国现代话剧开山之作，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讲述留学归国的女学生如何抛开父母反对，不理会宗教迷信和传统家规，自主选择结婚对象。与《玩偶之家》类似，《终身大事》主题也是女性解放，最后一幕也是女主角毅然离家出走。胡适立意鲜明，抨击传统社会观念，鼓动人追求婚姻自由。这部短剧在当时非常成功，在全国各地、各大高校上演，观众反响巨大，有助提高“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观念在社会里的正当性和被接受度，被后来文学界认定为“有着推动进步、启蒙大众的价值”。但深究起来，作品本身没什么思想深度，文学性也较差。

四年之后，鲁迅在1923年发表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回应《终身大事》之后兴起的自由婚恋热潮，尖锐地提出如果没有经济独立，娜拉出走后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在社会里引发新一波热议。又过了两年，与川端康成出版《伊豆的舞女》大致同时期，45岁的鲁迅出版一生中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核心观念与演讲一脉相承，强调经济独立是爱情的基础。其中男主是个北漂文艺青年，崇尚五四精神；女主是北京姑娘。男主向往自由恋爱，鼓动女主反传统、反父母，其实就是要她与自己谈恋爱。女主终被说服，与男主私奔和同居。但同居后女主做起家庭主妇、不上班赚钱。男主负担加重，渐生厌倦，觉得女主像个旧式女人，依附于自己，失去独立精神。于是二人心生嫌隙，最后女主搬回父母家，自由恋爱失败。

《伤逝》写得挺实在，包含一些男女恋爱小细节，在那个年代算难得，如“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鲁迅正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谈婚外恋，大概过程中积累一些相关经验。小说反思“自由恋爱”观念，批判它太肤浅和虚伪，其整体思想深度和艺术性都好过胡适的《终身大事》。鲁迅思想偏向马克思主义，相信唯物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伤逝》中有句名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类似现代流行讲法，爱情必须有经济基础。在他看来，爱情、恋爱、婚姻等都属于社会关系，必然由经济状况决定。他批评五四青年只会喊口号、没看懂社会现实。他是激进派，认为社会制度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他号召青年致力于改造制度。

政治上，胡适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战友，但后来国共两党分裂并敌对，二人选择归附不同阵营，开始互相攻击，其中鲁迅尤其尖刻。关于爱情，胡适宣扬自由恋爱，鲁迅质疑。但他们之间有深刻的共同点，而且反映中国精英的通性，就是都没有宗教信仰，完全不理解彼岸世界，思想本质都唯物。《终身大事》和《伤逝》里的爱情都是社会的、现实的。两文中没包括的因素，比包括的更说明问题，比如都没谈及男女之间的灵魂共鸣，更没有由灵魂而生的勇敢和力量等。胡适和鲁迅的思想里都没有形而上维度，所以完全不理解《简爱》或《斯巴达克斯》里那种发于内心、激励人战胜现实的爱情。

【exp.26】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思想唯物，不理解爱情。

我不禁感慨，如果拿中国的胡适和鲁迅与日本的北村透谷相比，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北村透谷说，如果看不到爱情中的形而上部分，就是将人贬低到禽兽地位。胡适和鲁迅都没看到。按北村透谷思路，他们把自己和所有读者都等同于动物。这三人都是民族文化领袖，北村透谷早于胡适和鲁迅，但前者思想境界远高于后者。

图10. 北村透谷一段名言。其中“古代小说家们”指日本古代言情小说作者群体，类似中国古代文人。

中国自古就有爱情吗？

多数国人不知道爱情在中国历史很短，因为中国学界告诉大家中国自古就有。始作俑者就是胡适。他在1921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强词夺理硬把《红楼梦》说成是自传体，把宝黛恋说成爱情。这些论点荒谬，可以说是直截了当的谎言。胡适在学术上犯了多重错误，其中根本一条，他完全不知道形而上为何物，所以没看到西方爱情里的形而上，只看到其中肉体与现实层次的爱，觉得这些东西中国古代男女私情里都有，于是把爱情等同于中国的男女私情。他的观点大受欢迎，因为满足了一种巨大社会需求。当时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强烈刺激国人心理，民族上下自卑感与自尊心交织，因而产生这种扭曲的需求。不久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见样学样，把《莺莺传》，就是《西厢记》原型，也说成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各种中国古代男女私情都变成了爱情。现代国人继续胡适开创的道路，把清宫里皇子与丫鬟、商纣王与妲己都写成爱情。国人至少可以在爱情方面扬眉吐气、不再觉得低洋人一头了。

【exp.27】为迎合民族情绪，五四文人领袖们罔顾事实，硬说中国自古就有爱情，造成国人对爱情的理解严重偏差、探索停滞。

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普遍觉得西方先进、中国落后，准备谦虚地向西方全面学习，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样。但欧洲在1914-1918年间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大降，在国人眼里丢了先进文明的面子。随后苏联诞生，推广马克思主义，宣布西方是资本主义，腐朽堕落、不久后必将灭亡，不值得作为落后国家的榜样。中国文化界思想浅、耳根软、变脸比翻书快，顿时兴奋，开始追捧苏联，鄙视前不久自己还崇拜的西方。于是各种肤浅但激烈的思潮涌现，比如以相信科学为借口反对基督教和唯心论，把教堂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等等。胡适和鲁迅都在这个大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

在苏联强力推动下，中国文化界开始激烈抵制西方主流文明，崇尚唯物主义、相信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论等。借口是反对帝国主义，手段是挑动大众民族情绪、让一伙中国人斗另一伙中国人。关于爱情，在五四前后，知识青年中开始流行“恋爱教”思潮，也叫爱情至上主义，就是用基督教和唯心论概念和语言理解爱情，但迅速遭到亲苏的左派上层知识分子们系统性打压。鲁迅的《伤逝》就是这种打压的一部分，采用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五四时期文坛领袖大都左倾并激进。在他们笔下，西方成了帝国主义。谁还仰慕西方，谁就是洋奴；谁与西方关系紧密，谁就是买办、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他们推动下，老百姓民族自豪感大增，不再寻求向西方学习，包括不再学习西方的爱情，转而相信中国自古就有爱情。既然我们早就有，追求爱情就无需改造内心。中国古代没有基督教或完备的唯心论，国人自然推论，爱情不可能需要基督教或彼岸世界，于是爱情里也不可能有神、基督之爱、或灵魂等我们不熟悉的西方观念。那么爱情到底是什么呢？胡适等大牌文人回答，它就是我们早就熟知的宝黛恋等男女私情。北村透谷更早就指出，古代言情小说家们思想境界卑劣，不能理解爱情。五四文化先锋们不理解北村透谷，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境界与那些古代言情小说家们同样卑劣。

文化领袖实践爱情

胡适和鲁迅都自视为民族启蒙者，声称要唤醒愚昧的大众。百年来中国社会也把他们看成顶级思想家、文化领路人。所以我们有理由考察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爱情、如何在自己行为里贯彻自己的主张。

a.  鲁迅婚恋

1906年，鲁迅25岁，娶28岁的朱安为妻。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已四十多岁，功成名就，与许广平发生婚外恋，然后二人同居，后生一子。鲁迅从没离婚，所以朱一直是正牌夫人，许实际是妾。当年鲁迅与朱安结婚，其实鲁迅高攀。两家原本都是绍兴望门，但在鲁迅年少时，祖父因行贿被判刑入监，不久后父亲去世，家道迅速衰落。鲁迅是长子，比较会读书，后来去日本留学。在家乡人眼里，他是破落户走出来的有出息男生，所以才能攀上朱家。朱安是富商之女，祖上做官，家境远比鲁迅好。鲁迅在仙台读医学时，双方父母商议联姻。他母亲写信告知他婚事，他回信表示同意，不久后专程回国完婚，类似现代留学生回国结婚。

但婚后鲁迅长期冷酷对待朱安，细节令人发指。比如平时与她分床、分食，几乎不与她说话，但接受她的服侍。他们夫妻聚少离多，终生没有子女。很多人认为他们几乎没有性生活，甚至从来没有过性生活。朱安却从不在别人面前说鲁迅坏话，维持夫妻体面和家庭安稳。而且朱安勤勉持家，待人温和厚道，处事周正。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朱安以德报怨，继续伺候鲁迅母亲，实质像个佣人。鲁迅死后，朱安视许广平母子为家人，展现出大家闺秀的高贵品质。

【exp.28】鲁迅夫人朱安品德高贵。

鲁迅和朱安与我爷爷奶奶年龄类似，同在绍兴，住址之间距离不到40公里，生活习惯与所处社会环境都相似，让我一下子多出很多直觉理解。朱安读书不多，现代人想当然以为她愚笨，其实不然。那时代的学堂都为男孩设置，不适合女孩。富贵家族里的女孩在家中受成年女眷们言传身教。她们对外部世界了解确实受限，但在道德、礼数、如何持家等方面一点不比洋学生们差，经常更强。

现代中国学界为了维护鲁迅的高大上形象，说朱安遵守“旧式道德”、为“封建礼教”殉葬。他们将她的德行与“旧式”、“封建”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隐含她的坚持都没意义、甚至是错的，她受鲁迅虐待是活该。不对，中国学界才愚昧。道德是永恒的，只分对错，不分新旧，也不随社会制度改变而改变。虽然中国传统道德有缺陷，但其中很多成分是对的，比如夫妻应该互相忠诚，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守。无论以中国传统礼教、西方基督教道德、还是现代爱情观念为标准，朱安都是好女人、好太太。她以丈夫和家庭为目的、把他们放在首位、把自己放在后面，这就是货真价实的爱，即使她的爱有缺陷。她爱鲁迅、爱家庭，让人佩服、也让人感动。在中国近现代名人里，坏人很多、好人极少，男女都算上。朱安是少有的好人之一，非常难得。

【exp.29】朱安爱鲁迅、爱家庭。她的爱情货真价实。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著名的“道德三大公设”。理性的人选择遵守道德，必须有三个前提：一、自由意志，二、灵魂不死，三、神存在。落实到朱安身上，关于自由意志，她可直觉感到。关于灵魂不死和神存在，她有朴素、但强烈的宗教感。她一生虔诚，孤独时吃斋、念佛。她相信鬼神，重视自己死后灵魂是否还会孤单，所以坚持要求葬在鲁迅身边。她不是哲学家，对宗教没有深刻分析或理解，但她的经历体现信仰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在生活中无可依靠时，她依靠信仰。因为相信鬼神、重视死后灵魂的处境，她才可能在凄冷的人生中保持高贵品行。

无论按中国、日本、还是西方道德标准，鲁迅都缺德。与朱安结婚前他有机会考虑，并明确表示同意。当时他已25岁、受过良好教育、见过世面，所以无可推诿。他后来对外解释，朱安是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所以他不能拒绝。他把太太直接看成物件、没把她当人，冷酷荒谬，其中没有起码的尊重，更谈不上责任或爱。鲁迅后来与许广平长期同居、婚内遗弃朱安、让朱安如庸人般伺候婆婆，本质是以妾为妻、以妻为婢，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重罪。比如唐代法律规定，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明代与清代法律规定，以妻为妾，杖一百；以妾为妻，杖九十，并改正；以妻为婢，触碰良贱底线，重杖并判归。按现代各国法律，鲁迅犯重婚罪。另外，鲁迅长期不与正室同房，违背人伦，在古代中国都被认为是家道之乱。《圣经》说，丈夫的身体属于妻子、妻子的身体属于丈夫；并进一步明确，“夫妻双方都应当尽自己的本分，过正常性生活”。鲁迅无端残害朱安一生，如施虐狂，伤天害理，禽兽也！

【exp.30】婚姻中鲁迅无德，而且情节恶劣，近似禽兽。

b.  胡适婚恋

在婚恋方面，胡适类似鲁迅，也缺德，但不如鲁迅狠毒。胡适26岁时按中国传统娶27岁的江冬秀为妻，而且也是高攀。婚后不久，胡适成为名人，也以“自由恋爱”为名大搞婚外恋。江冬秀与朱安一样，也是传统型大家闺秀，思想保守，全心全意对待丈夫和家庭，按现代标准她也名副其实地爱自己丈夫。但当丈夫无理要求离婚时，她拒绝软弱退缩，远比朱安泼辣。她利用胡适爱惜面子和名声的特点，勇敢捍卫自己基本权利，最后成功保住了正房夫人的地位。而胡适在名声与所谓“爱情”之间，毫无悬念总选择前者，凸显其虚伪本性。

胡适和江冬秀也是同乡，两家都住在安徽绩溪。绩溪临近浙北，文化和血统都更接近浙北，与安徽关联不多。鲁迅家乡绍兴就在浙北。胡适家世代靠科举晋身。他父亲是个秀才，多次考举人未中，于是放弃科举，跑到偏远地区，为边关大吏做幕僚，致使家境殷实。但他母亲是父亲第三任夫人，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之后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胡适小时候聪明伶俐，很会读书，被家乡人视为有前途，所以母亲为他攀上江家。江冬秀外祖父位至翰林，门第高贵。她与朱安类似，长在深闺，受正式教育不多，但知大体明大义。胡适13岁、江冬秀14岁时，二人订婚，但按当地规矩没见过面。后来胡适离家求学、再到美国留学，二人一直保持通信。胡适在给母亲的信里还特别夸奖过江冬秀。中国传统婚姻，名义上听从父母之言，现实里当事人参与决定、经常有否决权。胡适于1917年归国，二人如约结婚，然后在北京定居，不久生下大儿子。

五四运动后，胡适声名大振，举国闻名，于是开始搞婚外恋。其中最著名的是与曹诚英。曹是江冬秀的闺蜜、胡江结婚时伴娘之一，也是胡适的远方表妹、胡适三嫂的妹妹，比胡适年轻近一轮。胡适为曹向江提出离婚，江愤怒，威胁要将事件闹大，让胡颜面扫地。胡适当时33、34岁，事业正迅速上升，刚成为文化界领袖。如果后院起火、夫人不依不饶，如此丑闻将严重伤害他名声，甚至毁掉他前途。于是他选择息事宁人，去他妈的爱情！现实利益在他心目中毫无疑问高过男女感情。他对待情人们的方式，本质上与丰臣秀吉挥剑杀妻妾、川岛泪别熏子等都一样。可苦了还期盼他离婚的曹诚英。曹后来留学美国，成为农学家，归国后在四川大学和上海复旦做教授，但再未结婚。大约20年后，她赋诗一首《虞美人》，请人捎给胡适，其中一句“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读来让人唏嘘。

【exp.31】婚姻中胡适也无德，但情节不如鲁迅那么恶劣。

唯物论者不理解爱情

胡适与鲁迅在精神上的败坏是全方位的，不一而足。最简单的，人如何说就应该如何做。这是起码要求，普通人都应该做到，更何况民族思想领袖。雪莱、拜伦、雨果等浪漫主义先锋们都实践自己的主张，为后人留下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少年维特之烦恼》作者歌德，曾爱上已有婚约的夏洛特，选择认怂，因此有读者怀疑、讽刺他。但后来他又爱上克里斯蒂安娜，虽面对巨大社会压力，依然勇敢选择与爱人结婚。相比之下，胡适自始至终没想过为他的所谓“爱情”放弃功名利禄。他对待那些情人，本质类似贾宝玉对待林黛玉、或张生对待崔莺莺，只是贪图女色，如北村透谷批判的，将动物性发情当作爱情。鲁迅更差。他写《呐喊》，骂传统思想“吃人”。但他与许广平姘居，与旧式文人成功后找小妾、追求“红袖添香”没有区别。他冷酷对待爱他的正房夫人，坏过刘备视妻子如衣服，即使旧式文人也嗤之以鼻。

胡适和鲁迅败坏的根源其实简单。他们明确相信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里只有现实一个维度，几乎找不到任何形而上内容。而爱情的特别就在形而上。北村透谷批判旧式言情小说作家们不懂爱情、错把爱情拉低到动物发情层次，因为他们思想境界太卑劣狭隘，不懂形而上。胡适和鲁迅就是这类文人，都没完成思想升华。他们完全不懂罗切斯特或斯巴达克那种发自灵魂的爱情。虽然他们高喊启蒙、认为大众愚昧，但他们与大众没有根本区别。他们要革中国传统的命，但没看清中国传统错在哪里，他们内心深处都还是传统儒生。他们在政界寻找新时代君主作靠山，为自己支持的领袖、党派作臣子和军师，终极目的是换取个人飞黄腾达。因为心里只有现实，他们人生最高目的必然是现实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唯利是图。他们非常聪明，但思想肤浅，做不到自省，没看出来自己本质上就是自己抨击的传统儒生，与自己批判的大众一样愚昧。

【exp.32】五四文化领袖们以启蒙大众为己任，但他们自己也未启蒙。

图11. 对比基督徒与绝对唯物论者/效益主义者的人生观。左图是世界著名雕塑“沉思者”，创作者罗丹，灵感来自但丁的《神曲》。《神曲》描述人如何获取真理，整个过程都发生在人在冥想中灵魂游历彼岸世界，与巴门尼德的《论自然》和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一脉相承，但与国人流行观念--真理来自现实--完全不同。《神曲》中“我”反省自己罪孽，然后忏悔，受审判和相应惩罚，最终进入天堂。右图用现代化养鸡场里的鸡代表唯物论者/效益主义者。这些鸡个个身体健康、不愁温饱，它们所居环境整洁、群体和谐。这是唯物论对美好人生与社会的设想。如果一位真诚的唯物论者居于其中，应该感到幸福，但他会心满意足吗？现实幸福与内心满足时两回事。

雕塑中男人孤单、旁边没其他人或物，裸体，连衣服都没有，代表他尽量脱离现实世界。但他不可能彻底，因为无法抛开肉体。他健壮，代表肉体不干扰他思想。他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由，只为全神贯注冥想。自由就是摆脱现实的羁绊、在彼岸世界里遨游。自由并非随意选择，上图中红圈里的“自由”带方向。雕塑寓意是，人生意义在于思想深入彼岸世界、接近神。而现代化养鸡场像唯物论者的理想社会，鸡尽其才、物尽其用。每只鸡从生到死都保证有吃、喝、住、行、交配机会等。鸡们健康、吃喝住交配都基本平等。鸡们觉得满足。它们看沉思者，你没病没灾，何必想什么自己的抽象罪过？你太闲了！想多了可能生出心理疾病。鸡们不思考自己爷爷奶奶为什么被杀、孩子为什么凭空消失、同袍兄弟姐妹内脏为什么被掏走。它们只顾自己简单幸福地生活，思想自洽。鸡们不懂，沉思者沉思，正是人与鸡的区别。因为沉思者不断忏悔、纠正自己错误，才没完全失去自由，没集体性生活在牢笼里。

【exp.33】唯物论者的理想社会类似现代化养鸡场。

爱，是把对方当目的。但人的动物性驱使人把自己当目的，把别人都当工具。只有借助信仰，人才可能学会忘我，然后爱别人。这看似复杂，其实不然，人人都可能做到。鲁迅夫人朱安是位旧式小脚妇女，却能够在那么悲惨的境地里依然爱丈夫，就是因为她有强烈的宗教感和虔诚的心。中国传统宗教之于基督教，类似中国传统数学之于西方现代数学；二者都包含真理，只是前者不如后者深刻和完全。顶级聪明的胡适和鲁迅却不懂爱，因为他们绝对唯物，自我降格成动物。让这样的人理解爱，就像让生活在一维世界里的生物理解二维世界，很困难。他们必须思想升华，认识彼岸世界和神，才可能突破旧我。胡适和鲁迅都应该向自己夫人学习，尤其鲁迅。百年来中国文化界和大众推崇胡适和鲁迅，没看出他们的肤浅和虚伪，因为中国文化界和大众主流也都唯物、唯利是图。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五四运动非常重要，但并不伟大。五四运动打断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也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之前，中国发展大方向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努力接近西方文化。五四之后不久，苏联介入中国事务。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助推下，中国试图转向苏联式共产文化。国共两党在这点上类似，只是共产党更极端。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底层相通，都极端唯物、不信神。五四文化领袖们嘴上高喊反传统，精神实质依然是儒家。类似文革时人人高喊“打倒孔老二”，但内心还遵循孔子定下的大原则。

【exp.34】五四运动打断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也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伟大。

五四后中国精英群体变得更极端，从“敬鬼神而远之”变成绝对无神论。他们以苏联式文化为旗号，实则按儒家底层原则做人做事，就是只求利、不求真。他们嘴上高喊民族大义、党派主张，最后都落实到他们个人利益。从古到今，中国主流精英一直唯利是图。用现代语言讲，他们都是唯物论者和效益主义者，不理解、不认同任何形而上理念，所以一直不能理解爱情。苏联文学里有爱情，那是俄罗斯传统基督教文化的遗产。但苏联式共产文化把人定义成动物，里面没有爱情。

【exp.35】爱情已传入中国百余年，中国精英却集体性无法理解，可悲。

对比川端康成

中国人看日本人，比较容易做到客观。川端康成虽是日本文坛领军人物、被西方文化全方位包围，但奋斗一生也没能跳出原生文化，没理解简单的爱情概念。他即使思想碰壁、自杀，也没能像他前辈北村透谷那样看清日本传统文化的局限、实现内心升华、转信基督教。再看他现实里的婚恋，也乏善可陈，与夫人平平淡淡过一生，没什么深刻爱情或感人故事，而且期间可能出过轨、有过婚外情。我们自然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个矮小干瘪的日本老头。但如果把他与胡适和鲁迅比较，我们就会突然发现他伟大。

首先，川端康成虽然热爱日本传统文化，但承认其中没有爱情，日本需要向西方见贤思齐。而中国文化领袖们为迎合民族虚荣心，罔顾事实，坚称中国自古就有爱情。第二，他认清爱情重要。日本文化如果要与西方文化分庭抗礼，就必须从内部发展出自己的爱情体系。很多日本文化人认识到爱情是个关键问题，比如北村透谷说爱情是人生秘钥、没有爱情人生没有味色。但中国文化界缺乏类似认识。在五四时期，自由恋爱还是热门话题，鲁迅就说爱情只是社会经济的一个衍生现象而已，本身不重要，背后的社会制度才重要。之后百年里，中国文化界从没像日本同行那样严肃认真地探讨爱情。第三，为建立日式爱情，川端康成贡献一生。胡适和鲁迅写过几篇相关文章后就转投政治。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只是手段，搞政治才是目的，而爱情只是学问里一个小题材而已。第四，彻底探究日式美学后，川端康成发现里面没有爱情，他勇于承认失败、推翻自己用半生建立起来的意义体系。而胡适和鲁迅没有类似自省能力。鲁迅支持苏联，即使了解到苏联肃反中滥杀无辜，也拒绝公开悔改。胡适很多主张后来都被证明错误，比如他对科学的理解、对《红楼梦》的解读、对国民政府应该宽容共产党的观点等，后来都被发现不妥，但他不反思、不道歉、不撤回。关于爱情，他们则完全没表现出自我纠错能力。总体讲，川端康成是个灵魂深处保持真诚的文人，而胡适和鲁迅缺乏类似真诚。

【exp.36】在思想上，川端康成真诚，而胡适和鲁迅缺乏真诚。

关于现实中婚恋与爱情，三人本质都是旧式东亚男人，习惯性以自我为目的、把女人当工具。但即使都不懂爱情，他们之间德行差距也巨大。婚姻是个契约，没有爱的婚姻类似两人合伙开公司，每一方都自私，但需要遵守契约条款、尊重对方利益。川端康成有起码道德感。当夫人完成婚姻义务后，他知道自己不可太过分，给予夫人起码尊重、维护夫人起码利益，即使出轨也不威胁夫人地位。而胡适和鲁迅在婚姻里像流氓。他们的夫人都尽职尽责，他们却认为那是对方弱点，自己可以利用以满足私欲。夫人越尊重他们，他们就越认定夫人是旧式女人、在丈夫面前必然软弱、不会反击丈夫，于是借机搞婚外恋，伤害夫人尊严与利益。但胡适太太选择自卫，胡适则应声软下来，不再顾及情人。鲁迅太太敦厚，鲁迅就变本加厉，残害夫人一生。总结下来，川端康成心里有基本道德，而胡适和鲁迅缺乏自我道德约束。胡适是个斯文流氓，鲁迅连“斯文”都谈不上。没证据表明胡适或鲁迅曾为对夫人不忠、对情人无情而反省、悔改。鲁迅尤其需要忏悔。

【exp.37】三人在婚姻里都没爱，但川端康成保持基本道德，胡适和鲁迅则像流氓。

中国文化领袖们内心与西方文化距离太远，以至于很多人无法直觉理解。有句笑话，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一个村长在村里觉得自己最厉害，又觉得自己离国家主席只差四步、县长、市长、省长、然后就是主席；如果每5年升一级，20年就到了。直到某天遇到位副省长，发觉自己在人家面前就是个芝麻，然后又发现那位副省长在国家主席面前也是个芝麻，于是村长才直觉感受到自己与国家主席之间的真实距离。类似地，胡适、鲁迅这批人在川端康成面前就是个芝麻，但川端康成在歌德、勃朗蒂、雪莱等伟大浪漫主义文学家面前也是芝麻。看清这个局面，我们才更容易看懂胡适、鲁迅等人与伟大作家之间的真正差距。

C. 爱情文学

胡适的《终身大事》和《红楼梦考证》、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和《伤逝》代表中国文化界对爱情的最初理解和思考。当时爱情还是个新概念，一个世纪过去了，爱情文艺已经大发展，相关小说、电影、电视剧等铺天盖地。但论思想内容，它们并没突破胡适与鲁迅的境界。中国文坛对爱情的理解依然局限于现实，讨论焦点还是婚姻家庭、性问题、社会关系等，几乎不触及灵魂、信仰、彼岸世界等形而上内容。

【exp.38】爱情文艺迄今没突破胡适与鲁迅的境界。

朋友们重视的作家

真正严肃的中文爱情题材作品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矬子里拔大个，朋友们看重《围城》，我也曾评论过。这里换个角度，谈谈它的思想深度。《围城》中几乎所有“爱情”都只是男女关系而已，其中女人几乎都专注现实利益。比如苏小姐算计，鲍小姐及时行乐，孙小姐把婚姻当作长期饭票，汪太太摆布男人谋取利益等。只有方鸿渐与唐小姐之间似乎有点真情苗头，但当需要双方展现勇气时，他们都退缩了，并没发展到爱情的程度。钱钟书观察到很多身边现象，但没证据显示他想通了爱情到底是什么。《围城》写得幽默，但思想水平停留在现实琐事，缺乏哲理深度。钱钟书只写过这一篇爱情小说，与鲁迅类似。

【exp.39】《围城》只有现实里的男女关系，没有形而上的爱情。

我也评论过沈从文的《边城》。近几十年来，这部小说备受推崇，被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的第二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沈从文一生写过多篇爱情题材小说，但经常是为赚稿费拼产量，质量不高。《边城》被公认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我觉得作为消遣文学看看无妨，如果以严肃文学标准看，《边城》问题很多，首先是虚假。设想把二少爷与翠翠纯美、纯爱的故事搬到绍兴、或吉林、或上海北京，大概没人会相信。沈从文聪明，把背景设在湘西苗寨，凭空造出异域风情，让读者接受了一个原本不可信的故事。问题是苗人与汉人没那么大区别。两族一样受到生存、生育、和性的压力。传统苗族人在婚配中非常讲究彩礼、嫁妆、明媒正娶等，一点不比汉族人少考虑现实因素。比如苗族人经常把家里所有财产都换成银饰、挂在妇女身上，说明他们极端重视钱。在这种环境里，出身社会高层的少爷为什么要找底层船夫的女儿？如果是因为女孩非常漂亮，那么船夫为什么不借漂亮女儿换取高额彩礼？汉族与苗族都是人，生存环境相似，文化相通，婚恋中有些外在表现不同，但内涵价值观类似。

还有更简单和根本的问题，二少爷与翠翠之间的感情是爱情吗？小说里只讲到翠翠好看、少爷家有磨坊。基于这些现实因素的男女好感算爱情吗？与动物交配有本质区别吗？值得严肃的人们探讨或歌颂吗？爱情诞生于西方、并被西方社会尊重，背后有原因。西方人认为人生目的应该是接近神、也就是追求真善美义爱。但人们苦于缺乏机会和路径。而爱情为人提供这种机会与路径，所以可贵、值得歌颂。大多数人亲历或旁观过，人爱上谁就会无条件对那个人好，远比平时更愿意无私忘我。两人相爱，一方的爱催生另一方的爱，形成正反馈，于是两颗心都变得更无私、更纯洁，这就是灵魂共鸣。人在爱情中接近神，神就是无私忘我的爱。但《边城》中二少爷与翠翠之间没有这种灵魂共鸣，实际上小说里根本没谈及灵魂。沈从文也不懂形而上的爱。

【exp.40】相爱的两人之间，爱激发爱，形成正反馈，就是灵魂共鸣。

到底什么因素阻止了二少爷与翠翠在一起？拨开《边城》里那些次要细节，根本原因是一个不必要的误解。翠翠莫名其妙地拒绝告诉二少爷，或任何人，自己到底喜欢谁。这个故事为读者带来什么价值？除了为消遣，读者为什么要花时间读这个故事？人阅读严肃小说，为帮助自己接近神、帮助社会接近神的国。爱情让个人变得更好，社会不应该阻挠。严肃小说里那些爱情障碍都实在和重要，帮助人们发现社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爱情障碍是家族间仇恨。作者告诉读者们，在意大利常见的家族间仇恨多么愚昧。类似地，《简爱》中爱情障碍是社会等级制度和男女不平等，《斯巴达克斯》中爱情障碍是奴隶制，也就是人缺乏自由等，都是需要社会严肃对待的大问题。而《边城》中的障碍是翠翠该说话时没说，太无足轻重了。

图12. 北村透谷的名句，图片为他和妻子。北村透谷是基督徒，读英文《圣经》。文中“恋爱”就是LOVE，也代表爱情、爱。“人生”就是LIFE，在《圣经》中既代表现世生活、更代表灵的生命，也就是人内心被圣灵占据、获得新生。全句意思是，爱情是人领悟神、灵魂获得新生的秘密钥匙；没有爱情，(人只得留在现世)，生活将低俗无意义。看清沈从文的不足，让人联想到北村透谷。二者同为东亚爱情作家，前者没有后者的见识。爱情之所以值得写、值得读，就是因为它是少有和珍贵的机会，让人与社会接近超越现实的真善美义爱。北村透谷理解这点，但沈从文不懂。

《边城》出版于1934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日本与俄罗斯文学同时流行。有些外国文学作品把乡村描写得纯美，包括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在中国文人里知名，比如受到郁达夫等人推崇。还有些作品把社会底层人民描写得淳朴正直，比如托尔斯泰的多篇著名小说。大概沈从文照葫芦画瓢，用湘西代替日本乡村、用苗族人代替俄罗斯农民。反正他的读者们不熟悉湘西苗人，他可以随便写。湘西也许美、也许不美，我不知道，也不重要。但俄罗斯农民笃信基督教，所以在社会动荡时还能保持内心纯正，中国苗人不可比。《边城》本质是美丽的成人童话，不是严肃探究爱情的文学。

对比《边城》和《伊豆的舞女》，二者都写上层少年与底层小女孩之间的感情。但前者纯粹瞎编，后者还有些求真精神。1910年代的日本社会非常保守，稍有地位的人结婚，完全由父母做主，注重家族利益。底层人婚配，女性提供性价值与生育价值，男性提供生存手段，实质是现实利益交换。所以当时日本主流社会里没什么爱情可言。但日本读者与中国读者类似，非常向往爱情，又有强烈民族自尊心，不满足于西方爱情故事。为满足他们需求，川端康成把目光投向社会边缘，于是找到青年学生和小舞女。学生受过良好教育，懂得基本真善美。小舞女还没完全成年、没开始接客，所以童真未泯。两人都没进入社会，无需面对成年人的压力，所以能体现日本社会里严重缺乏的美与爱。小说都包含虚构情节，那不是问题，但需要在情理之中。《边城》的核心情节不符合情理，《伊豆的舞女》还可接受。

【exp.41】小说情节可以虚构，但必须在情理之中，否则就是虚假。

其他作家

中国文坛把胡适、鲁迅、钱钟书、沈从文视作严肃作家，但他们都没理解爱情，不懂爱情里的形而上成分。其他著名作家更如此。琼瑶一生专注爱情，产量很高。但只有早期作品，比如《窗外》，基于自身经历，有真实性。后来她写作全为赚钱，真实或真诚都谈不上了。比如她最著名的几部作品照搬外国小说情节，《庭院深深》近似《蝴蝶梦》，《烟雨濛濛》近似《简爱》等，本质把外国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人名和地名，不在乎那些故事在中国是否可能，让人无法再严肃看待她。阅读严肃文学作品，本质是读者听作者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心得。但琼瑶只想从读者身上赚钱，说什么话只看读者是否愿意付钱，很多是她抄来的，根本不是她的思想心得，那么读者与作家的关系就崩塌了。设想你收到一封情书，如果那是对方真心表达，你会认真读，努力感受其中意思；但如果你发现情书是抄来的，你就立刻觉得如果认真，自己就可笑了。

【exp.42】阅读严肃文学，本质是读者聆听作者心声。无论作者曲意迎合读者、还是作者抄别人内容，都破坏严肃文学的本质。

张爱玲近几十年来很红，写过很多爱情题材小说，但都是小女生意淫，经不起推敲。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其中女主角娇蕊以勾引男人为乐，婚内出轨老公朋友，主动告诉老公自己出轨，事发后被老公朋友抛弃，不得不离婚。但小说却安排她因此学到爱情与婚姻真谛，顺利找到新老公和真爱，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多么狗血的情节！年轻时对婚姻不忠的人确实有可能改变，但这种改变需要人内心重塑，非常困难。这本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情感、道德、与社会，而娇蕊的转变是故事核心，所以作者有责任解释她内心重塑如何发生，但书中并没有。故事肤浅和荒谬到可笑，让人无法严肃对待。但小说出版后却很成功，说明中文读者群体与文学界都不成熟。

写《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张爱玲只是个23、24岁的小女生。其实她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完成于25岁之前，只有《半生缘》写于28岁。那时她只与胡兰成谈过恋爱，而且很快被抛弃。她没有丰富深刻的爱情经验，也没经历过正常婚姻生活，作品中所有故事都包含强烈的臆想成分。她毕业于教会学校，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不是基督徒。她明确表示写作是为赚稿费。她笔下的女人也都为生存谈恋爱。如此专注生存，让她无法理解爱情的形而上本质，她创造出的故事里当然也就没有形而上的爱情。很多年轻女生喜欢她的小说，大概她们与她想法差不多。某个观念非常时髦，并不代表它正确。

【exp.43】张爱玲与很多小资女生内心共鸣。她们想法类似，但经常不正确、不成熟。

我比较喜欢张恨水。他从社会角度看爱情，看得清晰明白。但爱情的主场地不是社会，而在人心。他则完全不在意人心。他非常聪明，但玩世不恭，把写作当赚钱手段，所以作品很多。说来让人觉得难堪和丢脸，中国读者们对爱情非常感兴趣，但中文作家写爱情几乎都为赚钱。他们利用读者以自肥，却没兴趣探究爱情本质。中国文化界好像就没人愿意严肃探求爱情。中文作家和读者们甚至都不知道爱情有形而上本质，没发现《终身大事》、《伤逝》、《边城》、《围城》等中文作品里的所谓“爱情”，与《简爱》、《斯巴达克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爱情不是一回事。

【exp.44】中文小说里的“爱情”停留在肉体与现实层次，经常不是爱情。

我的读者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从原生文化视角探究爱情，为什么我没选个中国文人、而选择追寻川端康成的思想足迹呢？不是我不想选中国文人，而是我没找到。从百年前爱情传入中国到现在，没有哪位中国文人像川端康成那样长期、严肃、认真地探讨爱情。这个局面令人惊讶、泄气，但也是真实的。

【exp.45】百年来，没有哪位中国文人像川端康成那样长期、认真地探讨爱情。

一点反思

中文爱情小说思想浅薄，为什么还如此成功呢？前不久我收集有关川端康成的资料，看到一位中文博主评论。她说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经历过爱情，因为遇不到灵魂伴侣；即便侥幸遇到，也可能被各种现实因素阻隔，所以大家只得通过阅读小说体验爱情。她实际在讲她自己。我联想到几年前一位朋友也表达过类似意见。他说爱情都是名人、凤毛麟角的人才有的，普通老百姓就是结婚生孩子讨生活，没谁真有爱情。他也在讲自己。他们实质都对爱情绝望、并且决定放弃了！我很惊讶，不应该如此。爱情并不高深复杂，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可惜那位博主和我朋友都不认同这点，而且认为自己从没有过、未来也不可能有爱情。他们都非常聪明，但这种心态让他们无力判断爱情文艺的真假。他们都如此，普通大众更无力判断。这样的读者群自然托举出肤浅、虚假的爱情作品和作家。

我总觉得中文爱情小说很像武侠小说。武侠早成为一个巨大行业，供养出几代名作家。但有个公开的秘密，这些作家都不懂武术，不但不懂、而且完全不懂。同样，武侠小说的读者也都不懂武术，不但不懂、而且彻底不懂。因为作者和读者都不懂，所以武侠小说可以随便瞎编，可以违反任何物理定律。正因为胡编滥造、肤浅虚假，武侠小说才看似丰富多彩，行业才畸形繁荣。中文爱情小说也类似，作者和读者都不懂爱情，所以作品可以随便胡编滥造，反正读者也看不出来，看出来也不在乎。中国文艺里的“爱情”很像武侠故事里各种什么拳、什么刀、什么暗器等，都是骗人货色。这种局面可悲。爱情真实存在。文学本应帮助读者理解爱情、然后在生活里获得爱情，让自己与社会都变得更美好。但中国文坛这样对待爱情，只可能浪费读者对爱情的天然热情。

【exp.46】中文爱情小说类似武侠小说，经常胡编滥造。

爱情西来，在中国历史只有百年，连顶级文化人都不太懂。按常理，不熟悉的人会以为中国人对爱情不感兴趣。但事实恰恰相反。五四运动后，爱情观念以爆炸速度在中国各地、各阶层扩展，男女老少趋之若鹜。在今天，哪个少年不憧憬爱情？哪个中年人不反思爱情？事实证明，东方人对爱情的热情一点不逊色于西方人。美与爱真实存在，独立于文化和国界，有点类似数学。数学真实存在，无论人懂不懂它。在古代，很多民族有自己的数学体系，各民族数学发展水平不同。当他们开始交流后，每个民族都应该努力理解其他民族的数学发展现状，再重新审视自己的，发现不同点，找到最先进的体系，然后见贤思齐、从善如流。对于爱情，我们也应当如此。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