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8.10 工业化 首先是权力重组之路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八章 近代中国之道路
8.10 工业化 首先是权力重组之路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首先是社会权力的重组之路，扫清制度与文化上的障碍，然后才是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技术革新，也不是机械地重构生产结构，而是整个社会的重组。它必然牵动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变动，触及社会组织结构、利益格局、权力分配与运行方式。如果需要调整的幅度越大，工业化的阻力也就越大；反之，调整幅度越小，工业化就越容易。
与中国相比，日本在文化、社会结构、地域、人口以及历史包袱上，都具有轻车简从的优势。而中国的传统社会却负担着沉重的历史与文化包袱，核心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表面上，中国社会奉儒释道为体，推崇儒家道德，但在根本利益面前，真正的基础却是以皇权暴力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儒家道德无法约束豪强，更无法约束皇权的掠夺行为。皇权不仅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更是社会秩序的唯一中心。任何不受皇权青睐，甚至可能威胁皇权的事物，无论是文化思想、社会习俗，还是经济利益，都可能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摧毁殆尽。法律程序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话语体系，而非中国传统的政治词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皇权本身就是法律、就是制度、就是一切暴力行为的依据。
在这样一种皇权暴力为根本的文化环境中，一切社会结构、利益集团、阶层和宗族，最终都依附于皇权生存。皇权是社会的核心齿轮，整个国家机器从上至下如同铁板一块，所有部件的运转都围绕皇权利益。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根基，决定了国家命运极易被最高中枢认知所左右——“一言兴邦”未必有，而“一言毁邦”却屡见不鲜。皇权及其附庸集团，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坚硬、最难撼动的板块，也是周期性动荡的根源。
社会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轨道与逻辑，不会因外部的冲击而轻易改变。清廷所处的历史周期，也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命运。作为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皇朝，满清同样经历与历代王朝一样的路径，经历过所谓的盛世，然后一步步走向腐败，形成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卖官鬻爵、贿赂成风、官场与社会脱节的局面。这是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普遍轨迹。到了晚清，皇权与社会已严重脱节，无论是政治气数还是治理能力，都已进入暮年。
这种衰败不仅表现在对社会民情与国际局势的迟钝反应上，更表现在清廷的进退失据。初始时，皇权狂傲无知，自以为天朝上国；屡遭挫败后，又畏敌如虎，反复硬碰软退，签下连串不平等条约。对内对外的应对皆失去判断力，官场弥漫着颟顸麻木的气息。此时的皇权中枢，对社会变革的需求缺乏任何积极回应，甚至不具备调整自身结构的能力。
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得清廷不可能主动配合工业化的需求进行权力重组。它的每一次权力调整，都是外力胁迫下的被动反应，而历史也没有给它留出按照自己节奏改革的机会。这正是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深层原因。虽然洋务运动带来一时的“中兴”迹象，但并不能改变清廷已入暮年的现实。在这样的局势下，即便有洋务官员和社会精英试图推动变革，他们也只能在局部或表面上有所作为，却无法撼动整个皇朝腐朽的官僚体系，更无法改变中枢对改革的天然疑虑与防备。
皇权与现实社会的隔离，对权力与利益的精密算计，加上官员的贪渎与懒政，使整个社会在关键时刻如同一盘散沙。即便有改革规划，也常因中枢猜忌或地方掣肘而搁置，或因私利而夭折。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朝野上下雷厉风行的改革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甲午战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工业化落后、社会萎靡的集中体现，使得清廷末期的危机雪上加霜，国家民族濒临灭顶之灾。
从本质上看，清廷作为少数民族统治集团，对社会大众与变革天然怀有防范心理。任何改革都可能触动原有的权力平衡与利益结构，威胁到它赖以存在的统治基础。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始终抱有疑虑，即便被迫推进，也缺乏全局规划与坚定意志。这样的体制结构与政治文化，决定了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能在表层徘徊，无法深入触及工业化所必需的制度基础。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工业化之门虽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要真正打开这扇大门，必须先完成社会权力的全面重组，而这对有几千年文化沉淀与皇朝兴替历史的中国，必然又是一个伴随阵痛与血腥的过程。没有这样的权力重组，工业化只能在旧体制的夹缝中艰难呼吸，直至窒息。
当旧的权力无法再护佑国度，唯有重铸秩序，才能迎来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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