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门第一吹鼓手童旭东对意拳史研究的不爽和歪曲》
闲来无事，查阅孙氏内家拳官网，这里简直就是孙禄堂神迹的大本营和孙氏家庙。在该网发布的《评“王芗斋生平及大事记”》一文中，孙门第一吹鼓手童大白活蛋却以极为严厉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言辞，全盘否定了关于王芗斋及意拳（大成拳）的相关史实记载。
该文网：
http://www.sunlutang.com/?p=564
《王芗斋生平及大事记》一文，出自我师姑王玉芳、师哥李全有的《意拳拳学》一书的附录。该书其实是李师哥协助我师姑王玉芳整理的意拳著作。真不知道本门派的这样一本拳学著作，怎么就让孙氏拳的传人童旭东、童大白活蛋内心不爽了！
童大白活蛋张嘴闭嘴打着“还原历史”的旗号，却实则行其偏激之论，而其立论逻辑与史料选取又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失明，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装逼”。为了维护武林前辈王玉芳师姑的声誉，澄清被童大白活蛋们所歪曲的历史事实，有必要对其文中的主张加以逐一剖析。而长期以来，童旭东一直对我的意拳史考证文章恨之入骨。二十年前，《武魂》杂志连载我的《意拳史上若干重大疑难史事考》一文时，就曾遭到了他的多次干扰。我听说：当时他甚至不惜以北京武协形意拳研究会的半官方名义要求《武魂》立刻停止刊发我的论文。时过境迁，我无意追查此事真假。但是至少他最近在个人微信号上对我的留言和辱骂可以作为旁证：
我在撰写此文时，曾占卜一次，结果是“听取蛙声一片”！
我懂了，总之，只要我的意拳史考证文章一发布，每次都要出现“听取蛙声一片”这个效果。所谓荷塘月色，无非也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如此而已。童大白活蛋原来是一只不停鼓噪的青蛙而已。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主题。
第一，关于“陆军武技教练所”的聘任问题的争议。
在《意拳拳学》一书中，我师姑王玉芳阐述：“1913年王芗斋聘师兄李奎元之弟子孙福全去陆军武技教练所任该所教练。”就这一句话，让童大白活蛋脸面无光了。童大白活蛋认为孙禄堂从未去过该所任教，理由是孙禄堂个人履历及其女儿回忆中未见记载。那一瞬间，童大白活蛋只看到了自己的师爷再次被提及是王芗斋的同门大侄子——如此换算下来，OMG，原来童大白活蛋和我大师哥常志朗门下的李荣玉一样，都是属于我那同门大侄子级别的东东。难怪他内心不爽呢。原来如此。孙禄堂等人最喜欢指控我师爷“充大辈”了，甚至童大白活蛋居然还引用他对李天骥的采访，李天骥说：“不过许多老辈人全都知道孙先生确与王芗斋有隔阂。主要是孙先生看不上王芗斋的一些做法，包括充大辈，自称是郭云深的弟子等。”这段采访时间是在1995年前后。相信当时童旭东和李天骥根本不知道1928年中央国术馆写给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调查报告书”。我再次引用我的《李见宇师傅谈意拳（49)》中的论述如下：
我们发现这份“调查报告书”十分明确地认定王芗斋是郭云深的入室弟子。这是官方出面对王芗斋身份的正式肯定！又是我第一次发现并将其对外公布出来。这份“调查报告书”的最核心一句话就是：“郭云深传许占鳌、李魁元、黄修亭、钱砚堂、王宇僧等！”这份调查报告书的提交者是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而联合签字认可人是副馆长李景林及全部中央国术馆委员和理事——当然包括孙禄堂！那么孙禄堂的弟子们一直声称“王芗斋充大辈”就是装逼了！
这份珍贵的调查截图如下：
童旭东和李天骥，面对铁证，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童大白活蛋还质疑王芗斋是否担任过陆军武技教练所教务长。在该文中，他质问：“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拳（大成拳）的一些门人不断在其书中及刊物上称王芗斋在1913年当过陆军武技教练所的教务长。但是根据笔者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反复核查，第一，陆军武技教练所并非成立于1913年。第二，在陆军武技教练所的历届教职员名录中根本就没有王芗斋、王尼宝或王宇僧这些王芗斋曾用过的名字。请问意拳（大成拳）门人你们所称王芗斋当过陆军武技教练所的教务长的史料证据何在？如果你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此说如何能够成立？！”显然，是童大白活蛋自己没有查到相关史料，就立刻跳出来勇敢地否定这一出自意拳门的历史叙述，实在有些不妥。王芗斋在清末民初的武林地位是由其实战造诣奠定的，而非仅仅依靠一个职衔。即便陆军武技教练所的行政名称或届次在史料中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现象，也无法抹杀王芗斋曾在军队体系中推广拳学的事实。
须知履历并非万能。在那个兵荒马乱、武馆林立的年代，名师受聘于各机构担任名誉教练或短期指导是常态。孙禄堂作为一代名家，受邀讲学未必次次都会写入正式的“履历档案”。档案中没有，并不能推导为“绝对没有”。
第二，关于1928年上海往事的真伪。
童大白活蛋内心不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师姑王玉芳在该书声称：“1928年，在钱砚堂为王芗斋来上海举办的欢迎会上，师兄钱砚堂请孙、王表演拳术，王芗斋坐在一旁含笑不语，弟子赵道新站起来说道：‘我来陪孙师兄玩玩吧。’二人搭手瞬间，孙福全年老不支”。于是，我们的童大白活蛋立刻就出离愤怒了。他重点驳斥了赵道新与孙禄堂“搭手”一事，并引用孙剑云及姜容樵的文字作为证供。然而，口述史是有局限性的。已经88周岁的孙剑云居然能准确地记得1925年孙禄堂的历史，乃至于尤其记得孙禄堂对王芗斋的否定——她记不得1935年、1945年甚至1955年的事情，你不觉得滑稽吗？哈哈，孙老太太的记忆如此具有特定方向感，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她说：“先父从没去过什么陆军武技教练所任过什么教。先父那时也不认识王芗斋。先父知道王芗斋是1925年前后，那时我已经10多岁了，清楚的记得当时有人询问先父‘是否认识王芗斋？并问及王芗斋是否是郭云深先生的弟子？’先父说他不认识这个王芗斋，也没听说过郭先生有这么个徒弟。以后，先父还曾专门嘱咐过我们：‘有个王芗斋自称是郭云深先生的徒弟，我没听说过，老宋先生（指宋世荣）也没听说过，我们不认。’所以，先父与王芗斋一直没有来往。”这究竟是一个88岁老人对其父亲在1925年经历的远超计算机和网络准确地回忆，还是孙门仇恨芗老的历史教科书，那还用说吗？！孙剑云固然是亲历者孙禄堂的亲生子女，但是她已经是间接见证人和二手口述史料了（和二手文字史料不可同日而语），她维护其父亲“神圣不可战胜”的形象是人之常情。而童大白活蛋拿来当圣旨官宣，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在传统武术圈，“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倾向极重。
涉及到自家隐私的童旭东以此作为“唯一铁证”，在学术严谨性上显然站不住脚。其实，王玉芳撰文肯定此事存在，和孙剑云矢口否认此事存在，都是当事人直系后裔对此事的态度，傍观者是不能做出有或没有的判定。在考证学上，王玉芳说有，孙剑云说没有，两位具有相同的存在价值。做出有无的最后判定，那是学术界的事情，而不是孙门徒子徒孙们的功课和定论支撑基础。
而且在传武界“搭手”并非“决斗”这是尽人皆知的，你们孙门又何必如此惊慌呢！
史料记载中提到的“年老不支”，更多是指在拳学探讨中，由于年龄差距导致的生理机能反应，而非某种恶意的“打败”。赵道新作为后起之秀，其劲力敏捷，在特定的切磋瞬间让长辈感到“力不从心”，这在生理学上是自然规律，并不损害孙禄堂的宗师地位。俗话说“拳怕少壮”，否则你孙禄堂当年为何不自己和王子平亲自比武却劝说高振东代替自己？我这里再引用邢志良代笔的《高振东先生回忆录》记载：“到了南京，见过孙禄堂师伯。茶饭后回到住处，孙先生与我谈话。……子平先生说把内家拳说这么好，我不服，要和孙先生比武较量。馆内有人趁机煽动起来，于是馆里批准他二人比武……振东，你想一想，如今和子平比武，并不单是我俩比高低，大伙是想看看武当门和少林门谁高谁低，这事关系重大。如今我已年迈，不能和自己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和子平比武，考虑到自己的年纪，万一因这个我输了，你们比不比？如果你们不敢比，你们也等于输啦。那人家就会说我们的形意拳、八卦掌是假的。”
虽然姜容樵在文章中称赞过孙禄堂为“盖世英豪”，这与赵道新在特定场合的切磋并不矛盾。公认的“魁首”地位与具体某次尝试性的“搭手”，完全是两个维度的叙事。
第三，关于浙省国术大会及赵道新的实力。
童旭东以赵道新在比赛中的名次来否定其具备与孙禄堂“搭手”的资格，这种逻辑极为荒谬。
实战与比赛的脱节众所周知，而早期的国术比赛规则尚不完善，且带有浓厚的门派平衡色彩。名次的高低受签位、赛制乃至人情世故的影响。赵道新晚年对意拳的深刻反思，恰恰证明了他是一名追求真理、不求虚名的实战家。意拳（大成拳）自创立以来，便以弃虚名、重实感闻名于世。王芗斋一生挑战旧有陋习，其门下弟子多以实战见长。童旭东试图通过贬低赵道新的比赛名次来否定这段拳坛轶事，显然低估了意拳前辈的真实造诣。我希望莫让门户之见遮蔽真理和事实。童旭东在文末提到的“毒瘤”、“龊龊可鄙”等词汇，已经脱离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
论辈分属于我同门师叔的这个孙禄堂，死于1933年12月16日，而陈徵明撰写的《孙禄堂先生传》一文完全是出于纪念死者而来，该文发表在1934年8月《国术统一月刊》上。按照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纪念死者的怀念文章全部都是极尽赞美之能事的，比如该文所谓：“先生道德极高，与人较艺未尝负。”这样吹牛扯淡的话，最好不要信以为真！
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尤其不会百分之百相信这类歌功颂德的凭吊文章。因为“死者为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但是把这样的文章拿出来证明死者真的是武功盖世、道德极高、晚清民国武林第一高手，那就是装逼、扯淡、没脑子了！有意思的是：童大白活蛋总是引用这样的凭吊死者的阿谀奉承文章来为自己壮胆。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王芗斋对中国武术的贡献，在于他敢于打破门派壁垒，提出“意拳”这一划时代的理论体系。孙、王两位前辈皆是武林泰斗，他们之间的互动——无论是礼尚往来还是拳学切磋，都是武林史中珍贵的注脚。我们不主张盲目崇拜，但更反对因门户之见而进行的恶意抹杀。希望童旭东能放下偏见，以更加包容和客观的心态对待那段波澜壮阔的武林往事。
此文是我的专著《王芗斋和孙禄堂恩怨录》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