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阻击的童年》

1. 那年我九岁

一九七一年九月，在记忆里，总带着层潮得化不开的灰。

清早，天还没亮透，枫林乡的山坳先是被鸡叫啄醒，又被狗吠拧紧。村头那只铁皮喇叭“哧——”地一声拉开开关，干涩的电流声后，是永远吼不完的口号。声音从山那头压过来，在空空的田野上打一圈，又钻进一家一户的瓦房。

崔凝新背着新书包，从自家门槛迈出时，院子里还残着昨晚熬羊油遗下的膻味，跟潮湿的泥土气、猪圈的发酸味混合，一股脑往鼻子里钻。开始时皱了皱眉，过一会儿倒觉得有点安心：这就是“家里”的味道。

新书包是父亲手工缝制的。外面一块块厚布拼成歪歪扭扭的图案，浅蓝、暗绿、灰黄、褪色的红挤在一块，谈不上好看，但针脚匀得像格子纸。里面全是旧布，一层压一层，摸上去反倒更踏实。肩带缝得很宽，父亲说：“这回能抗几年。”

父亲没说的是，家里已经没几块好布了。缝纫机被人抬走后，靠翻箱倒柜搜罗旧衣裳，把还算结实的地方裁下，一点点攒出这样一个书包。他蹲在床沿边缝时，灯芯噼啪响，针尖在粗布上来回穿，嘴里不说话，眼睛却像总在算什么。

父亲的脚，不时会习惯性地在空处虚踩了一下，像是在寻找那块早已不在的生铁踏板。手也会跟着一抖，在木桌上方悬了半秒。窗外的麻雀受了惊，呼啦啦扇动翅膀，影子掠过空荡荡的木桌角，那里曾有一排银色的针头，像雨点一样扎进岁月的布料。现在，只剩下一圈深浅不一的木纹，像干涸的年轮。父亲低头咬断线头，那声“嘎嘣”很清脆，却像有什么东西在屋子里碎了一地。他把书包递过来，书包很重，压得少年肩膀微微一斜，像是接住了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

那只旧缝纫机原本就摆在窗下，黑壳银亮的机针，脚一踩就是一串轻快的“哒哒”声。特别好听。每次听到，就有股充实和安全感。一有机会，他就去踩几下，用人们不要的残布做点鞋垫啥的，踩得有模有样。

踩缝纫机是个技术活，需要稳、匀、静，很多人心太急，或者太想掌控，结果机针就跳起来，甚至折断。他学得快，很快就做得轻车熟路。

父亲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有时候会站在旁边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也不指导。他知道父亲并不鼓励他学这门手艺。至于为什么，每一次他问，父亲都是支支吾吾。

十多年来，附近十几里谁家娶媳妇、红白喜事做新衣，都要来叫一声“崔师傅”。

父亲的手艺水平和他的人品一样，都是最优等的。

奶奶说，父亲七八岁就被狠心的死鬼送去学手艺。说是“拜师”，其实是住进师傅家做苦工。头一年，他连缝纫机边缘都摸不到。

清早天还没亮，他得先去井边挑水。井绳粗，在他掌心拉出带血的红痕。水桶满了，他力气小提不动，就咬着牙，用单薄的肩膀顶住冰凉的井沿，一点点往上抬。冬天井口结了白霜，指头冻得发紫，像几根僵掉的木头。他不敢慢，慢了，师傅的鞋底子比骂声先到。

水挑回来，接着是劈柴、烧火、喂猪、带孩子。师傅一家子吃饭时，他得立在后头，盯着那碗碟里升腾的热气。等人家吃完离了桌，他才被允许去端那碗剩下的残羹。肉是见不到的，偶尔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肥肉边粘在碗壁上，他会悄悄用指肚抹下来，含在舌根底下。他舍不得咽，就那么含着，等那点凉掉的、寒噤噤的膻味慢慢渗进喉咙，骗一骗那个早就饿得绞在一起的胃。

作孽呀。都是老死鬼的作孽。那那是人过的日子。你爸爸现在这种病恹恹伊甸身子骨，吃红薯多了就吐苦水的根子，就是那时候糟蹋出来的。

一呆就得好几年，而且，师傅从不教他。师傅引进门，修行靠本人，说的好听。

不是说，得自己用心才能学到本领吗？他一脸迷惑。

是，也不是。那么小的孩子，比你现在还小还瘦弱。那是师傅不愿意教，不想教，也不敢教。手艺，是他近水楼台，慢慢的偷来的。那句老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悬在师傅头顶的一把刀，也是卡在他喉咙里的一根刺。

他在院子里搓洗尿布，两只耳朵却竖着，死死记着屋里脚踏板跳动的节奏。那是快三下、慢两下，还是急匆锋。他在门外劈柴，眼睛总往窗缝里瞄，瞄师傅按布的指法，瞄剪刀转弯的角度。那些动作在他脑子里磨了千万遍，磨得比斧头还快。

晚上，大家都睡死了。他像猫一样溜进堂屋，蹲在机器旁。他不敢动针，只敢用指尖顺着布料上的针脚走一遍，一针、两针、三针……。

作孽呀。这世道，哪里有人活的道？每每这种时候，奶奶都会这么总结，语音低到只有自己能够听明白。

妈妈也说过，头三年就是干活，不会教你的。从第三年开始，才会勉强的教点最基本的。过年的时候，还得带着腊肉糍粑去拜年。

妈妈继续说，前前后后干了十多年，后来出了师，手艺不错，慢慢的就打下名声，开始有人送上门做几件。再过了一阵子，做的就多是上门做活。每天天不亮，就一个人挑着担子，带着机子出去，夜里很晚才能回家。日子过的不容易，恨不得让他一天干完两天的活。虽然人家管饭，他脸皮薄，每次都是简简单单的扒几口，就接着继续干，一天十几个小时基本上没得停。

有时候，他睡了一觉醒来，才听见大门响。父亲进屋很轻，鞋底在门槛上蹭一下灰。桌子上给父亲留着的饭早凉了，妈妈听到响声就急着去热。随后端上来热气腾腾的饭菜，再端出一盆水，加上热水瓶中的开水兑上。他坐在凳子上吃，吃得很慢，脚泡在热水里面。有时候，妈妈还帮他搓搓脚。

父亲从不说什么。只是安安静静的坐着，吃着。有时候，吃完不久就坐着睡着了。

有次我问奶奶：爸爸做那么晚，人家不给吃饭？

奶奶回：哪有时间吃饭呀。吃的时候也只是扒几口而已，长年累月下来，这胃病就攒下了，年纪轻轻的，怎么办？一大家子靠他养活，他又能怎么办？

后来父亲因肠胃癌症去世，这病根子，大概就是那时候种下的。

偶尔在家里，晚上加班踩机子，屋里亮着一盏柴油灯，窗纸透出暖黄的光，崔凝新常趴在门槛上看，像变着魔法，一会儿，那些普通的布料，就会变成漂亮的不同风格的衣服。他觉得父亲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

后来大队干部来了，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

于是，两个年轻人一前一后硬是把缝纫机抬走了。母亲站在屋角，不敢哭出声，只用袖子抹眼睛。父亲伸手扶了一下机架，又立刻缩回，像被烫着。不敢阻拦，甚至不敢说一句话。

那天之后，窗下多了一块空地，父亲在那儿抽了很多晚卷烟，用自家种植的烟叶自己烤制的，味道很冲。烟蒂一地，裹着白灰。

现在背着的这只书包，就是在那块空地上缝出来的，纯手工。

门口那块磨得发亮的青石台上，母亲一手拉着他书包带，一手给他理前额的碎头发。她说话的时候，总是先看一眼门外，确认没人路过，才压低声音唠叨：“都三年级的人，好好听话。平时离铁蛋他们远点，懂吗？放学就回来，别在外面跟人乱跑，别调皮，被牵扯上就麻烦。人家顽皮一回没事，你顽皮一回，就成有问题，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大问题了。”

这些话，听了太多遍，早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可肩上压着新书包，他整个人像被灌了风，心里全是学校、课本的油墨味，还有某个人的脸。母亲的话只剩下几个词飘过去：好好听话，远点，别乱说话。

不记得母亲说过，要认真学习，好好读书！

门口，父亲一早就坐在矮凳上，半截身子陷在晨雾里，背对着门，不抽烟也不说话。前阵子他偶尔还会冒出几句：“读书有么用，读了就反动，越多越反动。等个子长大点，回来干活。多多少少可以挣点工分。咱这成分，将来恐怕得打一辈子光棍。娶媳妇是别想咯。” 话不多，每次都是半截半截地丢出来，好像前后都不想自己接。

母亲那边则会回一句，“别听他的，你读你的书”，越来越唠叨。老是咒人，会短寿的。

可“打一辈子光棍”这几个字也一头扎进他耳朵里，在里面晃来晃去。他不懂什么意思，只隐隐觉得，那不是骂人笨，那是骂人“活不明白”：冷的时候，晚上没有人暖被窝呗。

他象征性点两下头就挣开母亲的手，像个猴子似的“一窜”上了田埂。

枫林乡在武汉市黄陂区北边，是一片起伏不高的丘陵。奶奶说，跑日本人那会儿，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高大茂密的枫树林。一钻进去，就安全了。日本人来，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他从来没有在乡的地域见过林子，木兰山有一些，却也没有奶奶说的那么神奇，钻进去就会安全。那么大的木兰山，都很难藏住一个活人。村子附近的山不少，山不高山坳多，山上只有稀稀疏疏的矮小的松树，歪歪扭扭的站不直。偶尔见到一颗比较大的枫树，已属稀罕。

公社、信用社、卫生所都挤在六里之外的镇边一排旧房子里，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水库。

九月的早晨，水面像一块不太干净的铁皮，灰里透一点蓝。水田里的稻子还很挺，叶子立着，尖尖的，山坡上红薯、花生已经蔫下来，叶子朝地上耷着，像被夏天扯了一把筋。

从家到学校，要翻几个小山丘，还要走过几条分割水田的田埂小路。脚下泥是湿的，不小心就会踩出一个印，带起薄薄一层土。雾从低处往上冒，他一边走一边蹦，妈妈做的布鞋鞋底打着潮气。嘴里哼的是村里喇叭刚放完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就是好——”

歌里那些“路线”“斗争”的词他唱不清，倒是样板戏里的人名记得牢，李玉和、阿庆嫂、胡长奎、座山雕一声接一声地喊，听起来很像呼朋唤友。杨子荣那段脸变了色，是他的最爱。

走过第一个山丘，他照旧在水田交错的岔口停了一下。

再走几步，左边岔出一条山坳里的小路，那头便连着薛慧娟家的方向。他假装没看到那边，胸口却“咚”地跳高了点。

手在书包带上捣鼓，装成在挪肩膀，耳朵却悄悄朝那边收了过去。

果然，有脚步从远处过来，轻得像擦过草叶。

“哎，今天这么早？”

小女孩的声音甜甜的，气还没喘匀。

他慢悠悠地回了头，像刚被喊住一样。

慧娟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小布包，包口翻着，露出里面竖着插好的两本书。她上衣颜色淡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袖口和背后都新添了补丁，针线却缝得特别细。

她跑得有点快，额头微微出汗，头发贴在鬓角。看到他，她先笑了一下，又像想起什么，笑意收了半分。

“新书包。”他有点得意，把肩一拱，故意晃了一晃。

“好看。”她伸手在布上捏了一下，“比你原来的那个……结实。”

 “结实啊，这回可以抗好多年。”

这句话是父亲说过的，他原封不动搬来，声音里有点大人的口气，硬气。

“你怎么不拿来给我看看？”她问的却是别的，“你说的那个牛皮纸和松树针的味道。”

他一愣：“今天忘了带。明天。”

 “那你要记着。”她认真地说，“昨天我包书用的是报纸，一翻，手都是黑的。”

说完，她看了看他，又轻轻补一句：“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他心里不知怎么热了一下。

化肥袋剥下来的牛皮纸、泊松枝子的清香、封皮底下原本那层鲜红的“语文”“算术”，这些小东西，他一直当成自己的小秘密。

别人来讨过，男孩、女孩都有，他都是一句“没有了”打回去，从不肯给。

慧娟第一次在课桌边凑过来闻那股香时，眼睛亮得像被灯点了一下。她说“真好闻”的时候，他心里像被戳开了一点什么，原来紧紧攥着的那点舍不得，松动了一半。

现在她又提起，他嘴上只能装得很随意：“嗯……明天多带几张。你的封皮边都破了。”

说话的时候，他心跳得比语气还响。

她点点头，这就算约好了。

她不知道的是，牛皮纸虽难弄，搞泊松枝更麻烦。那株树长在一个坟头边上，他每次去折，脚下不敢踩重，眼睛也不敢往土堆那边瞄。可他从来没对谁说过。不是不能说，是说了像是承认自己胆小。他宁愿自己走得快一点、心里提着一点，也要把那枝子带回来。

他不能也不可以求大人帮忙。为了她，他是真的愿意给。

他们并排走了一段，多数时候都沉着默。脚下的步伐却带着一点跳意，像忍不住的轻快。田埂窄，两个人肩贴着肩，谁也没开口。

泥土味、稻香味，还有路过村子时远处猪圈飘来的那点骚臭味，一起从脚底慢慢往上冒。

走近学校时，山脚下那片空地逐渐露出来。

就在这时候，他猝不及防撞了上去。

右边岔道窜出来一个高高的黑影，来势又急又近。他只来得及“啊”了一下，胸口便狠狠顶在对方身上，“咚”地被弹开。

田埂窄得没处借力，他脚下一滑，整个人向后坐倒，屁股陷进田埂边的湿泥里。冰凉从裤缝里一下灌上来，他吸了口冷气。

第一反应不是身体的感觉而是书包。他下意识一把抱住，手在布面上拍了两下，确认没有泥水渗进去，才敢抬头。

对方低头看了他一眼，没有伸手。

声音冷得像早晨井里的水：“冇长眼睛呀。整天顽皮，自高自大，骄傲自满。要好好改造，别学你奶奶。”

说完，肩微微一抖，把衣袖往上提了提，转身就走，脚步利索，在田埂上踩得干脆，一点没回头。凝新这才看清，是他的堂哥崔蒙松。

比他大十四岁，据说是公社里“最有文化的人”。平时在学校教语文，也教数学物理化学。剩余时间回家下地，赶牛、割稻、挑谷，做起活来手脚利落。扛着装满谷子的扁担走山路，肩不抖一下，人稳得跟石墩一样。

他站在那里，看堂哥的背影越走越远。

刚才撞上的那一下还在胸口闷着，像被钉子轻轻敲了一下。

偶尔，有大人背地里羡慕他，“还是读书有出息，看看人家蒙松”，说着又转头敲打自家儿子：“你什么时候也能像他那样？”

母亲也说过一次同样的话。都是私底下说说，都知道是不合潮流。

可在凝新心里，堂哥身上除了那点“本事”之外，还有别的东西：板着的脸、随口甩出来的“骄傲自满”、“不好好改造”，还有一提到奶奶就顺手踩上一脚的习惯。这些都让他莫名发冷。心里觉得，爷爷辈还是亲兄弟，应该是很亲近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怕他。

他从泥坑里撑着手爬起来，屁股湿了一大片，裤腿上黏着一圈黑泥。泥顺着裤缝往下滴，他拍两下，越拍越糊。

慧娟不敢上前，像被吓住了，只在几步外的田埂上站着。

她看他一眼，又看堂哥的背影，嘴唇动了动，还是没发声。

“没事。”

他先开口，装得轻轻的，像这点狼狈根本不算什么。

“革命嘛……总得有点牺牲。人定胜天。”

这些话他是从喇叭里、从大人口里学来的。可落在一个九岁孩子嘴里，味道怪得连他自己都听得出来。

慧娟看着他裤子上那圈泥，迟疑了一下，还是蹲下去，用手在他裤子上轻轻拍了两下，泥刷拉拉往下掉。她的动作很小，像怕被谁看见。

“你等一下。”他忽然说。

旁边田埂上的石头被晒得暖烘烘的。他小心地放好书包，半趴在石头上，反手揪住屁股后面湿透的布料。他使劲拧了拧，看那浑浊的水滴顺着指缝渗进泥里，才又把布理顺，让太阳直直地照在那块湿印子上。

这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办法：太阳出来迟早会晒干，泥干了，一拍就掉大半，回家不容易被母亲发现。

她站在一旁，忍不住笑出声，随即又活生生的吞了回去，只留下脸上来不及收回去的细纹。他看见她笑，心里就开心，就感觉暖和。

他趴在那，心里在想，脸上还带着一点得意：石头慢慢热起来，会晒得人眼皮发沉。耳边是田里的虫叫、远处广播里拖长的腔调，混在一起，会让人昏昏欲睡。趴在上面，顺便睡个小觉，再半眯着眼，就会觉得身上的凉气一点点退下去。

趴了一小会儿，他爬起来说，“晒好了，走吧。”

背后则掉落了好几块泥巴，也甩下了几滴泥水。

（汪翔，2026年2月修改稿。于美国伊利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