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爱你吗 ——有关爱国的七七八八

“我爱咱们的国，可是谁爱我呀！”这是话剧《茶馆》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它出自剧中人物常四爷之口。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因为它不仅道出了生存在黑暗社会里底层百姓的苦闷心声，而且深刻揭示了国家品性与国民情感之间撕裂、错位的真实关系。

——我把它称作“茶馆之问”。

国民百姓虽然深爱着自己世代生活的祖国，可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社会黑暗，他们既得不到国家任何体恤、关爱和安全保障，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只能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一腔悲苦无处倾诉。这句振聋发聩的“茶馆之问”，既是一声绝望的叹息，也是一声悲愤的控诉和呐喊。

爱国的理由

60年前的8月24日，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北京太平湖边上孤独地呆坐了一整天。他凝视着寂静的湖面，湖水泛着刺眼的光斑。

就在上一天，他和一些京城艺人被押到一个大院子里，遭到了红卫兵的集体批斗。他们被肆意羞辱和殴打。在那一刻，这位被粗暴殴打的老人头上鲜血淋漓……

在八月的那个溽暑的京城夏日，沉默了许久的那位老人究竟想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入夜，黑幕降临。老人慢慢向湖中走去，然后，他一头扎进了水中……

选择投湖自尽的老人就是创作了《茶馆》《骆驼祥子》等作品的著名作家老舍。他死在了曾经魂牵梦绕的桑梓之地，死在了单向奔赴的对祖国“苦恋”之中。“我爱咱们的国，可是谁爱我呀！”老舍之死，很像是他借剧中人之口给自己的命运埋下的谶语。

老舍是1949年后从海外回到祖国的众多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众多归国后没能躲过政治运动劫难的知识精英之一。

四九后，许多海外华侨怀揣爱国热忱纷纷投奔祖国志在报效国家。他们多是各领域的高级知识精英。但是仅仅数年之间，这批人中的大多数便在“反右”和后来的“文革”中，被无端地罗织了各种罪名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他们有些被关押，有些被折磨至死，还有一些则因不堪屈辱愤而自杀。他们爱自己的国家，可是谁爱他们？他们像飞蛾扑火一般悲惨地死在自己心心念念的祖国土地上。

身在国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和许许多多普通民众也都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受到了到接连不断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迫害。在“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四清”以及“文革”等多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国民死于非命。有统计显示，四九后仅仅20多年里，毛泽东就发动了大大小小50多场政治运动，制造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如果加上反人类、反人性的“计划生育国策”被消灭的无辜生命，在国家和平年代死于人祸的国民人数更是无法计算。

这再次让人们想到了那句著名的“茶馆之问”：当一个国家不再是国民安全的避风港、甚至成为了国民蒙难之地的时候，你爱的国是什么？它爱你吗？在这样一个区域环境里，如果还在妄言所谓“爱国主义”和发扬什么“爱国”精神，难道不显得足够虚伪和讽刺吗？

某些“史家”讲历史，说到鸦片战争时外敌入侵，中国当地老百姓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出现帮助入侵者的现象。于是这些宣讲人开始感叹中国百姓愚昧麻木，助纣为虐，痛陈唤醒国人如何重要云云。

这些人在对这段屈辱史实的讲述中，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略上述现象中的某些重要情节。譬如，有史料记载，当时一个叫巴夏里的入侵者头目，曾就中国民众的异样表现不解地询问在场的一个中国买办，那个买办的回答是：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就是这简短的十一个字的回答，与“茶馆之问”形成了异曲同工之妙。这句话，直接捅破了令许多人迷思的那层窗纸，让问题本质昭然若揭。它表明，当年的中国百姓不仅并不麻木，而且已经成为逐渐觉醒的一代，他们在用行动宣示着自己的爱恨情仇。与此同时，这话还呼应了古人的另一神句：“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

至于某些“史家”用真实的历史片段得出谬误的结论，不知道是出于浅薄还是出于装傻。

老百姓祖祖辈辈备受官府欺压的痛苦经历，已经让他们内心十分明白：国家就是皇家。朝廷成年累月横征暴敛极尽奢华，却从不顾及黎民百姓的死活。这样的国，兴亡盛衰俱是皇家私事，与百姓何干？怪不得民众只做围观的吃瓜看客了—— 这才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真正教训。

晚清国民对入侵者的表现，确切地昭示着一个道理：爱民的国家才可爱，有爱民之国乃有爱国之民；相反，不爱民的国家无论如何强大厉害，都与国民无关，也不值得国民去爱。

从国家产生的渊源来看，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单纯且清晰：国家是因民生需求应运而生的产物，即民先于国，民在国的上位，其权重关系也十分明确。对此，老祖先早有高论在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古人还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见，国爱民，理所当然且责无旁贷；民爱国，心之所愿且情理之中。有“国爱”，方有“爱国”。“国爱”与“爱国”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

当一国国民最基本的权利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等都不能得到国家给予的切实保障时，任何执政者都没有理由强迫国民去“捏着鼻子爱国”。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是不能强迫的，否则就是强盗逻辑了。所以，爱国是一件无需号召和鼓动的事儿。如果说爱国一定需要有谁来耳提面命的话，那请先给出国民一个爱国的理由。

“爱国者”们的脸谱

说到爱国，就要提到爱国者。“爱国者”群体并不单纯，细分可见其中的三类人群：

第一类是普通大众爱国者，是爱国者群体中数量最庞大的存在。他们通常有着朴素的情感和简单的思维。他们很爱自己的国家，但由于长久受到错误教育的灌输，导致相关人文知识的匮乏和普世价值观的缺失。他们极易轻信某些居心不良者或“伪爱国者”的谎言，盲目地将爱国情感投射到权力者的头上，然后随着官媒的节奏呼喊一些自己都不清不楚的“爱国”口号，讥讽那些谦卑地学习西方文明的国人是什么“殖人”，像患上“受迫害妄想症”一样谩骂被威权指认的“敌对分子”。他们从国家纳税公民变成匍匐在权贵脚下的乞食者，习惯性动作就是跪求王权恩赐。这类“被人卖了还为其数钱”的“愚忠型”爱国者，既可怜又可悲。其中的深度“愚忠型爱国者”会让人联想到日本侵华期间一些被武士道洗脑的鬼子兵，为了效忠天皇可以随时切腹自杀或把自己变成人体炸弹。后方的日本女人也是如此，她们可以用“献身”来“犒劳”侵华日军，甚至为了让他们断掉后顾之忧不惜以死来诀别她们的丈夫。这种所谓“爱国者”更像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重症患者”。

“愚忠型”爱国者最典型的特征是：凡事只有立场没有是非。他们会说“国家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他们把属于个体的独立的价值判断权利完全交由他们所属的某个组织或团体来代理，然后自己只管选边站队。在他们眼里，国家、政府、党派完全是一码事儿且永远是绝对正确的化身。他们不知道，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立场及行为，都是在对真善美与假恶丑做出价值观判断后所做的选择，根本不存在什么“先天的正义性”。

立场鲜明却是非不分的“愚忠型”爱国者似乎没想过自己某一天可能会站在邪恶的一边助纣为虐。当年德国、日本所犯下的侵略罪行、前苏联斯大林当局大量屠杀本国人民的罪行、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所犯下的屠杀数百万本国人民的罪行以及“东大”臭名昭著的“十年浩劫”罪行，都是“国家”立场和行为制造的人类灾难……这样的历史案例可以说举不胜举。

历史上，一个国家管理机构运用公权力作恶的事情如此之多，但“愚忠型”爱国者们却偏偏选择视而不见。不光如此，他们还把官府作恶之后文过饰非的可耻行径看做是“勇于纠错”的“伟大英明”。这种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爱国粉”，如果其父辈是强盗，大概率也会因为血统关系随之去打家劫舍，因为这与他们的认知相吻合。

第二类是伪爱国者。这类人是打着爱国招牌投机钻营捞取个人利益的一帮人，他们把爱国当作“一门生意”和个人私利的“钓饵”。当他们发现在“爱国”这一宏大叙事中可以通过作秀来搞到利益油水的时候，便开始戴上“爱国者”的“孝帽”到处招摇撞骗。网上某些用爱国做伪装兜售私货的“所谓自媒体大V”如司马某人之类，正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们一面谄媚地领取主子扔给他们的“狗粮”，一面无耻地薅着“愚忠爱国者”群体的“羊毛”。对这类所谓“爱国者”，人们称其为“爱国贼”恰如其分。

第三类是有着理性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爱国者，属于头脑清醒的少数派。他们对国家的爱，来自于对这片土地深沉真挚的眷恋和对土地上的人民深切的爱戴与天然的共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见不得祖国身上的污点，也不会被恶意诱导带偏节奏。爱之深责之切。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会秉公直言，大胆质疑和批评政府的施政弊端。

理性爱国者与“愚忠型”爱国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拒绝盲目地“尽忠尽孝”式的爱国。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国民利益他们会不惧风险努力发声，他们为了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会勇敢地揭示黑幕背后的真相。因此，理性的爱国者才是这个社会良知底线的守护者、道义的担当者和最值得尊敬的真正的爱国者。

那根“卖国贼”的棍子

在国人的政治话语里，“爱国”这一高频词语，原本是挺美好的一个字眼，也是一份很珍贵的情怀。但不知从何时起，它竟可以瞬间演变成了某些人手中一根随意挥舞和打击同胞的棍子。只要在“爱国”这一点上被否定，不管事实如何，立马就会被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标签，不由分说，乱棍会直接打来。爱国与否，几乎成为判定一个国民是“好人”或“坏人”的第一标准。一个人一旦被认定为不爱国，必然就被粗暴地定为“卖国贼”，接下来，对这人再怎么打击都不过分了，都是“正义行动”。在这一“公仇”中，没有什么比“汉奸卖国贼”这句“国骂”更具杀伤力的了。

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者，自然是同仇敌忾的，但首先要基于事实。怎样的事实能摊上这个骂名？谁才有资格能给一个国民做出这样的定性？好像没人能说清楚这些，反正现实中众多老小“粉红”都手握着这样一根印着“卖国贼”标签的棍子，一言不合就有可能被这根棍子打到头上，并且还可能带来群体效应，不分青红皂白地招来一顿群殴。

很多人都知道曾经发生在西安的“U型锁事件”，因为中日两国间发生了一些摩擦，一名日系车主就被一个“爱国正能量”的人用U型锁打烂了头骨。这究竟是“爱国行动”还是“害国行动”？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称。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类似事件实在是不胜枚举。一旦本国与某个他国发生摩擦或交恶时，首先会引发这种内斗风波。与日本不合就抵制日货；与法国不合就不进它的家乐福；与美国不合就拒看它的电影拒吃它的麦当劳，甚至围堵在门口阻挡任何人进入……总之一切责任尽在对方，谁若有不同看法就是“汉奸卖国贼”，就要被“群起而攻之”。

近年来，“抵制西方文化入侵”最显眼的动作就是“抵制洋节”，这成为点燃“爱国主义激情”的“新常态”。有的小学生在课堂上就被老师引领着赌咒发誓“坚决抵制”啥啥啥。至于那些身在海外的华人，在某些人心目中更是实锤的“投敌叛国”分子。曾经的那些“海外赤子”，也已对外部世界选择自我封口，因为说所在国优点是崇洋媚外贬低祖国；说所在国问题是“得了便宜卖乖”，网络语言就是“凡尔赛”；甚至连称赞自己的祖国也不行，会被嘲讽是“虚伪”：“国家那么好你怎么还出去！”……反正说什么都是错，因为“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已经妥妥地被戴在脑袋上了，你百口莫辩，所以只好“三缄其口”了。还有的海外华人哪怕回国探亲都不敢明说是从国外回来的，其惶恐的心态可见一斑。

作为有着浓重家国情结的海外华人，谁不怕那根“卖国贼”的棍子呢！“人言可畏”的刀剑在这块土地上从未消失过。放眼世界，大概只有海外华人才有着这份吞不下又吐不出的苦涩感受。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不正常现象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究竟什么是“爱国”？怎样才算爱国？爱国有没有前提条件？国家、国民、政府、党派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国家主权和国民人权谁该优先？

不可不知的常识

回答上述问题，不能不先要絮叨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因为许多人至今不明白这些常识性概念，也闹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国家是什么？通俗讲，国家就是一个族群为了安居乐业而建立的一个保护体，可简单比喻为一个家庭遮风避雨的房子，或者干脆可以把一个家庭看做是一个微缩国家。总之国家就是保障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契约性共同体”；

领袖是什么？这里专指一国领主，即国家头号领导人。以前称皇帝、国王、君主、圣上，后来叫领袖、主席、元首、统帅等等，是一个东西的不同叫法，随时间和环境变化而变化。

国民是什么？国民是生活在国家这块土地上的人群，其法定名称叫“公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国家视国民为祖国儿女，国民视国家为他们的“守护神”；

政府是什么？政府是国民为管理集体事务而选出来的一个“管家班子”，它需要按照国民意志料理国家的集体事务；

党派是什么？党派是一伙有着共同政治理念的人集结的社团，它会试图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和政府事务影响国家行为和走向。

政体是什么？政体就是国家管理模式或制度，是经全体国民商定下来的国家运行规则，包括对国家性质和目的的确定、对政府权力的限定以及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等等；

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制度的主要体现形式，是经过国家全体成员同意并需要共同遵守的契约和行为准则，包括法律本身的制定与执行、对违法者的定性和惩罚措施等等；

税赋是什么？税赋是大家掏出钱来交给政府管理的公共资产，是用来改善民生福祉、发展公共事业和供养国家武装力量的公款。利用职权非法占有或侵吞国民税款是贪污公共财产监守自盗的犯罪行为。

……

仅从上述几条常识可见，祖国与国家并非同义词。祖国是一个偏于感性的词汇，它包含了确定的疆土、居民以及这一区域内人民所拥有的历史、文化等内涵。祖国作为全体国民世代生息繁衍之地，是全体国民的母国。国家的概念除了包含国土和国民以外，还融入了合法的政权组织，从而构成国家、国民和政权三位一体的存在形式。

政府作为汇集纳税人钱财组成的社会秩序的管理者和国民利益守护者，其行为须受法律和全民监控。政府履职圆满理所当然，无需称赞；政府失能失职，必须受到追责直至被罢免替换。

国家首领通常在政府中牵头。如果首领还兼执政党党魁，意味着国家管理党政不分。

把领袖与国家相混淆沿袭自古代君王即国家的观念。以前皇帝就是天子，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就等同于国家。所以，“忠君爱国”一直是汉语里一个固定词组，甚至忠君先于爱国，爱国就要忠君。过去的国王、皇帝变成了后来的领袖、主席，换汤不换药。由此推衍开来，领袖代表国家——与国家合体；领袖同时是党魁——与党派合体；领袖同时是政府主席——与政府合体；领袖又是“人民代表”——与人民合体。于是，反对领袖就是反党、反国家、反政府、反人民。国家、政府又与体制混为一谈，那又多了一项罪名，就是反对某某主义和制度。所以领袖是绝不能质疑更不能反对的，因为这个头衔已经与一连串的宏大概念合体，反对他一人就等于反对了一大群，任何一个罪名都能置人死地，何况“数罪并罚”呢。这一点当然是独裁首领最喜闻乐见的，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最执着于混淆概念的“底层逻辑”。

当政府在以执政者身份履行政务时，它充当国家的象征和临时代表。当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相背离时，政府将失去对国家或国民的代表性和执政合法性。“茶馆之问”的泣血呼号，就是政府失职的表现。

像政府一样，党派行为也必须限定在法律和国民监督的框架之下，如果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或给国计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必须受到司法干预直至取缔。

对全体国民而言，通常意义上所谓“爱国”的概念，单纯是指对祖国的爱，并不包含对执政者即政府的爱，更不包含对什么党派或社会团体的爱。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党派参与的执政行为，都是在兑现其对国民的承诺。国民拥有质疑、批评乃至将其罢免和更换的权利，根本谈不上爱与不爱。

以上是有关国家、国民、政府、党派等概念与定义的不完全简述，并非标准答案，只作为社会常识的一点个人表达。它们本应纳入小学通识课本里，可惜没有。

一个移花接木的“杂耍”

对国家之爱来自于国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和人文环境自然而然产生的依恋情愫，淳朴而珍贵。换言之，爱国是国民内心自发的一种美好情感，既非号召也非制造出来的。

然而，某些极权统治者却狡诈地利用民众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怀暗做手脚，蓄意把国家、政权与党派的概念相互混淆、重叠，把国民对于祖国的爱移花接木，偷换为对执政者或某党派组织的爱，进而达到维护和巩固其专权统治的目的。专权利益团伙把党派、政府、国家甚至社会制度等概念统统混合后，通过长期洗脑灌输，让民众相信党派、政府、国家、人民都是可以互替的同一事物，而后让被迷惑的国民为他们献上敬仰和爱戴，直至可以为其甘心情愿地赴汤蹈火。这一点，很像鸠占鹊巢的恶鸟杜鹃一样，假冒同类来从雀鸟妈妈口中骗取关爱与食物来养肥自己。

当国家、人民、政府、党派、体制等这些概念拼接合体后，国民只要热爱祖国，就要同时热爱党派和政府甚至某个现行制度，否则就是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与国家和人民“公然为敌”，成为“叛党叛国”的“恨国党”和“卖国贼”，成为要被“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的“敌对势力”。于是，“卖国贼”这一“国骂”终于“修成”了朝野上下语言体系里诋毁和污名化异见者的一个惯用语。

用混淆概念炮制的一系列所谓“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本质上就是拥权者迷惑国民的一个江湖戏法。他们把手中掌握的大权包装成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置于不可动摇的至高地位，然后故意将其与全体国民的利益假装被捆绑在了一起。他们高举着这面用于表演的道具大旗招摇撞骗蛊惑民心，进而达到他们可以“丝滑地”行使特权作威作福的丑恶目的。被迷惑的民众误以为自己天然地就是所谓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然后死心塌地的为之效劳乃至付出宝贵的生命。在独裁者的欺骗加胁迫下，国民全体沦为“盛世的牛马，乱世的炮灰”。

爱国不等于爱朝代，更不等于爱朝廷，这个道理浅显易懂，但专权统治者故意搞乱它们，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举个例子。我国被称为“诗的国度”，历代涌现出许许多多爱国诗人，包括唐朝的杜甫、宋朝的陆游、清朝的龚自珍等等。如果说他们爱的国是那个朝代，其所爱的朝代不过是帝王的私家天下而已，而且早就被后人抛弃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机构——朝廷，也早已经灰飞烟灭。这样说来他们本不该享有“爱国诗人”这份尊荣。然而诗人们依然受到人们的尊崇并赋予他们这份尊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深爱的是你我脚下这片祖国的热土，是炎黄子孙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他们因不忍看到祖国被外敌侵犯和内敌霸凌，所以才写下了那些引发历代国人共鸣和传颂的爱国诗章。

可是，这就是朝廷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热爱的仅仅是这片国土，并无助于确保朝廷政权的长久安稳。所以，统治者才千方百计把国民这份“爱的情感”强行“扭”到爱戴朝代或朝廷上来，让人们在不自觉中掉进迷局甘心情愿地为朝廷做牛马当炮灰。

统治团伙打着反对独裁专制、建立为人民谋幸福的新国家的旗号，骗取了亿万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最后成为占山为王的拥权者。

由于权力来源的非正当性，独裁者貌似强大的外表实际上包藏着一个虚弱的心脏，它经常会笼罩在一片巨大而恐惧的阴影中。由于害怕自己那条狐狸尾巴不会掩藏太久，到手的江山难以长期固守而旁落他人，所以他们只能继续采用谎言加暴力的惯用伎俩来巩固那个政权，而这也正是他们需要不停地对国民进行洗脑宣教的初心和依据。

窃取国家和巩固政权虽然不同，但欺瞒加镇压的操作手法却是相通的。混淆概念是转移国民爱国情怀和排除异己的最佳手段，而这种控制思维和误导国民的“杂耍”对他们来说已是驾轻就熟。所以，对专权团伙而言，只不过是重操旧业罢了。

当目的达到后，统治者便以人民的名义掌控所有的国家公器。巨大的权力带给了他们自己超级利益，成为史上又一只盘踞在人民头上的极权“大鳄”。

掌权者竭力维护着实际上成为他们“家天下”的国家权力，国家利益与这一团伙利益高度黏合不分彼此。这样的国家本质上已经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国家，实施的是“榨取型”国家制度，即在国家暴力机器的保护之下，以国家的名义侵吞和瓜分国家财产，以人民的名义敲诈和抢劫人民。

高度极权国家出台的各种法律和政策，其目的都是指向维护这一权力的稳定的，即所谓“维稳”。“有国才有家”是他们这套宣教口号中一句典型的洗脑口号。他们以“为人民服务”的漂亮承诺宣示着自己执政的所谓“合法性”，鼓动人们拼命劳作建设这个所谓“国家”，其动机和目的无不是为了让国民为特权阶层不断膨胀的私欲积累更多的财富。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忘时时敲打国民要“心存感激，怀揣梦想”。“感激”是强化对统治与被统治地位的认同，“梦想”是他们给“蚁民”们画在墙上的那张拼尽全力也永远吃不到的大饼。

篡夺了国家权力的专制特权团伙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等一系列花哨而虚幻的空洞口号下，开始毫无忌惮地疯狂盗窃国库，掠夺国民财产。他们把国家变为了少数人私有的逐利场，把国民当作他们可以任意收割的“韭菜”和开采的“人矿”。直到最后，他们用贪婪的吸管插进祖国的每一根血脉；用民脂民膏把自己吃成巨婴；用哈哈镜把自己照成人类主宰；用排泄物污染这片国土的每一条江河每一片天空；然后再用一幢幢令人目眩的血汗大厦给自己竖起功德牌坊.....

把“国天下”变成“家天下”的后果便是国将不国，或者说成了一个伪装成国家的“私家猎场”。如此，国家变成了特权团伙私享的“北京烤鸭”。

“群众”一词有群羊大众之意，没有个性也没有尊严，在“肉食者”眼里，国民群众不过是聚集在一起的卑微蝼蚁，是一群可以任由其奴役和驱使的“活物”。掌权者像“蚁王”一样控制着自己的亿万“工蚁”，享用着蝼蚁们源源不断的财富“贡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国民不需要有其它的想法，更不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只需要与统治者“保持高度一致”，心无旁骛，任劳任怨，像齿轮和螺丝钉一样专注而勤奋地“一心扑在工作上”。他们在各行各业不断推出各种所谓“德艺双馨”的忠诚楷模供众人效仿。

这里引用网友的一句话就是：权力的顶端制造谎言，中端维护谎言，底端用沉默兑换谎言的庇护。由此诞生了一种建立在共谋之上、由所有人参与构筑并最终囚禁所有人的秩序。

在那些为特权阶层提供服务的“群羊”中，顶端权力物色了一些更忠顺的奴才，许以小恩小惠利诱出其内心深处的邪恶与凶残，使之成为他们的耳目和鹰犬，用告密加暴力的手段阻止各类群体反叛事件的发生。对于“执法”中发生的过火事件，除非惹翻众怒影响到其自身权力稳定时，才会剪除“坏了他们好事”的爪牙来做做秀，然后再高调自我炫耀一番：为了“安定团结”大局，他们“英明果断”地“把丧事办成了喜事”。

民福与国强

国家行为走向的两个根本目的，一是不断提升国民生活福祉，让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这些基本的民生所需不再成为社会问题；二是通过教化，让国民拥有纯正良善的心地，信奉普世价值观，崇尚真善美，精神有寄托。

无论是过去的“政治挂帅”还是后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都撇开了上述两个根本目的。

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所谓强大或“盛世”，多数时候只是皇家的强大帝王的盛世，只是为朝廷备足了更充裕的可任性挥霍的财物而已。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为人民服务”之类漂亮口号遮掩下，特权阶层用丑陋的吃相贪婪地分食着国家发展和繁荣带给他们的超级蛋糕，而他们口中的人民， 却常常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焦头烂额。

国家发展永远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谋求国民福祉才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也才是一个合法国家所有行为的初衷和归宿。是否为百姓谋求了幸福生活是检验一国执政者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所谓“繁荣富强”、“腾飞崛起”之类宏大叙事，应该首先包含民生福祉，否则那仅仅指的是“帝王家宴”，仅仅意味着国民的灾祸。

长期执政却做不到上述几点的政权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失去了代表国家和国民的资格，其制定的所有政策和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所进行的政治内斗和对外战争，都可以认定是在争夺和维护其特权集团私利，无论其怎样变换姿势以国家和民族名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美化。对此，从某些区域几十年来打着为民服务这一镀金招牌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上溯到更早以前的内外战争，最终呈现的结果都清楚地表明其立党为私、执政为己的核心本质。

任何公权力不以谋取全民福祉为目的所有行径都是罪恶；任何冒全民之名以营私利的公权力都是社会的祸源。

一个受世人尊敬和景仰的国家不是光凭着国家攥在手里的米袋子枪杆子。国库充盈坚船利炮仅仅是物质前提。伟大国家的主要标志是它所拥有的先进的文化、文明的政治和丰裕的国民福祉。

有种论调说，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全凭实力说话。而这个所谓实力往往特指GDP指数以及国家军力。所以有些国家动不动就用秀肌肉来吓唬对方和给自己壮胆。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表示国家生产成果，后者表示国民收入水平，二者不存在直接关联的关系。

以下两个组数据或许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世界经合组织 2011 年公布的全球 41 个国家生活质量调查显示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调查包括收入、工作、住房、健康、教育、环境等11项指标。

?国家统计局2019年拿出的调查数据或许更直感一些：中国有六亿人口平均月收入不足1000元。从国际贫困线标准对照来看，这个收入水平虽不算赤贫，但仅仅达到“刚好活着”的标准。

综合国力号称世界老二与近半数国民月收入不足人民币1000元是官媒公开披露的两大数据，鲜明的对比再度印证国家强盛与国民福祉并不能直接画等号的道理。

“厉害国”有两句话听上去冠冕堂皇的话，一曰“灾难兴邦”。汶川地震时，这话好像被喊得最响。它的意思浅显明了:民众遭了灾不算什么，灾难能给国家带来兴旺。邦者，国也。国家一词在东大又与朝廷同义。另一句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被居心叵测者篡改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点到了民众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却回避掉了民众的权利。

上述两句话强调的都是国家利益。似乎为了国家利益，民众要甘心牺牲“小我”来担当“匹夫之责”来“精忠报国”。

民与国孰重孰轻这一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不得不再次拿出来讨论，这本身就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没有民哪有国，道理是如此明了。民众之所以建立国家，就是为了保护群体大众的共同利益。如果把“兴邦”建立在民众苦难与牺牲的基础之上， 对民众只讲责任不讲权利，或者说国家兴与亡的结果都是百姓遭殃，试问要国何用之有？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人这一声叹息不知道尽了多少人无奈的感慨！历史表明，邦兴未必民旺，国富未必民强。

在这种背景下，对百姓而言，这是你的国也不是你的国。说是你的国是因为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祖先你的文化你的根都在此地；说不是你的国是当你和它之间仅仅是付出与索取的关系时，即平日你是为它劳作效力的牛马，战时你是为它赴死牺牲的炮灰——所谓国家对你而言只是一个无影无形却处处罩在你头上的那个压迫的力量。

当朝廷只代表大官僚和大财阀的利益时，百姓只剩下两种存在形式：被割的韭菜和备割的韭菜。在这个被叫做“国家”的东西眼里，你的存在仅仅是大数据里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是暂时可被利用的“人矿”和“燃料”。它偶尔对你多看一眼只是因为你尚有被榨取的价值，所以只需要这“资源”生生不已就行了。至于你的生计、安危（更不要提什么幸福）等等你的生老病死都无关它痛痒，任你苟且红尘自生自灭。尽管你让渡了各种权利给了这个所谓“国家”，但它于你而言只有榨取并无担当，“国家”一词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形同虚设。所以实际上你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或者只是一个漂泊在某地随遇而安的“盲流”而已。在这样的境域中，网上有句话说点评得颇为精妙：你是哪国人不重要，哪国把你当人才重要。

然而在每一个平民卑微的一生中，却常常被反复训诫要爱国，要不断高唱爱国高调，谁若稍有迟疑就有可能遭到“卖国贼”棍子的当头棒喝。更荒诞的是，在那些挥舞“汉奸卖国贼”棍子追打你的人群中，大多数竟然是同样备受压迫无处申诉的底层“草根”“蚁民”。

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公然对他的国民大放厥词，叫嚣“没有国你什么都不是。”他的话今天必须反过来说：没有民福，国什么也不是。

专权统治者深得纳粹党徒戈培尔的宣传要义：“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多年以来，人们正是这样被反复灌输的各种错误的观念，颠倒民众和国家这两者的权重关系。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和本末倒置的谬论，使后来许多荒唐的社会现象变成了所谓“英雄壮举”：山火来了，小学生也要踊跃奔赴火场保护国家林木；洪水来了，哪怕不会游泳没有护具，也要冒着溺亡风险跳入水中打捞公共财物；暴雪来了，即便冻死冻伤也要寻找一只走失的集体小羊；守护阵地，就算成百上千人冻成“冰雕”也要寸步不离；面对敌人雷区，为了给占领山头争取时间，可以滚动血肉之躯排除地雷……这些高举国家集体利益蔑视个体生命的残忍故事都被统治团伙宣传为“英雄事迹”，践行者被竖为全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为了遮人耳目糊弄百姓，他们专为国民量身定制了一碗“当家做主”的“心灵鸡汤”，像填鸭一样灌进了百姓的口中。对于世代为奴的贫苦百姓来说，这碗“当家做主”宣教鸡汤的诱惑往往是难以抵挡的。能当国的家做国的主成为国家的一个“股东”，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能把人砸蒙的大馅饼。

所谓“当家做主”，是从建政之初就常常在国民耳边鼓噪的那句“劳动人民从此当家做主人”宣传语，“当家做主”是它的一个缩略版。

人民建立了国家，国民原本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主人。然而，统治者却暗中“调包”，自己爬上了主人的位置，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层。当统治者把受其奴役的百姓“牛马”封为“国家主人”后，便构成了一种“主仆颠倒”的吊诡关系。本来的仆人成了主人，原本的主人成了“耗材”。无数国民戴着这顶“当家做主”的光鲜高帽被做成祭品送上了统治者的祭坛。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当看到网上仍然有人像喝了“迷魂汤”似的嚷嚷“当家做主”这句“鸡汤”话语时，感觉已然不知今夕何夕。很想问一句：作为被朝廷视为草民瓜众的国民，国家制定和出台的哪项大政方针恁参与了？是“反右斗争”是“大跃进”还是“文革”？如果说都没参与决策那恁算当了什么家做了谁的主？大概顶多算是那场“火灾”里的一把柴草而已，烧毁了自己助长了罪恶。实话说，没做这个主算是幸运，因为那些所谓“决策”曾把国家和国民带进了一场场深重的民族灾难当中，真要是做过这个主也必是同谋无疑了。如果此生至今没见过选票长什么样，甚至连区县里的“两会”代表委员都不知何许人也时，还是且慢叨叨“当家做主”这种话为好。

在民主一词的内涵中，有“由民做主”的含义，它最突出的特征是一人一票。对于委托谁来做国家和民众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对涉及国计民生重大事项做出施政决策，选民们都可以通过一人一票来表达个人意愿。这样的行为虽说是一种对集体事务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但却是一个纳税公民行使了自己最基本权利的一个体现，也才能配得上“当家做主”这句话。

当国民面对那些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吃着毒食喝着污水吸着脏雾被官府强拆被城管欺侮被冤屈被截访被户籍歧视被锁言禁声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的同胞时；当一国公民常常被称为或自嘲为“韭菜”“屌丝”“蚁民”“屁民”并且无望地面对那留不下的昂贵城市和回不去的荒芜家园时——还怎么张口自称“国家主人”、有什么值得骄傲自豪的呢？

在国家利益的所谓“宏大叙事”之下，百姓的生命一文不值，个体权益不值一提，仅仅是实现“宏大目标”的一次性工具和耗材。

在极权统治者眼里，只有权力和金钱，民众只不过是为其聚敛财富的耗材和为其守护权柄的家奴。不幸的是无数民众被统治者蒙骗，把帝王及其团火当成了自己的大救星和守护神，不停地顶礼膜拜歌功颂德，这种愚昧延续世代而不能醒悟。

“打鸡血”是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东大的一个伪科学保健法，人们迷信把新鲜鸡血注射到体内能治疗百病，把因肌体排异反应给人带来的亢奋和燥热当做疗效。于是很多人抱着公鸡上医院排队打鸡血。用“打鸡血”式的江湖邪术刺激起来的爱国激情像极了“打鸡血”疗法一样荒诞。

所以，如果非要拿什么“世界老二”或“遥遥领先”这套词语来“打鸡血”的话，首先该拿民生福祉作比。假如有一天各项民生幸福指数排进了世界前列，再来夸耀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也算有了些资本。真若如此，形成真正发自国民内心的民族向心力和自豪感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根本无需用炮制“鸡汤”式的口号和“打鸡血”来催生爱国高潮。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得出结论，一国是否伟大，不是看它疆域有多辽阔、军队有多强大、国库有多充实，也不是看它对富人如何锦上添花，而是看它全体国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幸福感指数，看它对每一个贫弱者所给予关爱和扶助的程度。换言之，如果没有国民的福祉，所谓国家强大，疆土辽阔，国库充盈，精兵强将等等一概都是浮云，全都不过是朱门的灯火、皇家的宴席。

一个伟大国家的标志是开明的政治、先进的制度和优裕的国民福祉，如若与之相反，非但谈不上什么伟大，可以说就是所谓“无赖国家”。任何不以谋取全民福祉为目的公权力的所有行为都是作恶和犯罪；任何冒国民之名谋取私利的公权力都是全民公敌。奴役和轻贱国民的国家无论如何“强大”不但与国民无关甚至是国民之祸。除非明确显示所谓国家利益直接关联每个个体利益时，国家利益才有其正当性，否则，凡是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虚词大话都是无良政客忽悠民众的宣教骗术。

人权与主权谁该优先？

长久以来，由于对全民实行了系统性欺骗宣教，很多人都形成了一个“集体共识”，认为国家主权高于国民人权，主权至上的地位神圣不可动摇。就像经常听到的那句“没有国就没有家”的宣传语一样。

事实果真如此吗？国民人权与国家主权究竟哪个优先级更高呢？

先说结论：国民人权优先级高于国家主权。简而言之：人权高于主权。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而国家不是。国家只是工具或手段，是为了维护国民利益而设计和服务的一个存在形式。国家主权一旦高于人权，国民便毫无悬念的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所谓国家主权即指国家权力或国家权益。当国家与政权的概念混淆后，统治者利益就会以国家主权或国家权益的面目现身。如果按照国家权益高于国民权益的原则，国民权益将不得不做出牺牲退居“二线”，让位给处在自己上位的国家主权。国家权益一旦凌驾于国民人权即国民权益之上，这就为国家政权肆意侵犯和剥夺国民正当权益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国民权益随时可以成为被付出的“代价”。事实上，没有个人权益就不存在国家权益。每个人捍卫自己的权益就是在捍卫国家的权益。

观察中外历史和当代现实，一些独裁者打着“国家主权安全高于一切”的幌子肆意侵犯国民权益，甚至置无数国民生命财产于水火之中，从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毛泽东之流无不如此，正可谓“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中国抗战期间，国民党正规军为抗击侵略者曾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卓著战功。然而，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也曾以保卫国家为名制造了河南花园口决堤惨案，导致近百万无辜百姓丧生以及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的重大人祸。抵御外敌入侵目的是护国佑民，蒋却在大敌当前给本国百万民众制造了灭顶之灾，这是何等荒谬！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可以为蒋对中华民族犯下的这一罪行洗地。

更有甚者，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和平年代，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乌托邦幻想掀起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导致了三千七百万国民被饿死的惨绝人寰的灾难；随后不久，他继续以防止国家“和平演变”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次以国家名义制造了两千万人死于非命、上亿国民受到政治风暴冲击和民族文化遗产被毁坏殆尽的旷世浩劫。

再来看当今正仍处于战火中的俄乌战争。俄罗斯独裁者普京以假想敌威胁国家为由，采取军事手段入侵邻国乌克兰。截止目前，俄国已经为独裁者的侵略恶行付出了本国一百多万年轻生命的代价……凡此种种，均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绑架国民并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招牌来实施的公权力犯罪行为，结果无一例外地重创了本国乃至他国人民的权益，制造了重大的人道灾难。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案例无不是“国家主权高于民权”的荒谬逻辑所结下的恶果。

毫无疑问，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每一位国民安居乐业，保障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不受侵犯。这是一个国家政权具有合法性的主要标志。对于导致国民丧失上述权利的任何政府行为都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都必须被否定。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所谓国家主权维护得再好对国民也毫无意义，这种“挂羊头卖狗肉”式的“维护国家主权”的鼓噪，不过是维护一个非法的国家政权的遮羞布而已。

独裁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永远是他们赖以独裁的权力而绝不是人民。真相是，独裁者既不在乎民权也不在乎主权，他只在乎手中的政权。为了稳固手中权力，独裁者可以冷酷地榨取人民的血汗以获得财富；可以用暴力打压反抗者；可以穷兵黩武欺骗或绑架大量生命成为炮灰；可以为化解权力危机，把包括社稷和人民利益在内的一切都作为代价毫不眨眼地随时付出。

好国长什么样？

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政权起码应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

1.把为全体国民谋取福祉置于不可替代的至高地位，使国民在物质与精神上获得的幸福感；

2.大体平衡国民经济收入，不造成国民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

3.始终将维护社会低阶层弱势群体利益作为施政要务，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保障其拥有基本的体面的生活。

“均贫富”应该是一个堪称“好国家”最主要的特征。这样的国家使国民经济状况呈现“枣核”型，即中间粗两头尖， 超富和清贫是两端小头，占比很小，绝大多数人处于中产阶层的中间状态，拥有着比较优裕富足的生活。

重点是：这大部分国民是由国家福利政策作为优渥生活做基础保障的，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在内的社会福利，都靠纳税人“众筹”的税金来支撑。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包括台湾地区较高的“国民幸福指数”也是循着这一逻辑实现的。征缴超高税金而社会福利稀薄是造成一个国家总体上“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

国民中超富小众阶层是特殊优秀人群，或曰各个行业的明星人群，是金字塔的顶端，比如各国富豪（贪官除外）。他们虽是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然而只是令人羡慕嫉妒但却恨不起来，因为这一小众俊杰基本上是凭着超群的个人能力和成就来积累的私人财富，不同于偷窃民脂民膏让人侧目切齿的龌龊贪官。

在这样的国家中，大多数人一夜暴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不努力工作有可能落入清贫的生活状态中，甚至靠国家救济过日子。

清贫人群原因复杂，再优质的国家也有穷人。打个比方，就如同人群里总会有少数残障人士一样。这些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理应受到特别关照。

所谓“包容性制度”国家，会根据国力给予这部分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只有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的国家才会“犹行秦法政”，使用商鞅残酷的“驭民五术”，贪婪地不断膨胀所谓国家的经济体量而让绝大多数国民处于穷困焦虑状态。大多数国民除了为了生计艰辛劳作以外无暇顾及其他人权，更别谈什么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以及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之类美丽人生了。

通俗说来，一个好国家的标志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不惧怕”：

不惧怕因言获罪；不惧怕弱者受欺；不惧怕居无定所；不惧怕老无所依；不惧怕衣食无着；不惧怕无钱就医；不惧怕食品有毒；不惧怕坏人侵袭；不惧怕受骗上当，不惧怕暗箱舞弊；不惧怕权大于法；不惧怕无处讲理。

作为一国之民，能否产生所谓自豪感，不取决于国家的什么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也不取决于这国是什么世界老几到处挥金如土，更不是动辄张扬地弄出一些奢靡宏大的形式演给世人看。自豪感产生于幸福感，而幸福感取决于——这个国是否是把国民的福祉永远置于至高无上的第一位置；是否是终日诚惶诚恐地悉心呵护好它的每一名公民；是否是在征收大量税金国库充盈时能使它的国民体面地而有尊严地安居乐业；是否让它的国民不会为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要素而焦虑，不会为生命和财产安全而担忧，不会为自由地表达而心生恐惧，不会为食品有毒、环境污染而焦虑。

——这也是判定一个国家究竟是人民的国家还是少数权贵的国家的主要凭据。

发达国家避免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主要依靠平衡财富流向的办法。所谓“平衡”，就是既对绝对平均主义说不，也不允许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一个爱民之国的国家义务和努力方向。譬如高税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允许存在贫富差距，因为那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剂；但不容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事情发生，因为它会带来国家危机。福利国家在高税收和高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体系中，充分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在全民医保、教育、失业以及养老等方面，通过对普通国民大众进行较大幅度的财政倾斜，使其不会因为在基本生活方面的欠缺而陷于窘境，幸福指数也自然会相应提升。

从不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北欧五国以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实际上可算作“社会主义加私有制经济”的混合体制度国家。特别是芬兰：丹麦、挪威、瑞士、瑞典这北欧列国，属于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国民幸福指数一直排在世界前列。所谓高税收高福利的“双高”国家，是把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这些民生必须项都由国家一生全包的。有统计显示，东大的税收有四五十种之多，而且最近又嚷嚷要出台更多“大税种”，缴纳的税费之高在全世界上占据前排，每年仅税收就以百万亿计。然而人们却很少见过由国家兜底的民生福利。“口罩三年”期间，多国都给本国百姓发放了纾困金，而某些国家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利用“御用文人”污名化这样的国家福利行为来为自己的不作为来“洗地”。更有甚者某些政府部门还勾结奸商乘民之危大发国难财。所以，问题不在于高税收，而在于高税收之后有没有拿出用于国民生活保障的应有福利；不在于墙上挂着的“执政为民”的漂亮标语，而在于现实中实实在在的可见行动。

国家治理有好与不好之别。成就一个好国家的一定是一个好制度，反之亦然。国民福祸不一定与国家兴亡有关，但一定与国家制度好坏有关。所谓好制度必须包含一个能不断自我修复和纠错的机制，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好与不好的国家都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主要取决于它所选择的制度。不好的国家只能通过制度转型才能改变，别无他路。制度才是一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生态底色。

做个小结：

爱国是国民自发产生的一种单纯对祖国之爱的情感，仅包含对这片国土和族群文化之爱，无关任何其它“涉爱”情感。在这个语境中，“国”是狭义概念，爱国是无条件的。

国家、政府、国民、党派都是独立概念，任何故意混淆它们边界的说法都是洗脑式的宣教，是企图通过制造认知混乱，把国民爱国情感偷换和转移到某些利益团伙头上。

当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主权时，国家才具有广义概念，在这一语境下，所谓“爱国”从无条件转为有条件，就是国民所爱之国首先必须是爱民之国。

爱国永远不等于爱政府。政府在国家管理中失职失能是不称职的执政者；政府挥霍税金、营私舞弊、监守自盗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行为，表明丧失了执政合法性。这样的政府要向国民谢罪，要下台，要被追责。

“爱国者”作为群体有着多种类型成分，包括最广泛的大众爱国者（含有大量“愚忠型”爱国者）、一部分伪装成爱国者的“爱国贼”和少数真正的理性爱国者等等。真正的爱国者是持守社会良知与道义底线的人；是时刻监督和质疑政府行为、批评政府施政弊端的人；是执意启蒙“愚忠型”爱国者的人，是不惜“冻毙于寒夜仍然为众人抱薪”的人。

所谓“爱国贼”，是一群把“爱国”当骗财工具和名利场“敲门砖”的投机分子。

爱国不需要鼓动。煽动起来的爱国“虚火”和偷换爱国概念的是同一伙人。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利用民族情绪维护特权统治阶层的利益。

人民需要和热爱的国家是物质富足、精神自由、环境优良、社会安宁的好国家。

人权高于主权，民福重于国强。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其它都是手段。如果一个国家的所谓强大以国民利益为代价，那就不需要这个国家强大，人民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

所谓“好国家”，是悉心呵护每一个国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国家，是给国民饮食、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要素提供“托底”保障的国家。

单纯的“均贫富”观念并不陈腐，既是民之所向，也是一个好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均贫富”是通过确立公平的财产分配制度来大体平衡国民收入，杜绝社会不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制度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基和方向的罗盘。唯有好制度才能成就好国家。

20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