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5.12 虚幻与现实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五章 苏联成败
5.12 虚幻与现实
纵观苏联历史，如果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真是完全唯物的、历史必然的，那么劳动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就不应首先在俄国爆发，而应在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率先出现。俄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并非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资本生产方式自然终结的结果，也不是经济规律自发演进的必然产物，而是战争失败与社会崩溃催生的政治剧变。在俄国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下，革命更像是历史的突发事件，而非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战争失利、社会失序、革命党人策略的高明运用，构成了革命成功的直接原因。这样的成功，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理想对社会不满情绪的有效动员，而并不等于该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理论得到了现实的验证。理论的实践，不仅要建立政权，还必须创造出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生活需要的物质成果与安全感。这才是检验社会形态生命力的最终标准。
俄国革命的成功，固然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实验场，但这仅仅是意识形态实践的第一步——它为理论在现实中展开提供了政治空间，却与真正的物质生产基础关系不大。而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形态的根基，是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土壤。没有稳固而高效的物质生产体系，一切制度设计与思想构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从社会现实看，俄国当时并没有完整而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没有与之匹配的上层建筑。社会文化仍是农业文明与初步工业化混合的形态，思想观念既带着浓重的农奴制传统，又夹杂着初期工业社会的急躁与粗糙。在这种条件下，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经济技术上先天不足，在人文文化上也缺乏多元开放的思想土壤。
革命和战争塑造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让苏联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在与西方的力量对比中迅速缩小差距；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的单一化和政治高压，抑制了内部的批评与纠错机制。对加盟共和国民族、农民与社会异议者的镇压，其血腥程度绝不亚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集权与计划经济在苏联初期发挥了高效优势，但也因此固化为一种不可摆脱的模式，形成了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的痼疾。
这种高效与高压的结合，正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批判的极权悖论：集权确实能在短期内集中资源办大事，却必然牺牲社会的自我调整能力，最终积累成难以逆转的结构性失衡。而一旦经济出现下滑，整个政治与社会机制便会陷入僵局，因为失去了思想多元化的缓冲与创新源泉。
如果仅看苏联工业化的速度与规模，它无疑是集权体制可能带来高效动员的最佳实例。但这种模式无法长期维持。一旦经济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内部就缺乏和平化解矛盾的政治手段与社会智慧。理论长期受制于意识形态教条，无法根据现实变化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整。这种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自我封闭，使苏联在冷战军备竞赛的消耗下经济雪上加霜。
历史上并非没有类似的情形。清末的中国，经过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国家的孱弱的原因已不是积贫积弱，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体制本身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性与创造力，及权力中枢与现实脱节，这是所有专制体制末年的通病。即便有“洋务运动”这样的大规模现代化努力，依旧难于摆脱僵化的官僚体系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桎梏。与苏联晚期的情形类似，最高层虽意识到改革的迫切，但缺乏坚决而有序的政治引导，反而在外部压力与内部保守势力的拉扯中错失良机。
再看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联邦在铁托时期依靠强势领导维系统一，但铁托去世后，中央权威迅速衰落，各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经济困境加剧，最终导致血腥的分裂战争。这与苏联晚期的解体逻辑有相似之处：一旦中央失去有效整合资源与利益的能力，多民族国家的内部离心力便会急剧增强。然而尽管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力带来危机，但却不是中央之前解体的关键变量。
更早的例子是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军事开支膨胀、经济衰退、中央权威削弱，地方势力与蛮族雇佣军逐渐控制实际权力。中央政府在失去军政控制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罗马的衰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军事失败，而是长年累月的体制性耗损与社会信心的崩塌——这恰好与苏联晚期的精神颓势如出一辙。
这些历史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丧失了整合社会的能力，当体制内部缺乏自我修复机制，当精英集团的私利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国家崩溃便只是时间问题。无论是清末的官僚化威权，还是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分裂，抑或罗马帝国的衰亡，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失去政治与社会的有机统一，失去制度与利益的动态平衡，任何宏伟的文明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苏联的改革，本可在平和与理性的进程中推进，借助一个强有力且能适应新环境的中央政府，完成从计划经济向更开放体系的过渡。但最高领导层在内部尚未形成共识、社会缺乏稳定承接力量的情况下，贸然放弃意识形态控制，放任外来价值观冲击社会思想根基。这种近乎自我解体的做法，使得改革迅速演变为体制崩溃，而体制崩溃在多民族的苏联意味着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西方舆论将苏联解体视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解释夹杂着意识形态的自我优越感，却忽视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真正导致苏联崩溃的，不是某种主义的理论破产，而是一个国家最高权力集团对内部利益平衡与社会信心的彻底放弃。所列举的种种原因尽管是苏联解体重要原因，却不是关键变量，关键变量只有一个，就是最高权力的背叛。历史证明，内部的背叛比外部的压力更致命。国家的政治中枢如果丧失了责任与担当，无论它的历史多么辉煌，曾经多么强大，都难逃解体的命运。
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指出的，社会变革一旦失去政府的有力引导，就容易蜕变成无序的社会革命。而无序革命的代价，往往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创。苏联的结局，不仅是一个制度的终结，更是一次内部背叛、体制崩溃与国家失序交织的历史悲剧。
有关苏联解体的研究与文章多如过江之鲫，许多学者专家出于对意识形态理想信念的坚信，或地缘政治的执着，对苏联的解体欢呼雀跃，情有可原。然而情绪跨越理性是研究者之大忌，它会模糊逻辑，让思辨粗糙，思想愚钝，更会如病毒感染类似研究之思想成果，西方学者智库对中国社会研究之屡屡误判可见一斑，其背后或多或少都有苏联解体乃历史必然之认知。
理想若失去现实的土壤，权力若背叛公共的信念，再伟大的文明也会化作风中落叶，随风而去。
大鱼 谷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