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5.10 政治精英为私利拆解国家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五章 苏联成败
5.10 政治精英为私利拆解国家
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色彩浓厚的国家，任何对政治体制的挑战和公开批评都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长期的高压统治不仅压制了社会大众的言论与行动自由，也抑制了社会情绪的正常释放。普通民众在这种环境下噤若寒蝉，即便内心积怨已深，也只能在私下低声抱怨或通过间接方式宣泄不满。当这些不满长期得不到纾解，就像在社会地层深处积聚的压力，一旦找到突破口，便会呈现爆炸性释放。而这种爆发，如果不通过有序和渐进的改革加以疏导，必然导致剧烈的社会震荡。
一个健康的社会改革应当是“由紧到松”的渐进过程，即在维持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推动开放与自由化改革，让积累的社会矛盾和民怨能够逐步消化。但苏联在晚期所经历的，却是另一种情景——改革的节奏过快、范围过广、方向失衡，再加上最高领导层的战略摇摆与政治误判，使得改革很快失去了稳定的依托。
对反体制的政治力量来说，他们非常清楚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与保守力量的反扑潜能——一旦改革受挫，自己不仅会失去政治生命，甚至会遭到彻底清算。为了自保，更为了个人政治利益，他们在关键时刻往往采取极端策略，力图“一刀切”地摧毁现行体制，使其丧失反扑能力。在这种逻辑驱动下，改革不再是修补体制漏洞、提升治理能力，而演变成了对原有政治结构的全面摧毁。
与此同时，民主化浪潮中的加盟共和国政府与地方政治力量，也有着同样的生存焦虑和利益考量。地方精英深知中央政府在权力松动之际已难以对地方形成有效控制，而中央对地方资源分配的削弱与财政要求，更使他们感到来自中央的利益矛盾与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不仅没有与中央保持合作，反而视中央为生存与利益的最大障碍——“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不再仅仅是行政分歧，而是上升为政治生死之争，最终演变为零和博弈。
更为致命的是，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精英阶层，在长期执政与权力固化的过程中，早已从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者蜕变为依附于体制的利益集团。革命初期，许多干部确实怀揣理想与使命感，将意识形态视为信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体制运行数十年与世代交替之后，这种信仰被日常的权力交易与利益分配所稀释，革命激情逐渐退化为官僚惰性，理想主义者被擅长钻营、唯上是从、惟利是图的官僚所取代。意识形态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精神旗帜，而沦为一种政治符号——在官方场合需要被庄重陈列、在政治仪式中被反复吟诵，但早已失去了真正的精神约束力。对于许多依附体制而生的精英而言，它只是进入权力圈、分享既得利益的“入场券”。
当国家体制出现全面危机时，这些所谓的政治精英很快完成了身份转化：在执政体系稳定时，他们是阳光下忠诚的护卫者；一旦权力中心出现裂痕，他们便迅速成为观望者，甚至在条件成熟时摇身一变成为公开的反体制者。这种转变的核心动力不是理念，而是利益——他们深知，体制崩溃之际，也是将长期非法占有的国家资源、国有资产迅速合法化的最佳时机。这是一场由内部精英主导的财富大转移，其规模与速度往往惊人。在苏联解体前的几年，大量国有资产被低价出售、私下转移甚至直接掠夺，形成了新兴的寡头阶层。这些人在体制垮塌前后摇摆不定，表面上打着改革、市场化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完成个人财富的历史性积累。
这种背叛不仅来自中央，也同样存在于地方。在加盟共和国层面，地方执政集团也借机将中央原有的资源与资产收入囊中，并以“民族自决”或“地方自治”的政治口号为掩护，掩饰其经济掠夺的本质。一旦中央政府失去对资源调配与政治任命的实际控制，地方政府便毫不犹豫地推动“独立化”进程，与中央彻底决裂。1991年的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的政治行为，正是这种趋势的集中体现。
中央的应对则更显软弱无力。一方面，改革派最高领导层缺乏整合党内与体制内精英的能力，对体制的社会基础——即广大党员和中下层干部——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与利益协调。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早已失去凝聚力的背景下，执政党无法在危机时刻重塑统一战线。原本应当是国家治理骨干的党员群体，在面对中央与地方冲突、精英倒戈、体制信仰崩塌的多重冲击时，选择了沉默、观望甚至附和分裂力量。
此时的中央政府不仅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更在舆论与社会心理层面遭到围攻。开放媒体本应是一个有序渐进的过程，而苏联晚期的“公开化”却是在缺乏政治共识与社会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推行。反对派与分裂势力利用媒体的开放，对国家历史、执政党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否定与攻击，不仅抹杀了体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在民众心中制造出一种“苏联已无存在必要”的舆论氛围。一个国家在话语战场上的失败，往往比经济危机更致命——因为它直接动摇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更为严重的是，当中央在政治与舆论战中节节败退时，那些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不再试图挽救国家，而是以各种方式为自己的“后体制”人生布局。他们与地方势力、反对派、甚至外国势力进行私下交易，以换取自身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与财富。这种内外勾结，使得国家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被瓦解，更在精神与认同层面失去了凝聚力。
因此，苏联的解体不仅是经济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更是一个执政精英集团整体性背叛的结果。当最高层失去掌控局势的能力，中层官僚选择利益自保，地方政府寻求与中央的彻底切割，反体制势力借助舆论与外部力量推波助澜，国家的崩溃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苏联的垮台并非单纯源于外部压力或制度缺陷，而是来自体制内部的“自我拆解”——而这场拆解的主力军，正是曾经的执政精英。
这种历史教训并非苏联独有。无论是南斯拉夫的解体，还是一些非洲国家在冷战后的崩溃，都存在类似的内部背叛逻辑：当政治精英将国家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不再视其为共同体时，这个共同体也就失去了延续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压力暂时缓解，国家也很难再恢复往日的稳定与凝聚力。
苏联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它的制度设计和经济实力，更取决于其执政精英在关键时刻的政治担当与价值取向。当执政精英集体失守，哪怕这个国家曾经强大到足以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抗衡，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轰然倒塌。这是苏联留给后世最深刻、也最沉痛的政治遗产。
当权力化作私器，国家便被切割成碎片，风雨中，宏伟的大厦将沦为废墟。
大鱼 谷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