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5.6 思想僵化窒息经济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五章 苏联成败
5.6 思想僵化窒息经济
集权与计划经济在苏联的长期运行，事实上抹杀了经济最基本的社会要素——市场与自由，使社会最根本的经济活动——生产与消费——陷入脱节。企业失去了自主决策权，经济活动缺乏方向感与自我调节能力。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苏联对私有制天然怀有敌意，并以政治与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压制。这不仅是出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判断，更是革命政权自我合法化的政治需要。然而，这种敌意和压制极大削弱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
私有财产的存在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而是人类生命自然属性的必然衍生。它不仅是文明进化的标志，也是人类物质生产与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与必要手段。社会物质生产，本质上是一种自发的社会活动，是人类趋利本性的直接体现。财产私有是这种自然生产活动的逻辑延伸，私有生产活动往往具有最高的活力与创造力，它们是社会经济体系中最有生命力的细胞。这些分散的、由个体驱动的经济细胞，只有通过市场这种价格与信息的交换机制才能有效整合。市场不仅为它们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它们提供了方向与动力。
苏联在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强制手段压制乃至取缔私有生产，实际上切断了社会经济自我调节的机制。市场被计划取代，价格信号被行政指令替代，竞争被政治动员取而代之。这不仅导致资源错配，也让生产者丧失了改进效率、追求创新的内在动力。个体与企业在这种体制下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姿态——按部就班完成指标、规避风险，而不是主动寻找机会、提升效率。
这种经济压抑的根源不仅在于制度设计，更在于意识形态的僵化。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将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视为剥削制度的根源，而苏联政权则在现实中将这种理论僵化为教条。在冷战背景下，外部环境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敌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苏联为制度对手，对其进行经济与科技封锁；而苏联则以高度政治化的眼光看待一切来自西方的经济、技术、乃至管理理念，将其视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加以排斥。这种封闭心态不仅阻隔了外部知识流入，也扼杀了内部经济创新的可能性。
二战之后，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很快转化为军备竞赛。为了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对峙，苏联大规模投入军工生产。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技术积累与部分工业升级，但其副作用是严重扭曲了国民经济结构——重工业与军工产业膨胀，轻工业与民生生产长期被挤压，消费品供给不足。由于政治优先决定了资源分配，苏联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个畸形结构：国家机器能迅速生产坦克和导弹，却难以生产足够的日用品来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经济活动日益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在这样的体制下，经济决策高度集中，企业没有独立制定生产计划的权力，工厂厂长和经理人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计划官员”。由于缺乏市场信号的指引，生产往往是为完成计划指标而进行，而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求。产量数字在统计报表上可能光鲜亮丽，仓库里却堆满了无人问津的产品，甚至出现“报废生产”的荒谬现象——产品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制造，根本没有实际使用价值。
这种经济困境与思想僵化密切相关。当经济发展出现困难时，意识形态框架内的理论体系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也无法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于是，政治高压自然成为主要的社会管理手段。然而，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并不能创造财富，只会激化社会的消极情绪，削弱人们对体制的信任。长此以往，民众开始怀疑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而执政党则陷入“为了维持秩序而加强高压”的循环之中。
苏联战后已经失去了迫在眉睫的外部生存威胁，国内的公开敌对势力也被消灭殆尽。此时，革命理论的斗争框架已经不再适用于经济建设阶段的复杂问题。然而，苏联的意识形态仍停留在革命时期的非黑即白逻辑中，缺乏对多样化经济现实的包容性理解。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种试图走出革命意识、适应经济建设现实的尝试，其本质是希望让意识形态更贴近经济发展需求。然而，这种理论创新仍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框框——它依旧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理论中寻找出路，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进行制度革新。赫鲁晓夫下台后，这种尝试迅速终止，体制又回归到僵化的轨道上。
进入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经济困境已经积重难返。改革在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思想定位，也缺乏一套成体系的理论支持。所谓“改革”，更多是一种姿态——在经济停滞、社会不满高涨的背景下，领导层希望通过政治开放与经济调整来恢复民众信心。然而，这种改革在实践中演变为自我否定——它不仅动摇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还在意识形态层面打开了质疑的大门。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与可行的操作路径，改革很快被外部的自由主义话语所裹挟，从体制调整转向了对体制本身的颠覆。
这一转折与经济失败有直接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长期僵化。当执政党高层自己对意识形态失去信心，甚至开始否定其正当性时，这一体系赖以存在的社会思想基础也就随之崩溃。一旦思想信仰体系瓦解，制度就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力量。苏联最终的解体，不仅是经济衰退的结果，也是执政集团连续战略失误、主动放弃意识形态武器的必然结局。
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僵化与经济危机之间并不是单向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强化的循环：僵化的意识形态导致经济缺乏活力，经济困境又促使执政集团收紧思想控制，形成恶性闭环。当这种闭环失去破局的可能时，整个体系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瓦解。苏联的经验表明，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保持开放性与自我修正能力，就难以在经济和政治上维持长期的健康运行。
当观念僵硬如枷锁，经济的血液便冻结在寒冬，大地唤不回春天的活力。
大鱼 谷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