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一）给回忆插上翅膀

看到标题你一定笑了，只听说过让幻想插上翅膀，哪有什么给回忆插上翅膀？只有幻想才能任其无边无际地翱翔，回忆只是对往昔的追念，插上翅膀，岂不成了胡乱编造？

其实我并无编造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如今虚度六十有三的岁月，再加本人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记忆力就极差，还自不量力企图写一点回忆的东西，又没有能力写出那种既系统又有教育意义，还能够传之千古的文字，只能信马由缰想到哪写到哪，也算是一种自娱自乐吧。信马由缰的空间虽然很大，但感觉总不及插上翅膀的自由度更高。虽说飞到哪算哪，但我还是保证能回忆起多少就写多少，绝无半点虚构。

我大约从三岁开始记事的吧，这一点也是经过考证的。我记忆当中有在长沙躲防空洞的经历，原先一直误以为那是抗美援朝时期躲美机轰炸。每当城市上空防空警报拉响之时，我就被大人领到一个小小的土洞里边，这样的洞是在岳麓山的山边随便挖的那种简易的小洞，只能容下一两个人，我就一个人躲在那小小的洞里，眼睛看着洞顶和洞壁露出的树根、草根之类，直到警报解除才敢出来。后来还常常听到大人们告诫说，不要随便捡地上丢弃的钢笔之类的小物件，因为那有可能是美军细菌战所用的载体。常有传言说，美军用飞机投下带有细菌的钢笔等物，谁要是贪财将其捡回，就中了美国佬的奸计。所以很多年以来我都深信不疑地以为我在防空洞里躲的是美国的轰炸机。直到退休之后，我突然问自己，长沙离朝鲜那么远，美国飞机能够轰炸到这里来么？后来问母亲，他说当年躲的不是美军的飞机，而是白崇禧的飞机——原来如此！于是我上网搜索了一下，长沙解放是1949年的8月，广西解放是1949年的12月，白崇禧的飞机轰炸长沙应当就是这期间的事了，也就是我刚满三岁不久。换句话说，就是三岁时的我已经能够记住一些事情了，哈哈，还真不赖！以后的文章我将写下自己三岁往后的点滴记忆——那是一种与当今80后、90后的年轻人完全不同的一种经历。谈不上有什么教育意义，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去读。管他的呢！权作无所事事时的自我娱乐吧。

朝花夕拾（二）原湖南大学的孩子们

我这里说的湖南大学可不是现在的湖南大学，我在前面加一个“原”字以示区别。那是1953年院系调整之前的湖南大学，其校长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达先生，53年院系调整之后湖南大学被五马分尸，该校从此不复存在，教职员工像“砖”一样被搬到了需要他们的祖国各地，李达也被“搬”到武汉大学任了校长。后来是否因为决策者觉得解散湖南大学是一个天大的失误，所以五年之后在原址又重新开办了“湖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湖大”被折腾了一回。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在湖南大学任教了，我们家住在岳麓山上，据后来长辈们说，我们家住的地方叫八大家（现在记起来应当叫“桃源村”），听起来好像那里只住了八户人家一样，我们住的是小平房，每两户人家住一栋房子。与我家隔壁的是萧杰五教授，他后来调到武汉大学任教务长，他的小女儿萧YM和小儿子萧YL与我年龄差不多。还有一个曹庭藩教授，后来调到中山大学任教务长，他的女儿（名字不记得了）与我们年龄相差无几，这几个就是我们每天在一起玩的小伙伴。

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自来水，每天雇人把家里的水缸挑满。天然气、液化气更是闻所未闻。烧的还是煤面，要兑上黄土才能烧，好在我们住在山上，黄土可以就地取材。大人们买菜要到一个叫棉花厂（音）的地方，好像并不远，棉花厂附近有一座桔园，我们家每年花两块钱买一棵桔子树，其实就是买断这棵树一年当中所结的全部桔子，照理说我们这些小孩子应当不会缺桔子吃，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还是喜欢爬到桔园的树上去偷桔子，然后被守园人追得满山遍野地乱跑。

我们这幢房子建在山坡上，从后门出去可以看到山坡被削去了一块，每当下雨的时候，被削去的，失去植被保护的地方就突然冒出许多泉眼，大股的泉水就从这泉眼里涌了出来，在房前屋后形成“江河湖泊”，我们就站在雨地里考察一条条小的“支流”如何汇成“长江大河”的。

我们房前的空地并不大，再往下，比我们地势更低的地方不知是什么单位的办公室，房前屋后种了许多树，树丛之中还有一只笼子，笼子里边关着一只猴子，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小朋友就常常去逗那只猴子玩。我们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将石头举过头顶，嘴里高呼“敬礼！”那猴子就乖乖地将手举到头顶作敬礼状，于是我们这些顽童也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有一天我的好朋友李ZF从很远的地方来找我玩，我向他介绍了这只有趣的猴子，并让猴子表演了它给人敬礼的绝技。于是李ZF也学着我的样子举起一块石头高喊一声“敬礼”，谁知这只泼猴竟然不赏脸，它抓住笼子的木门拼命摇晃，吓得我们没命地逃走。

李ZF和我是怎样认识的，我已经记不得了，他后来小学和高中都与我同学（不同班），他的妈妈是我高中时期的代数老师（邹容宜老师），她和教我们几何的萧树静老师都是学校里最德高望重的教师之一。我后来在学校举行的数学竞赛中得过一次第二名，这与她们两位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童年生活应当是非常幸福的，没有人逼迫我们去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每天早饭后大家不请自来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比较小的孩子总爱说：“今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就立马纠正说：“今天晚上还没到呢！”即使遇到下雪天，我们的集会仍然照常进行，我们穿着套鞋一边把地踩得溜滑，一边天南海北地瞎聊。

我们这些无人管束的小孩每天就像野人一样在山上跑来跑去，那时候岳麓山没有买门票一说，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打赤脚，就那样在灌木丛里乱窜，脚被扎出血了，回家搽点红药水就OK。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秋天漫山遍野的毛栗子，自然界的万物好像都是为我们而生似的。毛栗子是一种灌木，其果实可以理解为小人国的板栗，果实外面裹着带刺的厚皮，採下之后，放在地上用穿了鞋的脚搓，以除掉扎手的刺，剥掉皮，就露出像小号板栗那样的东西，其味道也与板栗无异，只是太小，吃半天也也塞不满牙缝。

山上所有的地方我们都玩遍了，还有几座水泥修的坟墓，直到我成年之后，才知道其中的一座就是蔡锷将军墓。

爱晚亭当然也是我们的必游之处，因附会小杜“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著名诗句而得名，不过我们并不会欣赏风景，只是将其作为歇脚之处而已。直到几十年之后，我花钱买票重游了岳麓山，才体会到爱晚亭真称得上长沙风景之最。我去的那天是秋天的下午，放眼向岳麓山望去，满山的树叶被秋风染成红色、绿色、黄色等五颜六色。柔和的阳光从山顶投射下来，使人感觉眼前的山景好像有几千个层次，简直美不胜收。

那年头我们还未听说过有动物园一说，不过岳麓山本身就是一个天然动物园，连如今在自然界已经绝迹的老虎豹子都有，我们这些顽童晚上都不敢出门，躲在家里时常有人看见豹子就在院子里咆哮。老虎甚至被人看成是人类的大敌，而坚决予以捕杀。记得我曾看见为民除害的解放军从山上下来，他们用大杠子抬着打死的老虎，而受伤的打虎英雄被人用轿子抬着。虽说我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真没有哪位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出门的。主要原因大概是那时的孩子没有现在金贵，再加遇到老虎的概率毕竟较低。

我们这些小家伙最津津乐道的还是飞机、汽车。因为那个年代飞机、汽车在小孩子看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常常非常自豪地说湖南大学有十二架飞机和六百辆汽车。不过这也并非吹牛，那些都是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下来的财产。十二架飞机也是实数，不过这些飞机都已经不能飞了，连轮子都不知到了何处，全都用砖砌的墩子支在地上，机舱门可以随便打开，我们这些孩子就爬上爬下地玩，这可比如今小孩子们玩的飞机高档多了。

六百辆汽车全都是卡车，也不知道还有多少能够开动，而且当年汽油奇缺，所以每辆卡车的车厢上都有一个高高的圆铁筒，据说这些汽车都是烧木炭的。我猜想也许是木炭在铁筒里边完成由炭变一氧化碳的化学反应，然后用一氧化碳作汽车的燃料。这样的老爷车上路之后还经常抛锚，于是路人就被司机“热情”地邀请来参与推车的“互动活动”，等到汽车发动起来之后，凡是参与了“互动”的人，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有幸获得免费乘汽车兜风的“重奖”。

当年岳麓山上有一片油桐树林，虽说油桐果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但不知其有没有产权单位，只见油桐树年年结果，就是没见有人采摘。于是这片树林也就成了我们的领地。我们爬到树上，摘下油桐果，然后把这些多得数不清的油桐果像皮球一样从山上滚到山下，堆积在山下的路旁，慢慢地与泥土化为一个整体。

五十年代初，国家已经开始了战后的重建，有许多过去的坟墓在建设中也被人刨开，那些白骨和骷髅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某天我看到一个“发掘现场”后，当晚就做了一个恶梦，梦见一个小朋友把骷髅套在自己的头上向我猛扑过来，吓得我从梦中惊醒，第二天就发起烧来，不过此后我看见骷髅就不再害怕了。

虽说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小文盲，但没有哪一个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会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每天除去吃喝就是玩乐，没有其它事情需要干的，更不必说上什么学前班了。不过小孩子天生就有一种模仿大人的能力。那时候全国都在“抗美援朝”，到处都听到大人们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有，“赫啦啦，赫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倒美帝野心狼！”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跟在后面乱哼哼。不过歌词的意思我们往往并不懂。比如说，大人们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把“来自”听成了“癞子”，湖南话“癞子”指的是瘌痢头，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是“癞子”老百姓，难道老百姓都是瘌痢头？

有一天我无师自通地模仿起父亲的签名，他的签名写得非常潦草，我并不明白什么点、横、撇、捺，只是依样画葫芦而已，结果大人看过之后大加赞赏，让我飘飘然起来，从此之后我开始有了一项工作——就是像街头玩杂耍的猴子一样逗大人开心，只要有客人来，我就向他们表演我的书法“功底”。而我也沉浸于这样的自我陶醉之中。

到我六岁那一年，我开始踏上了“起跑线”，因为湖南大学开办了一个幼儿园，我有幸成了其首批学员，当然也是其最后一批学员，因为一年之后，湖南大学就被解散，幼儿园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不过幼儿园并不教文化知识，所以我们还是没有踏上真正的“起跑线”。

幼儿园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唱歌、跳舞和吃西瓜，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孩子们跳舞和吃西瓜的照片。

幼儿园离我家很远，中午吃的饭要自己从家中带去。我每天早上独自一个人沿着山路走到幼儿园去上学，所有的同学都一样，从来都没有哪个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有什么危险，所以接送孩子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有一天早上下过一场大雨，山路比较滑，我一不小心滑到水沟里，带的饭菜也翻到沟里喂了王八，于是我大哭着回到家中。大人只是劝我不要哭，帮我换了衣服，重新带好饭菜，而后我还是一个人拎着饭盒上学去了。

七岁时我到了上小学的年龄，1953年9月我成了湖南大学子弟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印象当中我们当年的小学校就是如今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的“岳麓书院”，不知是否记错。与上幼儿园一样，没有哪个家长送孩子去上学，我是由隔壁的萧YM姐姐领我去上学的，她只比我大一岁，那年读二年级。一年级一共两个班，是按年龄分的班，萧YM见我的个子比较高，就自作主张把我领到那个年龄大一点孩子的班上去，结果完完全全是冤假错案，我就这样一直错了一个星期才“拨乱反正”回到自己的班上。

感觉从我家到小学并不远，因为刘光华教授的女儿（LL姐），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远，她中午就在我们家搭伙，当然是因为我家离小学比较近的缘故。我至今还记得LL姐喂我吃面条的情形，她把长长的面条卷在筷子上，用嘴吹冷了再喂到我的嘴里。巧的是，LL姐的丈夫就是我大学的专业课老师陈JZ先生。

从此我就开始摘自己的文盲的帽子了，我们所学第一课的课文是：一，开学了。第二课的课文是：二，我们上学去。

——这就是我的起跑线！

谁知小学只上了一个月，湖南大学就因院系调整而停办，教职员工被安排到全国各地的其他高校，仅我知道的就有：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在叫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学院（现在称为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学院（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院校。

大人们都在准备搬家的行李，我也没有闲着，我把自己家门口种的草花的种子采集下来，用纸包成一个个小包，准备带到武汉再种起来。这其中有牵牛花、鸡冠花、指甲花等等。不过到武汉之后，由于家中没有可以种花的院子，花也就没有种成。

我们在湖南大学时期的小伙伴从此各奔东西，大多数今生再也无缘见面，慢慢地连他们的名字都已经忘却。不过到武汉之后，我又有了新的朋友，那将是下一篇回忆的内容。

朝花夕拾（三）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初到中南财经学院）

我们家搬到武汉的过程并不复杂，因为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多少私人财产，住房和家具都是从单位租来的，每个月的租金才几毛钱。所以我家的全部家当用两只“浏阳鞭炮”的木箱就装下了。

父亲新的工作单位是中南财经学院，这是一所由中南地区多所高校财经专业合并组建的新学校。不过主要还是由原中原大学的大部份，以及湖南大学财经学院的全部合并而成，该校的行政干部多为原中原大学的职工，专业教师则以原湖南大学的教师为主。感觉上还是湖南大学的人多一些，因为我们的邻居基本全都是由“湖大”过来的，我们的小朋友也几乎全是“湖大”过来的，也有少数是从广州来的。虽说大人们也许有帮派，但小孩子绝无此等事情。

顺便提一下，中原大学是1948年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创建,后来由河南迁到武汉，1953年院系调整时，在中原大学的地盘上整合出了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这两个学校就是如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文革时期曾改名为“湖北大学”）。

到火车站接我们的汽车是一辆吉普车，就是老电影里边美国兵开的那种吉普，车后挂着一个拖斗，我们家的全部家当就装在那个拖斗里。

学校一下子腾不出那么多房屋让新来的教工居住，一开始我们住在校区内的一幢平房内，与原“湖大”的那种平房不同，感觉是办公用房改的，很长很长的一条走廊，两边就是一间间的房间，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蔡次薛教授住在我家对门。他的孩子蔡XP与我同年，小儿子叫蔡FP，比我们小两岁。蔡XP很有画画的天份，读小学的时候他的画就被送到莫斯科展览，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喜欢起画画，不过始终都只是自娱自乐的水平。

由于正规的小学已经开学一、两个月，我们不能插班，财经学院只好临时开办了一个子弟小学。教师由我们同学的妈妈们临时客串。学生不是太多，所以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给一年级同学讲课的时候，二年级的同学就做练习题，反之亦然。同学大部分都是从“湖大”过来的。潘PY是个例外，他是广州人，有一个老夫子的爸爸。潘PY的姐姐很有音乐天赋，弹得一手好钢琴，于是有乐团要把他姐姐招去做专业演员。此等事情如今可是家长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子女去当演员做明星，为的是将来出名露脸赚大钱。但潘PY的父亲却认为一个教授的女儿去做演员有辱斯文，那是给祖宗脸上抹黑。乐团的团长多次上门做工作，潘的爸爸竟然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最后把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扼杀在摇篮里了。

刚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这些小孩开始还特怀旧，总喜欢用“湖大”的强项与“财院”的弱项相比。因此大家在聊天之时言必称“湖大”的六百辆汽车和十二架飞机，好像那些飞机汽车是自家的私有财产似的。但毕竟武汉是一个比长沙要大许多的城市，毕竟“当年的“湖大”位于长沙的市郊，而“财院”则位于武汉的市区。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许多完全不同之处，我将在以后的回忆里一点一点地予以介绍。

因为家里没有厨房，所以一日三餐我们多在食堂解决。大人们在食堂都规规矩矩地排队，而小孩子是以插队为荣，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说到底，小孩子懂得些什么？当然这都是大人们放纵的结果。

当年武汉的大学都没有院墙，“财院”是个例外，其实院墙也是形同虚设，因为在同一院墙内有三所学校，三所学校的大门均可自由进出。最东边是工农速成中学，也就是后来的华师一附中，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夫人就是从该校毕业的。中间是中南政法学院，西边是财经学院，财经学院约占此院内四分之三的面积。此外在校园外还有教工宿舍区，分别是校北区、校东区和千家街宿舍区。

记不得过了多久，我们就搬到了新建的教工宿舍，李ZF家搬到了千家街，我们家搬到蛇山脚下的校北区中紧挨马路的那一栋，与“财院”教学区隔着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名叫熊廷弼路，是纪念明代兵部尚书熊廷弼的，文革时期改名为武珞路。那时的楼房一般都只有三层，我们这一栋也不例外，一共两个门栋，我们家住在东边的那个门栋一楼，一个门栋每层 住两户人家，但中间并没有门隔开，所以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家住西头，郑麟翔教授住东头，他家一共五个孩子，两个男孩，三个女孩，由于孩子多，只好全睡在一张双人床上。老大郑CQ比我大一岁，老二郑CH（女孩）与我同龄，老三郑CM比我小一岁。由于那时在一块玩的孩子往往年龄也就相差正负一岁，所以他们家最小的两个妹妹因为太小，不属于我们这个“团体”的成员。郑CQ不光是他们家的老大，也是我们这群孩子的“老大”，不论是下象棋还是打乒乓球，我永远都不是他的对手。住在我们楼上的是张仁介教授，他的父亲当过毛主席的老师，因此他们家多次收到毛主席寄来的信和钱，让我们小孩子们佩服得不得了。他们家有两个与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儿，小名分别叫大面包和二面包，两个“面包”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前文提到的刘LL姐的家住在西边那个门栋，LL姐我很少见到，也许她那时住校去了，但她还有几个妹妹一个弟弟和父母住在一起，不过因年龄不相当，所以不属于我们这个“团体”的。值得一提的是她那个弟弟刘JH，比我小两、三岁，是个小帅哥，家中又有好几个姐姐，所以自小就喜欢文艺，并到处参加演出，我们称其为“小梅兰芳”，可惜最终还是没有从事文艺工作，后来与易ZT一起去了厦门大学，继承其父的衣钵做了教书匠。易ZT就住在刘JH那个门栋的三楼，他虽然只比我小几个月，但是并没有参加我们这个“团体”，也许是夫子气太重，不屑与我们在一起疯玩，他和同一门栋的定GK是一个独立的“小团体”，因此我们“客气”地把他称为定GK的“狗头军师”。易ZT还有一个弟弟，爷爷也和他们住在一起，他爷爷留着长长的胡子，很有些仙风道骨，有非常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因此易ZT的文学功底可以说是“祖传”的了。由于易不“参加”我们这个“团体”，当有一天我们听说他爷爷用炭盆烤火时把家里木地板点着了，全家为救火一阵忙乱，我们这伙不懂事的孩子竟然还幸灾乐祸地为其进行免费的宣传。不过到读高中时，因为都喜欢中国画的缘故，我们又重新交往起来，那是后话。

啰嗦了半天，此文好象应当结束才对，自己感觉通篇都是流水账，缺少一个能使之“传之千古”的主题，下面我只好再给其点点“睛”吧：

我想说，世上的事情都是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应固守不变的思维模式。比如说，我在电视里边看到李永波的儿子脑后拖着一根小辫辫，没有人会嘲笑他，反而说他“很酷”。而我在“财院”子弟小学时，有一个张姓的同学，他父母相信给男孩子留一根小辫子好养活些，因此那时的他有与现今李永波儿子毫无二致的发型，却因不合那个时代的时宜，被我们当成取笑的对象，免费赠送他一个“张小辫”的雅号。

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能把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生命变成日薄西山的老人，它还能把人们的好恶来个乾坤大挪移，让你不明白自己今天所做之事明天是否仍然正确，你今天的时髦也许明天就被人斥之为老土。

希望大家通过此文能够了解一点点我们这一代人与现今年轻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你就当我们是老土，用我们的“土”来搏你们饭后一笑，这就是我写此文的初衷。

朝花夕拾（四）武汉——最“市民化”的城市

（说明：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以前人民币100元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钱。为便于现今年轻人的理解，本文中所说的人民币金额是经过换算的。）

读二年级的时候（1954年秋），中南财经学院子弟小学停办了，所有的学生都转学到阅马场小学读书，这个学校大门正对着“红楼”（辛亥革命纪念馆），也就是辛亥首义时的武昌军政府旧址，为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黄兴的拜将坛就座落在学校大门口，后来拜将坛的纪念碑重修成红色的，我们每天早上沿着熊廷弼路上学的时候，太阳光照在纪念碑上反射出像一团火样的光芒。那个时候熊廷弼路的两旁有许多小铺子，路边人行道上还有很多早点摊，武汉人有一个在外面“过早”的习惯，也就是在马路旁的小吃摊上买早点吃。一般的家庭每天给孩子三、五分钱“过早”，一般三分钱可以买一个“面窝”或是一对“米粉粑粑”，我多半是买那种米粑粑，是用发过的米粉，在一个平底大铁锅里炕成一面焦黄焦黄，一面白嫩白嫩，两个（一对）圆粑粑连在一起，起锅后再合扣在一块，吃的时候香香的，松软可口，还略带一点甜味。往往一锅可以同时炕好多对，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先把钱交给小贩，然后等着粑粑出锅。小贩收了钱之后就问大家：

“是不是每人一对？”我们生怕把自己漏掉，于是大伙齐声回答：

“是每人一对！”于是小贩就大声说：

“只有‘美人’才有！丑人没有！”于是孩子们和小贩就一起开心地大笑。

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父母一般每天给我五分或一毛钱“过早”，这使我得以攒下“私房钱”，然后用私房钱买文具、玩具或是小人书等，那时一本小人书也就几分钱，最贵的也才一毛几。不过多数时候我还是舍不得花钱买，街边有许多出租小人书的书摊，花一分钱就可以租几本小人书坐在书摊边的小板凳上看个够。另外，我们每天放学回家要路过省图书馆，省图书馆还专门有一个儿童阅览室，我们小学生只要把“学生手册”押在那里就可以免费借阅小人书。这样一来，我的私房钱当然舍不得轻易用来买小人书了，而是买些小玩具、零食或文具等。

那时街头有一种“转糖”的小贩，花一分或两分钱就可转一次“转盘”，转盘和现在商场抽奖的转盘类似，不过是水平放置。上边画着各种动物的图案，你转到什么图案处，小贩就随手用熔化的糖稀在大理石的石板上浇出该动物图形的糖块来。一分钱转出的是内圈所绘动物，图形简单，用糖量也较少；两分钱转出的是外圈所绘图形，图形复杂，用糖量较多，最复杂的图形名称叫“板龙”。这种小贩属于民间艺术家是肯定的，他能够用糖稀随手“绘”出各种动物图案，但我更怀疑他也许还是“海归”的“物理学博士”，因为他对重力和摩擦力的把握是如此精确，以致你无论怎样转也不可能转到“板龙”。有一天，也不知是因“物理学博士”的闪失，还是我一不小心触发了自己的特异功能，竟然让指针纹丝不动地停在了“板龙”上面，“真是乐死人，真是乐死人！”……

首义路口有一家私营的“华生”文具店，该店面积在二十平米以下，文具的品种却很多，而且价格低廉，除老板外，没有其他店员。老板对人很和气，有时候我们买文具差个一、两分钱，老板也就算了。每天华生文具店开门都很早，有一天我们早上上学的时候发现该店竟然没有开门，中午放学路过之时才得知老板在店内上吊死了，又过了很多天，华生文具店才重新开张，此时该店一步跨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变成国营的，而且还一揽子解决了两、三个人的就业问题。

红楼东边的一条马路叫“武昌路”，此路穿蛇山而过，与山那边的“民主路”相连。那个穿越蛇山的洞不知为什么老百姓称其为“鼓楼洞”（古楼洞？），鼓楼洞的洞口镌刻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题写的“武昌路”三个大字。那个年代从武昌路到黄鹤楼一带异常热闹，卖各种食品、小商品、玩杂耍、演皮影戏、看西洋景，甚至还有看相算卦的。我们一般花个一毛钱可以买许多“洋画”或是“纸炮”，这些都是当年男孩子喜欢的玩意儿。洋画的玩法其实和打“撇片”差不多，不同的是撇片不用花钱，是用烟盒折成三角形的东西。男孩子喜欢玩的还有玻璃球，武汉人称为打“珠子”，还有“打棒”等等许多游戏。女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跳橡皮筋和“跳房子”，当然男孩子也玩跳房子。在学校里边课后玩得最多的，还是滚铁环、踢毽子，跳八关和打陀螺。陀螺多数为自制，其大小形状各异，我们用鞭子抽打着互相撞击，武汉话叫“擂”。

还有许多游戏不能在此一一介绍，真要写下去的话，一不小心也许就要诞生一部传世巨著《一“万”零一夜》来！总之比起如今小孩子玩的电子游戏，当年我们所玩游戏肯定要更加丰富多彩。

如今的孩子课余之时喜欢踢足球，那年头我们也喜欢踢球，不过小孩子踢的是一种叫“小皮球”的橡皮小球，一个小皮球大约要三、四毛钱。有一次我们班的同学们你一分我两分地，好不容易凑钱买了一只。班上有一个同学，块头比我们大一圈，且力大如牛。他拿着小皮球说：

“我一脚可以把小皮球踩破。”

全班同学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见过吹牛的，没见过这么能吹的。他见大家不以为然就接着说：

“如果我踩破了，不许要我赔！”

大家认为要将皮球踩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于是异口同声地说：

“绝对不要你赔！”

结果悲剧就这样发生——我们班的集体财产在这位仁兄一跺脚之间就爆裂开来，大家简直是欲哭无泪！恨不能赏他一个“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帽子。

“黄鹤楼”离我们学校不远，其实那时候黄鹤楼早已不存在了，历史上黄鹤楼屡建屡毁，最后一次重建于1867年（清同治七年），1884年（清光绪十年）因附近民房失火，殃及黄鹤楼也被烧毁。黄鹤楼的旧址比现在重建的“楼基”更靠近江边，当时那里还建有一座楼，老百姓都称其为“黄鹤楼”，其实此楼应叫“奥略楼”才对。 此楼为1907年张之洞的门生因追慕张之洞，集资而建，初名风度楼，楼成之后，张之洞据《晋书·刘弘传》中“恢宏奥略，镇绥南海”字句，改名奥略楼，奥略楼的牌匾亦为张之洞手书。1955年因修建长江大桥而被拆除。我觉得此楼既然建在黄鹤楼的原址，而且历代的黄鹤楼外形均不相同，故老百姓称其为“黄鹤楼”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年黄鹤楼下热闹非凡，跑江湖卖艺的以及卖各种小商品的摊贩多不胜数，由于当年“城管大军”还未组建，所以此处旺盛的人气才得以维持。

我们刚到武汉时，街上公共汽车还不是很多，一般市民出门很像老电影里解放前的情形，满街跑的都是“黄包车”，后来又被三轮车所取代。再后来搞社会主义改造，那些个体车夫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在比较繁华的地段一般都有三轮车的车站，但也可以像现在叫的士一样招手即停。

那时候长江上还没有桥，从武昌到汉口或汉阳必须乘船，江上有小划子可乘，因其安全系数较低，乘坐的人较少，一般人都是乘轮船过江，现在这种轮渡在武汉依然还有，但因如今武汉已经建成的长江大桥有六座（另有两座在建），还有一条过江隧道，所以乘坐轮渡的人，多数只是为了游览江景而已。

朝花夕拾（五）武汉的夏天

武汉的夏天往往让外地人觉得很恐怖，如今家家都有了空调，夏天早已不是那么令人生畏，不过我还是异常怀念五十年代那种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扇的大夏天。那时候我觉得夏天才是孩子们最开心的季节。

不知道过去地球的环境是否对人类更友好些，感觉天气并没有现在这么热。那时白天常常有很大的南风，我们总是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比如树底下，或是两座楼房之间。一边听着树上的蝉鸣，一边剥着莲蓬，一边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或者是看看课外书。那年头“假期补课”还未被伟大的中国人民所发明，所以暑假作业一般不出一个星期就能搞定，其余时间就全归我们自己掌握。什么《水浒》、《三国演义》甚至《金陵春梦》等大部头的书，我都是在上小学期间读的。

我们不能再像在长沙时那样打着赤脚随意地跑来跑去，因为出门就是当年被称为“洋灰路”的水泥马路，夏天被太阳晒得滚烫滚烫，让你无从下脚。于是小孩子们每人脚蹬一双“呱嗒板”，也就是木板制的拖鞋（那个年代塑料拖鞋还未问世），穿在脚上虽说硬了点，不过走在路上呱嗒呱嗒的别有一番情趣。我们没有什么绅士风度的顾忌，光着膀子上街也属正常，当然上学的时候还是没人敢于打赤膊。热得有点受不了的时候，我们随便找一个自来水的龙头，让凉水从头到脚浇个透，那才叫做酣畅淋漓呢！

每到吃晚饭的时候，风却突然停下来，屋外的树叶好像被钉子钉住的一样，纹丝不动。于是太阳下山之后，大家就把自家的竹床搬到屋外，我们由于住在单位的大院内，所以就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那些临街居住的市民，干脆就把竹床摆在马路的人行道上，一眼望不到头，被人称之为“竹床阵”，相当地壮观。大家都和睦相处，互相谦让，没有人为争地盘而大动干戈。

为了睡得更惬意一些，先还要往地上泼水，干渴的大地吸收着水分，嗤嗤地冒着热气，水很快就干透了。然后大人和孩子人手一把芭蕉扇坐在竹床上开始聊天。当然这时候少不了还要互相谦让地大啃特啃用井水浸过的西瓜。

小孩子永远都属于坐不住的，于是相邀在竹床阵里躲猫猫，或者到草丛之中捉萤火虫。等到玩累了，再回到自家的竹床上躺下，学着杜牧的样子“卧看牵牛织女星”。那个时候城市的灯光还没有现在这样璀璨夺目，所以天上的星星显得特别繁密。于是大人们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嫦娥为什么要奔月。还有太阳、地球、月亮、北斗星和北极星等等。我感觉武汉的大人们特别有才，他们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大人们把芭蕉扇比喻成圆圆的地球，我们中国在地球的上方，美国在地球下面，于是孩子们总爱傻傻地问：

“美国人在地球的那一面，他们是否头朝下地生活呢？他们为什么不会掉下去呢”

……

虽然天很热，但街上仍然不乏小贩卖混沌和莲子汤的吆喝声。此时清风徐来，我们于是被瞌睡虫征服，慢慢地合上双眼，直到太阳照到屁股上才回到室内——继续睡。

……

如今东湖早已不复当年，令我不得不十分地怀念五十年代的东湖。虽然那时候乘车去东湖十分不便，公共汽车异常稀少，公汽的车头与卡车十分相像，感觉就是用卡车改装的。等车是件必须有很高涵养的事情，急性子的人也许更愿意“坐11路”（走）到东湖。

不过到了东湖，你不得不感谢东湖的美丽与宁静。不论是等车还是走路，都是物超所值。那一清见底的湖水，诱惑着你迫不及待地跳入水中，炎热的天气更增加了你的满足感。我们就这样在湖水中自由地游着，每当我潜入水中，看着自己身边的水草，我感觉自己就是一条鱼！我像庄子一样地问自己，难道我是一条正在做梦的鱼，梦见自己由鱼变成了人？

蛇山的抱冰堂和东湖的长天楼，同属武汉的最佳饮茶之处，长天楼当然是套用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句子而命名。我感觉此楼取名“长天楼”，真是将典故用绝了。坐在长天楼上，眼观时而波平如镜，时而波涛汹涌的东湖，望着对岸水天相接之处的磨山，你真想不出还能有比王勃这神来之笔更传神的描述。

在东湖上泛舟，那是另一种享受，那时候东湖上有一种小划子，每一只小划子可以乘坐七、八上十名乘客，从东湖风景区到珞珈山要一毛钱。我们从岸上小心翼翼地上到船上，小船左右摇晃着，胆小的女生往往被吓得发出尖叫声。等大家坐稳了，船家用浆点一下岸边，于是小船就像箭一样离弦而去。随后船家荡起双桨，船头劈开水面，拍打着波浪发出啵啵的响声。远处青翠的珞珈山历历在目，近处湖水像水晶一般清澈透明，悬在水中的水草，以及穿插其间的游鱼均清晰可见，让你抵挡不住诱惑而把手伸入水中，捞出一串串略带鱼腥味的水草来。

顺便提一下，1954年是我在武汉度过的第一个夏天，那一年武汉经历了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老师们都防汛去了，所以我们也就度过了一个特别长的暑假。那一年武汉人民成功地战胜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与1931年洪水决堤，汉口一片泽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朝花夕拾（六）五十年代武汉冬天的回忆

去年夏天我就“鬼话”了此文的写作计划。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谁知天算也有不如人算的时候。我所居住的城市展开了“鸡的屁”的攻坚战，把我们小区划入了河*蟹拆*迁的范围。约九千户的强制拆*迁，令周边楼盘的开发商们欢欣鼓舞且闻风而动，他们以五八年放卫星的速度立马把楼盘的价格由七千元一平米改写成了一万六千元一平米。而它们施舍给草民的所谓拆*迁补偿费才五千六百余元！此事使“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被幻化成满街看不尽的鸡飞狗跳——现如今在城*管大军的强大攻势之下，满大街的新旧楼房一座一座地被变成废墟。如今呈现在眼前的，有如地震过后的断壁残垣。这当然要使我心情大坏，以致失去了用笔描绘“河*蟹社会”的精神动力。

当然时间老人的步伐谁也无法阻挡，光阴似箭寒来暑往，一眨眼功夫，“春风又绿江南岸”，眼下酷暑也将来临，我若再不动起笔来，那就有违首长“与时俱进”的谆谆教导，此时我只能“化悲痛为力量”，强迫自己回到电脑桌旁，重新开始我计划中的写作。

武汉的冬天一般都不太冷，近些年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房屋的门窗大有改进，许多人家还添置了取暖设备，所以较之北方城市的冬天来，还不是那样令人刻骨铭心。

不过五十年代的冬天却让我永生难忘。有人说大水过后必有大寒。一九五四年我度过了在武汉的第二个冬天，那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气温也出奇地低。那时由于室内一般都没有取暖设备，再加“没有不透风的墙”，致使室内也可滴水成冰。室内自来水的龙头经常要被冻住，每天早晨只有用开水浇到龙头上，水管之中才能放出水来。我甚至怀疑每天早晨醒来之时自己的头发是否已经被冻在枕头上了。冻疮也就成了那个年代小孩子最“时髦”的常见病，每到冬天，孩子们的小手都冻得与馒头无异——而且还裂着血红的口子。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取暖设备，多数人家都是用炭盆烤火，一家人围坐在炭盆边，一边烤火一边吃着烤年糕和烤红薯，还真有点其乐融融的气氛。而晚上睡觉时，怕冷的老人们在被窝里要抱着“汤婆子”才能入睡。所谓“汤婆子”其实就是热水袋上一辈产品，一般是由白铜或黄铜制成。当然被认为屁股上有三把火的小孩子，是并不需要此类设备的。

五四年的雪下得特别大，马路上覆盖着的一层厚厚积雪，也被汽车压得结结实实，而且整个冬天雪都没有融化过。为了安全，汽车车轮上不得不箍着防滑链。由于那个时代汽车还属于“稀有动物”，所以马路成了孩子们的“溜冰场”。我们拉着自制的雪橇，就这样度过了我们的“马路年华”。

与今天的小学生一样，上学的时候书包是必需的装备，除此之外，许多人手上还拎着一只“烘篮”。烘篮有铜制的也有陶制的，铜制的也称作“手炉”，陶制的那一种是把一个小小的陶盆放在小竹篮里面，陶盆底下铺着炉灰，炉灰上面有几块燃烧着的木炭，所以被称为“烘篮”。上课的时候可以用来烘手或脚。

我们的教室是本身就可以称作文物的那种平房，通透性特别好，致使八面来风。上课时每过十分钟左右，在老师的一声号令之下，全班同学就一起用“跺脚”来御寒，如果几个班级同时跺起脚来，其声势绝不亚于那滚滚春雷。

冬天最值得回味的还是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课间休息时大家都是靠运动来对抗严寒。打雪仗、玩雪橇、跳八关、踢毽子、跳绳，还有什么“挤呀么挤油缸呀”等等。当然过年前后放鞭炮玩纸炮等更是孩子们不可或缺的游戏。那个年代，放鞭并不被认为有什么危险。因此什么“拉炮”呀“摔炮”呀之类的统统都不在禁止之列，所以常常被一些调皮的孩子用来搞恶作剧。

常常有人将“拉炮”拴在门上，当你拉开教室的门时，一声巨响可以把你炸得找不着北。更有思想活跃的发明家，如我同桌的那位仁兄，上课时他把“拉炮”的一头拴在桌子上，另一头拴在前排女生的辫子上。当老师让那名女生回答问题时，其轰动效应难以言表。这位仁兄还另有一项非职务发明，他把纸炮里的火药剥出来，放到砚台里边用墨磨，于是火药发出连续的轻微的噼啪之声，有一次正当他忘乎所以地享受这天籁之音时，也许是火药量没有把握精准的缘故，一声爆响引起了老师对他的特别关照，于是把一名有可能成为爱迪生式发明家的孩子扼杀在摇篮之中。

总之，鞭炮的各种玩法我们全都是无师自通的。我们舍不得将一挂鞭炮在瞬间放完，而是将其拆散，一只一只地慢慢放。每个孩子手中拿着一根用草纸卷成的“纸媒子”，把鞭炮插在石头缝或雪地里，用纸媒子点着之后观察其巨大的“爆炸力”。有时我们抓住鞭炮一端，点着之后再抛向空中，当其炸开来时，感觉比现今节日的礼花更加绚烂夺目。

有一次我去买“冲天炮”，老板给了我一只大号的鞭炮，我不认识这是什么玩意，就说，我要的是冲天炮呀！老板说这就是冲天炮。我所知道的冲天炮是那种带一根竹签的，将竹签插在地上，点火之后便冲天而起。我问没有竹签怎么玩？老板说，拿在手上点火呀！

我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把“冲天炮”拿在手中点着，结果悲剧由此而生。伴随着一声巨响，那只大号的鞭炮炸得我差点就地翻了个空心跟斗，两眼如放电般闪出无数金星，耳朵里边嗡嗡之声几乎让我窒息，刹那间我下意识地脚底抹油丢下鞭炮掉头就跑……待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了，好奇心驱使我再次从地上捡起那只大鞭炮，想看看这么个破玩意儿为什么威力竟然如此巨大。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大鞭炮再次在我手中灿烂开花，炸得我手指麻木得似乎失去了痛觉，眼中金花乱舞，耳朵里嗡嗡之声“绕头两日”之后方绝。这个代价让我从此知道了老板卖给我的其实是一种叫“二踢脚”的东西。

冬天永远与“过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那年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被人视为美德，因此只有过年时孩子们才能穿上新衣。初级阶段的许多人家，往往只有过年时才能够美美地大餐一顿。因此孩子们往往刚刚过完新年，就盼着下一个新年早点到来。只有过年时他们才好意思向家长提出自己梦寐以求的要求——直到如今，我们这一代人还常常用“每天都像过年一样”来形容我们的幸福生活。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话确是永恒的真理……

春姑娘到来时，马路上的积雪开始融化，白天化雪产生的雪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化成缕缕薄雾，从早到晚经久不散。而在背阴处的屋檐下挂着几尺长的冰柱，晶莹剔透美不胜收。

冬天离我们一天天地远去，然而那美好的回忆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

朝花夕拾（七）我们的“游戏人生”

如今的孩子们自进入幼儿园开始，便失去了童年的乐趣。他们被学习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为了老师的职称和工资，以及家长们的虚荣心而在“起跑线”上不断地挣扎。

回忆我们那个年代，学习只是被当作人生必须的过程之一，至于成绩如何，也许老师们出于自己的职业道德还有点在乎，但家长们并不在意自己孩子在学校的成绩排名（学校也从来不搞这些名堂）。所以就近入学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乎小学读下来之后，我们这六年的生活便浓缩成了“游戏人生”四个字。其它内容随着岁月的增长而被逐渐磨灭。

每天放学之后是否有家庭作业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放学后大家勾肩搭背结伴而行，一路上还边走边踢石头。那年头脚上穿的多半都是自家做的布鞋，布鞋碰石头的结果不难想象，过不多久布鞋就变成“空前”不“绝后”的“凉鞋”了，大拇指也不甘寂寞地从布鞋里崭露出“头脚”。路过省图书馆的时候有时会进去借几本书看看，但多数时候还是直接奔家而去。丢下书包我们就去打兵乓球、跳房子或是玩“官兵捉强盗”等游戏，我一直不明白“强盗”高呼“到了牢”时，反而是“强盗”胜利了，不知此种说法出自何典，也许是因为“强盗”劫狱成功吧？

晚饭后我们丢下碗筷就相约出来在院子里玩“打游击”或“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有时候我们百无聊赖也会站在院墙后面看马路上的行人。因为财经学院校北区的地面比马路要高一大截，所以从马路上看院墙很高，其实从里边看，院墙却很矮，我们站在院墙后面，头可以从墙头上露出来。我们看到一对对恋人从墙下走过时，我们就用小石块“叮”他们，然后赶快躲起来。夏秋季的夜晚我们还去草丛里捉萤火虫，或是在乱石堆里捉蛐蛐儿。（注“叮他”是武汉话特有的词汇，不知怎么个写法，其意思是扔出去打他）

五十年代因为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原因，各单位都热衷于跳交谊舞。财经学院也不例外。随着蹦嚓嚓的音乐节奏，一对对男女搂抱在舞池里旋来转去。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在他们旋转的间隙之中玩躲猫猫，居然还互不相扰。

每个周末，财经学院的大操场上都要放映露天电影。但除去打仗和反特的电影外，我们一概不看。有一次因为信息错误，导致我们竟然漏过了《智取华山》这部电影。

那时的电影虽然不乏经典之作，但人物多数都被脸谱化了。人物一出场，小孩子们立刻就能判断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比如特务都是戴鸭舌帽的，歪戴帽子口叼香烟的必定是“蒋匪兵”。有一次我们爬宿舍后面的蛇山，忽然看见一个戴鸭舌帽的家伙，于是大家一致认定此人必为“刮民党的特务”无疑，爱国家爱人民的我们学着电影里边那些小英雄的样子，跟在这个“狗特务”的后边监视他，不过最终还是未发现他搞了什么破坏活动。

校北区家属宿舍旁边是财经学院的校医院，住院部的窗户就对着家属区。在此住院的大学生被我们当成非常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居然还会装“矿石收音机”，于是我们就虚心地拜他们为师，从此我们知道了“固定矿石”和“活动矿石”，还有什么线圈之类的。我敢肯定地说，即使是如今留洋的无线电专业的博士，一定也没听说过什么“固定矿石”和“活动矿石”吧？更不要说调什么矿石的“灵敏点”了。我现在自豪地说，当年的我们全都知道！哈哈哈哈……

如今的孩子们在游戏中如果受了伤，家长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找一个下家赔付医药费。所以如今的学校也学乖了，轻易不组织什么活动，以免惹上天价的赔偿官司。

记得我有一次在宿舍区的篮球场上玩，有几个学校的管理人员抓了我们的差，让我们这些小孩帮忙捡散落在球场上的碎砖瓦。我们都是属于祖国的花朵那一类好孩子，都是精力旺盛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于是大伙都很卖力地干。我的好朋友郑CM抓起一块块瓦片飞快地往身后丢去。谁知该我倒霉，其中一块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我的眼睛。万幸的是，受伤的地方是白眼球，医生说只要再偏一点，我的眼睛就失明了。吓得郑CM当晚从梦中哭醒，他梦到我的眼睛瞎了。当然我的父母并未因此去和任何人打官司，而是自己付了医药费，根本原因还是，那个年代医院还未成为谋财的地方，一般的家庭也还付得起。

后来的结局是，我的白眼球上留下了一个黑色的斑点。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每次到医院去体检，医生都说我的眼球上有一个痣，最搞笑的是一次某位大教授居然叫来一大群实习的学生，指导他们观察这临床上难得一见的“病例”。

朝花夕拾（八）我从武汉大学毕业拿的却是小学文凭

1957年我父亲的工作从中南财经学院调到了中科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是由武大校长，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达先生兼任。有人一定会说我把“社科院”错写成了“科学院”，其实我没错，“文革”以前，在中国文理是不分家的，当年中科院的院长一直是由大文豪郭沫若先生担任。

这样一来我家就从蛇山的南麓搬到了洪山的北麓。在科学院选中这块风水宝地之前，如果你从洪山宝通寺一侧爬上山顶，可以看到满目苍凉的洪山北坡，眼前全是半人多高的茅草，“风吹草低”没什么牛羊可“见”，随着风起风落，在茅草丛里若隐若现的仅有密麻麻的坟包。

科学院自然是不信鬼神的，于是刨掉一部分坟墓，建起了三栋办公楼和五、六栋宿舍楼。我们刚搬过去的时候，走在路上随时会踢出一堆白骨或是骷髅头什么的。至于全部坟墓都被迁走，那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了。

当年由于此处没有什么像样的马路（院内的马路也是碎石路），门牌号码不好编排，于是有人建议按楼房编号，称作洪山××号。不过老百姓一般习惯把洪山南麓称为“洪山”，若把北麓也称为“洪山”容易造成混淆。于是此处便被命名为“小洪山”。后来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施洋墓一侧的山峰是“小洪山”，而把宝通寺一侧的山峰称为“大洪山”，其实是以讹传讹。

前文说过，那个年代小学生上学并没有择校一说，几乎全是就近入学的，因此居住在“小洪山”地区的小学生，全部被安排到“水果湖小学”（现在的“水果湖一小”）上学。那个年代的公务员还没有什么特权，自然水果湖小学也就还不是“贵族”小学。由于我父亲除在“哲社所”任职外，还被武汉大学聘为教授，于是我就成为一个特例，转学到了离家稍远的武大附小，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就成了一名在武大附小念书的学生。

武大附小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武大、水利电力学院以及测绘学院的教工子弟（现在后两个大学加上湖北医学院都已并入了武汉大学），也有少数是附近村庄农民的孩子。那时候从武大到小洪山之间除去菜地、稻田、藕塘之外就是坟地。我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要一个人从乱葬岗子走过。

那时候看电影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一般都是露天电影，5分钱一张票。武大附小有时也放电影，每次只收2分钱。如此巨大的优惠，我当然不会轻言放弃。如此一来，我不得不在电影散场之后一个人从乱葬岗子走回家。当年我十二岁左右，虽说不信鬼神，要一个人从没有路灯，有时甚至连星星和月亮都没有的坟地走过，想想也真够“伟大”的了。虽说是野地，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型野兽，仅有狗獾、刺猬、田鼠、蛇等等。坟地里除去虫鸣之声外，感觉有点安静过了头。若碰到阴风乍起，其气氛还真有点瘆人。我真不明白当年我父母为什么会那么放心。看看如今即使是高中生，晚自习后，走在灯火辉煌的沥青马路上，学校还要求父母到学校去接。我真不知道是社会进步了呢，还是另有其它的什么原因……

话说我一个人晚上从坟地里走过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相当害怕的，我手中握着一个手电筒，眼睛完全不敢向前看，只是低着头看着手电筒照在地上的光圈，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着步子。当有一只老鼠从脚边窜过时，我的寒毛都会竖立起来。若果此时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这条小路上走的话，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喜还是忧。喜的是有一个“同类”给我壮胆，忧的是，不知来者是“鬼”还是“坏人”，因此我还必须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那人与我的想法一致，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路和平共处地走下去。

由于家离学校有点远，因此有段时间我中午就在大学的学生食堂里搭伙。吃过午饭离下午上课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在武大的校园内乱窜。最近看到有文章介绍东星航空的老总兰世立，他在武大读书时，曾经到各宿舍捡牙膏皮以补贴生活。其实到大学生宿舍捡牙膏皮，是我们的“发明专利”，我们就经常作此营生。当年如果捡到锡的牙膏皮，一个可以卖3分钱，3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还是相当可观的！现在东星航空已经破产，我们就不找兰总要“专利转让费”了吧。

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爬珞珈山玩。山顶上有一座用角铁建成的几十米高的铁架子，据说是测绘学院所建，没有人告诉我们攀登会有什么危险，因此我们就经常爬上去，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很远处的风景，放眼四望，葱茏的树木覆盖着大地，由于没有高楼大厦，所以仅有少数房屋从树丛里露出红瓦来。北面的东湖感觉就是嵌在这绿色世界里一面明亮的镜子。山风袭来，特别令人心旷神怡。

山上还有许多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碉堡，我们手中握着权当冲锋枪的树棍，一边把石头当成手榴弹扔出去，一边高喊着：“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而后冲进去将其堡垒“占领”。一次当我高喊着“缴枪不杀”，并第一个冲进某座碉堡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敌人”是一对男女，那个男人正在镇静自若地提裤子，“敌人”没有投降，反而是我这名无畏的“战士”吓得立即倒退了出来。

一次午饭后我们在靠近“三区”的山上发现一个山洞，第二天我们带了一个手电筒去探险，我手握电筒走在最前面，发现洞里堆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头，石头上还有火烧过的痕迹。这时后面的人说看不见，要我转过身来给他们照亮。我的眼光随着手电的亮光移动着，突然发现在石头缝里插着一把刺刀，我立马冲过去把刺刀从石头缝里拔了出来。大家都非常高兴，并一致决定这把刺刀谁也不许独吞，是所有参加今天活动者的共同财产。

回到学校，我们就在自来水龙头底下磨我们的刺刀，同学们都用极其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

下午学校召开了一个全校师生大会，说是在某个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于是校长把我们几个人找去，向我们了解发现刺刀的详细经过。意思是这把刺刀是写“反标”的“美蒋特务”留下的，并要我们把刺刀暂时交由他保管，破案之后再还给我们，一直到小学毕业，校长也未把刺刀还给我们，也许是“美蒋特务”未能抓到？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武大也建了不少土高炉，还办了砖瓦厂等工厂，我们这些小学生就被安排去砖瓦厂劳动，帮大学生们搬砖。

1958年9月12日毛主席视察了武大校办工厂，我是第二天才听说的。那个时代的领导人，出行时虽说也有“安保”，不过并没有刻意地把领导与群众隔开，因此我的一些同学都见到了毛主席。不像现在我等草民即使是见一个区长都比登天还难。

此时的学校，学生除去上文化课之外，又开设了“劳动课”，也就是让我们小学生开荒种地。荒地学校周边就有，但学校没有锄头等工具，要学生从家里带来，我家当时还未置办此类东西，因此我在上劳动课时往往无所适从，也就常常被老师认定是劳动态度有问题。据说这些都是要记入档案的。

大概也就是从58年开始的吧，我们小学生也开始有了对你终生不离不弃的“档案”。我们小小的年纪就要被打上“阶级烙印”。每个人都要在档案里填上“家庭出身”，并被告知这就是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我于是在这一栏填上了“教员”两个字。但老师却用审犯人的眼光看着我，要我回家问清楚，自己家解放前三年靠什么生活，还要了解我的祖父是干什么的。意思是不把我的家庭出身定为“地主”，老师还真不甘心。从此我才知道我的父亲是一名遗腹子，我的祖父是一名私塾先生，因教书不赚钱而改为习武，一次在练“飞檐走壁”时不慎摔死。这样我就一直把“教员”的家庭出身填写到“文革”结束。总算没有享受到“地主”的特别待遇。不过后来我终于知道，我的祖父和父亲虽然都是不折不扣的教师，但我的曾祖父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由一个穷光蛋突然暴发成大地主的暴发户。还好，那时候的班主任老师并没有进一步了解我的曾祖父是什么的干活，于是才使我幸免于难。好在现在社会总算“进步”了，“暴发户”成了被人们所景仰的一类人，一般还会被授之以“两会代表”的头衔。我想我的后代再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歧视了吧？

抛开政治因素，我在武汉大学度过的一年半时光还是无忧无虑的。那时候武大周边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反而是有许多的农田和鱼塘。我们到生物系后面的竹林里去偷砍竹子，然后做成鱼竿钓鱼，还在池塘里面划船玩。宋ZX就是教给我钓鱼的小朋友；魏DQ的妈妈在农村，因此他就和在武大图书馆工作的父亲住在图书馆里，有时晚上他就在书库里睡觉，有此特权，使他读了很多书，古典小说名著全都看过，因此他经常给我们讲隋唐演义等故事；陈DJ则是从初中到高中都与我同学，如今我们都已经失去联系四、五十年了，不知如今他们过得可好？

1959年我从武大附小毕业，于是拿到了我的第一个毕业文凭——小学毕业文凭……

朝花夕拾（九）一粒芝麻的故事

1959年我小学毕业进入初中学习。由于离我家最近的中学是十五中（当时还没有水果湖中学），因此小洪山地区的孩子全都在十五中念书，十五中解放前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名是“博文中学”，而且还是一所男中，不过我们入学时已经是男女合校了。

58年全国都在“大跃进”，“全民”办教育一时成为时尚。中科院武汉分院也办起了一所“武汉科技大学”（与现今的武汉科技大学毫无干系），还有一些研究所也纷纷办起了“大学”。当年的“科技大”，教授是是不缺的，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完全要白手起家。所以学生入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建校劳动，他们用“罐头墙”建起了“小洪山9号”，这就是“科技大学”的校舍。各个中学都纷纷抢着与“大学”联姻，此时十五中就被冠以好听的“科技大附中”的名字。而十四中则被称之为“武大附中”（与如今的武大附中风马牛不相及）。

1958年“大跃进”破坏性“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时间里，全国经济处于极度的困难之中。官方的文件都归之于三年的“自然灾害”以及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所以官方的提法有时候也将其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当然时间其实不止三年，经济的恢复至少也是63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我三年的初中生活就与“困难”两个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令人难忘的“困难”其实也就是“吃不饱”这一条。从1955年开始，国家开始了对粮食的“计划供应”，不过由于当时副食还比较丰富，所以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还不是太大，到59年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觉得“吃不饱”了。那时我们正处于长身体的时期，中学男生每个月的定量是33斤，按现在的标准，感觉是不是还有得多？不过那时由于粮食短缺，大米白面都是粗加工的，如当年最好的面粉被称之为“八一粉”，也就是一百斤小麦要出81斤面粉，把以前用来喂猪的麸皮都贡献给人类吃了。有小麦面粉吃还是好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吃玉米面、高粱面、大麦面、红苕干等等。这些杂粮都是粗加工的产品，令人很难下咽（与如今成功人士所吃的“粗粮”是不能划等号的，他们吃的是精加工后的产品）。由于肚子里没有油水，对我们来说，如果不考虑后果，一顿吃个一斤饭是轻而易举之事，这样一来，33斤粮食显然就不够吃了。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位老先生，由于要把粮食省下来给家中长身体的孩子吃，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肚子饿得发昏。突然他发现讲台的桌缝里有一粒传说中的芝麻，就是那种好多年都没有吃过的烧饼上面掉下来的芝麻。这位老师的眼睛发着幽幽的绿光，就像黄鼠狼看到了鸡一样。他开始琢磨怎样把这“天上掉下来”的芝麻吃到自己口中，而又不在学生面前斯文扫地。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发现了一个天赐良机：有几个学生正在聊天，没有听他讲课。他把桌子一拍，大吼一声：“不要讲话！”吓得那几位仁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其实他拍桌子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离开桌面，当他看到那粒芝麻已经按照既定方针从桌子缝里蹦到桌面上来时，一阵莫明的喜悦涌上心头。此时他假装翻书的样子，把手指在口里沾了一点口水，然后迅速地把芝麻粒从桌子上粘起，而后送进了嘴里，并且在心里不断地念叨着“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有一段时间，中午我在学校食堂搭伙，上午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声一响，我们就不顾一切地向食堂冲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第一名冲到食堂。因为那时候大米饭是用瓦缽蒸的，每缽半斤，食堂按每个班搭伙的人数将蒸好的饭放进一个箩筐里。我们冲进食堂后先找到自己班级的那个箩筐，眼睛快速地将所有饭缽扫描一遍，看哪一缽的饭多些，光是多还不行，因为如果水放得多，煮出来的饭体积自然就要大些，所以还要把手伸进瓦缽，使劲地按，要选体积既大还比较硬的那一缽，真所谓高才捷足者多得。

话说有一天我的好朋友陈S，听到下课铃声之后，立即不要命地向食堂飞奔，他感觉到自己有点像飞一样，即使是奥运冠军也不会比他快，竟然第一名跑进了食堂。不过很快他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因为他发现自己身后居然没有一个追随者，一打听才知道自己不经意间居然走到了时间的前面——刚才听到的其实是下第三节课的铃声！

为了改善师生的生活，全校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养猪，那个年代食堂绝对不会有剩饭剩菜，养猪的饲料全靠学生们课余时间到学校后边的池塘去捞浮萍。快要过年的时候，老师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猪已经养“肥”，大家可以分到猪肉吃了！为此我们都激动了好几天，不过感觉到时间似乎已经凝固，大家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终于盼来了分肉的那一天，有的人还特意从家里带来一只大号的铝饭盒，希望把“肉”带回家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我们看见班主任老师端着一只脸盆进了教室，不用怀疑脸盆里边就是那传说中的“猪肉”。全班同学都屏住呼吸，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师分肉。老师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把我们一个一个先后叫上讲台，当我们含着热泪幸福地接受老师“授予”我们的猪肉时，我们发现其实每个人分到的，是一块仅仅与红枣大小相当的肉块，而且是一块带着肉皮，肉皮上长着茂盛猪毛的“板刷肉”。大家三呼万岁之后就这样开始享受我们的幸福人生。

朝花夕拾（十）忆我初中时的老师和同学

——此文所述内容绝无编造，都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发生的故事，与当今的老师无干，请勿对号入座。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共念了七个学校，再加记忆力欠佳，所以大多数老师和同学的名字现在都想不起来了。现仅将零碎的几个片段记录於下。

端木梦锡是初一时教我美术课的老师，他是国内小有名气的一位画家（牛×吧，现在哪有画家教初中生的？），记得他曾在课堂上把自己出版的一些画作拿来给我们看。端木老师擅长画梅花，而且是一位长寿的老人，他一百多岁时（上世纪九十年代），报纸上还对其有过报道。他并没有教我们画中国画，而是教我们画素描等。我画国画的启蒙老师其实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初二时从北京转学来的李JF，李JF在北京见过大世面，他居然还有一套《芥子园画谱》。在财经学院曾经与我住对门的好朋友蔡XB此时也与我同班，因此我们几个就经常在一起交流学画的心得。李JF不光画画得好，而且文章也写得好，他写作文从来不按老师出的题目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每篇作文都要写完一本作文本才打住，而且我们感觉他的作文就是小说，成为大家争相传阅的对象。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特许他自由命题，并且给他打高分。

李JF的家离学校不远，每天中午他都回家吃饭。那个时代手表还只是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中考的时候，他不听我的劝阻，认为借一个手表戴着可以掌握时间，结果中午在家睡过了头，迟到半个小时以上，于是仅仅初中毕业的他就参加了工作。后来我到北京、汉中、沈阳等地都一直与他保持着来往，反而是调回武汉之后却失去了联系。

和李JF相反，在语文学习上我可惨了，我对老师出的作文题总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师在给我的作文评分时也总是很吝啬。不论我怎样揣摩老师的喜好，她从来都没有满意过，总是给我判一个刚刚及格的3分，好像如果给我判了4分她们家就要破产似的。当然我要感谢她的是，她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不及格的2分。

有一次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叫做《新民歌一首》，虽然我觉得“民歌”应当采自民间，而不能由我等初中生坐在教室里浮想联翩。但为了那可怜的3分，我还是不得不勉为其难。不过我采取了一项大胆的行动，想看看老师到底是对我写的文章不满意呢，还是对我这个人不满意。于是我找了一本杂志，从上面抄了一首“民歌”，要说这才是真正符合题意的，因为这才是采自民间的“歌”呀！为了不让老师觉察出我是抄的，我还故意在作文本上留下几个墨坨坨。不幸的是，老师仍然只肯赏给我一个可怜的3分。由此可知，老师不满的其实是我这个人。

我至今却依然觉得被这位老师判3分应当是我的光荣，其实在我心里，她只是一个误人子弟，狗屁不通的人而已。比如我们的语文课文中有一首歌颂“大跃进”的诗歌，其中有这么一句：

“高大的手脚架耸立在云间。”

老师不知道“手脚架”为何物，将此句读成“高大的手脚，架耸立在云间”。并自作聪明地解释说，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因此他们的手脚就应当是高大的“手脚”云云。

那个时代政治已经开始升堂“挂帅”了，因此政治课也就成了“主课”，谁要是政治课不及格，那就甭想升学或就业，这样一来政治老师自然属于很牛×的一类人。我们的政治老师姓江，留着一个与当年阿飞们一样的“飞机头”，因此同学们都称呼其为“江油子”。不过尽管政治课很牛×，但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然后面还有一句叫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所以同学们上政治课时往往偷偷地做数学题。话说有一天，江油子正在喷着吐沫星子讲国内国际大好形势的时候，有几位仁兄正在那里“对答案”，他们嘀咕着几加几等于几。江油子凭着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嗅到了一个“加”字，并立即给他们下了“政治结论”。江油子瞄了他们一眼后不屑地说，你们在底下搞什么名堂都别想瞒过我，你们看，那边几个同学正在“谈家务事”呢！

我们班的植物课是由校长亲自操刀上阵，校长的绝对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他讲课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毕恭毕敬地听讲。我同桌的那位仁兄听得也很认真，还边听边用红蓝铅笔在课本上画杠杠。也许是那天校长心情不好吧？他发现竟然有人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挺直腰杆听他讲课，立马过来揪着那位仁兄的耳朵把他拎了起来，质问他为什么不听讲。那位仁兄可怜兮兮地说，我是在划重点。校长一巴掌“忽”将过去（“忽”，武汉土话，不知怎么写法），口中骂道：“划你妈的个鬼重点！”

初三时为了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们这些住在洪山及以东地区的学生被“调整”到马房山中学就读。这一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一位教“灵魂”课（政治课）的老师。他上课时总是满脸堆笑，是那种让人特尴尬的笑，因此学生们送给他一个“皮笑肉不笑”的雅号。

“皮笑肉不笑”也有不笑的时候，那就是发现有人不记笔记的时候，此时他的笑容立刻在脸上凝固起来，并飞速转化为苦大仇深的样子。

我一向都不记笔记，因为觉得老师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独立见解——完全是照本宣科。与其看笔记还不如直接看课本好。但因为“皮笑肉不笑”的关系，“灵魂课”成了我必须要记笔记的一门课。

“皮笑肉不笑”写黑板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边念边写，往往还没写完，他就已经把要写的内容念完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要和他开个玩笑。当他边念边写的时候，我奋笔疾书，我的笔几乎与他的声音同时打住。而后我把手背在身后，身体坐得笔直，等着看“皮笑肉不笑”随后的表演。

“皮笑肉不笑”写完黑板，脸上挂着他那经典的微笑，转过略显发福的身体。他一眼就看见挺直腰杆坐得笔直的鄙人，他脸上的笑容像书页一样立刻翻了过去，变成申讨美帝时候的样子，他质问我为什么不记笔记。我手捧笔记本，很绅士地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老师，我记了笔记。”

老师疾步走到我跟前，拿过我的笔记本，扫描完毕后大声地呵斥说：“为什么记得这么乱！”

天呀！我忘记了最根本的一条：老师永远都是正确的，特别是作为统帅和灵魂的政治课老师！（注：那个年代有句话叫做：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

朝花夕拾（十一）“生为中国人何必学洋文”

“生为中国人何必学洋文”这句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不知是哪位大侠的原创。当我等外语很烂之人坐在考场上“两手摸白纸，两眼望青天”时，只要在心中默念这句气吞山河的句子，我们就能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去面对那没完没了的考试。

我学外语是从初一开始的，那时候我们与“老大哥”的关系还是“同志加兄弟”，因此全国人民学的几乎全是俄语。

对于初一的孩子来说，我所知道俄语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与苏联的孩子通信，大家互赠邮票、硬币等小礼物，据说北京有的孩子居然用几张邮票“换”回了一双溜冰鞋。

我学俄语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了。现在回忆起来，觉得主要原因还是与老师执行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有关——这让我把学俄语当成了很枯燥乏味，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俄语有着与汉语完全不同的语法结构，老师在一开始就没有把其与汉语的异同交待清楚，而是只要求我们去死记硬背，并且教到哪里算到哪里。

我们如此天真地用汉语去套俄语的结果，就是我的一位喜欢独立思考的小伙伴，坚持认为俄语中的“斯基”就是汉语中的“同志”要不然为什么苏联电影里总是称一些人为某某“斯基”呢？

当学到名词的“性”时，我思想开了会小差，没有把“名词”这个“关键词”听进耳朵，还以为所有的词，包括动词都要分阴性、阳性和中性。这就给我学习时的逻辑造成了混乱。现在不学俄语了，我才知道，俄语中所有的名词都有“性别”的，包括我们汉语中根本就没有“性”的概念的桌椅板凳等没有生命的物件。我们汉语中“男学生”、“女学生”的区别就是“学生”前面的定语不同而已，俄语里面却是词尾要做不同的“变化”，例如“赫鲁晓夫”夫人的姓要写成“赫鲁晓娃”。除去“性”之外，名词还有六个格，动词还有六个位等等无穷的变化，这么多的“性”、“格”和“位”再加人称的不同，排列组合起来，用汉语里面的“千变万化”这个词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我感觉俄国人在讲一句简单的话语时，其脑袋肯定转得比电脑还快，否则脑子一定要被转迷糊的。

后来学到一个字母，现在已经不记得怎样写了，这是一个汉语里边没有的“弹音”，由于我的舌头属于那种“没有在理发店里卷过”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语），我始终发不好这个音，从此之后我对俄语的学习彻底失去了信心。再后来中苏关系渐渐地从“同志”变成了仇敌，学好俄语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所以从初一一直到大学，我的俄语成绩就总是与不及格为伍。

有一天我终于明白，学外语与学习其它课程一样，绝对不能仅靠死记硬背，主要还是要提高自己学习的兴趣，这样才能学得会记得牢。当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有许多苏联出版的优秀科普读物时，我突然明白自己可以通过读这些书来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但此时“文化革命”已经开始，而“读书越多就越蠢”等“最高指示”正指导着我们的一切，从此我就不再学习俄语了。

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现在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存在可与不可的问题，还是把我失败的教训，也算是“道”吧，讲给后来者以供参考。

朝花夕拾（十二）站在马房山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我们

1961年为了尽快恢复被“天灾人祸”破坏的经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于是从初三开始，我们这些住在洪山及以东地区在十五中就读的学生被“调整”到马房山中学。

马房山中学原本就是一所普通中学，不知为什么后来改成师范学校，而“八字方针”又把其折腾回了普通中学。由于没有学生，于是把我们从十五中“调整”过来——没有人在意我们是否愿意——那个时代的国人，每个人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而原先的那些师范生们也不知道被“提高”到哪里去了。我在武大附小时的同学陈DJ、魏DQ、宋ZX等此时又与我被“搬”到了同一个班级。

那时候还没有珞狮路，从街道口有一条通向马房山的碎石马路，尽头就是如今的武汉理工大学的校门口。当年这里坐落着大门相对的两所大学——武汉工学院和武汉城建学院。“文革”时，城建学院停办，武汉工学院更名为湖北农机学院。1969年底为执行“林副统帅”的“一号通令”，北京建材学院迁来武汉，顺理成章地占据了城建学院的校园，被改称为武汉建材学院。文革后，武汉城建学院迁到关山异地重建，再后来并入了华中科技大学。而马房山的两所大学曾先后更名为“武汉工业大学”与“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最后又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合并成了现如今的“武汉理工大学”。

那个年代，武汉的大学一般都没有院墙，再加珞狮路是后来才有的，所以我们每天上学都必须向南穿过武汉工学院的校园。马房山中学再向南就基本上全是农田和荒地，甚至连农舍都很少，有的是大片的乱葬岗子，一直延申到南湖岸边。那时候南湖面积比现在要大一倍，“文革”后才被“硬道理”“发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那些乱葬岗子应当很有些年头了，大多都是“无主”的墓地，70年代以后，此地陆续被一些企、事业单位征用。一夜之间，所有的坟头都因此而幸运地后继有人，幸福地找到了自己的“后人”，不幸地是，它们都被自己的“孝子贤孙”们按每个一百元的价格卖给了征地者。着实让那些“孙子”们发了一笔小财。

“八字方针”贯彻的结果就是崩溃的经济稍有起色，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人们把一切能够利用的空地都利用起来。马房山中学也在周边开垦了许多荒地，在上边种红薯，也就是武汉人称之为“苕”的那种作物，武汉话中，“苕”就是“傻子”的意思。因此到了收获的时候，大家在把“扒”出来的“苕”在空中传递的同时，口中高呼“苕接倒（着）”，真是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于是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地直不起腰来。

和十五中一样，食堂也是用瓦缽蒸饭（有时候蒸的是红苕干），每人一缽。但是那些住校生喜欢把饭钵端到宿舍去享用，吃完后却总是“不记得”将其送回食堂。为了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食堂不得不安排人到宿舍“回收”。问题是这些住校生个个都是了不起的发明家，他们中间没有产生个把“诺奖”得主者确实是历史的错误——他们把饭钵的功能大大地加以扩展，使其晚上还兼职做“夜壶”。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还没有“消毒公司”，于是大家伙在吃饭时常常惊异地发现，饭钵中“饭”的颜色有时与高级动物的某种排泄物惊人地相似。大有想摧残“革命事业接班人”身体健康的嫌疑，为了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接班人”们只得把饭钵放在宿舍窗台上，把其想象成“蒋该死”的形象，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用弹弓将其一个个击碎，从此“接班人”身体的茁壮成长终于有了保障。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饭钵虽然并未被消灭，只是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但却造成了食堂“后继乏缽”，此后食堂学习了其它单位的经验，改用搪瓷脸盆蒸饭，这一先进方法被许多单位一直延续用到了九十年代。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从此中苏交恶被公开化。中国毅然面对着“反帝”和“反修”的两条战线。

1962年“蒋匪帮”瞅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从海上和空中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派遣了43股617名武装特务，这就是当年所说的“窜犯大陆”。

和全国人民一样，我们这些中学生个个都是好样的，我们站在马房山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享受着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同时，我们时刻不忘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帝、修、反”惨无人道的统治下，吃不饱、穿不暖。于是我们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以支援“亚非拉”的人民，支援他们“反帝、反修”的革命斗争，我们牢记领袖的教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就在初中毕业的前夕，为了回击“窜犯大陆”的“蒋匪帮”，我们的许多同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毅然放弃自己的学业投笔从戎，加入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当然大多数同学选择的还是升学之路。

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升学似乎没有现在这么看重，对于重点中学好像也没有什么追求，老师和家长也不过问我们要考哪一所学校。我的志愿完全是自己选择的，由于有过被十五中“调整”的经历，所以对十五中有了抵触情绪。我在儿时的许多好友都在华师一附中读书，再加该校校园与财经学院相通，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第一志愿填报了华师一附中。其它有关“华师一”的情况，其实我一点都不了解，也不觉得有打听的必要。

那时的中考虽说也考外语，其实只是参考成绩，并不影响录取。但我初三时的班主任误导了我，说华师一附中是重点中学，外语成绩肯定要计入总分。前文说过，我的俄语“终生”都在及格线以下挣扎，所以害得我把俄语当作了复习的重中之重，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背单词上了，可悲的是，最后俄语还是没有逃脱不及格的命运。

其实和普通中学一样，重点中学录取时，外语同样不计分，得益于此，最后我和陈DJ两人如愿考入了华师一附中，入校后我才知道，华师一附中虽说不像十五中那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因在湖北省内高考排名中名列前茅，所以该校早已是名声在外。进入该校，被人认为是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大学之门——事实果真如此吗？

朝花夕拾（十三）多彩的高中生活

看着如今的中学生被升学竞争压得喘不过气来，感觉到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还真有一点丰富多彩。

1962年秋季我进入华师一附中读高中，对新的环境我没有一丁点陌生的感觉，因为我儿时的好友李ZF、孙DX、易ZT，还有许多阅马场小学时的其他同学，大家又在此相聚了，而李ZF的妈妈邹容宜老师则成了我的代数课老师。

华中师大一附中前身为“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由潘梓年等著名革命家于1950年创建。1958年在保留“工中”的同时，被改为普通中学，校名为“华中师范学院第一附属中学”，在我们入学的时候，“工中”还有在读的学生，所以我们在读诸葛亮《出师表》的时候，故意把“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读成“工中、附中俱为一体”。

我高一时的班主任是杨裕生老师。他人品高尚，学业精湛，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好老师之一。

杨老师第一次和同学们见面时，用很浓重的江西口音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江西老表啰”。此话一出，立即给了大家一种无比的亲切感。（*：普通话中无此音，只好以“我”字代替）

因为家中经济并不宽裕，杨老师没有手表，每次上课时他都像变戏法一样从鼓鼓囊囊的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只闹钟，就是电影《国庆十点钟》里边那种“双铃马蹄表”，他把马蹄表横过来放在讲台上——因为如果正着放的话这只“表”常常要闹罢工——有时候钟停了，老先生还不得不拿起来摇两下，以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杨老师不仅课讲得好——曾经有记者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来给他拍照——他还有超强的动手能力，那时候还是电子管的鼎盛时期，当市面上刚开始有晶体三极管卖的时候，杨老师居然买来装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要知道，当时一只低频小功率三级管就要十二元钱！而一般中学老师每月工资都不会超过60元，这也许就是他家庭经济比较拮据的原因之一吧？

邹容宜、萧树静等老教师教学水平之高是不必赘述的。萧老师教的是几何课（我有幸当了她的几何课代表），她对学生就像慈母一样，遗憾的是，高中毕业后，我却是最后一个到学校去看她，为此她对我很有些埋怨，如今这已是无法弥补了。

教我们的一些青年教师，课也讲得非常引人入胜。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的几何是由一名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老师教的（很遗憾，我把他的姓名忘记了），他在讲解题目时，一步一步地引导着我们的思路，每解完一道题，他最后总要用武汉话拖着长长的音调说：“这就解（音“改”）决了……！”后来每次当他分析完一道题目后，我们全班同学就与他一起用武汉话高呼：“这就解决了……！”

高中时代是我的知识面急剧扩大的时代，这应当得益于那个年代高考的“指挥棒”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挥舞，读大学并非人们的唯一出路。是否读大学，也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首先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条件，许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还有一条从来未被官方公开承认过的“条件”，就是“家庭出身”如果你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你却没有“考”上大学，那只能怪你像天蓬元帅一样投错了胎，组织上内查外调，“掌握了”你不知哪一代祖宗为“剥削阶级”之一分子的“确凿证据”。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学习的动力表面上是“为人民服务”，是像歌中所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其实心底里仅仅是自己的兴趣而已。

学校图书馆里丰富的藏书，以及课余之时的许多业余活动小组（强调一点，那时全是免费的），这些都为我们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创造了条件。像趣味数学、物理、化学，还有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等书籍我看了不少，这些对我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大有益处。

每天课余的体育运动也是我们生活的必需。我身高1.80米，在那个营养不良的年代，属于“高人一头”者，得益于此，我参加了校篮球队与田径队，由于身体单薄，又没有体育方面的天赋，所以始终属于坐在板凳上的“观察家”。我们这一届学生，可以说是“华师一”历史上群众体育开展得最辉煌的一届，1965年我们获得了第二届全运会基层单位田径通讯赛全国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山东实验中学总分第一）。1964年“华师一”获得了武汉市中学生的足球冠军，而我所在的篮球队也获得了武昌区中学亚军（冠军为省实验中学，当年市里没有组织过中学生篮球赛）。1965年中学生篮球赛没有赛完，但我们战胜了冠军实验中学队，遗憾的是却输给了第三名的三十三中（文华中学）。后来在体育界小有名气的袁ZS、邓DZ等人就是我们中间的佼佼者。我本人虽说在体育成绩上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但是身体素质却大有提高，顺利地拿到了三级运动员证书，在进入大学后的体检中，右手握力185斤，左手握力也有145斤，而肺活量也由初中时的两、三千提高到了五千，上体育课时，500克的手榴弹很轻松地被我掷出了54米，这一切连我自己都颇感意外。

文艺演出是我所在班级许多同学的特长，一般每次校内的演出活动一等奖非我班莫属。也有一次意外，因为易ZT他们班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片段太震撼了，给人以专业剧团演出的感觉。而他们班的编导就是易ZT！我从小就缺少文艺细胞，属于五音不全者，那时候凡是大合唱类的节目，要求全班每个同学都必须登台。我不忍心用自己的“歌声”杀害听众的细胞，于是“君子动口”不出声，这也算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巨大贡献之一，因为我开创了如今明星大腕们假唱之先河，成为他们的祖师爷。

中国画和篆刻仍然是我的爱好之一，与我同班的邹QJ同学和少年时期的好友易ZT，再加十五中时的好友蔡XB、李JF，我们这些人每周都要在一起聚会交流，每个人把自己的习作拿来由大家进行评点，我们还互赠画作，我生日的时候，易ZT把他画的寿桃、寿酒配上诗作送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五个人一同从珞珈山上一路走到东湖岸边，看到眼前的美景，一向文思敏捷的李JF，面对东湖波涛，他张开自己的双臂，作“诗性大发”状，不过在他口中发出一连串的“啊”声之后，却戛然而止没了下文。我想大概是“眼前有景道不得，中天题诗在后头”吧！大家一致要求易ZT回去后写一首诗以记此遊。易ZT也真的不负众望，他用宣纸把为此而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抄给我们每个人，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桃红李白山花发”，其它通通忘记了。如今易ZT蹲在城头上拉屎——露大脸了，闻其名，如雷声贯耳，想要巴结他而不得其门。真后悔自己“文革”时为什么会把他赠送给我的书画当废纸丢弃。保留到今天的话，至少也可以“呼儿将来换酒尝”吧？

朝花夕拾（十四）我和文时兄

Z文时是我高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但是一开始我们好像并没有什么交集。他的文科成绩特别优异，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每次写作文，老师想不给他高分都难，老师把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上进行讲评已经成了常态。与他相反，我的文科成绩属于想恭维的人都担心被我理解成“挖苦”的那种。俄语总在及格线以下挣扎，作文能得一个4分（五分制）就要对老师感恩戴德，甚至还有过得2分（不及格）的辉煌历史。

那个年代，国人以瘦为基本体型，“帝修反”说中国老百姓五个人才穿一条裤子，而且还要饿肚子。在当时大好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却因为过于蒸蒸向上，身体长成了豆芽菜一般，不情不愿地给“帝修反”们提供了口实。还好，Z文时同学的体型却可以归入为国争光的胖墩之列，所以大家送了他一个“发面”的雅号。

不记得是否从高二开始，Z文时突然对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而且已经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所教的那些内容。当时我是班上的几何课代表，因此经常在萧树静老师那里看到他问一些很深很深的问题，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我们之间开始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在学习方面的一些心得和我交流。这样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时候我才发现，他除去体育成绩稍差之外，其余功课在班上都是顶尖的。其实他的体育也不差，比如他打乒乓球就所向披靡，而且对篮球等运动也非常喜好。可惜这些都不计入体育成绩。由于体型的原因，要计入成绩的田径项目是他的弱项，致使拖了他体育分数的后腿。

我们两人都很有个性，喜欢独立思考，记得我们之间发生过两次争吵，以致一段时间我们还互不搭理。

有一次，我们讨论国际上所定的十二海里领海是怎样划定。我坚持认为是把每个国家最外缘的领土（包括海岛）用直线连接起来，再向外划十二海里。他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应当是从大陆向外划十二海里，因此台湾就处于公海之上了。现在我当然知道错的是我，但当年我却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还有一次是他看到报上登载的，某高级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消息，他说该领导人有两个老婆。理由是报纸上登载的消息说到，那位高级领导的随行人员中有“夫人×××、×××……”，“夫人×××”之后用的是顿号，这就充分证明那位高级领导有两个老婆。而我坚持认为我们伟*光*正的领导都是人民的表率，绝对不会一夫多妻的。经过“文革”的洗礼，我了解到许多高级领导其实历史上都有过四、五个老婆，但他们在每个时期确确实实只有一任夫人，而且也不会在媒体上加以宣传。因此我们两人应当算是打个平手吧。当然为这些小事争吵而至于互不搭理，事后我们自己都觉得太过幼稚，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又和好如初了。

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大树英雄的年代。学雷锋，学铁人，学董家耕、邢燕子，还有侯隽。

不知从高几开始，我们就接受了大量“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教育”。所谓两种准备就是“接受祖国的挑选”，直白点说就是，“考”不上大学就到“广阔天地”去“战天斗地”，去修理地球。

接受了十几年“正面教育”的我们，对来自“上面”的话百分之百地相信，相信农村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相信我们都是“朝气蓬勃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有能力“战天斗地，从而改变整个世界”。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我们对是否能够考上大学并不是特别的期待，有的同学甚至下定决心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放弃高考投身到农村去“大有作为”。

后来的实践当然是给我们这些思想幼稚之人最好的教育。其实我们哪里有能力改变世界，我们只是被动地被世界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不是在冥冥之中，而是在现实社会之中早已被人给安排好了。

一九六五年高三毕业后我考上了大学，虽然我的外语基本上就是交的白卷。

当年高考时规定，不到三十分钟不许交卷。面对似曾相识的俄文字母，我脸不变色心不跳，三十分钟一到，我便大义凛然地抢了头卷。一位仁兄荣获“亚军”称号，他随我之后走出教室，我虚心地向他请教，那段俄译汉的文字是什么意思。那位仁兄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在答卷上写上“和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差不多”。看来他肯定要比我高得多！因为我连“和王成差不多”也没猜出来。

遗憾的是祖国没有挑选比我高得多得多的Z文时，为什么？……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终于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也慢慢被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这就是祖国没有“挑选”Z文时的真正原因。

祖国没有选择Z文时，Z文时却只能接受祖国对他的“安排”。他毅然离开自小生活的伤心之地武汉，去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新疆。至于他们在新疆的生活，当然没有诗中描写的那么浪漫。也许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将要伴随他们的终生，从此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压抑的思想情绪树立了他们对人生新的定义。朱MS同学在他的博客中对此有许多感人至深的记述（http://blog.sina.com.cn/u/1652426610），读后不得不让人潸然泪下。

与此同时，我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大学的课堂，继续我那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吃香喝辣，“每天都像过年一样”。国庆之夜我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狂欢活动。我没有忘记把自己幸福的感受告诉那远方的朋友，我给他写了信，他在给我回过一封信之后就不再来信。很显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我不能理解他当年的处境，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再后来，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幻想着摘掉自己“臭老九”的帽子，从而成为“领导阶级”之一员。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了我那前途渺茫的朋友。他还是只给我回过一封信。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走过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几十年岁月。

再次相见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我们都回到了江城武汉。我们的相见仅在华师一每次校庆的聚会之时。Z文时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来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买下了三套象征事业成功者的房产。而作为“工人老大哥”的我，却落入了惨遭社会遗忘的角落。此时我想对他说的只是：我住了三十年的老屋正面临“被拆迁”，我要怎样才能让自己的损失最小化呢？

历史印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话。我们工人阶级因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在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之前，“工人阶级”变成了成都市一座被游人观赏的雕塑，变成了一个从终点回到起点的一个“圈”。每次会面，我们之间除去一些礼节性的问候之外，共同的话题已经越来越少。也许他像当年的我一样，很怀念我们过去的友谊，但我却找不出多少共同关心的话题。我只是希望，再过三十年，我能从“河西”回到“河东”，而他在“河东”等待我的到来。我们之间又有许多讲不完的共同话题，我们重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是我要问自己的是：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我还能有三十年吗？

注：关于文中提到的“成都市一座被游人观赏的雕塑”，请参阅下面的链接：

http://bbs.kechuang.org/read.php?tid=30884&page=e

1988年，成都一环路竣工。作为竣工纪念，雕塑“工人阶级等于零”在这一年安放在了

成都老工业区的中心，一环路水碾河路口。

后来这雕塑名声大振，只要是老成都人没有不知道的。可以找不到水碾河（一个很大的地名），但是问他工人阶级等于零在哪里，谁都可以讲出个东南西北。所以，乘着道路改造的机会，这个雕塑第一时间被拆除了。

现在安放在成都工业博物馆。 与这个雕塑齐名的还有“农民不准进城”等等。

朝花夕拾（十五）我的故居

看到标题，有人就笑了：

“故居”一般是指那些名人曾经居住，并且被当成“文物”而保留下来的建筑，你一介草民也配（！）有故居？我当然有故居，难道我是住在马路上不成？那可是有损天朝光辉形象的哦！

有意思的是，在武昌蛇山为吸引游客而大拆民居搞“透绿”工程的时候，我的故居居然也被作为“文物”而保留，并且被修葺一新。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因为那是我这样的草民也配有故居的缘故。

蛇山上的民居在“透绿”工程中几乎全部被拆除，只保留了徐旨乾公馆、高亚鹏公馆和李书城公馆（两栋）等4栋“有纪念意义”的民居，据说是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予以修复保留，成为蛇山景点的一部分。

而我的故居就是被称为“徐旨乾公馆”者。

徐旨乾（1894——1985）国民党陆军中将。湖北汉阳人。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毕业。历任营长、团长、参谋处长、旅长等。抗战时期，任浙江省温台防守司令、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军训部第八督训处处长等。徐参加过武汉大会战和滇缅抗战。抗战胜利后，任湖北省军管区副司令。1949年去台湾。1985年在台北病逝。

1949年徐旨乾随“蒋该死”“猖惶出逃”台湾后，此处房产就被收归“国有”。该房位于蛇山南麓龙华寺左侧，始建于民国二十二年。

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武汉之后，刚开始住在财经学院校内的平房里，后来又搬到校北区的新建楼房内。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父亲担任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的原因，大约在1955年初我们又搬到了校北区院墙外的那所小院。当年财经学院除去我们家之外，还有院长马哲民先生也是单独住的一栋小楼，可见在解放初期知识分子还是很受重视的，而且生活待遇也很好。后来呢？

马哲民1950年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授，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中南财经学院院长。在此期间，曾兼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政协第一、二届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第一、二届常委，民盟湖北省及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好景不长，1957年他幼稚地相信“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被打成了武汉地区“头号右派分子”。马哲民先生晚景凄凉，他被从独立小院内扫地出门，临终前几年瘫痪在床，日常生活全靠他那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打理。1980年逝世后才被平反昭雪。

我家所住小院与龙华寺一墙之隔，沿着校北区东边的院墙有一条小巷，沿小巷进去不远有一个小院，前后两个门。进门后有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是一个小花园，有一个独立的门房，一直空置在那里。院中小路的两旁种着整齐的冬青树，院子里有石桌石凳，还有一棵樟树（此树如今还在），每年春天院子里落满了樟树的老叶，而嫩绿的新叶也同时生长出来，透着一股生机勃勃的气息。窗前还有一棵樱桃树，虽说每年都要结很多樱桃，不过没等樱桃成熟，就纷纷落下地来，难怪民间有句话叫做“樱桃好吃树难栽”。最让我开心的是，紧靠龙华寺院墙处有一株很大的桑树，那时候小孩子们一般都养蚕。所以我的小伙伴们每天都到我家来搭着梯子爬上树采摘桑叶，桑椹成熟的时候，我们个个都吃得嘴唇发乌。站在桑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龙华寺那边已经破败。里面没有了和尚更没有菩萨，似乎是做了仓库什么的，除去一间早先的大殿之外，其余均是普通的民房，房顶红瓦的缝隙之中生长着一些石莲和苔藓之类的植物。那时候孩子们口口相传唱的一段歌词是：“尼姑和尚翻了身，他们两个结了婚”。现如今龙华寺也被修葺一新，大殿装饰得金碧辉煌的，里边还住进了僧人，难道他们对“翻身”和“结婚”并不感冒？

院中的主楼是一幢青砖红瓦的西式建筑，带有阁楼，也就是鲁迅先生文章中时常提到的“亭子间”。由于楼下的房间已经够住了，所以阁楼就空着。后来我母亲所在部门有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许叔叔，因为没有地方住，我父母就让他住在了我们楼上。没想到的是，许叔叔57年被打成了“右派”。他被强制赶到乡下劳改，临行前的那一幕至今我还历历在目。他泣不成声地说：我是一个苦孩子出身，是共产党让我翻身得了解放，并培养我读了大学，感恩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反党”？

我当时只是一个11、2岁的孩子，对于什么政治之类的完全没有概念。财经学院校园里贴满了“反击”“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大字报和漫画。但我们并不了解其内涵，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右派分子”都是一些好人呢？

值得庆幸的是，许叔叔“文革”结束后终获平反，并从乡下回到武汉，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说是路过我家到水利电力大学（如今已并入武大）去给学生讲课。

我家的后院有几间平房，是做厨房和储藏间用的，上阁楼的木楼梯也在后院中，因此上下楼就不与楼下相干。

现在宣传说，该处建筑已经被“整旧如旧”，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如用面目全非来形容还差不多。现如今前后院子都没有了，原先的“红”瓦也换成了“灰”瓦，后院阁楼的楼梯也没有了，因此是否还有阁楼也不得而知，整个结构都已被改变，还谈什么“整旧如旧”？当然连历史都是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更何况所谓的“历史建筑”了？

“任意打扮”的目的，前者是为了欺世盗名，而后者则是为了大发洋财。

1957年9月，因我父亲工作调动的原因，我们搬离了“故居”，在此居住的两年多时间内，虽说天朝在政治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不解其中真味。站在一个孩子的立场上说，那几年还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2011.11.11）

后记：今天到蛇山去踏青，发现我的故居门前的介绍文字说此建筑为“高亚鹏旧宅”。那么我此文中称其为“徐旨乾公馆”是错误的。之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因为几年以前，当蛇山南麓的民居因为透绿工程而决定拆除时，有一天报载徐旨乾公馆发生了火灾，并附有照片，当我乘车路过该处时发现被烧的房屋就是我的故居，因此使我先入为主地一直认为我的故居就是徐旨乾公馆。现在重新上网搜索后，发现该建筑确实是高亚鹏公馆（有关高亚鹏的介绍几乎没有，只说其是一名商人），现特在此予以说明。（2012.3.27）

又记：最近在网上看到“我的故居”现在的正式名称又变成了“徐旨乾旧居”，并被列为武汉市重点保护文物。我估计这栋房屋大概经历过多次产权变更，所以名称也被多次改变？当年我在那里居住时，产权是国家的，我家只有居住权。（2026.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