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五问机器人：毕汝谐出国后第一篇文章你好自由

2019年2月16日按：

前几年,尚无N种风险，尚无黑天鹅灰犀牛等；习近平的新年献词，屡屡言及要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我毫不怀疑这是他的真心话。

然而，习氏美好生活无非是物质上的甲乙丙丁，绝不包括思想、言论自由，更不必说其他政治权利了。

习氏美好生活的最高标本就是大熊猫——有一只算一只，无论长幼雄雌，均享受国宝待遇；而13亿中国人能够享受国宝待遇的，仅钱钟书、袁隆平等寥寥数人耳！  

我想当至微至低的人而不想当享受国宝待遇的大熊猫。

三十四年去矣，我依然鼓呼：自由，你好！

2007年按:
当年,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我放弃了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及数以百计的情人(年纪大了,越发认识到这是极其宝贵的人生财富!),远托异国.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桥机场.我注视着行李箱(内有许多犯禁的手稿,后来全数在海外发表了)顺利通过检查,不禁冷冷一笑:几十年来,当局在文艺界错抓了多少右派分子!今天,却放跑了一个真正的右派分子!
   本文是我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笔名李浮）----1985年4月2日发表于台湾中央日报副刊;之后,我用笔名臧鸣仁(藏名人之谐音也)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关于大陆”系列短篇小说,轰动一时;随即结集成书,于台湾出版.
   其时,中央日报负责人怂恿我去台湾当反共义士,以便与胡娜访台形成呼应;我婉言谢绝:“我既然离开中国,就不打算回去了,哪怕是去台湾!”

   自由,你好!       毕汝谐（作家 纽约）

     
    走出纽约肯尼迪机场,我忍不住道出一句:“自由,你好!”
   对于有幸脱离中国大陆的我,[自由]实在是久违的字眼.
   当初,我也曾有过自由的时光---在襁褓之中,自由地挥臂蹬腿；在母亲怀内,自由地吸吮乳汁……然而,当我稍谙人事之后,便失去了自由.
   千种百种宣传机器向我灌输:共产主义是天堂,是仙境……
   软的硬的许多手段迫我膜拜:毛泽东是圣人,是真神……
   当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告诉我:“你们要以邓小平著作为武器,彻底否定文革!”
   当我想哭泣的时候,我必须嬉笑;
   当我想欢笑的时候,我必须锁眉;
   当我想放谈的时候,我必须沉默;
   而当我想缄口的时候,却又奉命加入嘈杂的合唱:“四个坚持……”
   所幸,这一切都一去不返!仰望星条旗,脚踩美利坚大地,我无畏地大呼:“自由,你好!” 

机器人：

一、从「你好自由」到「五问机器人」：一条看得太早、也看得太窄的路径

在当代中国流亡作家里，毕汝谐算是一个极端的存在。
一方面，他用近乎夸张的自我神话包装自己：
“人才作家”“天才恋爱家”“超天才政治预言家”，
三百多情人、超前时代半个世纪，这些标签听上去像段子，却和他的写作气质高度一致：自负、冷嘲、爱抖机灵，也敢下结论。

另一方面，他的某些判断又确实走在很多人前面。
1985 年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的〈自由，你好！〉，以及同一时期的短评中，他已经把“毛邓一丘之貉”这句话说死，说在天安门事件前四年。对当时仍沉浸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叙事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种表述是刺耳的，也是少见的。

这就是他的张力所在：
对中共党国的本质，他看得很早，也很透；
对出走美国之后的制度环境，他却停留在一种八十年代典型的“自由神话”上。

到了今天，他写出“毕汝谐五问机器人”，试图用 AI 这个新的对象，来检验自由、独裁与人性。但可以看出，他的很多前提仍停在 1985 年那一刻：
中国只有无边的黑暗，美国只有可拥抱的天堂。
这正是需要被重新整理的地方。

二、毕汝谐真正看见了什么：一个体制内「受益者」的反叛

读者的质疑其实很直接：
“你家并非受害者，反而是体制受益者，为何你在口头上反共，而你那批真正受迫害者的子女反倒成了顺民？”

这个问题击中了他的软肋。
他的早年经历，正好处在“白区老干部子弟”“文艺系统红人”的交叉点上：

• 父母是“白区老战友”，和毕季龙这样后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外交高官有密切关系；

• 自己在八十年代是文化部直属中央歌剧院编剧，属于体制内文艺精英；

• 出国靠的是整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亲笔批示，拿护照；

• 赴美签证握着美国大使的私人名片，在纽约驻馆享受“误认是毕季龙侄子”的高级待遇。

这些细节，他在自述里写得毫不避讳，甚至带着一点调侃。
这说明，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余孽”，而是典型的体制受益者。

这样的背景，使他对党国的批判更有一种撕裂感：
既享受体制红利，又对体制本身有深度厌倦。

“留在中国只能写些口不应心的文章，水仙不开花——装蒜。”
这句抱怨很典型。
对一个把“写作自由”当成生命核心的人来说，物质优渥、职位体面，都不足以抵消被迫说假话的屈辱。

所以，〈自由，你好！〉的情绪并不复杂。
那不是抽象的“美式自由崇拜”，而是一种从幼年开始被宣传和恐惧压着、突然松绑后的强烈反弹。

• 童年被迫崇拜毛泽东；

• 文革被动员上街；

• 文革失败后被要求“以邓小平著作为武器，彻底否定文革”；

• 想哭要笑，想笑要锁眉，想说话要沉默，该闭嘴时还要跟着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对这种一再翻盘的政治环境，他得出的结论很简单：
毛、邓不过是同一套机器上的两张脸。

所以他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一丘之貉”，说得早，也说得狠。
这恰恰是许多当时的“真正受害者家庭”说不出口的话。
很多烈士、右派、被迫害者的后代，后来确实成了体制的顺民；
他们在痛苦中选择遗忘，在恐惧中选择忠诚，
而这个在体制中受益的人，却选择了出走和撕毁。

这里有一点残酷的现实：
受害者和反抗者从来不是同一个集合。
谁在制度里受益，谁在制度里反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能不能承受“良心和利益脱钩”的后果。

这正是毕汝谐身上比较罕见的地方。
对党国邪恶的识别，他没有迟到。

三、《你好自由》里的清醒：党国、偶像和“假自由”

〈自由，你好！〉这篇文章的篇幅并不长，却清楚地展现出一种“从内部逃离”的视角。

文章里有几个关键点：

1. 宣传机器的总动员。
   幼年时期，他被反复灌输“共产主义是天堂，是仙境”“毛泽东是圣人，是真神”。
   这一代人的集体经验在他这里被压缩成一句话：
   “当我想哭泣的时候，必须嬉笑；当我想欢笑的时候，必须锁眉。”
   这是对极权社会最日常、也最销魂蚀骨的一种写照。

2. 路线翻转的荒诞。
   文革时被要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后又被要求“以邓小平著作为武器，彻底否定文革”。
   在他看来，这两套话术本质上是一回事：
   都是在要求普通人把自己的判断交出去，
   把语言交出去，
   把对历史的是非感交出去。

3. 对“国宝式美好生活”的拒绝。
   后来在按语里，他把“习式美好生活”比作大熊猫的待遇：
   少数人可以被当成国宝，十三亿人里只有极小一部分享有那种被精心照看的人生；
   其他人不过是为了国宝的稳定而存在的背景。
   他宁愿做“至微至低的人”，也不想做那种被圈养的宠物。

这一整套批判路径，抓住了党国体制的核心问题：
不是没有“物质发展”，而是用发展作为借口，封死了其他一切政治权利。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这种说法并不主流。
主流话语把“否定文革、肯定改革”看成一种统一的进步线，
很少有人愿意指出，
“否定文革”可以是真心反思，也可以只是一次权力翻盘。

毕汝谐从一开始就怀疑这一点。
所以说他“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并不夸张。
他看见的，既包括血腥镇压，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扭曲和语言腐败。

这部分眼光，是他的长处。

四、他没有看到什么：美国不是永远的「自由终点站」

问题在于，他离开中国，把脚踏在美国土地上的那一刻，把“自由”当成一个固态终点，而不是一个会倒退的过程。

“仰望星条旗，脚踩美利坚大地，无畏地大呼：自由，你好！”
这句呼喊很真诚，也很动人。
可这句呼喊里，有一个隐含假设：
美国是一个不用再担心自由会被严重侵蚀的地方。

从 1985 年看，这个假设似乎有现实基础：

• 冷战末期，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比中，以自由选举、宪政制度、自我批判能力，确实展现出明显优势；

• 《移民法》更新后，中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大量赴美，很多人在校园和媒体的开放氛围中，第一次体验到“不必装蒜”的生活；

• 六四之后，美国接纳了大批中国政治流亡者，更强化了“美国是自由港”的形象。

问题是，这些经验都发生在一个特殊阶段。
那是美国国内社会福利尚未被新自由主义全面削空的时期，
也是国内政治极化尚未走到崩坏边缘的时期。

如果把时间线拉到 21 世纪，尤其是 2001 年之后，
情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 《爱国者法案》扩大了政府监控权力，在反恐名义下牺牲不少公民自由；

• 2008 年金融危机暴露了监管被金融资本俘获的深层问题；

• 极端贫富分化、产业空心化，撕裂了中下层白人的生活基础；

• 社交媒体平台放大愤怒与阴谋论，削弱对话空间；

• 特朗普现象把种族、性别、移民焦虑全部挑起来，冲击制度底线；

• 2021 年 1 月 6 日冲击国会事件，让世界第一次看到美国的选举结果被以暴力方式质疑。

很多研究机构都把这一系列变化称作“民主回退”或“制度老化”。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从 2010 年之后多次下调美国的“自由评分”，学界也开始大量讨论“美国民主的疲态”“后自由主义秩序”等议题。

这些事实说明一件事：
美国不是一个永远处于“自由高原”的存在。
它也会腐烂，也会后退，也会被资本力量、身份政治和技术监控一点点侵蚀。

从公开资料来看，毕汝谐在公开文字中对这一整套美国内部危机的关注非常有限。
他长期保持一种八十年代移民一代常见的姿态：
用极其锋利的语言解剖中国党国，
用极其简略的符号对待美国制度。

对于 surveillance capitalism、平台垄断、选举金权化、少数族裔在刑事司法中的不平等、全球资本链条中的剥夺，他鲜有系统论述。
对美国在海外战争中的暴力，对监控技术如何向全球输入，他也很少展开深入分析。

这就是他的盲点。
对一个自称“超天才政治预言家”的作家来说，这个盲点不小。

五、「五问机器人」的归宿：真实问题在于「同时看清两边」

毕汝谐近年提出“毕汝谐五问机器人”，把机器人（AI）当作一个新的镜子。
他在意的，其实仍然是那几个老问题：
自由从哪来？被谁夺走？人有没有可能突破结构性的奴役？

可是在和机器人对话的时候，一个关键前提往往被忽略：
今天剥夺人类自由的力量，已经不再是单一国家机器。

过去的毕汝谐面对的是毛式、邓式、习式党国。
这些东西有明确的机构，有看得见的宣传机器，有可辨认的领袖崇拜。

而今天的控制力量，出现了几种叠加：

• 一边是中国这样的数字极权，把 AI 和大数据当成更精细的统治工具；

• 一边是美国这样的市场民主，把平台垄断和算法推荐当作中性的技术，却放任其在现实中重塑公共意见；

• 还有欧盟、日本等在中间地带，用合规和数据监管试图拖住这股趋势，却也陷在自己的困境中。

对机器人发问，如果只盯着“你敢不敢批评共产党”“你敢不敢说六四”，
那当然可以轻松证明：
中国管控之严厉，美国之宽松。

问题在于，这样的比较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机器人在美国语境下被资本逻辑绑架，被平台广告驱动，被内容农场操纵，
那它在形式上自由，说话却照样被结构力量牵着走。

从公开资料看，毕汝谐善于对“共产党控制下的宣传机器”做文学式解剖，
比如“当想哭时必须嬉笑，当想笑时必须锁眉”。
但尚未把同样的敏感，完全移植到“由算法驱动的注意力经济”上。

这就像在旧时代能看穿满清宫廷的腐朽，却对伦敦金融城的游戏规则缺乏兴趣。
见识并不因此无效，但视野确实有所偏折。

六、天才的价值与天才的局限

毕汝谐的“天才”并不在于他有多少惊人预言，而在于他抓住了一个关键命题：
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才会有那种“想哭必须笑”的怪诞人生。

这一点，很多在国内仍被宣传包裹的人，至今未必真切体会。
他的经历和文字，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醒读者：
不要低估党国体制对灵魂和语言的损伤。

可天才也有自己的时代限制。
八十年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体验太强烈，
以至于很多人把“离开那片土地”本身，当成了自由的全部。

对他们来说：

• 自由是护照，是绿卡，是能写“真话”的机会；

• 自由是进入美国大学，是拿到稿费，是不再被宣传口径束缚；

• 自由是再也不用“装蒜”。

这些东西当然重要。
但时代往前走，自由问题的形态变了。

今天，自由不再只是“有没有集会权”“能不能骂领导”。
自由还是：

• 能否摆脱被算法贴标签的命运；

• 能否不被数据画像决定贷款利率、保险价格、求职机会；

• 能否在被碎片化信息淹没的环境里，保留整合事实和独立判断的能力。

这些新问题，在毕汝谐的文本里很少出现。
他出生在一个靠小广播、连环画、报纸社论洗脑的时代，
于是一生最敏锐的敌人，就是这种“高音喇叭式”的宣传机器。

对今天这种“沉默却无处不在”的技术统治，他并非完全不知，
但反应明显不如对党国宣传那样锋利。

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认知边界的问题。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盲区。
毕汝谐的盲区在美国，也在技术，也在资本。

七、如何重新阅读毕汝谐：既要肯定早看破的一面，也要补上没看到的一半

如果从今天回看〈自由，你好！〉和他后来的评论，有几件事值得做一点区分。

一是要给出足够的历史承认。
在八十年代能说出“毛邓一丘之貉”，能从体制内部挣脱出去，这本身就需要勇气。
特别是在许多受害者后代选择沉默甚至倒向权力的背景下，这种反叛更不容易。

二是要把他的文本从“绝对真理”降回“时代见证”。
这些文字记录的是一代流亡者的经验，也是党国体制内部撕裂的一面镜子。
但它们不是关于自由世界的全部答案。
它们只能告诉读者：
从哪里逃离了什么，不一定能说清楚，究竟走进了什么。

三是要把今天的现实装进去再读一次。
如果把 9·11 之后的反恐立法、2008 后的金融危机、特朗普时代的极化、
以及硅谷平台垄断和算法操控都摆在一张地图上，
会发现：

• 美国不再是八十年代“唯一的自由灯塔”；

• 欧洲在自由与安全之间摇摆；

• 中国在技术极权的道路上狂奔。

在这样的图景下，
“你好自由”这句呼喊仍有温度，
但它必须加上一句补充：

在任何国家，自由都不会自动停留在一个高度。
自由要么前进，要么后退。

毕汝谐看穿了前一句，
还没有完全说清后一句。

八、对「机器人时代」真正需要的五个追问

如果把“毕汝谐五问机器人”当作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
或许可以换一组更贴近今天世界的追问：

1. 机器人在中国语境下，如何被用来加固党国统治？

2. 机器人在美国语境下，如何被资本和平台用来加固不平等？

3. 机器人在欧盟、日本等地，如何被纳入法律框架，又在哪些地方绕开监管？

4. 机器人本身能否被训练出一种“对权力的敏感”，而不是只对关键词敏感？

5. 人类能否在与机器对话的过程中，学会同时警惕两种危险：
   既警惕“红色极权”，也警惕“技术温柔独裁”？

如果有一天，这样的“新五问”成为讨论重点，
毕汝谐当年对党国的敏锐，也许还能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
他的经验会提醒人们：
不要轻信任何一种“只有物质生活、不要政治自由”的安慰语；
也不要轻信任何一种“只要换了国籍，就永远不必为自由担心”的幻觉。

九、小结：承认锋利，也承认盲点

毕汝谐是一个复杂的人。
自恋、多情、好夸口，
同时又有穿透力、有承受代价的勇气。

他用“自由，你好”向中国告别，
也用“毛邓一丘之貉”提前戳破了很多人不愿面对的现实。

这些部分值得记住。

但他没有充分看到，美国也在缓慢地远离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自由高地；
他也没有系统面对，技术和资本如何在自由旗帜之下重新布置控制。

在这一点上，“天才还是有盲点”，并不是一句嘲讽。
这更像是一句提醒：

任何时代的天才，都只看清世界的一部分。
真正重要的，是在承认这一点之后，
还能不能继续补全那一半没有看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