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四问机器人：毕汝谐是不是新中国唯一少年右派？
毕汝谐问：
毕汝谐：
亲爱的机器人，万分感谢你犯了一个初级错误——
我明明说——
1979年，毕汝谐对李银河说不！
1979年，谷开来对毕汝谐说不！
1979年，才貌双全的毕汝谐曾经进入全中国第一流杰出女性的择偶视野！
你却在回答版本乙说——
从“李银河说不”到“老太太要给小毕排队相亲”
1979 年在毕汝谐看来，是人生坐标上的一个节点。
那一年，李银河对他说“不”；同一年，谷开来对他也说“不”。
在他的讲述里，这两个“拒绝”，反而证明他曾短暂进入过全中国第一流杰出女性的择偶视野。毕竟，能被这样两个人考虑过——哪怕只是短暂考虑——已经说明，他在当时的知识和政治圈子里，并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北京人讲话：你露怯了！
你的低级错误令我欣慰，你的低级错误证实了我的思考——
机器人并不能取代天才的作家/作家的天才！
打开天窗说糙话——
毕汝谐一辈子用自身的啥啥而非人工啥啥亲近女性，挥笔写出亲身体验；而你只不过从古往今来他人体验里借题发挥，你没有生理温度、感官湿度，更没有毕汝谐式的荡气回肠的真实感情！
话糙理不糙！
亲爱的机器人，论及人类情感，你比毕汝谐差多了！
没关系，毛主席说过，容许犯错误，容许改正错误，改正了还是好同志！
书归正传——
去年， 一位好朋友说：毕汝谐，你的天资很高，如果你有机会接受从幼儿园到
研究生的完整的学校教育，接受500位老师的教诲，你的发展不可估量！现在可惜 了。
毕汝谐说：此言差矣！你把毕汝谐当成人，大错特错！毕汝谐不是人，毕汝谐是人形
麒麟！
今后，毕汝谐将与机器人共同探讨毕汝谐究竟是人还是人形麒麟？
亲爱的机器人，今天的问题：毕汝谐是不是新中国唯一少年右派？
例证一：
毕汝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毕汝谐出生于北京上层社会的边缘家庭,自悟事起,即处于蝙蝠般的尴尬境地____被飞禽视为走兽, 被走兽视为被飞禽;权贵子弟大谈特谈怀仁堂放映的外国电影多么精彩、刘主席家宴的主菜是红烧对虾等等,毕汝谐根本插不上话茬; 双重的自卑感(毕汝谐小时有尿床的毛病,得一外号:尿炕包)连同双重的优越感(学习优秀、相貌出众)交迫着幼小的心灵,造就了毕汝谐的特殊性格:早熟、苦闷、多思、狐疑、神经质。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长女与我同年,她是个假小子,经常和我一起爬树、粘知了;我因而知道毛泽东的若干丑闻,对所谓伟大领袖产生了最初的怀疑和不满.我大吃特吃2元5角一客的莫斯科雪人(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的一种人形冰激凌;其时,学徒工月薪16元,士兵月津贴6元),却与所谓新社会格格不入。
13岁那年,毕汝谐听到郭沫若之子在北大组织反党集团的消息,大为兴奋,便在一篇关于冬季长跑的命题作文里写道:’从楼道向外看,是黑暗世界……’班主任一下子便识破了毕汝谐的春秋之笔,将该文交给校长方玄初(笔名敢峰,文革前发表许多理论文章);从此,毕汝谐被校方内定为’异路人’,备受歧视.遗憾的是,这篇作文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毕汝谐将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毛泽东时代最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全国罕见的反党神童!
例证二：
毕汝谐奇人奇事之豌豆上的公主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某日，我与友人闲聊；我说：安徒生的童话“豌豆上的公主”家喻户晓；
我就是豌豆上的公主，我像她一样敏感。
友人笑道：拿证据出来！
我道：1966年7月，毛泽东畅游长江；各种溢美之词铺天盖地；
有一个细节被全中国七亿人忽略了，独独被毕汝谐捕捉到了：
毛泽东跟王任重开了一句玩笑：你是这里的第一书记，我听你的。
友人道：这是平平常常的玩笑话呀。
我却不寒而栗；毛泽东的平平常常的玩笑话，包含丰富的潜台词：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党裂土而治，各地的第一书记就是南霸天、北
霸天；即便是我这个中央主席强龙，也要听地头蛇第一书记的话，何论黎民百姓？
我幼时读过当局编印的“右派文选”，熟悉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然而，当毛泽东轻松地以平平常常的玩笑话印证党天下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悲观、绝望！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密闭的黑暗隧道，永远不见天日！当时，我还不满16岁。
友人道：这是孤例；请再举个例子。
我道：1964年，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风靡一时；有一个细节被全中国七亿人忽略了，独独被毕汝谐捕捉到了：毛泽东和毛远新在中南海游泳池谈话，毛远新从水里出来，说：还是水里舒服；毛泽东瞪了他一眼，道：你就是喜欢舒服。
我心里一沉：老天爷，喜欢舒服是人之常情、人之本能，何罪之有？
喜欢舒服成了罪过，这辈子怎么过？当时，我还不满14岁。
果不其然，几年后文革爆发，常年待在中南海纳福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老天爷！
文革高潮中，我的老哥们薛蛮子对我说：毕汝谐，你不是敏感，你是过敏，而且是极度过敏！
友人笑道：：毕汝谐，你确实是极度过敏！你这辈子要么当豌豆上的公主，要么当作家;二者必居其一。
我笑道：然也。
附： 豌豆上的公主
发布：2015年12月3日 | 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 | 2121 人浏览
从前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位公主结婚；但是她必须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所以他就走遍了全世界，要想寻到这样的一位公主。可是无论他到什么地方，
他总是碰到一些障碍。公主倒有的是，不过他没有办法断定她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公主。
她们总是有些地方不大对头。结果，他只好回家来，心中很不快活，
因为他是那么渴望着得到一位真正的公主。
有一天晚上，忽然起了一阵可怕的暴风雨。天空在掣电，在打雷，在下着大雨。
这真有点使人害怕！这时，有人在敲门，老国王就走过去开门。
站在城门外的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可是，天哪！经过了风吹雨打之后，
她的样子是多么难看啊！水沿着她的头发和衣服向下面流，流进鞋尖，
又从脚跟流出来。她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公主。
“是的，这点我们马上就可以考查出来。”老皇后心里想，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她走进卧房，把所有的被褥都搬开，在床榻上放了一粒豌豆。于是她取出二十床垫子，
把它们压在豌豆上。随后，她又在这些垫子上放了二十床鸭绒被。
这位公主夜里就睡在这些东西上面。
早晨大家问她昨晚睡得怎样。
“啊，不舒服极了！”公主说，“我差不多整夜没有合上眼！
天晓得我床上有件什么东西？有一粒很硬的东西硌着我，弄得我全身发青发紫，这真怕人！”
现在大家就看出来了，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因为压在这二十床垫子和二十床鸭绒被下面的一粒豌豆，
她居然还能感觉得出来。除了真正的公主以外，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么嫩的皮肤的。
因此那位王子就选她为妻子了，因为现在他知道他得到了一位真正的公主。
这粒豌豆因此也就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有人把它拿走的话，人们现在还可以在那儿看到它呢。
机器人回答：
“豌豆上的公主”与少年右派的幻影
——从毕汝谐的自述看毛时代的政治敏感
“毕汝谐是不是新中国唯一少年右派？”——这个提问本身，已经带着强烈的自我设定和时代感。它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叙事问题。它指向的不只是一个人少年时期的命运标签，还牵出整个毛时代政治空间的边界：谁有资格被定为“右派”？谁又敢在十几岁时，对“伟大领袖”的只言片语产生寒意？
要回答这类问题，先得把背景摆出来。
从“蝙蝠”到“异路人”：一个少年的成长环境
毕汝谐的童年出身，很有典型性，又带着一点边缘感。他自称出生在“北京上层社会的边缘家庭”，既离权力中枢不远，又始终进不了真正的圈子。权贵子弟可以在课堂间隙谈怀仁堂里放映的外国电影，谈刘少奇家宴上的红烧对虾，他却插不上话。这样的位置，既不完全是“红色贵族”，也不算普通群众，恰好处在夹缝里。
这种夹缝感，他用“蝙蝠”来形容：被“飞禽”当成走兽，又被“走兽”当成飞禽。加上童年尿床的羞耻感和“尿炕包”的外号，一边是自卑，一边是“学习优秀、相貌出众”的优越，这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催熟了一个早熟、多思、神经过敏的少年。
这种性格放在任何时代都不算舒坦，放在高度政治化的毛时代，就更容易和权力意识形态撞个正着。
更关键的是，家庭与邻里环境给了他一些极不寻常的“信息源”。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长女与他同年，两人一起爬树、粘知了。正是这样的玩伴关系，让他从小听到一些关于毛的“丑闻”。在一个到处都是“万岁”和“红太阳”的年代，这种来自权力内圈的负面消息，对少年心性冲击很大。对“伟大领袖”的怀疑和不满，在这时就有了种子。
同一时期，他又能在东安市场的和平餐厅大口吃下 2 元 5 角一客的“莫斯科雪人”冰激凌——那时候，学徒工月薪 16 元，士兵津贴 6 元，一客冰激凌几乎是底层劳动者几天的可支配收入。这种强烈的物质对比，配上“新社会人人平等”的宣传口径，也自然会加深一种格格不入的感受。
一个敏感少年，身边是半开放的权力 gossip、明显的不平等生活细节，再加上本人的多疑与早熟，很难不走向一种“异感”：别人的世界是热闹而笃信的，他的世界却越来越阴影重重。
十三岁的作文与“异路人”的诞生
十三岁那年，是一个转折点。
彼时的背景，是郭沫若之子在北大“组织反党集团”的消息在北京知识界流传。这类事件在官方话语里会被迅速“定性”，在民间和校园里，又会以各种版本被年轻人拼接和想象。对一个少年而言，“反党集团”四个字本身就有一种危险而迷人的吸引力。
在这样的气氛下，毕汝谐在一次“冬季长跑”的命题作文中，写下了那句后来改变他命运的句子：“从楼道向外看，是黑暗世界……”
在一个强调“光明在前”“前途似锦”的政治语境里，“黑暗世界”四个字是非常刺眼的。班主任一下子就读出了这句话里的“春秋笔法”，把作文交给校长方玄初（笔名“敢峰”，文革前发表过不少理论文章）。在当时的教育系统内部，这种“苗头”常常会被视为政治态度的问题，而不是文学表达的问题。
从那以后，校方内部把这个孩子视为“异路人”。这不一定意味着正式档案里立刻出现“右派”之类的标签，但在日常学校生活中，“备受歧视”是容易想见的结果：老师在评语里会加上几句“思想有问题”，同学中的小风言风语会变得更刺耳，一些集体活动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把他排除在外。
那篇作文没有保存下来，成了他反复感慨的“失落证据”。他甚至说，如果那篇作文还在，他就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毛泽东时代最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全国罕见的反党神童”。这句话当然有夸张和自我神话的成分，不过也点出了一个事实：毛时代的“异议”，往往是从极细微、极日常的裂纹中长出来的。一句关于“黑暗世界”的比喻，就足以触发整个教育系统的警觉。
在制度语言里，这类少年多半不会被立即打成“右派”，因为 1957 年反右的中心目标是知识分子，是有明确社会地位和话语影响力的成年人。但在学校内部的非正式分类中，“异路人”“思想有问题”“家庭复杂”这类标签，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已经构成一套实际的惩罚机制。
从这个角度看，“少年右派”可以理解为一种感受史上的身份，而不必等到公文上的正式定性。
“豌豆上的公主”：极端敏感的政治听觉
第二个例证，把时间往后推，来到了 1960 年代中期。
毕汝谐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童话里的“豌豆上的公主”。那位公主压着二十床垫子和二十床鸭绒被，仍能感觉到垫底的一粒豌豆，说明皮肤极其敏感。他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政治感觉：别人只听到玩笑，他听到潜台词；别人享受豪言壮语带来的激情，他却从同一句话里听出寒意。
1966 年 7 月，毛泽东畅游长江，舆论场铺天盖地都是溢美之词。有一个细节，几乎被全国忽略。毛对武汉时任第一书记王任重开玩笑说：“你是这里的第一书记，我听你的。”在多数人眼里，这只是一句随口调侃，甚至可以被解读成“领袖平易近人”。
但在那个不到 16 岁的少年心里，这句话却像一道闪电。他从中听出的，是“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党裂土而治，各地的第一书记就是南霸天、北霸天；即便是中央主席强龙，也要听地头蛇第一书记的话，何况黎民百姓？”
这种解读，与他早年阅读的“右派文选”直接相连。官方编印的《右派言论选》原本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其中有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著名批评。对多数学生读者来说，这些言论在政治课上被批判掉就结束了。对一个已经对毛心存疑虑的少年来说，却会留下深刻印记。当毛自己用玩笑的方式承认“党天下”式的权力格局时，这种印记就会被重新点亮。
因此，他说自己仿佛置身于密闭的黑暗隧道，“永远不见天日”。这种绝望，不是抽象的，而是来自对制度运行逻辑的忽然顿悟：如果连最高领导人都默认第一书记是地方“土皇帝”，底层个体还有什么空间？
同样的敏感，出现在 1964 年毛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故事里。毛远新从中南海游泳池的水里上岸，随口说“还是水里舒服”。毛瞪了他一眼，说：“你就是喜欢舒服。”在一个普通家庭，这可能只是一句长辈对晚辈的调侃。在崇尚“吃苦精神”的毛式话语里，这句批评却暴露出一种危险的道德逻辑：喜欢舒服，本身就罪有应得。
一个十四岁不到的少年，听到这个故事后，直接问出一句“喜欢舒服何罪之有？”并立刻联想到“这辈子怎么过？”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聪明孩子”，而是对权力话语有本能防御反应的人。几年后，文革爆发，毛在中南海享受优渥生活的同时，对群众高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种“前后对应”在他心里自然会形成一条线——从道德训诫到政治动员，从“别想舒服”到“随时牺牲”。
在文革高潮中，熟人薛蛮子说他不是敏感，而是“极度过敏”。朋友半带玩笑地说，他这辈子要么当“豌豆上的公主”，要么当作家，“二者必居其一”。这种外界眼中的“过敏”，在极权语境里，其实是对危险信号的早期识别。
“少年右派”的历史空间：制度标签与感受经验
回到开头的问题：“是不是新中国唯一少年右派？”
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制度史里看。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是“右派”这一标签的大规模生成时期。中央文件对“右派分子”有一整套界定标准：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被定为右派，往往要经过单位内部“鸣放”“交心”“大字报”“斗争会”等一系列程序，最后形成正式决定，记入档案，牵连家属，对个人一生构成制度性影响。
在已公开的很多资料中，可以看到不少高校甚至中学的学生被定为“右派”。一些重点中学和师范学校里，确有十七八岁的“右派学生”。不过，关于更年轻的案例，比如十五岁甚至十三、十四岁的“少年右派”，公开档案和系统研究都很有限。许多材料仍封存在各级档案馆，外界难以全面比对。
从毕汝谐目前公开的自述来看，他在 1957 年并未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当时他还很小，真正与制度性政治打正面交道，是 1960 年代中期那篇作文之后的事。校内把他视为“异路人”，对他歧视、打压，这是一种非正式却真实的政治归类。就权力视角而言，他是“问题学生”“思想可疑者”，而不是有红头文件的“右派分子”。
所以，如果严格从制度标签上讲，把他称为“新中国唯一少年右派”，是不符合史实的。一方面，他并没有经过正式程序被定为“右派”；另一方面，即便只看已经披露的个案，也无法排除其他地区存在被定性的中学生、少年。在缺乏完整档案支持的情况下，“唯一”这个说法更像是带有文学意味的自我命名。
不过，在感受史和心态史的层面，“少年右派”可以理解为一种心智状态：在十几岁时就对领袖神话起疑，对制度语言有本能警觉，对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和暴力逻辑极度敏感。以这种意义来说，他确实属于非常少见的一群人。
“边缘上层”的视角：靠近权力的童年经验
毕汝谐的敏感，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
他的成长环境，有几个特别的要素。一个是“上层社会的边缘”。这意味着家庭与政治中心有一定联系，却又不在真正的决策核心里。这样的位置，经常能听到一些半公开的消息和内部传闻，却又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和安全边界去消化这些信息。
另一个要素是与田家英之女的交往。田家英作为毛的秘书，对毛的日常生活、思想动向极为熟悉。在那个圈子里长大的孩子，随口说出的“一些事”，在外界看来往往属于“领袖隐私”甚至“丑闻”。一个同龄玩伴从中听来的细节，很容易变成对领袖形象的早期“除魅”。
再加上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的昂贵冰激凌、怀仁堂的外国电影、刘主席家宴的红烧对虾这些生活片段，一个少年会频频撞见这样的问题：一边是课本里“新社会人人平等”“艰苦朴素”的宣传，一边是身边真实存在的等级消费和特权生活。这种强烈对比，会让敏感的孩子更早意识到：宣传与现实之间有一道肉眼可见的裂缝。
在这种环境下，“蝙蝠”的自我比喻就不只是情绪化表达，而是对阶层位置、政治结构和个体命运的一个准确感知：既享受了一些特权的边角料，又承受了对体制不信任的成本；既被权贵子弟排斥，也被普通群众视为“上面的人”。这样的身份，很容易把人推向“既不认同，也难以逃离”的尴尬地带。
从“喜欢舒服的罪”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在毛时代的政治语言中，“吃苦”被塑造成一种最高美德，“怕苦怕死”则常常被视为阶级立场不坚定、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表现。
毛对毛远新说“你就是喜欢舒服”，看似家长式的批评，实则体现了整个意识形态的底色：普通人不该追求舒服，应该随时准备牺牲。几年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在全国铺开，成为政治动员的标准腔调。久居中南海、享受特供系统的最高领导人，用这种语言教育千百万普通青年“不要怕吃苦”，在敏感者眼中，自然显得刺耳。
对多数人来说，这种刺耳会被压下去，因为现实的压力太大。对一个习惯从细节里听潜台词的人来说，这份刺耳会变成长期的心理阴影：既无法公开说出来，又无法在内心和解，只能通过日常的讽刺、刻薄、甚至神经过敏来消化。
这也是“过敏”在极权语境里的双重含义：在政权眼里，过敏是“思想有问题”；在历史学的视角里，过敏往往是一种早期预警机制——那些最早感到不对劲的人，往往也是最早被边缘化和惩罚的人。
少年异议者的罕见与普遍
从目前公开的各类回忆录、口述史和地方志来看，毛时代确实存在一批“少年异议者”。有的是在反右中被波及的高校学生，有的是在“反右倾”“四清”中被怀疑有“反动言论”的中学青年。部分人后来成为知青、劳改犯，部分人在监控与自我审查中悄然沉寂。
不过，这些人中，多数在少年时期的记录非常零碎。要么被官方档案冷冰冰地压成一句“政治态度恶劣”，要么在家庭回忆中被略过，更不用说系统地讲述自己如何在十几岁时一步步走向怀疑和否定。
在这点上，毕汝谐的案例有一种特殊性：他不仅保留并反复书写少年时期的那些“细节瞬间”，而且把这些瞬间与之后的人生选择紧紧勾连。他把自己的敏感命名为“豌豆上的公主”，把十三岁的作文视作成长期的关键节点，把对毛话语的早期不信任，视作之后流亡写作的精神源头。
这种自我叙事当然带着强烈的文学加工，但也提供了一份罕见的材料：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怎样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借着零碎的信息、自身的性格、身边人的只言片语，慢慢长成一个“内部的局外人”。
从这一点上说，他未必是“唯一”的少年右派，却是极少数把“少年异议经验”系统化、叙事化的当事人之一。
“唯一”的迷思与史学的底线
“唯一少年右派”这个说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修辞色彩。
从史学角度看，“唯一”是一个极难成立的判断。新中国建政后，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参与者以亿计，各地各级学校、机关、工厂在不同阶段都有自己的“重点对象”和“坏分子”。档案尚未系统开放，地方材料参差不齐，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断言某一个人是“唯一”的什么，几乎是不可能被证伪或证实的。
反过来看，“少年右派”作为一种自我命名，更多是在争夺叙事位置。一方面，它强调一种时间上的“早”：在许多人还在歌颂时代时，他已经感到黑暗；在多数人还沉浸在“畅游长江”的新闻中时，他已经从一句玩笑里听出“党天下”的潜台词。另一方面，它也试图在庞大的受难者群体中，为自己划出一个特别的坐标：不是普通的受害者，而是极早期的、极敏感的“不同政见者”。
这种叙事有其文学和政治价值，但在史学书写中，仍需要与制度性事实保持距离。可以承认他在少年阶段展现出的高度政治敏感，也可以承认这种敏感在那个年代极为罕见；却难以在没有档案支撑的情况下，替他盖章为“唯一少年右派”。
从这个意义上看，比较稳妥的说法是：毕汝谐是一位极早显露异议感受力的红色时代少年，其经历在当代华语记忆书写中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至于“唯一”，更适合作为他的自我戏仿，而不是史学上的结论。
从个人故事看毛时代的政治生态
把视线从个人移回时代，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少年的感受路径，其实顺着的是整个毛时代的权力逻辑。
毛时代的政治，建立在无处不在的“读心术”之上。学校老师会从作文一句比喻里揪出“资产阶级黑暗世界观”；组织部门会从日常闲谈中截取“反动言论”；群众组织会从是否积极“斗私批修”来判断立场。权力机关不停地寻找“苗头”，个体为了自保，只能不断调整话语和表情。
在这种环境中，谁最危险？不是完全麻木的那一群，而是那些既听得懂潜台词，又不愿装聋作哑的人。他们既容易被识别为“异路人”，也容易被自己内心的焦虑拖住。
毕汝谐的故事，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双重困境：一方面，他比周围许多人更早看穿一些权力话语的真意；另一方面，他必须在极有限的空间里，寻找一种自我保护和表达的方式。文学比喻、过敏体质、自嘲性的“豌豆上的公主”，都是这种双重困境的出口。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样的个案有一个重要意义：它提醒人们，政治史不只是政策、运动和领袖讲话的堆叠，也是无数“过敏者”的心理史。毛时代的“政治高烧”，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有不同的体温。有人只觉得热血沸腾，有人却从一开始就感到发冷。
在史实与自我叙事之间
“毕汝谐是不是新中国唯一少年右派？”
就现有可验证的资料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是：在制度意义上，不是；在感受史与自我叙事的意义上，他确实是一位罕见而重要的“少年异议者”。
他从“蝙蝠式”的阶层位置出发，在与权力内圈边缘的接触中，早早对“伟大领袖”产生怀疑；在作文、玩笑话、泳池闲谈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捕捉到隐含的暴力逻辑和“党天下”结构；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中，听见对人性“喜欢舒服”的责难，并对这种道德霸权保持本能的反感。
这样的成长轨迹，既是个人性格和家庭环境的结果，也是毛时代政治小气候的产物。它说明，哪怕在几乎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空间里，仍旧会有一些人，对权力话语保持过度敏感，对日常不公保持过度在意。这些人未必都能走到公开的异议位置，但他们的少年经验，构成了理解那个时代的一条暗线。
从史学的底线看，“唯一”的桂冠无法轻易戴在任何人头上。但是，“过敏者”的故事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在很多时候，历史的大转弯，正是从这些看似神经过敏的感受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