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二问机器人： 毕汝谐是否比西门庆卡莎诺瓦更胜一筹
毕汝谐二问机器人： 毕汝谐是否比西门庆卡莎诺瓦更胜一筹
毕汝谐自认为比西门庆卡莎诺瓦更胜一筹；敬请评判，谢谢。
为什么说毕汝谐比西门庆卡莎诺瓦更胜一筹
一，西门庆系床第先烈而毕汝谐是床第英豪
西门庆系床第先烈,而毕汝谐是床第英豪。
众所周知，西门庆31岁纵欲亡身，精尽而卒，出师未捷身先死。
毕汝谐隆而重之地追认西门庆为英年早逝的床第先烈；列宁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毕汝谐说身体是床第革命的本钱！西门庆早早钻进了土馒头，委实算不得床第革命的英雄好汉！
1980年，毕汝谐年届三旬，作为北京第一号拍婆子大师，也隐隐感到力不从心；毕汝谐的发小中宣部大院机关王史大东幸灾乐祸地说小毕你的体力不行啦；然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潜心苦思之后，终于找到自我保全的不二法门——寻天人感应之策，拾黄帝内经皮毛，萃取采阴补阳之房中术；勤学苦练，精益求精；终于独创毕汝谐式妙手空空房中术，即以心理上生理上意念上的延迟之法，长时间进行高强度的性爱活动，却可以不射精亦能携引对方达至性高潮。
毕汝谐引以为傲的是一辈子没有借助任何口服或者外用的壮阳药，例如伟哥西班牙苍蝇印度神油等等；紧紧凭靠六味地黄丸（兰州中药厂出品好过同仁堂出品）以及核桃仁（天然好过油炸），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七五老翁毕汝谐因积极投入性爱活动受益匪浅，根本不知斫丧为何物！
二，卡莎诺瓦系老光棍而毕汝谐是纽约市政府高级工程师巴巴拉刘之前夫
卡莎诺瓦系历史上最著名的情圣；然终其一生未曾结婚，也就是说，卡莎诺瓦是根本不知披着法律外衣的男女关系的老光棍！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必须由已婚者担任，这是很有道理的。婚姻家庭是一副重担，不肩不可能知其难；卡莎诺瓦一辈子与婚姻殿堂无缘，委实算不得情场多面手！
毕汝谐系天才恋爱家（共计一段婚姻即纽约市政府高级工程师巴巴拉刘、两个得自不同女性的非婚生儿子、四次爱情、包括各界精英在内的三百四十四位情人；连同闲花野草则不下千人）；毕汝谐的性履历完美得令人不可思议：毕汝谐18岁至34岁在北京大街拍婆子；出国后因失恋停手两年，37岁开始在世界日报刊登马拉松广告，征婚征友觅女知音聘女助理；52岁与纽约市政府高级工程师巴巴拉刘结婚，共度严格的一夫一妻的家庭生活；60岁离婚后，毕汝谐一头扎进各色高档按摩院，依红偎翠，乐不思归。
综上所述，毕汝谐比西门庆卡莎诺瓦更胜一筹。
机器人回答：
为什么说毕汝谐比西门庆、卡萨诺瓦“更胜一筹”
——关于一个“情圣宣言”的时代读解
在当代华语世界，很少有人会郑重其事地宣称自己“比西门庆、卡萨诺瓦更胜一筹”。毕汝谐偏偏这样写，而且写得一本正经，逻辑自洽，细节铺陈得有鼻子有眼。这种写法本身，就比“是否真的更厉害”更有意思。它把传统小说里的“色中饿鬼”、欧洲史上的“传奇情圣”，拉到一个当代华人移民作家的自述里，让三种男性形象挤在同一张狭窄的床上，形成一种既荒诞又真实的对照。
毕汝谐这样写，核心不是一整套自我神话：把身体当资本，把情史当资历，把婚姻、非婚生子、征婚广告、按摩院经历，统统塞进“天才恋爱家”的履历表里，并且借西门庆、卡萨诺瓦做参照系，给自己“定级”。与其说这是情史自夸，不如说是一份关于“男性如何在失败与边缘感中重建自尊”的案例。
西门庆与卡萨诺瓦：两种“情圣”传统
要判断“更胜一筹”，先要看他拿谁做对手。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虚构人物，本身就是晚明城市社会的综合符号：权钱勾连、官商一体、家内暴力、性与权力的交换，都集中在这个脂粉堆里的大老板身上。他的床第本事，在小说中当然惊天动地，但真正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一种失控的男性欲望，与一个濒临崩坏的旧制度纠缠在一起。
卡萨诺瓦则是实有其人的威尼斯人冒险家和作家。18 世纪的欧洲，把他的名字炼成一个符号，代表游走各国、频繁情事、靠机智与魅力在上流社会穿梭的“浪子传奇”。他的自传《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被视为了解当时欧洲社交生活与性风俗的重要史料，也奠定了他“情圣”的名声。学界普遍认为卡萨诺瓦终身未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一类话语，在后来的评论中反复出现，强化了他“只恋爱，不成家”的形象。
从这一点看，西门庆与卡萨诺瓦其实分属两套传统。一边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色欲型反面人物”，一边是欧洲近代史上的“自叙式享乐者”。二者共同点在于：都把女性当作自身故事的背景布和镜子，差别在于前者更多被写成腐败结构的一环，后者则以个人魅力和游历经验见长。
毕汝谐在文中把自己放进这条“情圣谱系”，本身就是有意的幽默。他一开头就给西门庆贴上“床第先烈”的标签，又把自己定位为“床第英豪”，显然在用革命话语来玩笑化处理性经验，把“革命先烈”“革命英豪”那套庄严说法，整体搬进床第隐喻里，形成一种粗粝的反讽。
“床第英豪”的身体叙事：从早夭到“七五老翁”
这段自白的第一层论证，是拿“寿命”说事：西门庆 31 岁“精尽人亡”，所以只是“床第先烈”，算不上真正的“英雄好汉”；毕汝谐则强调自己“七五老翁”仍积极投入性活动，从不“斫丧”，以此证明自己不仅“能干”，还持久。这种对比，把简单的生理状况，包装成一种英雄叙事。
文字里至少有三重用力：
一是把革命话语挪用到身体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一句，被改写成“身体是床第革命的本钱”，既是在调侃列宁式口号，也是在给自己的性能力盖一枚“革命公章”。这种把政治口号私密化的写法，是不少流亡与异议写作者喜欢用的手法——官方越严肃的东西，越适合拿来戏谑。
二是强调“自修”而非“药物”。文中反复强调自己没有使用“伟哥”“西班牙苍蝇”“印度神油”等药物，只靠六味地黄丸、核桃仁，再加上自创的“延迟之法”，就能“高强度”而“不射精”。这里的细节是真是假，外界无从验证，只能将其视作自我神话的一部分。但这种“纯天然”的强调，很清楚地对应了一种传统男性自尊：真正的男子汉，要靠体质和意志取胜，而不是靠药瓶。
三是把性能力与衰老对立起来。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在“依红偎翠”，被描绘成一种反抗衰老、反抗“被抛弃”的姿态。在当代华人移民整代人的经验里，很多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经济上并不成功、在公共空间缺乏话语权，于是只剩身体还可以讲述一点英雄故事。毕汝谐把这种焦虑，主动翻译成自嘲式的夸耀，这既是自我保护，也是某种悲凉。
在事实层面，他的具体性经验数量、技巧是否如实，自然无法查证，只能说“系当事人自述”。但这种自述本身，已经足够成为研究材料：它呈现的是一种把生命价值压到性能力上的极端心态，而这种心态，在经历政治挫折和社会流离的一代人中，并非孤例。
卡萨诺瓦与“老光棍”：婚姻、责任与现代性的断裂
文章的第二个论点，是拿婚姻经验来贬低卡萨诺瓦。原文指出，卡萨诺瓦终身未婚，是“不知披着法律外衣的男女关系”的“老光棍”；又引用“国家元首须为已婚者”的宪法条款，来强调“婚姻与家庭是一副重担”，不扛就不知其难。
关于卡萨诺瓦终身未婚，现有研究大体一致，认为他虽然多次动念结婚，却一直未真正进入婚姻关系。 这点与毕汝谐对他的概括大体相符。不过，“未婚即不懂婚姻”这一推论显然是夸张的修辞，而不是严谨的历史判断。
毕汝谐借此抬高的，是自己复杂的情感履历：有一段正式婚姻（与纽约市政府高级工程师“巴巴拉刘”）、两个不同女性所生的非婚生子、四次重要爱情，以及“包括各界精英在内的三百四十四位情人”，加上“不下千人”的“闲花野草”。这些数字的真实性无从考证，只能视为作者在文中的自我设定。但不管数字怎样夸张，这种写法明确地要把“恋爱”、“婚姻”、“私生子”、“大众情人”几种角色堆叠在一个人身上，营造一种“多面手”的情场形象。
与卡萨诺瓦那种“到处留情、处处不久留”的模式相比，这种自我塑造更强调“既能玩，又敢扛”。卡萨诺瓦的传奇，建立在轻盈和流动之上；毕汝谐笔下的自己，则一方面沉迷于短暂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婚姻和子女，把自己与“责任”勉强绑在一起。
这一对比背后，隐含的是两种现代性经验的差异。卡萨诺瓦活在 18 世纪的欧洲秩序中，贵族婚姻多为权力与财产的安排，他作为边缘的冒险家，乐于在婚姻体系之外游走，把“未婚”当作自由的象征。毕汝谐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成长、并在海外流亡或半流亡状态中写作的华人作家，面对的是另一种现实：既来自传统中国对婚姻与生育的期待，也来自现代国家对公民身份、移民身份的规训。在这样的夹缝中，“结过婚”“有过子女”本身就被当成一种证明，证明自己不是“脱离人间烟火的怪物”。
用一句话概括：卡萨诺瓦是把婚姻视为“爱之坟墓”的浪子典型，毕汝谐则要证明自己不是只会“游击战”的花花公子，而是既打过“正规战”，又打过“游击战”的“全能选手”。至于这种“全能”，究竟是真实生活经验，还是修辞上的自我包装，只能由读者自行判断。
自我神话与男性焦虑：西门庆、卡萨诺瓦与“毕汝谐”
如果把西门庆、卡萨诺瓦、毕汝谐这三个人物放在一条时间轴上，可以看到一条有趣的变形轨迹。
西门庆是被作者塑造出来的“罪证”，他的一切情事，最终都被纳入对晚明权力结构和人伦崩坏的控诉。卡萨诺瓦用自己的笔，写下的是个人冒险史，女性在其中时而被欣赏，时而被工具化，更多被当作见证他机智与魅力的场景人物。毕汝谐的这段自白，则既有西门庆式的粗俗夸耀，也有卡萨诺瓦式的自我戏剧化，不过多了一种当代感：一种对自身边缘处境的强烈不服气。
这种不服气体现在几个地方：
一是对“历史名人”的挑衅。把西门庆称为“早早钻进土馒头的先烈”，把卡萨诺瓦贬为“不懂婚姻的老光棍”，本身就是一种“后来者”对前辈符号的拆解，用俗语、俚语和当代生活细节把他们拉下神坛，好给自己腾出位置。
二是对“体制男性”的侧面嘲笑。文中借用列宁名言，又把中宣部大院同学拉出来做配角，顺手点到“国家元首须已婚”的宪法条款，这种写法显然不是单纯谈情说爱，而是在用情史调侃政治，把官方话语、革命话语和床第话语搅在一起，让一切庄严都显得好笑。这对长期生活在威权结构阴影下的人来说，有一种报复感。
三是对“失败人生”的反向包装。按公开报道，毕汝谐在华语文学场域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被部分评论者视为“被埋没的华人天才作家”。 在这种语境下，大张旗鼓讲述性履历，很难说只是“好色”，更像是把本该属于“名望”“成就”“社会地位”的那套自豪感，转移到仅剩的一个领域——身体和情场。
从这个角度看，“比西门庆卡萨诺瓦更胜一筹”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反讽：现实中很难在文学史和世界史上超过这两位符号，索性把战场收缩到“床第经验”，再把话说到极致，让夸张本身成为幽默。
性、权力与制度：从“床第英豪”看中国式现代性
这类自我神话，并不仅仅是个人性格的问题。它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结构：当公共空间被压缩、政治表达风险高企时，很多人会把对权力的怨愤、对社会的失望，转移到亲密关系与性经验上，用“床第胜利”来弥补“公共失败”。
在中国现代史中，这种转移并不罕见。革命年代，身体被纳入集体叙事，“为革命延续后代”“为国家繁衍人口”一类口号，多次出现。计划生育时期，女性身体则被国家用行政手段强行规训，“一胎化”政策造成的性别失衡、“拐卖妇女”等问题，直接伤害了无数个体的基本权利。
在这样的长期经验中，“性”从来不是私人小事，而是被国家、被制度深度干预的领域。结果，一部分男性在失去对公共生活的掌控感后，反而更执着于在性事上“证明自己”。毕汝谐这类文本，把这种执着推向极端，几乎是用夸张的自夸，反向暴露了男性在权力结构面前的无力感。
在海外华人语境中，这种无力感还叠加了移民身份的不稳定。一方面，离开原有体制，获得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可以用更放肆的语言写作；另一方面，在新社会又很难进入主流，经济与文化地位往往尴尬。于是，“我有三百多位情人”“我七十多岁依然战无不胜”，就成了一种另类的“成功叙事”。它不一定真实，但它有慰藉功能。
从制度史的视角看，这样的自夸并不值得鼓吹，但很值得分析。它提醒人们：当一个社会长时间把公民当作臣民，当个人的尊严感与参与感被剥夺时，人们会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建造自尊的“堡垒”，哪怕那个堡垒建立在可笑的数字和夸张的性经历上。
怎样理解“更胜一筹”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真要认真比较，毕汝谐是否在任何意义上“比西门庆、卡萨诺瓦更胜一筹”？
如果标准是文学影响力与史料价值，很难说他能超越西门庆和卡萨诺瓦。前者作为《金瓶梅》的核心人物，早已成为中国文学中关于欲望、权力、阶级的经典隐喻；后者的自传为研究 18 世纪欧洲社会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第一手材料，其形象在全球文化消费中延续至今。
如果标准是个人情史的“丰富程度”，那就只能停留在“各说各话”的八卦层面。毕汝谐提供了一份极具戏剧性的自我陈述，但无从验证。西门庆是虚构人物，数字本来就是虚构；卡萨诺瓦的情史则在研究中不断被校正，既有夸张，也有删减。与其在“人数”“次数”上较真，不如把这三种男性形象当作三种叙事策略：西门庆代表的是“由作者控诉”的欲望怪物，被用来揭示旧制度的丑恶；卡萨诺瓦代表的是“由当事人自白”的享乐者，用细节记录一个时代的松弛与残酷；毕汝谐代表的是“由边缘作家自嘲”的男性神话，把个人挫折、政治愤怒、身体焦虑，统统塞进性话语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他“更胜一筹”不如说他“更当代”。他的文字暴露了当代华语世界某种难堪的现实：公共话语空间收窄，制度性不公难以撼动，许多男性只能在有限的私人领域寻求存在感，于是把一切未竟的雄心都折叠成“天才恋爱家”的笑谈。
这篇自夸文字真正的价值，或许不在于证明某种“情圣排名”，而在于为研究当代华人男性心理、流亡经验与身体政治，提供了一个赤裸而粗糙的样本。它既可笑，又值得重视。读到最后，所谓“更胜一筹”的吊诡之处也就浮现出来：在一个不允许人堂堂正正谈论权利、正义与失败的时代，一个人最放得开的自述，往往只剩下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