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黃土，血肉盛世

大河黃土，血肉盛世

【按：河南卫视春节晚会被断播后，挂出八个字「长夜终烬，山河月明」，頗為大氣，一部中原史，大氣之餘，皆為苦難，洪水饑荒，黃土攪拌血肉，六〇年餓死幾千萬農民，发生在粮食丰收年景，只因“领袖”热昏、瞎指挥，当年”信阳事件”，村子里断粮八十天，而救灾的粮食车皮在京广线上一字排开，也有汽车运输能力，就是没有道路通到村子里，一些村子易子相食，人也死光光、绝户幾何，最後記帳到「地富反壞」；共產黨裡出了個焦裕祿，為救民水火而累死，好人政治到胡耀邦，活活氣死；而「鄧改革」卻在中原釀成血禍，中原人趙紫陽也做到了總書記，卻是幽禁至死，好個「長夜終燼」！】

一、漫说中原

河南人最爱把河南叫作中原、中州，那典型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潼关以西，黄淮之间的这块黄土，当真是随地一脚就能踢出盛唐大宋的土坷垃。洛阳是六朝古都，近郊白马寺是亚洲大陆的佛教「祖廷」，那一带的农地至今还是海外垂涎的出土文物「高产田」，一犁耙下去兴许就掘出个武则天朝的熏炉来；东边的巩县埋着北宋七帝八陵，往东南走是武林胜地嵩山少林寺，再往东就是开封，那个「水浒传」和「清明上河图」里的京师汴梁，如此等等，在历史文物方面，中原人除了还要往西边的长安咸阳让一分，便睨视天下，连燕京、建康也不放在眼里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原极度衰落，但那种以古老悠久为荣的心态还在。

中原本来极富饶，哺育了一个最长久的文明之后，只剩下脊薄黄土。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种「耗竭式」的资源利用模式，使中国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能源危机，富比罗马帝国的北宋，中国经济已达峰颠却不可能迈进现代经济的门槛，最大的障隘是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留在这块黄土上的中原子民，伴随着物化了的文物古迹和传统虚荣，却注定要捱贫受穷。加之「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本世纪以来烽火频仍，盗贼蜂起，各种战祸蹂躏中原，到四十年代，河南人说自己的家园是所谓「水、旱、蝗、汤」的苦境，那「汤」是指驻扎中原的汤恩伯部队。这四个字，到1949年以后，便要稍加修改，叫作「水、旱、谎、党」。

二、万冢千茔是百姓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一次大饥荒饿死的人数，至今还是一个谜，官方羞羞答答似乎承认两千万，民间有四千万和八千万两个说法。这是颇具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当代中国迷思：我不明白，在不搞清这个数字之前，那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成败、中共制度建设的意义、毛泽东功罪等等大问题的讨论研究（包括西方学院里的汉学界），还有什么事实基础可言？假如我们抹去纳粹灭绝营杀死六百万犹太人这个数字，那么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基准线会不会坍塌、而人类的精神及思想还有何种新的积累？ 

现代社会的第一个基础支撑就是数字，数字化的可能才是现代化的可能－－不仅是人均GDP计算的可能，也是计算体制误错的可能，而中国现今这半个世纪，一直处在一个数字被蒙蔽的羞辱之下。这个蒙蔽其实就是蒙昧，因为八亿中国人（五十年代的人口）里，七亿人无法对另外一个亿里面的数以千万计的饿魂负责，这种负责简单地说就是把数字弄准确，再问一问究竟该谁来负责，这是起码的文明，不问或问不了，则这个民族离未开化并不太远。

于是文明里面有人来问了，Hungry Ghosts（Mao' Secret Famine, Mirror Books）讲的是“中国饿鬼”，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先生是英国记者，阅读他对东方一次大饥荒的采访、考证、梳理，让我感受到的首先不是他的训练有素，而是文明人的一种态度。

其实我知道，在中国民间，很早就一直有人在暗中调查六零年的大饥荒，但那都是一些分散的、零星的、底层的努力，常常被强大而无孔不入的体制轻易就粉碎了，所以几十年来都不可能有调查和研究成果浮现，一位著名的民间研究者丁抒的《人祸》，也是到海外才发表的，由此可以想见一个外国记者来做此事的艰辛程度。八十年代初我亦曾涉足这个领域，起因于偶然得见关于信阳事件的几份党内秘密文件，旋而试图实地察访，却发现处处讳莫如深，视为禁脔，无奈之下我将其束之高阁，几年后撰写《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二十五万字一路写来，行文至结尾处，描述那个神仙会之后的全国大热昏乃至大饥荒，其中有河南惨状之四页文字，就是以这几个秘密文件的内容敷衍而成。 

1、中央处理的惟一地方饥荒事件 

贝克的著述搜集研究的大量饥荒资料中也有党内秘密文件，但似乎未见过我遇到的这几份－－这大概是一组文件：主件是河南省委报给中央的《关于坚决纠正错误，端正政策，转变作风，彻底扭转局面，争取农业丰收的报告》（修改稿）；附件有三个，陶铸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讲话、关于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处理意见、关于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的处理意见。若问这场大灾难还会留下什么确凿证据，大概只有这几件书面文字了；若问数百万条人命的丧失为什么没留下任何民间记载而只有党内文件，则要究问那种特殊的极权社会形态了；若问大饥荒的善后为什么是一堆报告、讲话、处理意见，那就是我至今还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中共对饥荒的处理模式，生动地映射了它的制度性格，后者恰又是酿成饥荒的渊薮。 

河南信阳事件在全国大饥荒中的位置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它对毛泽东的“奇理斯玛”（魅力领袖）热昏，当头泼去第一盆冷水，乃是大跃进冷却的一个转捩点，此其一；刘少奇周恩来等所谓“法理型”领袖，借此逼退老毛，以查办信阳事件而出台一套救灾模式，并启动了调整方针，此其二。大饥荒虽是全国性的，但中央出面处理的地方性饥饿事件，河南信阳可能是唯一的，其不了了之的结局，又显示即使在毛泽东自认犯了错误（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境况下，党内纠错的可能性依然是杯水车薪，徒劳一场，甚至，根据南京大学高华的分析（《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刘周等的此次纠错，恰是毛泽东后来搞“四清”以至“文革”的诱因，则梳理出权力博弈的最坏选项：在毛泽东的独裁之下，纠错的效果是导致更大灾难。这种选项，后来也为邓小平所继承，即改革路向最终选择了下下策。 

信阳事件的几个文件的产生背景，也一片迷濛。大致来说，就是饥荒、隐瞒、调查、汇报、决策、救灾、工作组进驻整顿、清算处理等等，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程式。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陶铸讲话，已是尾声，若倒推回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闭幕，约一年半时间内，中国就死掉了几千万人，那么需要后人检视的，就不只是导致大饥荒的制度因由，更是一个制度的救灾（紧急动员）能力，以及它的拯救冲动首先是老百姓还是制度本身。 

2、将大饥荒罪责推给“阶级敌人” 

 出了天大的事情，谁的责任？中共拿下江山不过十年，此刻却凭空又跳出来非常阴险的一个“阶级敌人”，请看河南省委当时给中央的那份报告怎么说： 

『河南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年春季，以信阳地区为主，在全省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地区出现了大不好形势，发生了极端严重的情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阶级敌人利用两年来灾荒所造成的困难，利用省委常委在执行政策上‘左’倾冒险的错误，用打进来、拉过去的阴谋手段，实行反革命复辟，篡夺了一部分县、社、队的领导权，向贫下中农进行最残酷的绝望性的阶级报复。在这样的地区，组织大多数烂掉了，阶级斗争最激烈复杂尖锐，一时敌我矛盾占居了主导地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阶级敌人破坏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毁灭人上，他们用种种最残酷的手段，活活把大批人累死、饿死、打死，其状之惨事难以想像的。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芜，农具大量损失，房屋被扒毁很多，有的地区（如信阳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阳、息县等地）所遭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党内斗争虽残酷又常沦为儿戏。河南省委舍卒保车，拿一个县委书记的人头和一个地委书记的党籍向中央作交代，惹刘少奇大怒，他主持罢免了一批饿死人严重省份的省委第一书记，如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甘肃张仲良、青海高峰等，也打算逮捕法办一批地县干部，以挽回共产党的威信，可老毛那头不舒服了，竟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陶铸王任重在河南，也是“风声大，雨点小”，起初给事件定性很重，对死了上百万人非常震惊，多次讲过不杀几个干部不足以平民愤，也内定将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判处死缓，工作组并对这两人罪行详细取证，形成文件，但是到六一年四月间，调子就渐渐降低了，先是陶铸不让下面再报死亡数字，说再这样统计下去，对整个党的威信和形象越来越不利；接着他就不让大家再提庐山会议以后的问题，说他同刘少奇通了电话：『少奇同志提醒我们，庐山会议是一个界限，不能因为出了信阳事件，就否定庐山会议的正确路线』。后来陶铸的几次讲话，明显地为吴芝圃开脱。 

毛泽东强逼几亿中国人跟他玩“共产主义”大实验，后来搞砸了，刘少奇队以务实救急，此务实的精髓也在“救百姓才能救党”，所以“法理型”通晓权力胜于“魅力型”，但并未进步一寸；后来老毛又强逼全党跟他玩“文革”大实验，也搞砸了又有邓小平救急，这回便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他们就会拥护我们”，此“改革”无非刘少奇救灾的翻版而已，但这个党只要活过来，天下依然难过，于是八九血光之灾以降，中国虽经济腾飞，却是香港政论家陶杰所说的「血肉盛世」： 

『圣诞树是中国制造的，买来一棵，搁在客厅的一角，彩球、电灯泡、小手杖，一棵圣诞树亮晶晶，细看下来，圣诞树上挂着的，是河南民工的断臂、髑髅和手指。』

这倒叫人想起邓小平另一句话来：『只要他们日子过好了，就会忘掉一切的。』

他实在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而这个党的存活所需要点熬的，不是天然气，也不是石油，而是民脂民膏。

三、清官圣贤之哀绝

1、中國人相信道義嗎？

我们都在海外争睹「菊豆」的时候，大陆里面却在被另一部电影「焦裕禄」所震动。据说，老百姓给衙门里的官儿们寄去许多电影票，那意思是很明显的。大陆人习惯于请出好人的亡灵去谴责恶势力，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六四」杀得这么惨，过后他们依然这么做。我不知道，是人们被压得只有这样来表示抗议，还是他们真的仍然相信道义的力量? 

如今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人，都记得起焦裕禄这个名字。我一直觉得他和雷锋不同，虽然他俩并列为大陆共产主义的人格楷模。但焦裕碌的名字是同中国农民「解放后」的苦难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可以嘲弄共产党那种「树典型」的做法，却不能嘲弄这种苦难。焦裕禄也不象雷锋那样虚伪，把自己做的好人好事，天天记在日记里，好象是在自己「树」自己的典型。焦裕禄是死了几年后才被「树」起来的。

焦裕禄的故事发生在河南。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清官故事，只不过重演于共产制度之下。 记得1965年春天，中國人都可以收听到广播里的长篇报导《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人們都听得泪流满面。那年我才十五岁，从小长在都市里，压根不知道农民长得什么样，当然也不知道农村的干部长得什么样。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讨饭的叫花子。焦裕禄的故事，他那为解救兰考农民倒悬于水火之中而死的精神，确乎是动天地、泣鬼神的。奇怪的是，我们那时只会惊叹共产党里有这么好的干部，却决不会去想一想，中国农民为什么会落入这般绝境?

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焦裕禄故事发生的背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河南是全国搞合作化、放高产卫星、强迫高征购最疯狂的一省，因而也是在后来的大饥荒中饿死人最惨的地方。豫东兰考一带，本是水涝、盐碱肆虐的黄泛区，大跃进的后果对这里是摧毁性的。1961年河南信阳事件暴露，中共中央撤换了包括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内的各级干部。焦裕禄就是在这时，从洛阳矿山机器厂被派到兰考当县委书记的。那时有一大批干部被派到农村去救灾，焦裕禄两年后累死在兰考。但他的故事，外面无人知晓。碰巧当时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新华社记者，下放在兰考劳改，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被当地农民救活。是农民们求他一定要把焦裕禄写出来。然而，焦裕禄的故事到了北京，正好给共产党「雪里送碳」。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个政权同农民的矛盾需要化解。共产党此时太需要一个为民鞠躬尽瘁的清官形象了。据说，那位记者的原稿，把兰考惨烈的灾况，和农民对焦裕禄个人的怀念，写得淋沥尽致，后来都被删掉，只突出党的英明和毛泽东的伟大。其实相反，共产党和毛泽东倒是应当感谢焦裕禄和那位记者的。

2、清官的極限

后来我常想，有焦裕禄这样的清官，中国农民会不会过得好一些呢?

焦裕禄是五十年代那种比较正派、纯朴的共产党干部。他有侧隐之心，他也认兰考的百姓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中国传统下层官吏的基本品格。焦裕禄到兰考后，劝阻外出逃荒的农民，组织他们治理盐碱地；他还给兰考引进泡桐树，既可压沙，又能给农民换一点收入。焦裕禄的确做到了把农民从死亡边缘救回来，为此他自己给活活累死。然而，这也是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在那种制度下所能做的极限了。他死后，特别是他被树为全国典型以后，兰考的知名度爆胀，中国无人不晓，但它依然是河南最穷最苦的地方，农民依然是一年只有半年粮，这半年粮还都是红薯。与焦裕禄的兰考一样出名的，是兰考的讨饭人，遍布中原一带。

时隔二十多年后，1989年初，我为拍《河殇》的续集，专程到兰考去寻访焦裕禄的小儿子。他如今是那里一个乡的副乡长。他领我们的摄制组去凭吊他父亲的陵墓，那是一座与破烂的兰考县城极不相称的大建筑，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就在父亲的墓前，他对我说，他的父亲虽然赔上了一条命，却没能使兰考摆脱贫困。父亲死后，兰考人还是在穷窝里打滚。只有实行包产到户，把土地还给农民以后，兰考才渐渐富起来。可是，农民同干部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如今他当了干部才知道，他们每年要从农民手里拿走多少东西。农民说，你们同我们的关系就是三句话：要粮、要钱、要命（计划生育）。他说，如今当共产党的干部真难哪!

那次去兰考，我还碰到现任的县委书记。这人和焦裕禄是同时代的干部，在河南也是一个很出名的、肯替老百姓办事的父母官。我们喝几盅酒后，他微有醉意地说：「我1948年南下到河南，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给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也办过一些坏事。五八年大跃进时，我在长葛当县委书记，搞虚报产量、放卫星很积极，结果饿死了十几万人，我差点儿去坐牢……。」

我想，焦裕禄那时幸亏在工厂里当干部，如果他也是一个县委书记，谁能保证他不会饿死一些农民呢？要知道，1959—1960年，河南全省饿死了780万人，又有哪个县委书记当得了清官？ 在这种制度下做官，心肠好很难得；可有那么几个好人清官，还是无力回天。我们后来不是有了胡耀邦这样的大好人、而且还当了总书记吗？他的结局是被活活气死。

从今天来看，焦裕禄的「典型意义」恐怕正在这里。

3、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焦裕禄被树为典型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毛泽东刚刚利用了一个清官的故事，现在却要批判清官思想了。「文革」直接发端于关于清官的一场争论：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至今我们不知道这位明史专家写海瑞是不是在替彭德怀鸣冤，但毛泽东却非常敏感地认为，写海瑞骂万历皇帝，就是影射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骂他。然而，文革後党中央给吴晗平反，却不敢说吴晗就是为彭德怀叫屈，因為那有「投鼠忌器」之嫌。

传统中国政治一直有清官的风气。这不仅在于士大夫的理想是道德治国，他们的力量来源于他们的道德勇气，还在于民间是认同官场里的这股清流的。至少，它是对腐败了的皇权和吏治的一种制衡和化解。近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政治一直在瓦解之中。皇权被强人政治所取代，极权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吏治的腐败便象癌症一样无可疗救，清流早已风流云散。

共产党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它既摧毁了传统政治框架，也不会导向民主政治。毛泽东对新中国政体的设计，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他接受列宁的国家学说而剔除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他也接受传统政治的「家天下」而剔除清官政治。现代中国政治是一个大怪胎。

共产党的干部，本来就没有古代士大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勇气，传统社会那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观念又极淡薄，仅有的那点良知和不忍之心，也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渐渐被摧毁。特别是经过「文革」，尝受了失去权力的恐怖和痛苦，大大小小的干部，上至邓小平和共和国大老们，下至摘掉「走资派」帽子的老干部，和靠年轻化政策坐火箭上来的新贵们，都会有一种对权力「过期作废」的恐惧，由此产生掠夺性的「仕途经济」。这样的吏治，只能是绝对的腐败，如今共产党想治理也治理不了。如果有人向他们建议，是否可以采取西方分权、制衡的办法以遏制腐败，他们就疑心你要夺他们用枪杆子打出的天下，他们就毫不客气地用坦克、机枪来消灭你。由此看来，这个政权只能眼看它在腐败昏聩中自杀，即古人所云「灭秦者，非六国也，秦也」。对此我们大概不必抱什么其他幻想。

我倒在想以后中国的治理。我们似乎也不能太迷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把它设想得那么完美，仿佛在中国老人们谢世后将这一套搬到中国了事。

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不是靠一些西方式的民主程序就能调理好的。这一点，我们从海外的民运操作中已经窥其端倪。为官者没有道德感和廉耻之心，专讲中国式的黑厚学，什么完美的制度能奈何得了他？

在这里，我倒相信人的品质比制度更要紧。共产党不准中国人谈论西方的三权分立，毛泽东又批倒了传统的清官观念，前些年我们也仿佛接受了毛留下的这份思想遗产，反传统总忘不了捎上一句两句「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只有清天意识」、「为民作主不是民主，只是清官思想」等等，仿佛「为民作主」比共产党的专政还可恶，仿佛批掉清官就不会有贪官了。

这几年大陆官场里的腐败让我觉得，在我们还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之前，又让当官儿的连清官也不必去做，他们可乐得只跟我们耍黑厚学了。

老百性比我们要实际。他们化钱买了电影票，请当官儿的去看《焦裕禄》，这真比我们高喊两句「民主」更让共产党难受。

四、垮坝

洪災總是冷不丁又降臨中原，「現代化」一眨眼就被沖得精光，就像「盛世」泡了湯。「七五八」信陽兩座大壩坍塌，人們會想一想這些洪水之間的因緣。

满街飘荡的烙饼香味儿，也把一九七五年夏天，烙进我的记忆里。在河南省会郑州的大街小巷，人们搭起无数临时炉灶赶制烙饼，一种救灾的全民式动员。七五年尚在文革中，但毛泽东又启用了邓小平，于是骚乱将将止息，政府的功能在复苏中。我是省报一个跑农村的小记者，从豫北清凉的太行山区赶回来谈稿子，一进编辑部便听说南边有两座大水库垮坝了。

省城里说垮坝谈虎色变，说从水库里蛟龙般逸出十来米高一个直立如壁的水头，一路横扫而去，把京广铁路都拧成了麻花。庄户人都在梦乡里淹进泽国。凤凰网副总裁乔海燕，当年正身处洪河上游石漫滩水库十几米远，三十五年后他回忆道：

『从水库里泄下的洪水，简直是一头暴怒的猛兽！四亿立方米的水在两三个钟头内全部泄尽，那种惊人的冲击力和毁灭性，绝非人间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激流先是朝北，顺着往下游冲撞，浪头有十几米高，一路奔腾咆哮，肆无忌惮的撕裂、吞没着一切。冲到距舞阳县不远的一处高地，旋即掉头向东，留下一个湍急的漩涡扫荡四周。掉头的大水继续向东狂奔，一直冲到京广铁路，与板桥水库决口的洪水汇合，形成汪洋。几个老百姓对我形容垮坝那一刻，「像天塌了一样！」，「从来没有听过那声响，大，吓死了人，满世界的轰响，响着响着，轰！一声，啥都不知道了，等你醒过，在树窠杈上担着呢」。』

当时就有六万人攀在树上，堪称一个世界奇观。32个县、347个公社、1800多万亩耕地，一片汪洋；二百万人困在坝上、堤上、房上、筏上……中央慰问团团长纪登奎乘一架米—8直升机飞临灾区上空，随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从空中描述：

『俯瞰辽阔的豫中平原，往日一片绿黝黝的庄稼不见了，而今是一片白茫茫，犹如汪洋大海，一眼看不到边。午阳、西平、遂平、上蔡、平兴、汝南等大部分县城都已经泡在水中，高大的烟囱大半截露在水面上，地势较高的地方和没被完全淹没的房顶上站着许多人……村庄的房屋和田野的庄稼几乎全部被洪水淹没了，偶尔看到一些大树枝头还露在水面上……。』

1、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

这就犹如一场长江洪峰泛滥到了人口稠密的豫南。汝河上游也垮掉的另一座板桥水库，库容是五亿立方米，溃坝流量达到７８２００立方米／秒，二十多年后据水利学家王维洛计算，这流量超过了长江宜昌站实际测到的历史最大洪水量。据幸存者回忆，夜幕里天上一道闪电，一串炸雷，暴涨的水库陡然萎瘪，几亿方库水滚滚下泄，有一个声音喊道：「出蛟了！」

那一次豫南同时垮坝的共有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库。纪登奎说：「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水库垮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整个事件在国际上被统称为「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也是所谓「全球科技灾害第一名「，或称「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国际上著名的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才分别名列第二、第三。大自然与天文气象导致的洪水威胁，在中国其实是超过六十年安澜的，荒唐却是「人定胜天」建造的水坝水库之失控而酿成「人造洪水」，更荒唐还在于中国制度无问责机制，无论多少老百姓都是白死，而且是在闭关锁国中庾死。

张广友回忆，当时纪登奎就明令：「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文革后纪登奎又解释过一次：「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

2、鄧小平心腸

究竟死了多少人？水利部至今谎称「不超过一万人」；但是一批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们揭露，「七五八」豫南垮坝，夺命２３万人，等于另一次唐山大地震——一年后的幽燕陆沉，苍龙死去，乃是惊天动地的，可怜此前中原洪水滔滔，竟被遗忘得无影无踪。我仍依稀记得，甚至大水过后人们热衷传播的一个小道消息说的是，邓小平由纪登奎陪同，坐直升机亲临灾区上空，俯视豫南一片泽国，难过得掉眼泪。哪晓得纪登奎的长子纪坡民在2011年爆料，真相居然如此：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急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利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想象力，实在是贫乏得可怜，尤其是关于政治强人的心肠。人们至今也没有发现，「七五八」豫南垮坝，对日后震动世界的「邓小平时代」具有某种反讽的象征性含义——邓小平的执政，自始至终都头上顶着一盆水，那盆水犹如达摩克利斯剑，他的倾覆乃是须臾间事。这是后毛时代中国政治永远的宿命。「垮坝」的概念便从水利学延伸到政治学——以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政治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原则是「稳定」。

历史的诡异又在，「豫南垮坝」虽不像「唐山地震」成为毛时代坍塌的神秘预兆，却开启了别一种「洪水恐怖」的水利大事功。当代中国的水利工程，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政治决策，神州遍野深受其害，祸殃子孙万代。豫南属于淮河流域，那里的一次垮坝，惊动比邻的黄河流域，再次掀起「江河治理狂热」，一路挺进到「高峡出平湖」的长江三峡大坝，也洞开了「南水北调」、开发大西北乃至青藏高原的野心，卷起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未曾有过的一股好大喜功——原来，「资源高消耗型」发展的「中国模式」，都可以追溯到「七五八」垮坝。

五、八九驚天一炸

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四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曉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发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沖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1、「鋼鐵公司」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諮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坊間皆知一個跟典故：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諮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樸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諮在北大落難，跟鄧樸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諮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2、「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麽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麽？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麽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麽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3、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只手有節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了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麽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嘩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天下為「公」；

人過八十要糊塗；

我們盼小平歸故里，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

希望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

簾子後面找政府；

鄧小平（八五）戈爾巴喬夫（五八）……

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稱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大批知識分子簽名。

4、兩個「五一七家庭會議」

趙紫陽反對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無效後，心情沈重地回到家裏。5月17日晚飯時，他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決定」。自此以後，趙紫陽被軟禁了十五年零八個月，而他的家人則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

與此同時，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開了一個會，據說鄧榕指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說：「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本來就「害怕群眾」的鄧小平做了最後的決策。

兩個不同的「五一七家庭會議」，決定了未來中國的前途。

然而，又因為是「家庭會議」，一項「國家決策」，居然是由中國的兩個頂級家庭全部成員參與決策的，只不過，鄧家決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從此瓜分天下；而趙家決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員承擔無底線的後果，為這個民族下地獄。

陳一諮二十日上午去看鮑彤：

『他剛毅的臉上充滿了正氣和義憤。一見到我，就說「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是唯一合理解決問題的方針。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總書記！戒嚴？和人民對抗，和人心對抗，會有什麼好結果呢？這是困獸猶鬥！」我插了一句：「也許會狗急跳牆呢？！」他激動地站起來說：「我真想掛一個『中共中央委員鮑彤』的牌子，到天安門和學生們一起絕食、抗議！學生明明是愛國的，非說是動亂，還有是非嗎？」我們對李鵬的倒行逆施都極表憤慨。』

5、紫陽風頭正健

趙紫陽為什麼做這個大動作？

在他禪盡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成命，便決定訴之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鄧小平要「當家」，卻又怕「暴露」，這種非理性統治，正是學潮難以平息的根源。趙紫陽看穿這一點，借力使力，將街頭抗議化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趙出此策的政治根據是什麼？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鋒之勢，是他敢為的主因。趙曾欣賞「新權威主義」，他說鄧也是，但是他們遇到政治上的強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尋改革的思路，鄧在八九前兩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趙才令鮑彤組建「政改辦」，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前提。

那麼，在現實中趙有何本錢逼鄧？鄧與趙「同舟共濟」，是改革僅剩的一個政治基礎，鄧自斷左膀胡耀邦之後，只剩下右臂趙紫陽，改革已在半途而廢，此所以鄧堅拒鄧力群而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他不肯輸給陳雲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趙紫陽告訴宗鳳鳴，鄧在八九年春已決定把軍委主席交班給他，亦可知廢胡後鄧依仗趙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趙紫陽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停刊《紅旗》、差額選舉「差」掉鄧力群等舉動一路告捷，對趙紫陽的政治預期感，是極大的鼓舞，讓他看到「民心可用、黨心可用」；同時，也顯示了在高層博弈中，趙比胡有韜略、有技巧，這也是鄧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說，「八九」風雲驟起前夜，趙紫陽正躊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洶洶的天安門廣場扔給李鵬，自己登車去平壤了。

趙紫陽談胡耀邦的隕落，歷數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鄧小平以不開常委會來堵陳雲的嘴，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什麼會！」照說趙接胡，境遇更難，他竟能遊刃有余，「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什麼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跟宗風鳴談得比他自己的錄音要鮮活。

6、楊家將「玩火」的空間

趙紫陽有多少勝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趙是不會幹的。面對保守老人，趙的靠山是鄧小平，假如他轉身挑戰這個靠山，誰是他的盟友？那時會有一個制衡鄧小平的「聯盟」嗎？ 

萬里、喬石、胡啟立都曾是趙的盟友，但畢竟人微言輕。萬里在關鍵時刻被軟禁，啟動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的嘗試，也被鄧小平輕易擺平；而喬石在鄧府戒嚴決策中，只敢中立。另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楊尚昆。無疑他的角色，最終決定了趙紫陽的成敗，而奇怪的是，《錄音回憶》對此人似惜墨如金。設若趙楊兩人皆封嘴，他們之間曾有過的「聯盟」便石沈大海，卻仍可鉤沈一二。

陳一諮也回憶，趙紫陽五月三日、四日在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和亞洲銀行會議的講話獲得了普遍的好評，特別是在亞銀講話一結束，楊尚昆就走過來，一邊拍著趙的肩膀，一邊緊緊和趙握手，並說：「講得好極了，我完全同意。」接著喬石也和趙握手，說了相同的話。此時大部分學校也停止了罷課，情況在好轉。

然而即便如陳一諮沁潤權利中心多年，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黑暗的洶湧暗潮是善良的人們難以估計的，既得利益者們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陰謀又豈會輕易收兵？他們一方面挑動學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鄧小平、攻擊趙紫陽。』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熟悉中南海內幕的吳稼祥，稱他是「大玩家」，很傳神，但說他怕失去軍委副主席，而聯手保守派倒趙，與趙的說法不符。趙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支持他處理學潮的溫和政策、反對鎮壓，似非錯覺，許家屯也從旁證實。但是，楊領李鵬去鄧府求見，引出「四二六」社論在先；又受趙之托，試圖通過鄧的秘書、子女迂回勸說鄧在後。楊尚昆究竟押注在誰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無疑也是審時度勢，不想賭錯。他重用胞弟，遭忌軍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險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趙紫陽一旦成事，他興許也當一回「太上皇」呢？

趙紫陽留下兩個細節，頗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鄧府，楊尚昆轉述廖漢生的戒嚴主張，「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決定戒嚴後趙憤而辭職，「尚昆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此外，據說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找不到楊白冰、楊白冰找不到楊尚昆、楊尚昆找不到鄧小平……。

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301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另據吳稼祥分析，2001年旋風般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別人，最終是玩了自己。

7、鄧戒嚴權威不足

楊家兄弟治軍乏威，也是鄧小平權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澤東身後的權威空白。這個政治背景，其實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論及。權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組渴望，會引誘政壇上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是「玩家」，趙楊二人位高權重，豈能置身於外？改革的遲滯和保守派的問罪，又與民間抗議互動，而引領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一開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結局，只有可能性。

陳雲或可比肩鄧小平，更有葉劍英，長居嶺南不北歸——他有華國鋒襄助才抓了「四人幫」，而鄧小平覆出後，八零年初廢華及「凡是派」甚急，葉帥不悅，鄧派王震南下與之協商，葉舉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習仲勳兩元老進政治局，對鄧有所制衡。鄧雖是二野政委，元帥的資格，但四九後與兵戎無涉，覆出後請羅瑞卿接軍委秘書長，鄧極盼替他掌兵，羅大將卻被林彪害得雙腿殘斷，說我站不起來怎麽領兵？執意要去德國做手術，而那時中德尚無外交關系，聶徐兩帥皆不準，羅硬是去了，竟死在手術台上，鄧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傷亡甚重而無戰果，都說是為了鄧接掌兵權。葉劍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癥，四年里沈屙愈深，漸漸出局，八四年國慶鄧小平心血來潮要閱兵，也是為了兵權，而葉帥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據說鄧下令無論如何不能叫葬禮沖擊國慶，醫生只好維持，於是葉帥又當了兩年植物人。

天安門屠殺前的一場宮廷傾軋，因涉及動用軍隊，情勢撲朔迷離。鄧小平雖是強人，但調兵進京軍管，他的權威還差了點，元帥上將們一上來就反對。尤其難料的是，楊家兄弟指揮鎮壓，軍權在握，圍困京師，鄧心中沒底，據說全家人都躲了起來。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曉得。這種近似軍事政變的把戲，最不安全者，恰是獨裁者自己。

8、愧疚為那般？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但是，《軟禁中談話》和《錄音回憶》兩書問世後，我們才知道，趙紫陽決不肯對這個黨認錯，卻反反覆覆地談到他對鄧小平的歉意，即在與戈氏談話公案上，不斷地用「懊悔」「遺憾」等字眼。兩廂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讀。趙的意思恐怕是：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會「有意傷害你」？重大決策在你我之間都不能討論一下，我只好訴諸民意，以為民意足以驚醒你，卻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釀成大悲劇。時過境遷，我實在覺得很抱歉！趙紫陽這種態度，反映了傳統「君臣之道」的某種殘影，但也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倫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趙紫陽不檢討也無反省，他愧對鄧，卻不說愧對歷史。這里一直懸掛著對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的追問：無論趙的動機是什麽，在缺乏起碼政治理性的前現代條件下，有意無意地動員民眾，輕易與獨裁者決一死戰，是徒然地犧牲無辜的生命，和勾引歷史的重大逆轉。

李商隱有憑吊諸葛亮的懷古句：『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余。』這首七律《籌筆驛》，通篇浸透著「遺恨」二字，映照趙紫陽，可謂妥帖；而諸葛亮擬古辭《梁父吟》，取典春秋齊相宴子「二桃殺三士」，其鞭笞讒言害賢的含意，至今新鮮。

苏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