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回国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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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回国的悖论
威廉
“我是中国人，当我回到中国时，并不感到焦虑或迷惘，也不认为这个决定充满危险。”这句话出自艾未未之口，立刻在中文舆论场炸开了锅。说话的人，不是普通回乡探亲的华侨，而是曾在汶川地震后用艺术撕开权力伤疤、在 2011 年被关押 81 天、在西方被当作“中国最危险的人”的异见艺术家。
10 年前，艾未未带着“被国保盯上”“护照被扣”的经历离开中国，在柏林、伦敦、葡萄牙辗转居住，如今却在德媒、华文媒体的专访中，反复强调欧洲的生活困难是中国的“十倍”，抱怨德国社会冷漠、官僚，称在瑞士开不了户，在德国多次被银行关账户，反倒是北京的银行几分钟就帮他把多年不用的账户重新激活；北京的日常生活在他眼中更自然、更有人情味。
更让人惊诧的是，他在谈到地缘政治时说：中国不是试图对外扩张的国家，但在民族尊严和国家自尊问题上“绝不会妥协”。这句话在台湾问题上很容易被解读为为强硬路线“站台”。于是，一个直观的问题摆在眼前：艾未未变了，还是世界变了？
从“豆腐渣校舍”到“最危险的人”
回顾艾未未之前的轨迹，很难否认他在一段时间内站在了中国公共讨论的最前沿。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成百上千所学校倒塌，家长指控校舍偷工减料。官方迟迟不肯公布遇难学生姓名，并淡化“豆腐渣工程”的责任问题。艾未未带着志愿者一户一户去核对名单，整理出学生姓名，然后在 2009 年慕尼黑“悼念”装置中，使用九千个彩色书包，在美术馆外墙拼出那句母亲的话：“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
这件作品后来被他称作“让我成为中国最危险的人的作品”。危险，并不是因为形式，而是因为它逼着公众直视那些被掩盖的死亡，把“责任”这个词放在体制面前。
2011 年 4 月，他在首都机场被以“经济犯罪”名义带走，秘密关押 81 天，随后获释，但护照被扣，长期不得出境。直到 2015 年，才在外界持续关注下拿回护照，离开中国赴德居住。那几年，纪录片《Ai Weiwei: Never Sorry》在欧美上映，他凭借汶川调查、草泥马杯子、北京监控摄像头等作品，成了西方眼中“中国一切问题”的象征人物，也成了许多中国人心中“敢说真话”的艺术家。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艾未未，把个人艺术实践变成了公共现场。他把对权力的质疑、对人权的关注，清清楚楚写在装置、影像、社交媒体和采访里。无论对其作品美学如何评价，他的立场当时是明确的：揭露、冲撞、拆穿。
艾未未当年之所以被视为“最危险的人”，正是因为他逼迫社会面对那些“不方便谈”的现实。在 2026 年的今天，这些现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许多领域更为严厉。
天安门镇压已经过去 36 年，但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在人权日发布的报告指出，至少还有 14 名当年参与或随后因纪念“六四”被捕的人，至今仍在狱中或反复被以其他罪名囚禁。这些人既不是“境外势力”，也不是被资本包装的艺术家，只是坚持讲述 1989 年记忆的普通公民。
艺术界的打压同样在升级。2024 年 8 月，长期以讽刺毛泽东雕塑著称的高氏兄弟之一高震，在从美国回国探亲时被以“侮辱英雄烈士”罪名拘捕，警方搜走他十多年前创作的“毛的忏悔”等作品；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新条款，他可能面对最高三年刑期。国际人权组织指出，这种对旧作的“追溯性处罚”，严重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这与艾未未当年因“经济问题”被带走、四年不能出境，显然属于同一种国家逻辑：不允许对官方叙事作出“非授权的解读”。
从律师到公民记者，从劳工维权者到网络写作者，这些年中国出现过一波又一波被捕、被失踪的人。每一波浪头里，都可以看到当年艾未未所关心的那些关键词：程序正义、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可以说，他早年的作品，对应的是一种至今仍在加码的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曾经因为汶川、因为人权被称为“异见者”的艺术家，回国后若只是出于孝心探母，保持沉默，本身并不会引起太多苛责。外界真正敏感的，是他一边享受“安全回国”的机会，一边用自己的名声去为一个并未改弦更张的政治秩序“美言几句”。
这就是艾未未悖论：他放弃了他曾经用艺术抗争的表达思想的权利，从此进入了一个中国政府为他的犬儒行为铺就的幸福生活，于是，他10分钟就激活了多年未用的银行账户，于此同时，我们知道一些在海外批评中国政府的“异议人士”的银行账户被政府冻结，退休金被取消。
价值观的断裂：制度与日常不能互相抵消
离开中国十年后，艾未未从柏林日报到华文媒体的发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转向。在《柏林日报》专访中，他描述德国社会“冷漠”“官僚”，说自己十年间“几乎没有人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形容在欧洲作为个体“感到束缚和不安全”。他抱怨德国银行关闭他的账户，在瑞士开不了户，而在北京几分钟就能恢复多年不用的账户，得出的结论是：欧洲日常生活的困难“至少是中国的十倍”。
这些抱怨并非凭空捏造。过去几年，欧洲确实在反洗钱、制裁、合规上不断收紧，一些银行对“敏感客户”关户或拒绝开户，已经有不少报道；西欧社会普遍存在的冷淡、边界感，也与中国大城市的“热闹熟人社会”气氛不同。这些感受有其真实的一面。
问题在于，艾未未没有停在“个人经验”的层面，而是把这些生活中的麻烦，直接推演成一种文明比较：“在欧洲，日常困难是中国的十倍”；“北京普通人的生活更自然、更有人情味”。在另一篇英文报道中，他甚至说：“你们西方已经没法和中国竞争了”（Ai Weiwei, interview, The Times, 15 Jan. 2026）。
当一个曾经深知户籍、喝茶、被失踪滋味的人，开始用“办事效率”“日常便利”来为一个高压体制增添光环，这种反差让熟悉他的人感到非常惊诧。
艾未未的经历，给人的矛盾感，恰恰在于这种断裂。过去，他用汶川书包装置、用“草泥马”杯子、用镜头中的被拆民居和访谈，把“人权”“公民权利”这些抽象词变得具体可感。今天，他用欧洲的银行流程、邻里冷淡，去否定欧洲的价值传统，这是同一条生命里截然不同的两种叙述。
欧洲当然并不完美。近年来，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难民问题、经济停滞，确实让这个“旧大陆”疲惫不堪。欧元危机后，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德国极右翼崛起，美国自身则经历了大选争议、国会山暴力冲击等宪政压力测试。对很多旁观者来说，“西方模式”已经不再轻易自信。
但是，银行难开户、官员办事拖拉、邻里不热情，这些日常问题，不能简单推翻宪政制度本身的价值。欧洲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依旧在运作。政府可以被骂，政党可以下台，媒体可以调查总理，艺术作品可以直接讽刺国家元首而不用担心“侮辱领袖”入罪。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欧洲的记者、作家、艺术家，仍然可以对本国权力“穷追猛打”。
这些制度性保障，并不会因为一个艺术家在银行受了委屈就突然消失。同样，中国城市的商业便利、支付系统的高效、街头的熟人氛围，也不会冲淡《国家安全法》《英雄烈士保护法》背后那些实实在在的案件。把这两类东西混在一起比较，并把“日常舒服”当成“政治正确”，是一种很容易误导公众的叙事方式。
台湾、扩张与“民族尊严”的双重语境
在这次风波中，艾未未那句“中国不是试图对外扩张的国家，但在民族尊严和国家自尊问题上绝不妥协”，格外敏感。单看这句话，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防御论”：中国不会主动扩张，但不会在国家尊严上让步。问题在于，这句话落在俄乌战争、台海局势、美中博弈的当下，很难不被听成对“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潜在辩护。
过去十年，台湾问题已经被当作最高权力者手里最重要的一根杠杆。反腐、整军、党内集权之后，要进一步巩固权威，需要一个能够持续动员情绪、转移矛盾的议题，台湾刚好承担了这个角色。每逢国际局势紧绷、国内经济下行，“反独促统”“祖国统一大业”就会被反复强调，变成电视新闻、社交媒体、校园教育的共同背景。民族主义被一点点推高，爱国与否被简化成对“武统”态度的表态。
在这种叙事框架下，北京在周边的海洋扩张已经从“争议”变成“既成事实”。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部署军机雷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几乎每周都有的军机、军舰绕台行动，本质上都在制造一种“既然每天都在来，将来再跨一步不过是顺势而为”的心理。对台湾社会而言，这不是抽象的“压力”，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骚扰：民航航线需要调整，渔船作业要避开军演区，年轻人一边准备考试、上班，一边在新闻上刷到“今日共机扰台架次”。
如果把这些现实放在桌面上，就很难再用“不是试图对外扩张的国家”一句话一笔带过。执政者想建立的，不只是一个“和平崛起”的现代国家，而是一个包括台湾在内、对周边海域拥有实质控制权的“大中华帝国”，这一点已经摆在桌面上。问题变成：如何认识这个事实？如果在不放弃武力选项的前提下去追求这个目标，将把整个中华民族拖向怎样的深渊？
俄乌战争已经给世界上了一课：当一个政权口中“历史疆域”“民族复兴”的叙事，遇上“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底线，战争并不是抽象的推演，而是真实的血与火。对于讲普通话、看同一批综艺、刷同一个短视频平台的两岸民众来说，一场台海战争意味着什么，很难夸大：大量年轻人被推上战场，沿海工业心脏地带被炸毁，国际产业链重新布置，几十年建设一夜清零，战后还要面对长期的军管、清洗与寒蝉效应。那将是一场以“民族尊严”为名、以整个民族为代价的大灾难。
就政治现实而言，台湾问题已经成为现任领导人扩张权力、重塑党国结构的核心议题之一。对内，可以借“反分裂”“反渗透”之名进一步压缩言论空间，把不同意见打成“配合敌对势力”；对外，可以用“核心利益”“底线”迫使周边国家在经贸与安全之间选边站。战争即便不爆发，长期高强度备战也会把社会资源大量抽走，用在军备竞赛和对内维稳上。
在这样的格局里，“民族尊严”被不断与“领土完整”“统一大业”捆绑在一起。媒体反复强调“收复台湾才能洗雪百年耻辱”“不统一就谈不上真正的民族复兴”，让公众逐渐接受一个前提：只要挂上“尊严”和“统一”的牌子，任何代价都可以讨论。久而久之，“尊严”从保护个体免遭侮辱与压迫的权利，悄悄变成国家可以要求人民随时牺牲的理由。
从逻辑上说，“民族尊严”并不必然等于“以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真正的尊严，可以体现在尊重少数民族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体现在容许不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并存，体现在承认台湾 2300 万人的意愿与安全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牺牲的一角。但在当前官方语境中，“尊严”和“领土”“统一”往往被紧紧捆在一起，特别容易滑向一种对内对外都一味强硬的姿态。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过汶川经验、坐过 81 天黑牢、长期以人权议题闻名的艺术家，如果在谈到中国与世界、台湾与大陆时，只是顺着这套话术往前走一步，说“不是扩张国家，但在尊严问题上绝不妥协”，效果就不仅是“话说得不够细”，而是给一整套危险的政策框架加上了道义包装。一个真正热爱和平的艺术家，按理更需要毫不含糊地反对用战争解决内部与邻里的矛盾，特别是在看到俄乌战争、加沙冲突带来的惨烈教训之后，更应该对任何形式的“武统浪漫主义”保持清醒警惕。
从这个角度看，艾未未在这里没有展开任何必要的反思，只是顺着当下高频出现的“尊严—统一”话术走了一步。这一步，对许多曾经把他视为“时代前面的思想领袖”“站在人权高地的艺术家”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人的立场变化，而是在一个本来需要反战声音的现场，缺席了一个本应清晰的“不”。
中国人权现实：艾未未当年批评的对象并没有消
历史上，知识分子“流亡—回国”的故事并不少见。中国内部就有不同的路径。
范曾在 1980 年代末后旅居法国，后来在官方邀请和安抚下回国任教、办展，渐渐成为体制内的“国画大师”，频频出现在官方文化外交场合，被包装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他回国后的气质很清楚：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避免触碰敏感政治议题，与官方叙事保持高度一致。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主动融入体制的选择。
与此相对，索尔仁尼琴的回国路径完全不同。这位揭露劳改营体系的“俄罗斯良心”，在佛蒙特小镇流亡多年后，于 1994 年苏联解体后返回俄罗斯。他在演讲和写作中，对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仍然保持尖锐批评，既不为旧体制洗白，也不为新寡头资本主义站台。他感谢美国乡镇给予他的庇护和宁静生活，同时明确指出俄罗斯仍有长期的精神和政治危机。
两种回国路径，一个是与政权互相成就，一个是怀着批判之心重返故土。
放在今天的艾未未身上，情况更加微妙。中国不像 1994 年的俄罗斯，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反而在过去十几年里明显收紧；言论空间比他当年被捕前更窄，艺术和出版的审查更严。艾未未选择回国探母，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讲话时，如果把矛头主要指向欧洲，把批评火力集中在西方媒体、金融体系和“政治正确”，而对中国内部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再加上那句“在民族尊严和国家自尊问题上绝不会妥协”的“补位”，整体效果就变成了为北京的强硬路线加了一层“流亡者背书”。
这与他当年因为汶川孩子的书包被视作“危险人物”的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近年不少华语公共人物，都出现了一种类似的轨迹：年轻时批评中共，离开中国后逐渐把批判重心转向西方，把中国问题放到一边。这种转向，有其心理和现实层面的原因。
长期流亡与移民生活，确实容易带来疲惫感、边缘感，艺术家在异国的边缘处境，也会与当地“政治正确”“文化市场”发生摩擦。艾未未本人与德国文化圈的关系，并非一直顺畅，作品、展览和他对欧洲难民危机、以巴问题的观点，也曾在西方舆论场引发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把个人在西方遭遇的不公、冷淡甚至误解，归结到“西方文明的虚伪”“欧洲民主的没落”，是一条很诱人的叙事捷径。既可以解释自身挫折，又可以获得一部分中国观众的共鸣——尤其是在国内舆论长期强调“西方双标”的背景下。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批评欧洲，而在于用什么坐标来批评。
如果坐标仍然是“权力是否受制约、个体是否有基本权利保障”，那么可以也应该看到西方在对待难民、少数族裔、贫困阶层时的制度失灵，也可以批评欧洲在对华关系中对人权议题的软弱与交易。
但如果坐标悄悄变成了“哪里办银行卡更方便”“哪里邻居更热情”“哪里生活没那么累”，那就等于把当年自己坚持的人权标准放到了后排。这样的批评，只会让听众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西方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可以把中国的系统性压制一笔勾销。
被清零的记忆，被驱逐的良心
如果把时间拉长，艾未未这次争议，也可以看作是整整一代“ 80 后— 10 后中国公共记忆”的缩影。
汶川学生的名字，被他和志愿者一点点从家长口中拼出，最后变成美术馆外墙上的巨幅书包，这是“记忆抵抗遗忘”的象征。天安门的死者、良心犯、被迫流亡的作家、被禁锢的艺术家，构成了近四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另一条地下河。
今天，这些记忆在官方叙事中被不断“清零”：教科书不写，网络平台屏蔽，公共空间禁止谈论。与此同时，创作过《毛的忏悔》的高震被长期羁押，许多因网络言论入罪的年轻人被关进看守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软监狱”：铁窗之外，有发达的消费与基础设施；但在言论、结社、新闻自由和政治权利层面，高墙无处不在。
艾未未曾经是这座“软监狱”墙上的一个裂缝，让人透过他的作品看到里面的阴影。现在，当他回到墙内，告诉外面的世界“这里其实挺好”“那边的问题更严重”，这道裂缝反而被用来粉刷墙面。这种象征上的反转，才是许多人感到心寒的原因。
回国，可以。探母，可以。在体制没有实质改变、人权状况没有好转、六四和汶川的问题没有被正视的情况下，保持沉默，也是人的自由。真正难以接受的，是一个曾经为被压迫者说话的人，开始把话语借给压迫结构本身。
艾未未这次回国与发言，不会抹去他早年为汶川遇难学生所做的工作，也不会让那九千个书包的形象从公众记忆中消失。那段历史已经写进全球当代艺术与中国人权史的教科书，无论他后来如何选择，那些孩子的名字不会因此被“反向删除”。
但是，这次转向提醒人们，一个时代不能把全部道德期待压在个别“符号人物”身上。艺术家也会老去，也会疲惫，也会犹豫，也会在现实利益与安全感面前做出妥协。对关心中国前途和人权议题的人来说，更重要的，也许不是纠缠于“艾未未是不是叛变了”“他算不算小粉红”，而是重新把目光投向那些没有名气、没有话语权、仍在牢房、仍在寻子、仍在维权的人——天安门的“余波”、维权律师的消失、高氏兄弟案、各地“寻求正当程序而被重判”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名字需要被知道。
同时，也要警惕一种新的叙事陷阱：把西方的结构性问题，当成否认自由、法治、宪政价值的理由。美国的宪政危机、欧洲的极右翼崛起，确实暴露了民主制度的弱点，但也同时证明，只有在有制衡、有独立司法、有自由媒体的体系内，这些危机才有机会被公开讨论、被纠正、被反思。
在这一点上，欧洲仍然是当下世界重要的民主灯塔之一。灯光可能昏黄，灯罩可能布满裂痕，但与那些主动熄灯、禁止别人谈论黑暗的地方相比，它仍然提供了基本方向。
艾未未可以回去，可以选择更轻松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说。然而，当他用自己的经历来为一个高压体制减罪、为一个未改初心的政权背书，就不得不接受来自过去“自己”的质问：当年在慕尼黑外墙上写下“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的那个人，到底相信什么？这个问题，不只属于艾未未，也属于每一个在东西方夹缝中寻找立场的中国人。
参考文章：
Lianhe Zaobao, “艾未未突然從『異見藝術家』變成『小粉紅』？”, 联合早报, 18 Jan. 2026）
Ai Weiwei, “The Artwork That Made Me the Most Dangerous Person in China,” The Guardian, 15 Feb. 2018
Ai Weiwei, So Sorry exhibition, Haus der Kunst, 2009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Exile Returns,” The New Yorker, 14 Feb. 1994；“A Tiny Village in Vermont…”, NEH Humanities, 2018）
Susanne Lenz, interview with Ai Weiwei, Berliner Zeitung, 11 Jan.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