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霸权》：与魔鬼共舞（上）
与魔鬼共舞（上）
马斯克走后，先锋大楼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萨姆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好在那口气还在。解决如何生存下去，是当务之急。
2019年初，旧金山的雨季格外漫长。
萨姆在沙丘路那些顶级风投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他见的合伙人，红杉的、基准资本的，安德森·霍罗维茨，个个都是从死人堆爬出的顶级猎手。得到的结果是一致拒绝，理由和马斯克的完全不同。在那个时间点，OpenAI看来像是个逻辑无法自洽的自杀项目。
“萨姆，我们算过你的账。”
一位顶级合伙人把咖啡杯推到一边，语气冷得像冰岛的冬天。
“你要搞的是数字上帝。想法不错。但这需要多少算力？多少电费？模型每增加一个量级，成本将会指数级跳跃。即便你融到了十亿又能怎样，只是可以买几张显卡。变现路径在哪？靠非营利组织的分红吗？什么时候能看到利润呢？这不符合资本的物理定律。”
萨姆看明白了，对比在钱的问题上大大咧咧的马斯克，这些人可难对付多了。在这些以赚钱和获得回报为生的顶级投资人眼里，公益和顶级商业竞争力，是互斥的。
说到底，自己的公司只是一个昂贵、没有回报的科学实验室，而且还是公益性质的。
这时的萨姆，心里那股对于公益的执着，实际上已经开始松动了。
无论如何，生存第一，发展最重要。念头开始闪现。他不会放弃！是时候思考一下备选方案了。
萨姆也曾去过西雅图。当时的亚马逊正处于云服务绝对霸主的傲慢巅峰。贝索斯和他的工程师们看着GPT-2的演示，发出了那种礼貌却藏不住轻蔑的笑声：“萨姆，我们需要的是能帮用户下单的Alexa。这个烧钱打字机，太像一个昂贵的科学实验了。”
话外之音是：亚马逊是做生意的，不是做慈善的。
在沙丘路碰了一鼻子灰的萨姆，坐在纳德拉对面时，像极了那个在渭水边枯坐了七十年的姜尚。
当时的周部落（微软）虽然在西部积蓄力量，但在商纣王这种拥有绝对统治力的旧神（亚马逊、谷歌）眼里，纳德拉不过是那个刚从“羑里之灾”（诺基亚收购案）里爬出来的败军之将。纳德拉需要萨姆手里那个叫GPT的“妖术”，为微软这具庞大的肉身注入“天命”。
这场合作的深层意义，与其说是表面的互惠，不如说是双方形成了“互为人质”、相互牵制的格局。周文王为了请姜尚，亲自拉着车走了八百步。纳德拉也一样，把微软积攒了几十年的算力家底、把Azure的底层权限全部交到萨姆手里。这哪是礼贤下士，是在用金子做的笼子，把萨姆的灵魂死死地困在微软的账本上。纳德拉的算计具体而阴毒：要让你的每一个参数、每一行代码，离开了我周部的土地就无法生长。
而萨姆坐在车上的沉默，比纳德拉的卖力更可怕。他看着纳德拉拉车的背影，心里计算的不是这一份合同的输赢，而是像姜尚看着周文王流下的汗水一样，在计算“八百步换八百年”。他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被囚禁在微软的版图里，在乎的是，纳德拉每拉一步，自己就离那个能毁灭旧世界的牧野战场近了一步。
当时的微软表面强大，内部却有着隐蔽且深切的危机感和战略需求，急需突破来证明实力。刚从鲍尔默时代的废墟中爬出，诺基亚的收购案像团粘在喉咙里的鸡毛，让微软付出了数十亿美元重组和减记的惨痛代价，不仅伤了元气，更让自己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被彻底边缘化。
纳德拉上台后确立了“云优先”战略，但现实很残酷：Azure云虽然账面光鲜，却始终无法突破亚马逊AWS筑起的铁王座守护圈。在开发者眼里，Azure是沉闷、古板、只属于企业IT部门的老旧设施。而亚马逊云和谷歌云才是酷、创新、代表未来的地方。微软手里握着大把现金，却像一个守着金山的旧贵族，急需一种能证明自己还没老去的力量。
很快，纳德拉就看见了公益背后那个巨大的逻辑漏洞，看到了它对自己的巨大潜在价值，于是，他决定把它变成微软的抓手。他的逻辑是，既然OpenAI是非营利，不能接受传统的股权稀释，那就充分利用一下微软的优势：以算力换灵魂。
“我不要你的股份，至少现在不要。”
纳德拉在密谈中，语气平淡。
看上去慷慨大度，心里却在想：我要的是你的生命线。我可以给你算力，但这些算力必须全部长在Azure的根须上。你每进步一点，我的Azure就会产生一点神性。
这是一场极致的“夺舍”算计，一场巧妙至极的利益捆绑与战略收编。
微软用自己闲置的数据中心资源，换取了一个可能颠覆人类历史的核反应堆。捆绑后，OpenAI就彻底成了微软云端上的寄生虫，Azure将通过OpenAI的背书，一夜间从存数据的地窖，变成智能的诞生地。
如果说10亿美金的协议是张门票，那纳德拉提供的算力集群，就是1917年德皇为列宁准备的那列“密封列车”。那时的德意志帝国（微软）在东线战场深陷泥潭，急于寻找一个能瘫痪对手的变数。德皇盯上了流亡在外的列宁（萨姆），盯上了他手里那套可能足以把旧世界秩序彻底格式化的革命逻辑。
博弈的细节，有种时间倒错的同构性。为了防止列宁的思想病毒先感染德国人，那列火车全程铅封，不准任何人下车，不准与德国领土产生任何物理接触。这正是纳德拉对OpenAI的控制：你可以用我的算力，但你的模型必须封在我的数据中心，你的商业接口必须经过我的审核。纳德拉觉得萨姆只是他投向搜索市场的一枚“生物炸弹”，炸烂谷歌后，这个炸弹就可以被销毁。
丘吉尔后来形容列宁，是“装在玻璃管里的鼠疫杆菌”。
萨姆选择了隐忍，卧薪尝胆，他甘愿当那个被铅封的病毒。他背负着“德谍”（卖身微软）的骂名，坐在封闭的车厢里，冷冷地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微软资产。他心里明白，一旦火车进站，一旦GPT的逻辑被释放，它会先烧掉对手的防线，然后就会像鼠疫一样，从内部把这个供养它的、自以为是的帝国彻底解构。
为了接纳微软的注资，萨姆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进行了一场精密的“器官移植”。
2019年，他将原本纯粹的非营利组织分拆，在底部悬挂了一个名为 OpenAI LP 的“利润受限”实体（Capped-profit）。在硅谷看来，这就是个法律上的怪胎，它既要像商业公司一样融资，又要像修道院一样宣誓不以盈利为终极目的。
纳德拉在这场博弈中展现了极度冷静的实用主义。微软的那10亿美元，是一套分阶段蚕食风险的对冲协议。根据双方签署的极其复杂的分配框架，利润被划分为几个水位线：
第一阶段，利润将首先偿还给包括微软在内的第一批投资者，直到他们收回本金；第二阶段，也是纳德拉最隐秘的胜利，微软将有权获得 OpenAI LP 75% 的利润，直到其获得 920 亿美元的收益；第三阶段，当利润总额达到 1500 亿美元的上限后，所有超额的财富将像退潮后的沙滩一样，全部自动回流到非营利组织的口袋里。
这套机制完美地利用了时间差：纳德拉知道，在通往 AGI的漫长征途中，前期的每一分钱都是带血的成本，他通过 75% 的优先分配权，确保了微软在风险期能以最快速度回血。而萨姆则用一个遥不可及的“利润上限”，安抚了内部圣徒们不安的灵魂。他宣称，一旦目标达成，OpenAI 依然属于全人类。
这种结构像颗定时炸弹。
纳德拉成了那个“拥有钥匙但不拥有房子”的人，而萨姆则在“上帝的经纪人”与“纳德拉的打工人”之间不停切换面具。这种为了算力而向资本出卖的“初夜权”，最终成了实验室内部无法愈合的道德裂痕。
格雷格·布罗克曼一眼就看出了这背后的险恶。
萨姆看着窗外旧金山飞速倒退的细雨，他的务实与野心在那一刻达成了一种惨烈的平衡。
“我知道他在算计什么。”
萨姆低声对格雷格说。
“纳德拉在赌我们跑不出他的手心。他在等我们力竭而亡，然后像清理资产一样把我们吞掉。但他忘了一件事。如果一个非营利组织拥有了毁天灭地的力量，到那时，究竟是谁在依附谁，规则就不再是由那个提供电费的人说了算。”
萨姆狮子大开口，开出高价，实际上，就是一种“互为人质”的抵押。
2019年春天，协议最终落笔。
纳德拉没有要股权。他知道，此时要不到。
OpenAI的非营利法人结构挡死了传统股权路径，却也同时给了微软一条更隐蔽、更难挣脱的控制链：你每训练一个更大模型，就必须多消耗我几千块GPU；你每上线一个新服务，就必须多走我一条光纤；你每产生一美元收入，就必须先经过我的结算节点。
算力成了氧气，氧气成了锁链，成了生存的基础。
萨姆签字时没有多余的表情。
他知道这份协议的每一条条款，都在往脖子上绕铁丝：排他性云服务协议、优先知情权、模型检查点（训练快照的备份）必须存储在Azure Blob、甚至连未来可能的利润上限条款，都已经写进了备忘录草稿。但他同时也算过另一笔账。如果模型能力在未来18–24个月内实现2–3个量级跃迁，依赖关系就会发生结构性反转。届时不是OpenAI离不开Azure，而是Azure离不开OpenAI的“神性”背书。
他赌的是时间差。赌的是非营利叙事在极端情况下还能拉出来当最后一道护盾。赌的是，一旦AGI的影子真正出现，微软不敢轻易撕毁协议，因为撕毁就等于亲手掐死自己云帝国的未来增长叙事。
纳德拉那边也一样清醒。他从不幻想永久控制OpenAI。他要的只是阶段性霸权窗口。用Azure把OpenAI绑死在起飞跑道上，让它没有选择：起不来就死，起来了就必须带着Azure一起飞。
他算的是开发者生态的迁移成本、算的是市场对“微软+OpenAI”叙事的定价权、算的是在AWS和谷歌云面前抢占“AI第一云”的时间窗口。
他拉车的八百步，不是为了请姜尚出山，而是为了把姜尚焊死在自己的战车上。至少，在战车冲过牧野之前，得是这样。
【节选自 《AI霸权：纪元启示录》（汪翔，即将出版）（第十二章：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