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使古今如旦暮：闲话训诂》
训诂学在中国沦为绝学已久矣，今人闻此或已不觉其“危言耸听”。这是一个逐利唯恐不及之时代，世人终日俯首于方寸之屏，沉溺在声色光影中，遗忘训诂似也理所当然。忆及去年一位高校老师曾慨叹：除却台湾，国内高校已无将训诂列为必修课。言犹在耳，至今对此念兹在兹。
至于“弘扬传统文化”云云，不过是庙堂之上之宣传。当今之世提及“小学”二字，国人反应唯蒙童教化与中考升学，却不知文字音韵为何物时，训诂之亡确也无须再叹。于是乎文化无根，皮之不存。今人虽操一口流利之普通话，然对字词背后之源流演变，礼乐制度概无所知。正如无源之水，虽喧哗一时，终难免干涸。此非语言之过，乃文化记忆之断层。以此观之，当年静安先生自沉昆明湖，恐非一时之悲，实乃看透这斯文扫地之结局，如今想来竟似是早已注定。
百余年来，训诂随小学被人逐渐遗忘，与其被视为经学之附庸不无关系，上世纪初科举被废，学子无人再读五经，小学也就理当搁置。民国初年梁启超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曰：
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 。
梁先生以其学识和社会背景， 此言一出即成经典。第一句“小学本经学附庸” 值得推敲，梁先生未将其书作“小学乃经学附庸” ，何谓“附庸” ？即主从关系，经学兴则小学兴，经学衰则小学衰。通过后文“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而改变了附庸关系。简言之，言“本”者，意指清代之前，小学确为经学附庸。翻阅梁先生其他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其旨趣一脉相承。然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穷经皓首，薪火相传，确已令小学脱胎换骨，蔚为独立之学问。梁先生所谓“附庸”之变，实乃受彼时西学“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之风潮影响，以此思维模式格义中国学术。故而推断清儒治小学，非为经学服务。若浏览清代考据巨著，清儒虽考据字源、校订版本极精，以此推重于世，然至于该字对于微言大义有何实质意义，清儒倒未必以为意。清代考据之兴，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康雍乾三朝文网严密，士人动辄得咎，遂避谈国事，遁入故纸堆中。然正是在此“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无奈中，清儒以极严谨之科学精神，爬梳剔抉，反使训诂之学至于极盛。此非附庸之独立，实乃学术重心之被动转移。
清儒对文献考据贡献之巨，笔者昔年曾撰《析清代治学及其对汉学之贡献》详述之，此处不再赘述。但梁先生所谓小学“本”经学附庸，因清儒努力而改变地位之论调，笔者窃以为不可。盖因小学乃至训诂，本非经学之附庸，亦不符史实，试辨析如下。
训诂之兴远早于“独尊儒术”，《尔雅》成书于战国，汇集先秦训诂之大成，然训诂之实践，远早于典籍之成书。日本汉学泰斗内藤湖南考《尔雅》非一时一人之作，笔者深以为然，《尔雅》成书非专为注经，且看战国秦汉之际，《韩非子 解老》以训诂之法解《老子》，太史公著《周本纪》引《尚书》，虽与考古出土文献有异，亦非纯粹解经，乃至后世道教奉《老子》为圣经，亦有其训诂传承。凡此种种，皆非儒家经学之附庸。梁启超先生学养深厚，对此脉络理应了然。
然则“小学本经学附庸”之误解何来？实乃二千年来经学之势过盛所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注疏之家蜂起。至唐初，天下初定，李唐皇室出自陇西，胡汉杂糅，太宗欲正大统，垂拱天下，必先统思想。于是孔颖达受诏撰《五经正义》，明定《尔雅》为注经之圭臬，更将其列为科举取士之典。自此天下学子视小学为通经入仕之钥匙，训诂遂成经学附庸，此“理所当然”之势，竟伴随科举直至清末。其次音韵之变，如江河东下，虽历经朝代更迭而有迹可循。古音之清浊，声调之平仄，皆基于人体发声之生理与语言交流之自然演进。此乃科学之范畴，非帝王意志所能左右，亦非经学教条所能扭曲。
然训诂自有其法度，非依附于经义而生。凡文字之形体构造，音声之演变规律，皆客观存在，不因经学兴衰而转移。夫“因声求义”，“音声通假”诸法，既可证《诗》《书》，亦可证《楚辞》《庄子》，更可证历代史籍刑律。若谓小学必依附经学，犹如谓数学必依附于物理，岂不谬哉？
近代国学大师季刚先生著《训诂学笔记》，为训诂正名，堪称经典。其云：
“小学者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也，文字兼形，音，义三者。训诂者义之属，而依附音与形，以探究语言文字正当明确之解释，推求正当明确之来源。因而得其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
季刚先生此论，直指训诂之核心：即通过明辨形音，以达致意蕴之确解。治训诂而不通经典，或治经典而不通训诂，皆如闭门造车难有实益。季刚先生曾引清代陈澧之说以注证：“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此论极精，语言之变迁，纵横交错。地远不通，赖翻译以达之，使别国如乡邻，时远不通，赖训诂以明之，使古今如旦暮。训诂之功，大矣哉！
季刚先生昔日登坛授课之讲义，后编入《黄侃文集 训诂学讲词》，其中有云：“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今读之，尤觉发人深省。细味此言，道尽训诂之本源。盖人心之思，瞬息万变，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言辞常有未尽之意，或受限于彼时之语境，或受阻于表达之疏漏。言之不足，故需重言以解之，待其录为文字流传后世，时移世易，后人读之更是雾里看花。于是乎或于对话中补充前言，或于后世追溯古义，此“语言解释语言”之本意，亦是笔者对先生名言之训诂。由此观之，训诂非始于书册，实始于语言诞生之际，言之未尽，复言解之，即为训诂。先有口头之训诂，后有文献之注疏。《论语》是孔子与弟子言语之汇编。姑且不论《论语》成书与历史上真实孔子之实际言辞相去几许，仅就此语录汇编，其中不乏精彩之训诂实例。如《论语 学而》一之十五章：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身为富商，自以为相比“贫而无谄”，若做到“富而无骄”以此自许，意欲求夫子之印证，然孔子对其“富而无骄”仅为“许之”，并指出它不如“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便道出这便是《诗经》所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处子贡并未强求“切磋琢磨”之字面义，而是将治骨角玉石之工序，引申为修身养性之境界。孔子与弟子于问答之间，完成了对《诗经》古义的“义界”，使其由具体之工艺，升华为抽象之德行，此即训诂之妙用。再比如《为政》篇：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此处孔子对樊迟之语，正是对“无违”二字之精确训诂。若无此解释，“无违”易被误解为唯父母之命是从，经孔子一转，将其限定于“礼”之范畴。笔者尤需辨明，孔子之“礼”非今人所谓之“礼仪”，乃是承周公之制并赋予其伦理之新义。孔子因材施教，顺势而导，赋旧词以新义，使僵化之礼制复归于鲜活之人心，这正是训诂学“通古今之变”的活泼生命力所在。季刚先生言“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此言得之，孔子并未创造新字，却通过对“仁”，“礼”，“孝”之反复训诂，重塑了文化之内核。可见训诂从来不是故纸堆中之枯骨，而是文明演进之脉搏。当一个民族失去对自身语言“精确训诂”之能力，甚至失去“解释语言”之兴趣，只满足于声色光影的浅层刺激时，其文化之根脉，恐将如浮萍般随风而逝。
或有读者以为，自清代考据学家用力甚勤，汉语古籍之注疏已臻完善，兼之古有《说文》，今有《辞海》，阅读古籍经典似已驾轻就熟，何须再深耕训诂。笔者窃以为，此实乃误解训诂真意，或将其与现代“语义学”、“词义学”混为一谈。而词义学语义学源于西学，至十八世纪后半叶逐步分类出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旨在探究语言之普遍规律，如语法结构、词根演变、语义场及义素分析，偏重于抽象之归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学界以西方语言学架构对汉语作类比规范，如研究主谓结构，偏正结构，动补结构，并列结构等，研究词根，研究其语义场及研究其语义之义素。然训诂学虽亦究词源、辨名物，其核心却在于“在场”，即探求某词某字，在特定文献，特定语境下之确切含义。简言之，语言学论其“常”，训诂学究其“变”，语言学言其“理”，训诂学明其“事”。正如季刚先生所言，“训诂者义之属，而依附音与形，以探究语言文字正当明确之解释。”简而言之，训诂学谓此字在此文中之具体注释，此文在全段落之具体注释。比如《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万物之母。”
王弼著《老子道德经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 笔者认为，王弼未逐字解释而作全文解读，其原因在于字字组合，前后关联才生原意，方近老子本意。而单字其本身义对注疏并无大用。文中以古音相通原则，“亭”即为成，“毒”为“熟”，言而总之王弼注老，义理贯通，其于五十一章所谓“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亦可移以此解，可谓“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这便是玄之又玄也。”
其次，“无名，天地之始”之“始”，今人多望文生义，解为“开始”。此解失之浅显。《说文》云：“始，女之初也。”从女，台声。何谓“女之初”？盖指生命孕育之初。且《尔雅 释诂》以此字与“胎”、“元”、“基”互训，皆含“根源”、“胚胎”之意。故“天地之始”，实可解为“天地之胚胎”或“天地之本源”，如此方显道之生生不息。《说文》之解，隐约透露上古母系社会之遗存。万物生于母体，故‘始’字从女。老子贵柔守雌，推崇“万物之母”，正与此字源暗合。若不明训诂，焉知老子哲学之根，竟深植于造字之初的文化基因之中？此种深意，非训诂不能明也。再比如《老子》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
当代学者朱谦之引《尚书》“厥民奥”及《广雅》“奥，藏也”，释之为“道为万物之藏”。然笔者以为此解恐有过度引申之嫌。“奥”之本义，确如《说文》所云：“宛也。室之西南隅。”古人室居，坐北朝南，户在东南，窗在南。日光入户，惟西南隅最深暗幽秘，故祭祀神位常设于此，尊长亦居于此。是故，“奥”不仅含“深秘”之义，更隐喻“主宰”与“尊贵”。老子言“道者万物之奥”，意指道如室之西南隅，深邃莫测而为主宰万物之宗。此义源于古人生活起居之实景，若离此语境而空谈“藏”义，索然无味。综上所述，现代语言学偏重思辨与规律，属“科学”范畴，而训诂学偏重实证与诠释，属“语文学”范畴。二者本无高下，然在西方语文学传统随古典学之衰微而渐趋式微，在中国，若今人亦弃绝训诂，盲目套用西方语言学架构，则中华典籍终将沦为一堆徒具音形之符号。故今日重提训诂，非为复古，实为归乡，回到语言文字之故乡，去触摸那有温度、有历史、有生命之文化脉搏。
训诂之学，实乃文化阐释之学。唯通训诂、明小学，方能活读古典，窥见古人之社会风貌，捋顺文化变迁之脉络。遥想夏商之际，欧亚风云变幻，马车冶金始入华夏，易原民之生态，及至晋末“永嘉之乱”，五胡云扰，中原板荡，衣冠南渡。此非仅汉家血脉之存续，实乃江南繁华之滥觞。后有蒙元铁骑横扫欧亚，崖山海战以此殉国。满清入关，易服留辫。泱泱华夏信史三千载，政权更迭，族群迁徙，人种血脉早已胡汉交融，难分彼此，然中华文明未曾断绝者，其故安在？赖有汉字与训诂也。由甲骨简牍至金石碑刻，由水墨拓本至集册成书，语音虽随世而变，然文字之形义，赖训诂以传。故曰：政统可易，道统难移。文字不灭，文化长存。 若丢失训诂，搁置小学，不仅是读书不求甚解，恐亦是文化断代之始。
自秦汉以降，几乎历代大事皆有典籍可考。然时移世易，名物制度迥异，后人何以读懂前朝之书？所赖者，训诂也。训诂之功，岂止于识字释词？其大用在于启迪后人以“历史之眼光”审视万物。它不仅仅是解读文献之工具，更是一种极高明之思维训练。这种思维，求今人穿透文字之表象，回溯造字之初衷，体悟古人之所思所感。当古文字学家从断简残篇中辨识出一字一词，重构出一段失落的历史时，这便是文化生命力的延续。故曰：训诂者，通往古人心灵之桥梁也。训诂之极境乃同情之理解，当今人考证出一字在彼时彼地之确切含义，便仿佛置身于古人之侧，与其同呼吸共悲欢，此时枯燥之考据化为跨越时空之对话，冰冷之简牍泛起温热之脉搏。 训诂深处更可见民族之性。论文化大抵分三层：表层为器物饮食，中层为典章制度，底层则为哲学伦理与思维方式。训诂之妙，即在由表及里，直抵人心之本。汉字之构造与演变，往往隐喻着先民观察世界之视角。试举一字以明之：“夬”。
《说文》云：“夬，分决也。”又云：“决，行流也。”
若今人读此文多望文生义，以为“决”即“水由上而下而流”。然许慎之深意在于：水本顺流，若遇堤坝或巨石，蓄势既久，一旦破口而出，势不可挡，是为“决”。故“夬”之造字，本取“手执物而断之”之象，引申为决断，分明。此义一通，则万类皆通。古人造字组词，皆循此理：因有缺口，故曰“缺”，喻陶器破裂。水流破堤，故曰“决”，喻水泄疾流。佩玉有缺，故曰“玦”，喻决断离别。遥想汉代，玉佩之制极备，何谓璧何谓瑗何谓玦，时人皆知，无须多言。唯因“夬”含“断绝，决断”之义，故鸿门宴上范增举“玦”以示项羽，意在早做决断。古人送别，赠之以“玦”，意示从此诀别。若不明训诂，不知“夬”字“分而不能合”之深意，又岂能读懂这些历史细节背后惊心动魄之文化密码？
总而言之，训诂不存则文意不明。文意不明则道统不续。夫典籍浩如烟海，若无训诂为舟楫，吾辈纵拥万卷图书，亦如入宝山而空手，面对先贤之面而如隔万里之遥。每一个汉字，皆是华夏先民观察宇宙之眼，每一条训诂，皆是文明血脉搏动之音。若任由这把解开历史封印之钥匙锈蚀遗失，则今人虽身为炎黄子孙，口语汉话，实则已沦为文化之弃儿，不知来处更不知归途。处此喧嚣浮躁之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世人多鹜于声色之华，鲜有沉潜于故纸之冷。然则，冷板凳上方存真学问，古纸堆中实藏大乾坤。训诂之学，非为炫耀博雅，亦非为复古倒退，实乃为当今洪流中，为民族精神寻找一处安身立命之所。愿吾辈学人能于方寸文字之间，重拾绝学，在点画撇捺间再续薪火。以此敬畏历史，延续斯文，使先贤之勤耕不至在你我手中荒芜。千言万语，唯留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