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旧政府 vs 新政府
在不久前日本下议院的选举中,自民党高票获胜,高市早苗政府取得空前的政治权力。海外华人自媒体人一片欢呼——他们把高市早苗的胜利视为习近平的巨大失败。
新西兰的大康幸灾乐祸地发问,"习近平该如何面对日本的民意?"—这是个令人莫名其妙的问题;另一位华人自媒体人则预测中日关系将因此缓和 — 这似乎是个误判。
事实上,高市旧政府的结束与新政府的诞生,都有其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
高市旧政府成功结束
1. "蜜月期"与弱势政府的政治掩护
执政的意义在于做决定、推政策。任何政策都会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于是形成支持与反对的民意比例。
政客上任初期,即便尚未推出任何政策,民众通常会持乐观观望的态度。这段时期的高支持率,不是对执政成绩的评价,而是大众在特定阶段的宽容——这就是所谓的"蜜月期"。高市早苗上任后的高支持率,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一普遍的政治惯性。
同时,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在下议院仅有微弱多数,使高市政府成为"弱势政府"。这种弱势反而让政治对手与社会大众难以将日本的结构性问题归咎于她,为她的民调提供了额外的掩护。
2. 台湾问题的公开化与"意外的团结效应"
台海紧张由来已久。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以保护日本的利益,是任何日本首相的责任。然而,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底线,而二战的经历,使得日本卷入其中后,中国政府更失去了任何妥协空间。高市早苗的失误将这一敏感议题公开化,引发了中日关系危机。
面对中国的强烈回应,高市早苗政府无法退让,日本社会自然会集体支持本国领导人。这种"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凝聚",是任何社会的本能反应。而中国外交官的失礼举动,更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内部的团结。
高市早苗敏锐地利用了这一意外事件,通过提前选举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
3. 高市旧政府的结束,是两个偶然的叠加
高市早苗能够成功重启一个强势政府,并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恰恰相反,是因为她"什么都没做";同时,也不是因为她化解了危机,而是因为她充分利用了一个自己失误制造的危机。
两个偶然因素的巧合,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但这不是常规的执政方式。
高市早苗新政府的艰难
1. 民意的反复无常
民主制度下,选民从不反省自己的判断,只会指责政客无能,即便政客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
无论是当年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支持率,从初期的70%+跌到后期的30%-, 还是川普第二任期初期"气势如虹",一年后的今天被大部分中间选民群体抛弃,都说明一个问题:在民主社会中,最不能依赖的就是如流水一般的民意。
通常的民主政客大多知道,争取民意只是为了赢得竞选,与如何执政关系不大。
2. 新政府不再享有"蜜月期"
与旧政府不同,高市新政府不会再有"蜜月期"的政治奢侈,选民将要求快速的变化;自民党在下议院的绝对多数,也让高市失去了"系统与我作对"的借口,民众将变得不再宽容。有时,巨大的胜利会成为强有力的敌人。
高市坚持"减税与扩大开支可以并行",既能振兴经济,又不会加剧通胀。选举结果显示,日本选民接受了这一"童话式"的承诺。 但现实更可能是:
1) 如果政策力度不足:经济仍停滞,通胀依旧严重,
2) 如果政策力度过大:财政恶化、日元贬值、通胀失控,将引起大批帮助高市早苗竞选成功的年轻选民失望。
川普第二任期的民意起伏再次说明:选民往往不知道自己当初在选什么, 日本也不会例外。最终,高市早苗或不得不大幅度调整自己的竞选承诺。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支持率可能快速下降。
3. 中日关系不会因高市的强势而缓和
中国不会因为高市早苗的强势政府而与日本缓和关系。中国这次感到愤怒的理由完全正当,但其粗鲁的外交方式削弱了这些理由的正当性。中国官员应向日本学习:用谦和的态度表达坚定的立场。
从高市的角度看,与中国妥协反而可能是必要和无法避免的。她的执政重点是经济,而恶化的中日关系无疑会给她的经济议程带来巨大的阻力。
如果她是个有智慧的政治人物,她应该明白,为了实现执政目的,她必须牺牲一部分民意支持, 而高支持率给了她"背离部分民意、与中国妥协"的政治缓冲。
或说,高民调支持率让她可以承受这一政治损失。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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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的旧政府以一种近乎"表演式"的方式完成了它的使命,为新政府的诞生铺平了道路。然而,真正的执政需要务实的选择,这将迫使高市新政府在许多关键议题上放弃或调整旧政府的强硬立场。
中国政府不会缓和中日关系。但高市早苗新政府的务实需要,为中国政府要求高市早苗收回言论提供了新的筹码。而新政府在选举中获得的强势地位,也为高市早苗进行必要的外交妥协提供了政治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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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康批判习近平的一个最常用的说辞是,"习近平不在乎民意",这就让他"习近平将如何面对日本的民意"的问题显得荒诞离奇。如果习近平连中国的民意都不在乎,他怎么还会在乎日本的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