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从红卫兵到习近平的巨金诅咒

从红卫兵到习近平的巨金诅咒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许多人喜欢用“彩票暴发户”来形容那些突然暴富又很快破产的幸运儿兼可怜虫；很多国家都有“彩票中奖者反而悲惨收场”的故事。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建筑承包商杰克·惠特克（Jack Whittaker）在 2002 年中了 3.15 亿美元强力球大奖，领奖时还义正辞严地说要做好事。但在中奖后的几年里，他卷入大量诉讼，被抢被盗，沉迷酒精和赌博，家人接连出事，媒体报道他晚年几乎破产、悔不当初。

关于所谓“彩票诅咒”，即 “暴富之后走向深渊”的故事，系因为个体的失败在大金额对照下格外刺眼，也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财富管理能力与突然到手的资源之间的巨大落差。

许多悲剧都有类似轨迹：中奖者原本来自低收入群体，几乎没有理财经验，也不懂税务和法律。中奖后冲昏头脑，亲友蜂拥而至，骗子闻风而动，本人又难以抵挡消费诱惑。结果是：用远超自己理解能力的方式签合同、借钱、做投资，几年后不仅巨款消失，还背上一身债务。

这些个人故事说明，财富本身并不自动带来安全和尊严。没有合适的制度、专业团队和自我约束，巨额现金更像是一颗定时炸弹，越大越危险。

其实，这种巨金诅咒对于我们并不陌生。文革年代，是一笔 5000 元的经费把一拨少年红卫兵推上了歧路；今天，则是一笔接近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把一位资历平平的领袖送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前者的悲剧还停留在个人与家庭的层面，后者却牵连的是十几亿人的国运，以及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把巨金诅咒这个比喻挪到政治领域，习近平身上的很多特征就变得格外扎眼：他不是靠长期治理积累出来的国家实力，而是意外接手了一笔“政治巨奖”；不是在制度约束下稳扎稳打，而是靠个人意志挥霍、下注。等到账目摊开，才发现许多项目成了“烂尾”，许多资源被锁死在难以退出的工程里。把这三种故事放在一起看：被 5000 元巨款冲昏头脑的红卫兵，被几千万美元奖池毁掉人生的普通人，和继承 4 万亿美元储备的“烂尾王”。三者之间的共同点，远比表面看来要多。

1966 年夏天，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成立，头目是出身红色家族的孔丹。毛泽东时代物质极度匮乏，学徒工月薪十六元，解放军战士津贴也不过六块钱。有回忆材料提到，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批示从国务院办公费中划 5000 元，给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用于印小报、办宣传。对于一群刚离开校园的少年，这就是从天而降的巨款！

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资源优势，迅速放大了少年人对权力的幻觉。

孔丹一度扬言，“这一回干得好，可以当副总理”。他的父亲孔原在地下斗争和建政岁月里拼了一辈子，也不过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儿子刚刚戴上红卫兵袖章，就敢把副总理挂在嘴边，不只因为家世，更因为手里那笔从天而降的巨金带来的自高自大的膨胀感。

这笔巨金最终没有给孔丹带来飞黄腾达的仕途，只留下母亲含恨自尽、本人被下放陕北的结局。巨金销蚀的是约束，是对现实的基本估计。这是“政治彩票”的传统版：权力和资源突然砸下来，而承接者却既无经验，也五制度上的刹车。

2012 年习近平接班时，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一。官方数据表明，2012 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 3.3 万亿美元，随后在 2014 年一度接近 4 万亿美元的峰值。 这种体量，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

这些储备来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是几代劳动者、几届政府共同积累的结果，并不是新领导人任期内“创收”的成绩。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张规模惊人的“支票”，也是一张风险巨大的“彩票”：拿在谁手里，谁就获得在世界舞台上大规模下注的能力。

习近平接班时，正好赶上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欧美需求疲弱，中国国内投资过剩、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建材和高铁等行业都在寻找出路。庞大的外汇储备加上国内强烈的扩张冲动，自然推着新领导人走向一个宏大的叙事：走出去、当大国、重塑全球秩序。

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被包装成“中国方案”的旗舰工程。2013 年起，中国官方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承诺通过贷款、投资和工程总包，帮助沿线国家建设港口、铁路、电站等基础设施。 这套构想，很像一个中了巨奖的年轻人突然决定给整条街都换新房——听起来慷慨豪迈，实际操作却千头万绪。

巨额外汇储备在这里变成了政治资源：可以以国家信用为担保，通过政策性银行对外放贷，以工程输出的方式消化过剩产能，以贷款绑定其他国家。这个逻辑在纸面上自洽，但有一个前提——这些项目最终能赚回钱，或者至少能收回本金。如果这个前提站不住，问题就不再是“赚多赚少”，而是“钱回不回来”。

十多年过去，一带一路项目的结果已经显露出一部分。以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为例，这个港口在中国资金支持下建设，造价高昂，使用率却长期偏低。由于难以偿还债务，斯里兰卡政府在 2017 年把港口 99 年特许经营权交给中国企业，引发全球舆论对“债务陷阱外交”的激烈争论。

不少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在一些国家确实改善了基础设施，缩短了交通时间，增加了贸易流。 但问题在于，这些项目的政治考量往往压倒商业逻辑。许多贷款不是基于严格的风险评估，而是服务于外交需要和国内产能压力。欠发达国家的偿债能力本来就有限，一旦项目收益不及预期，债务就很难按计划偿还。

对于中国本身，这意味着一部分外汇资产从流动性极强的美国国债，变成了流动性很差、风险很高的对外贷款和股权投资。账面上看依然是“资产”，实际上却很可能是长期收不回的烂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家研究机构已经把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列为“债务可持续性风险源”。

从这个角度看，“大撒币”并不是网民的情绪化骂街，而是对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的直观反应。那些钱其实不是“撒”出去了，而是以贷款和投资的形式牢牢挂在中国金融系统的账上。项目一旦烂尾，真正承担损失的是国内纳税人和储蓄者。

除了对外“下注”，习近平在国内也心血来潮地大规模上马政治象征色彩浓厚的新工程。雄安新区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2017 年，中央宣布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把它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目标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打造“未来之城”。

雄安在规划图上光彩夺目：高铁、高速、地下综合管廊、湖区湿地，甚至还有各种“科技乌托邦”式的效果图。但多年过去了，新区的核心功能——大规模疏解北京人口和机构——推进极为缓慢。大量资金用于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实际落地的高端产业和公共服务却有限，不少外媒和学者用“空城”“样板间”来形容它的现状。

雄安的问题，并非单一工程管理失误，而是一个模式在重复：从上而下拍板，目标一律拔到“千年大计”的高度，预算以“敢想敢干”为荣，具体收益和退出机制却没人敢于认真核算。这种决策风格与一带一路如出一辙，也与某些地方的“鬼城新区”、金融城烂尾相互呼应。

在民间舆论中，习近平被讽为“烂尾王”，指的是其任内诸多标志性工程、外交倡议要么虎头蛇尾，要么成本远超预期。这种说法固然带有情绪，但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资源错配的强烈不满：新冠清零、国企改革、扶贫工程、“战狼外交”，无一不是投入巨大、成果与代价严重失衡的项目群。

如果用巨金诅咒把红卫兵、彩票赢家和习近平串连一线，就会发现一个共通的关键字：缺乏约束。红卫兵的 5000 元巨金诅咒，是在没有任何财务监督、没有民主程序的情况下批给一群狂热少年；彩票赢家的巨奖，则是落在一个没有理财经验、也缺乏专业团队的小人物身上；而狂热老人习近平继承的 4 万亿外汇储备，则是在一个缺乏透明预算、缺乏国会审查、缺乏媒体监督的政治体系里，由少数高层拍板使用。

制度设计不同，失误的外在形式也不同，但逻辑很相似：拥有资源的人，不需要为错误决策承担即时的制度性后果。红卫兵可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冲击一切；彩票中奖者在法律上对自己的破产负责，却很少被提前保护或引导；习近平在党国体制下对内几乎不受约束，党内监督也被浓缩成“核心意识”的忠诚表态。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这种“暴发户政治”没有学习机制。成熟的民主国家，执政者滥用财政、搞失败工程，最起码要面对选票惩罚，媒体和司法也有机会介入调查。在党国体制里，重大决策一旦被赋予“领袖意志”的光环，哪怕事实证明效果糟糕，也很难在官方话语中被坦诚承认，更谈不上制度修正。

结果就是错误叠加，后患无穷。外汇储备调配到高风险项目，国内金融体系承担潜在坏账压力；雄安这类工程锁死了土地和资本，却难以产生相应的税收和就业；疫情清零政策长期拖累消费和民间投资；对民营经济的高压打击导致资本外逃。单看一个项目，也许还能文过饰非；把这些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式破产流程”。

今天的中国，外汇储备仍然在 3.2 万亿美元以上，规模依然排世界第一。 但与十年前相比，这笔钱的性质已经变了：一部分被锁在对外贷款和股权投资里，难以迅速变现；一部分要防止人民币汇率失控；还要应对老龄化、房地产去杠杆、科技制裁带来的巨大压力。

内外环境也已翻篇。全球化在逆转，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和投资限制持续加强；中国国内经济增速下台阶，就业压力上升，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持续走低。在这种局势下，再用过去那套“有钱就砸工程、砸海外项目”的逻辑，风险只会成倍放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已经虚度了自己的“政治彩票最佳兑现期”。最宽裕的那十年已经被他用在打造形象工程、扩张海外影响和巩固个人权力上，现在留下的是一堆需要长期维护、难以收场的烂尾资产。这种局面不是简单的“运气不好”，而是制度和人格交互作用的结果。

巨金害了红卫兵，也害了志大才疏的政治领袖习近平。资源不是原罪，突然的“暴富”也并非注定带来灾难，关键在于有没有一套可以遏制冲动、校正错误的制度。

红卫兵时代的教训告诉人们，把资源和暴力交到少年手里，而不给任何约束，最后毁掉的是一代人的信任和伦理。彩票赢家的故事提醒人们，个人在面对远超自己经验的财富时，最需要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专业支持和冷静计划。习近平时代的种种“烂尾”，则在国家层面重演了同样的剧本：一笔巨额国力落在一个政治暴发户手里，在缺乏有效监督的体制中，被当成个人意志的筹码四处下注。

这种下注方式已经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一带一路的债务纠纷、雄安和各地新区的低效投入、对外关系的急剧恶化、对内经济活力的持续下滑，全部写在这场“政治彩票”的账单上。接下来真正要紧的，不是还要不要再押一次“伟大领袖”的个人判断，而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在制度层面按下暂停键，停止把国运当筹码，重新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可以被监督、可以被问责的公共利益上。

历史已经记下红卫兵和那 5000 元巨金，也终究会记下 习近平时代4 万亿美元的赢与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