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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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高位接盘“老破小”? ——从“体制内购房指数”(IHCI)看上海收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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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政府开始“买房当房东”

最近,上海出了一个挺有争议的操作:

静安、徐汇、浦东等核心城区,由区属国企、公租房公司出面,
  按评估价或协商价,从市场上收购一批二手房——
  典型的,就是大家口中的“老破小”。

这些房子普遍有几个特点:

  • 建成年代久(多在 2000 年前);

  • 面积小(70 平米以内居多);

  • 地段不差(内环、次内环);

  • 总价控制在 400 万以内。

收上来之后,统一装修、改造,再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租给新市民、青年人、产业人才。

从政策话术看,这是一举多得:

  • 既可以加快老旧小区改造

  • 又能扩大保租房供给,让青年人住得离工作更近一点

  • 顺带还能消化一部分老旧存量,托一托市场预期

很多媒体也把它解读成:政府在探索“当房东”,从单一的“卖地财政”,转向“卖地 + 持有资产”的双轨模式。

问题是——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回
中国住房制度和土地财政的长周期 来看,它远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去库存工具,而更像是一场在 不同代际、不同人群之间重新分摊房地产溢价与风险的试验

要看清这一点,就得请出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讨论的那个概念:

体制内购房指数(Institutional Housing Cost Index, IHCI)。

二、什么是 IHCI?简单说,就是“体制内人群当年花了多少钱买房”

先简单回顾一下 IHCI。

在中国城市住房史上,核心城市的很多住房,其实不是完全市场化产生的,而是通过这样几种渠道到达住户手里:

  • 公房出售、“成本价 + 折扣价”卖给机关干部、企事业职工;

  • 单位集资建房、教工宿舍、职工宿舍改造;

  • 经济适用房、政策性住房等。

这类房子很有共性:

  • 土地成本是政策性土地价,远低于招拍挂;

  • 建安成本受造价部门审核,利润率有上限;

  • 很多项目本质上是“成本价 + 极有限的利润”。

如果我们把:

  • 不同体制内群体(机关、学校、医院、国企、事业单位……)

  • 在不同年份、不同项目中承担的“单位住房成本”,做一个大致加权平均,

就可以得到一个城市的:

体制内购房指数(IHCI)
 
——也就是“这一座城市里,那一代体制内中产,大致是用什么成本拿到他们现在住着的房子”。

它不是一个精确到小数点的数字,而是一个 成本区间

IHCI 之重要不在于算得多准,而在于它暴露了一个结构性事实:

在土地国有制 + 土地财政 + 体制分层的框架下,
  有一部分人,以相对低成本拿到了核心城市住房,
  并在后来的市场化上涨中,享受了巨额资产增值。

这就是我说的:IHCI 更像是一条 “制度性价值锚”

  • 它是国家在向体制内核心群体供房时,愿意承担的 最低成本区间

  • 也是这一代体制内家庭资产结构的 心理底线

三、上海:从公房出售、集资建房,到“只租不售”

上海在这方面非常典型。

  1. 1990–2000 年代:IHCI 的形成期

  • 公房出售方案中明确的“成本价”“标准价”,远低于同期商品房;

  • 集资建房、教工宿舍改造、经济适用房,为大量体制内家庭提供了“成本价购房”的机会;

  • 这批房子后来进入完全市场化流通,成为很多家庭资产的“起步筹码”。

  1. 2009 年之后:从“买断产权”转向“只租不售”

  • 《关于单位租赁房建设和使用管理的试行意见》明确:

  • 单位租赁房 只租不售,不得变相搞福利分房;

  • 套型面积多在 15 平米左右,主要解决单身职工阶段性居住;

  • 要有严格的退出机制。

  • 之后,各类“人才公寓”“单位租赁房”“公租房”,都是租赁性质,不再大规模创造新的“体制内成本价购房”机会。

这意味着什么?

上海的 IHCI,主要由上一轮公房出售、集资建房和早期政策性住房那一批存量决定;
  2009 年以后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更多是以租客身份与城市核心区发生关系。

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现实:

  • 一代人是“成本价买 + 市场价涨”,靠房子完成了资产跃迁;

  • 另一代人是“高房价买不起,只能租”,在同一座城市里,却站在了完全不同的起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区政府、国企开始在高房价时代,用接近市场价去收购老破小,再做成保租房,从 IHCI 视角看,就变得特别值得玩味:

  • 它已经不是当年的“体制内成本价配房”;

  • 而是在远高于 IHCI 的价位上,接过一批存量资产

四、老破小收储,站在 IHCI 坐标上的什么位置?

我们只做一个量级上的对比,不追求精确到个位数。

  • 这次试点锁定的,是内环、次内环老旧小户型,
      总价上限 400 万,
      单价大致在
    每平 6–10 万 这一档。

而参考上海 1990 年代的公房出售、单位集资建房等历史数据,哪怕考虑物价、造价上涨,即便把当年的成本“平移”到今天,大致也只是:

  • 一万多到两三万 的等值区间。

很显然:

现在收购老破小的价格区间,极大概率在 IHCI 的两倍、三倍甚至更高。

也就是说:

  • 当年国家是在 接近 IHCI 的成本线附近,为体制内人群配置住房

  • 今天地方政府是在 远高于这条成本线的市场价位上,接过这批老旧资产,再以政策租金长期持有

这之间的倍数差,恰恰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风险起点:

如果未来上海房价继续下探,甚至部分板块向 IHCI 区间收敛,
  那么这批在高倍数位置收进来的老破小,
  最终要以谁的名义,承受它的价格回归?

五、谁在为这场高位收储买单?

从参与方来看,可以分四块来看:

1. 卖房的业主:锁定了一个“保险价”

  • 很多老破小,是 90 年代、2000 年代通过 公房出售、集资建房、早期商品房 拿到的;

  • 这部分家庭的历史购房成本,大致就在 IHCI 区间附近

  • 今天能在房价尚未崩塌时,以明显高于历史成本、接近当前市价卖给公共机构,本身就是一次“落袋为安”。

当然,要说这是“第二次利益兑现”,要加一个前提:

只有在未来房价明显跌破这轮收购价时,
  才能说卖方把后续的价格回调风险,部分转移给了公共部门。

而且,老破小的现有业主并不必然都是体制内人士——
  不少房源已经在市场上转手多次。
  所以,这一块“锁定收益”的,既包括当年体制内购房人,也包括后来的体制外接盘者。

2. 改善型换房者和开发商:被温和托了一把

  • 有意“卖小换大”的业主,多了一条可预期的退出通道;

  • 开发商则在中高端新房板块看到:

  • “有人帮忙消化一部分换房链条前端的老破小库存。”

在整体需求偏弱的环境下,这对新房价格短期确实有一些托举作用。

3. 区级财政与国企平台:把未来价格的风险背在自己账上

真正承担中长期风险的,是:

  • 区财政;

  • 和代表政府出面买房、持有、运营的国企平台。

如果未来房价 只温和回调、长期横盘,再加上租金能覆盖利息、维护和部分本金,那么这批老破小也许还能维持一个可接受的财务表现。

但如果未来几年里:

老破小板块的价格出现更明显的下行,
  甚至逼近当地的 IHCI 区间,

那这部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会持续缩水,
  国企平台的资产负债表压力会上升,
  最终也会传导到地方财政的再融资成本上。

换句话说:

“高位接盘”的价格风险,是先集中到公共部门,再慢慢摊到整个纳税人身上。

4. 青年租客与纳税人:短期是受益者,长期是分摊者

从个体生活看,青年和新市民是显而易见的受益者:

  • 可以用相对优惠的租金,住在内环、次内环成熟社区;

  • 通勤时间、生活便利性,都比远郊小区好得多。

但从城市整体账本看:

  • 这部分“优惠租金”背后,是财政补贴、低成本土地出让收益和国企资产收益率的压低;

  • 当财政进入紧约束阶段,要在各项支出之间做取舍,
     
    这部分长期持有、低收益存量资产,就会构成一笔不小的“隐性义务”。

所以,青年租客短期地确实“享受了福利”,
  但长期看,
也会以纳税人和公共服务使用者的身份,参与这笔账的分摊

六、这到底更像“救市”,还是更像一种广义福利?

有朋友把上海这轮操作类比成“粮食保护价”:

当粮价跌到某个水平,政府兜底收购,
  既保农民收入,也保粮食安全。

这个比喻有启发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1. 受益人结构不同

  • 粮食保护价主要保护的是农民,
      在很多国家都是数量不多、议价能力有限的弱势群体;

  • 老破小的业主,则可能是资产已经大幅增值过的一批城市家庭。

  1. 价格走势不同

  • 粮价有明显周期,遇上大年就暴跌,保护价有其“托底”的合理性;

  • 城市房地产,尤其是老破小,这一轮更可能是长期缓慢下行或结构性分化
      一旦政府形成“某个价位以下必然接盘”的预期,就容易陷入长期财政负担。

  1. 城市空间与阶层结构不同

  • 粮食是全国性的、同质的;

  • 老破小则嵌在 核心城区的空间结构和阶层结构 里面,
      牵动的是“谁能留在城里、住在城里”的问题。

所以,与其简单说“这是在救市”,不如说:

上海正在尝试用一部分财政资源,
  同时保一部分房主、托一部分房价、
  再给一部分青年租客提供相对体面的居住选项。

这背后既有福利,也有利益格局的再平衡:
  关键还是要看——
在什么价位、用多大规模去做。

七、IHCI的收储安全边界

回到最初的问题:

当政府在远高于 IHCI 的价位上,批量收购老破小,
  它到底站在 IHCI 坐标系的哪一段?

一种简化的判断是,将城市某一区域的平均房价 P 与当地 IHCI 区间的上、下界之比作为参考:

  • 当 P / IHCI < 1.5 时,房价已经接近“制度性成本线”,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对体制内资产结构和地方财政的冲击也趋于敏感;在这一档位上,适度收储不仅有利于保护公共资产价值,也有利于构建长期租赁住房体系;

  • 当 1.5 ≤ P / IHCI < 2.5 时,市场价格仍包含相当规模的制度性租金和金融溢价,但在经济基本面稳住的前提下,通过缓慢调整、通胀稀释和结构性优化有可能实现较为平滑的回归;此时收储需要更加精细的项目选择和财务测算;

  • 当 P / IHCI ≥ 3 时,房价明显处于高溢价区间,且若宏观环境发生逆转,高位溢价的回吐几乎是趋势性的。在这一档位上大规模以公共资金收储,难以避免为历史溢价买单的风险。

如果不先把这几道算术题算清楚,
  任何看似漂亮的“去库存 + 保租房 + 稳预期”组合拳,
  最后都有可能把当下的掌声变成未来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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