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走散的人

一月初，邮轮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附近缓缓航行。吃过早饭，我穿过细雨洒落的顶层甲板，回到五层的舱房，用手机连上邮轮提供的卫星网络。刚一接通，电子邮箱和社交软件里便涌入数十条新消息。其中一封邮件，让我的手指停在半空：

“老王，我们回温哥华养老了。老黄和我都已退休。给你打过电话，也留了言。这些年，你还好吗？”

发件人是南希，老黄的太太。短短几句话，却瞬间把我拉回近四十年前在加拿大读研的日子，往日的点滴悄然浮现在眼前。

我和老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来到温哥华读研的。我来自北京，他来自杭州，比我大两岁，性格沉稳，总戴着一副银丝眼镜。我们虽然在同一所学校，却在不同院系：我学犯罪学，他学社会学。专业不同，但在学术上有许多交集。

读研期间，我们靠做助教和研究助理维持生活，同时领取微薄的奖学金。第一学期，我们住在学校那栋只提供给新生的老旧砖楼里，楼里充满了各种口音的英语，空气中总带着一丝不同地域的炊烟味。我和老黄住在同一层，相隔两个房间，常常一起去逛超市，也会在公共厨房里做饭。

第二学期，我们都不得不搬出宿舍。我与两位新加坡同学合租了一套公寓，老黄则在不远处租了一套一居室，因为他的太太和六岁的儿子很快就要来团聚。为此，他买了一辆二手丰田，我陪他跑了几家车行，看着他学开车、拿到驾照，不久便开车去机场接他太太和儿子。

几天后，我应邀去老黄家做客。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我才意识到，老黄的生活已不同往日。他既要忙于学业，又要照顾家庭。我们在校园里仍常碰面，但闲聊的时间少了，话题也多停留在表面。

1989年的夏天，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留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有人哭泣，有人愤怒，更多人走向温哥华领事馆，表达抗议。沉默与喧哗交织，心中既有对故乡的牵挂，也有对未来的迷茫，更有对自身处境的无力感。恐惧悄然而至，使他们不敢轻易踏上回国的路。

在此背景下，一些加拿大的独立中国留学生团体积极游说，推动加拿大政府出于人道考虑，制定了一项允许在加中国留学生申请移民的政策。这项政策如同天降福音，惠及无数人，也改变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家庭的命运。在此之前，中国留学生不得在校外工作，生活和学费压力巨大，不少人不得不在校外打黑工。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我认识的所有中国留学生，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没有一个人错过。

毕业的日子悄然临近，求职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我打算在政府部门谋职，而老黄将目光投向大学教职。我们偶尔互通信息，分享各自获得的信息。一天傍晚，我在校园里取车准备回家时遇见老黄。我随口问他是否注意到温哥华某社区学院社会学职位空缺，他沉默片刻，语气中带着迟疑，说自己已经申请了几所美国大学的职位，还在等消息。随后，他问我能否顺路送他回家，因为他的车坏了，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把老黄送到他家门口时，他的太太从屋里迎出来：“留下来一起吃饭吧。”老黄点头附和，我便没有推辞。

吃饭时，我又提起那份社区学院的教职，说那所学校名气不大，但多投一份申请，总归多一条出路。老黄放下筷子，推了推眼镜，低声说：“还是再等等吧。”南希忽然开口：“你们俩找的，不是同一类工作。”老黄的脸微微泛红，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我才明白，他最近谈起求职时的迟疑，不只是犹豫，也许在担心我改变谋职方向，悄然成为竞争者。现实压力悄然渗入友情，让原本轻松的相处染上一层微妙距离。

后来，我和老黄都毕业了。他在本地一所社区学院找到教职，但并非终身职位；我则过了几个月，才在省惩教部门找到一份差事，同样不是长期职位。老黄获得教职的消息，并非他亲口告诉我，而是我从一位共同朋友那里得知。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没有我曾想象的那么深厚。

上班第一天下班时，我本想给老黄打电话，但最终打消念头，只给他发了一封简短的邮件，告诉他我已找到工作。他的回复更短，只有一个英文词：“Congratulations（恭喜）”。这种简短，与我的邮件形成呼应，也为我们今后的联系定下基调。

之后，我们的生活渐渐稳定，各自步入节奏，也都买了自己的房子。老黄一家搬进新居后，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搬家时，为了省事，也请他们全家吃自助餐，记得那是一顿晚餐。饭后，我们一起走到停车场。老黄的太太和儿子先上车，他随后坐进驾驶座，关上车门，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常联系。”他说。
“一定。”我答。

没想到，那顿晚餐竟成了我和老黄的最后一次相聚。此后，我们的联系逐渐稀疏。偶尔开车路过老黄家所在的街道，我会犹豫是否拨通电话，但最终总是停在指尖。人生常常如此：有些关系，当你意识到它正在消逝时，往往已无力挽回。那些曾经走得很近的朋友，最终只留下慢慢走散的背影。

几年后，我换了工作，并用邮件通知老黄。他回信说：“找个时间大家聚一聚吧。”我答应了。然而，不久之后，我从别人那里得知，老黄已经去了香港一所大学任教，全家也搬离温哥华。他的不辞而别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尽管我们早已疏于联系，曾经亲密的朋友，如今连职业上的重要变故也只能从他人口中得知。

老黄不辞而别后的三四年，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我在博客留言区看到一条评论：“读到你的博文，仿佛又回到了我们曾经生活的温哥华。”署名是南希。

我回信问起她和老黄的近况，也关心他们在温哥华的房子。她很快答复，房子早已卖掉，一家人搬到了香港。老黄在大学任教，她在一家公司工作。我告诉她，我依然住在老地方，电话号码和邮箱未变，希望保持联系。她答应转告老黄。当晚，我收到了老黄的邮件。字句简短，却礼貌得体，他说在加拿大谋教职不易，这也是他接受香港职位的原因。邮件末尾，他写道希望以后能多联系。

我回信问起他们在香港的生活，也提到温哥华的一些变化，并顺带说了几位我们共同朋友的近况，试图拉近那份被岁月与距离冲淡的情谊。然而，老黄的回复依旧简短，仿佛隔着一层无形隔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通信。人生中许多人终究会渐行渐远，即便偶尔联系，也回不到从前。如果当年我们都再主动一些，这段友情会不会有不同结局呢？可人生没有如果。为了生活，我们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行，而时间总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一切。

自从认识老黄，四十年的光阴已悄然流逝。他那次不辞而别，也已三十多年。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不易察觉的痕迹，我们都在慢慢老去。记忆中的往事时而清晰浮现，又在光阴里渐行渐远。在维系友情上，女性往往比男性更细腻。讽刺的是，我和老黄在学术与职业上长年揣摩人的行为与内心世界，但在为人朋友这件事上，却不及他的太太。几次联系中断又重新建立，总是她主动出面，无论是在博客留言，还是通过邮件与我联系。

此刻，我独自待在舱房里，透过电视屏幕看着邮轮航线缓缓向新西兰延伸。我拿起手机，给南希回信，心里想着，也许我和老黄还能在人生这一段旅程中，再有交集。我慢慢敲下文字：

“南希，老黄：
很高兴收到你们的邮件。我正在海外旅行，大约一个月后回到温哥华。希望到时能与你们见面，聊聊这些年来各自的生活。我家的地址变了，但电话号码和邮箱一直没变，你们随时可以联系我。”

放下手机，我坐在床沿上，心里既有期待，也带着淡淡感慨。四十年的光阴让我们慢慢老去，也让一些友情渐行渐远，但一些记忆依然清晰。生活会继续向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拉远，有时靠近。而此刻，我愿意放慢脚步，耐心等待，也许某一天，我们这些慢慢走散的人，会再次坐在一起，聊聊彼此的生活，回忆那些逝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