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的屈辱：吴韧的厄运（4）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极其顽固、隐蔽，也是自我伤害性极大的价值排序：组织与团体的存续高于个人的尊严；集体的安全感，高于个体的正义感。

这不是哪一家公司的独有问题，而是一种被几千年驯化出来的社会本能和文明劣根性体现。

在这种结构中，一旦危机出现，人们最关心的从来不是“事情是否被正确理解”，而是“秩序能否尽快恢复”；不是“这个人有没有被冤枉”，而是“这件事会不会继续发酵、会不会砸到我头上”。

于是，寻找替罪羊早已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献祭仪式。只要有一个具体、可视的“罪人”被可以被推到台前，抽象的“我们”就能瞬间洗白，继续端坐道德高地。

替罪羊策略之所以高效，正是因为个人在文化上并不被视为不可侵犯的边界，而是随时都可被牺牲可被调配的缓冲层。牺牲个人，既不会动摇权力结构，也不需要真正反思制度本身。它成本低廉、路径熟悉、情绪上还显得“果断”、“负责”。

久而久之，这种操作不再被视为冷酷，而被合理化为“成熟”、“顾全大局”。

更残酷的是，这套逻辑并非靠暴力维持，而是靠集体道德绑架完成。被推出去的人不但要被献祭，还必须在众目睽睽下表演“大度”与“觉悟”。不配合就是“不识大体”、“破坏团结”；而为他辩护的人，则立刻被扣上“情绪化”、“小团体主义”、“不顾大局”的帽子。

这种道德绞杀，比任何明面暴力都更高效，因为它让受害者自己成为帮凶。

结果是，中国组织在面对真正的结构性风险时，几乎总会选择同一条路径：向下转嫁压力，向内压缩尊严，用个体的沉默和消失，换取集体表面的安然无恙。

这种选择，短期内确实有效。风头会过去，舆论会散去，组织会继续存在。

但长期代价却极其惨烈，并且不可逆，它系统性地筛掉了最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最敢冲、最有创造力的那批人，迟早会明白一个残酷真相：在这种价值排序里，站到最前面等于自愿成为下一个可牺牲品。于是他们或者学会把头缩回去，或者在三十岁前就完成精神阉割，或者直接润走。留下的，必然是那些最会“和稀泥”、最擅长把责任写进PPT、最懂得在关键时刻集体失声的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如同两道无形的金箍，严丝合缝地箍在传统处世哲学的命门上，让平庸成为一种受庇护的本能。

秩序看似稳定了，但创造力、勇气和承担能力，已经被一点点抽干。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在顺风时显得极其高效，一旦进入真正需要“硬扛”的逆风区，却往往集体失语。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在最底层的价值设定中，个人尊严从来不是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当红线不存在，就永远不会有人愿意站到最前面。

风暴确实会过去。

但被反复牺牲过的尊严，不会再回来。

一个习惯用个人血肉去填补制度裂缝的社会，最终会发现：它能保住表面的秩序，却永远锻造不出真正敢赢的组织。真正的赢家从来不是靠牺牲别人来维持稳定，而是靠有人敢站出来说“这锅我背”的那一刻，才真正诞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倾向于“内敛与规避风险”，美国主流文化则更倾向于“张扬与获取收益”。美国建国精神深受启蒙运动影响，强调个体的权利和价值。在他们的逻辑里，如果你是出头鸟，说明你具备领导力和开创性，这是社会晋升的首要资本。

历史上的西进运动造就了一种“向外扩张”的性格。

在资源匮乏或充满竞争的环境下，退缩意味着死亡，只有勇敢表现自己、占据先机的人才能生存。美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自我推销”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一种必备技能。如果你不“出头”，资本和机会就永远不会发现你。

即使如此，但在整个西方语境中，其实存在一个类似的逻辑，叫做“高罂粟综合征”（Tall Poppy Syndrome）：指在花丛中，如果有一朵罂粟长得太高，人们就有强烈的冲动想把它剪掉，使其与其他花齐平。不过，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对“高罂粟”包容度最高的一个。他们崇拜英雄和成功者，只要你的“出头”能带来切实的价值或财富，社会通常会给予奖赏而非打压。

2013至2015年间百度AI的领先，本质上是一场极具工程狂热色彩的“前夜高光”。它像一朵在温室中提前盛开的昙花，虽然耀眼，却因其根部埋藏的结构性雷点，注定无法转化为长久的统治力。

首先，是斯坦福借题发挥下的声誉重创。 2015年的 ImageNet 事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造假，本质上是百度团队对“灰色地带”规则的误读。然而，斯坦福方面却在此事上极度上纲上线，在敏感的地缘政治气候下，顺水推舟地利用解释权对中国科技巨头进行定点打压。这种不择手段的借题发挥，将一桩规则解读分歧上升为“学术丑闻”，不仅让百度被禁赛，更直接透支了百度好不容易积累的国际信任。

其次，是生态战略被围猎后的孤岛效应。百度早期的算力优势没能及时转化为生态护城河。飞桨直到2016年才开源，比谷歌的 TensorFlow 晚了整整一年，此时硅谷已经通过学术号召力完成了生态清场。百度在升级 Fluid 版本时，还执着于开发周期漫长的“编译时自动求导”路径，彻底错失了动态图的黄金窗口。缺乏全球开发者生态的反馈，百度自研框架逐渐沦为孤岛，创新速度在对手的集体围剿中慢了下来。

再者，也是最关键的，是人才流失与内部路线斗争所带来的内耗——它既是起因，也是结果。从吴恩达的离去，到余凯等核心骨干相继出走，百度早期构建的“海量数据 + 无限算力”的梦幻实验室模式，在内外部双重压强下迅速瓦解。对照谷歌 DeepMind 与 Google Brain 持续不断的全球人才虹吸，百度的科研土壤因国际声誉受损与内部派系升级，逐渐失去了留住顶级研究者的气候。

还有，雪上加霜的，是全球视野与地缘政治的隐形枷锁。百度的领先高度依赖于中文语料红利，但在 Transformer 等底层范式创新上，始终处于硅谷主导的下游。当 Scaling Laws（规模定律）开启大模型时代，百度受限于生态的封闭性，难以像谷歌那样全球吸纳数据与反馈。大模型时代一来，OpenAI 和 Google 的生态碾压，让百度再靠“暴力堆算力”已无法对冲底层原创力的匮乏。

最后，是核心业务疲软导致的战略收缩。搜索广告这一现金牛被短视频分流，导致百度在“All in AI”的巨额投入中资源分配日益紧绷。不同于谷歌拥有云和 YouTube 等多重商业闭环，百度在转型阵痛期缺乏足够的财务缓冲，导致其 AI 愿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迫收缩。

一句话总结，那段领先，是真正意义上的“前夜高光”：它建立在罕见的工程执行力与算力动员能力之上，却由于缺乏足以支撑长期博弈的国际生态护城河与底层原创体系，在对手借助规则解释权与话语优势展开的绞杀中迅速褪色。回看这一过程，不免令人唏嘘。中国 AI 最早一次成规模的工业化探索，在尚未完成向全球技术中心的跃迁之前，便在并不对等的竞争环境中被迫中断，最终只能退守本土，从短暂的“领跑”重新回到艰难的“跟跑”位置。

回头看，吴韧心中定有万重悔意。那是一种类似于五十年代满怀热忱回国、却在政治风暴中折翼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剧痛。

如果他当年没有选择加入百度，而是留在AMD，在“苏妈”苏姿丰这位铁血女王的麾下，命运将是另一番景象。2014年，苏姿丰临危受命掌舵AMD，开启人类芯片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反攻。作为全球最顶尖的异构计算专家，吴韧若留在AMD的体系内，不仅能在事业上随GPU算力爆炸的巨浪振翅高飞，更会在经济上获得无法想象的巨额回报——期权、股票、身家暴涨，一切本该属于他的荣光，都被2015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亲手掐灭。

百度曾经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今天依然是。李彦宏是好样的。中国人应该为拥有这样的公司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同时，百度原本可以做的更好。但愿这场伤筋动骨的创伤，能够帮助百度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刚强。百度，你有资格说不！你应该学会说不！

【节选自 《AI霸权：纪元启示录》（汪翔，即将出版）（第八章：百度的辉煌与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