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请不要用你的无知， 再次毁坏公共知识分子的已经很糟糕的名誉

滕彪，请不要用你的无知， 再次毁坏公共知识分子的已经很糟糕的名誉

x.com/tengbiao/status/2019104601266692197

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一代或几代学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爱玩弄连自己也模糊得说不清楚的大词。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就走入了中国《道德经》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的研究》中所说的“语言游戏”，。共产党玩弄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有其政治目的。比如毛泽东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传统的“专制”、“独裁”。毛后的邓时代更是创造了无数的类似名词，比如“供给侧改革”、“迂回式就业”、“结构性失业”、“慢就业”等等、等等，来达到共产党实行其传统的”百代皆行秦政治“的法家愚民、弱民的国家政策。而法家的政策又与现代的法西斯主义有极其的类似和雷同。共产党这样实行法家的愚民弱民政策，是加上了并利用了现代哲学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经验的，那就是，用这些模糊不清的，”名可名，非常名“的新造词汇，来达到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的搅浑水的目的和本质。词汇的概念不清，定义可以无限扩展的这些新造词汇的特性，自然就造就了每个人理解上的不同意象和不同现象。由此，中国这些读过书的，但对哲学造诣不深的普通非哲学专业的认字分子，我们也可以称他作做知识分子，就会被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的文人，带入思想的深不见底的臭泥沟里去。

稍微熟悉美国历史的人士都应该知道，美国的内政与外交都深受两种传统的塑形：门罗式的区域安全逻辑要求美国保持西半球的战略排他性，而国际主义式的全球领导逻辑则推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制度、联盟与规范。这两种逻辑在美国国家战略中长期并存，并形成持续的结构性张力。美国历任总统，在实践这两种逻辑的时候，都会依照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有所偏重 ；每位总统的偏重门罗主义或者国际主义都是各有特点，与原本的门罗主义或者前边总统的门罗主义有所不同。滕彪新造一个”唐罗主义“的词汇，是不是像中共一样有什么”愚弄人民“的政治目的我不知道。但这种玩弄词汇在不同人的心像中投射不同意义的”语言游戏“，不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抱负的学者所应该做的事。

滕彪对川普抓捕马杜罗的评论，让我想起了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当时的中共操纵着联合国，主张”国家主权大于人权“。也就是在这种中共主张的”国家主权大于人权“的原则下，联合国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和人口屠杀袖手旁观。中共主张”主权大于人权“，也不过几年功夫，就发生了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和人口屠杀。滕彪的评论和主张，让我想起与之呼应的国内来的一位目前在美国法学院教法律的教授 ，发表的一篇《趋同》的论文。这位教授在论文中指责美国宪法没有很好地约束行政部门和总统的权力，特别是针对外交政策的权力；这位教授认为这是美国宪法的一个BUG；因此导致今天川普的政策与习近平的专制独裁走向了趋同的道路。

在美国生活得久了；看到美国的学界，看到美国的媒体在传播这麽一种主张、一种思想；不遗余力。它也会让我想起铁器技术的普及，带来的人类出现的”轴心时代“之希腊文化圈的故事。希腊文化圈，在面对铁器技术和其次生产品比如铁梨引起的粮食产量增加，人口随之增加，采取了与斯巴达完全不同的国家战略。斯巴达的国家战略可以与同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东亚地区的国家战略进行类比和比拟。它们都可以称为”存量掠夺的内向型农业文明”。而雅典采取的国家战略却是开放型的、外向型的商业文明。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帖子：x.com/WinstonyinWU/status/2008018882053959700

但是，希波战争之后，历史家评论的是希腊也染上了“专制病”。专制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专制主义的财富集中于个体或个体所率领的皇室或百官之现象让雅典人羡慕不已。于是雅典人本来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被注入了大而奢的专制病毒。之后由此引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让人类历史上的最辉煌的一页合上了它本该继续下去的篇章。

人类由此开始，帝国的大型社会建构方法开始出现。当我看到这些偏颇的理论，甚至是漏洞百出水平低劣的理论也被美国政府的媒体如《美国之音》传播的时候，我就自然想到波斯帝国的专制病毒是如何干扰和传播给雅典人的淳朴的躯体。中共利用言论和新闻的自由，不仅仅夺来了国民党时期的宣传洗脑工具，它们也在利用美国思想的自由市场，用超大的金钱资本，影响美国的舆论市场。近期的所谓“斩杀线”，“东升西降”难道不是舆论争夺的结果吗？

中共的一位经济学界的“专家”说过，国外来中国做生意的个体资本家根本无法同中国的国有资本竞争和抗衡；因为中共的国有资本拥有整个国家任何资源。对付资本主义的个体户，那是杀鸡不需牛刀。当这个国家的金钱和资源和来到自由市场的西方和其领袖美国的时候，金钱之巨不是美国个体的百姓所能想象的。为了一万、两万美元的学术经费而费劲争取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我之所以说美国之音也会传播低水平的理论和思想，这在滕彪的发言里也有所表现。比如滕彪说：“很难说川普有什么国际政策，或者说是一以贯之的原则，经常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泼皮无赖，他以“交易的艺术”而知名，外交、内政一切都可交易，有的时候他把交易看成是一个零和博弈。他的“新门罗主义”没有普世价值的取向，主要是和中俄划分势力范围。200年前的世界，没有基于普世价值的全球性组织，基本没有什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二战之后世界文明秩序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而在很大程度上，川普把国际社会推向一百年前的丛林规则，这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非常深远的。”滕彪说出这么没有水准的话，不像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倒像是一个信口开河的网红。他明显地既没有看到过川普1988年在奥普拉·温弗瑞的节目上如何表述他今天几十年始终如一日的施政政策和国家建国纲领，也不熟悉世界的历史，知悉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今天的国家秩序的许多方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于1648年，门罗主义签订于1823年。从1648到1823，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战争与和平法》（1625）奠定国际法理论基础、19 世纪的海洋法、外交豁免、条约法等都已存在，维也纳会议（1815）建立了欧洲协调体系（Concert of Europe），滕彪显然对这些基本的世界历史根本无知，但却信口开河。

对于川普是否把世界推向了一个丛林法则，这也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的文化无知。我在别的场合也说过多次，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竞争，同时也把竞争分级。我们平时感觉不到的竞争叫做”分布式竞争“；竞争是分布式的，就会让人感觉不到；也有能够感觉得到的如学校录取名额限制、我们组有一个工作岗位名额开放，却收到几十份申请此一职位的简历；这种是对抗式竞争，这是我们能够看到，感知到的；当竞争升级为战斗，也有只是表示表示战斗的仪式化的形式，也有真的打个你死我活的形式。这些文化知识，滕彪都不具备；因而在评论川普的政策的时候，他就无法就此展开话题。川普带领国家向右转的时候，是带领我们向前一步或两步走，走入分布式竞争的形式，还是向右转，向前十步走，带领我们打个你死我活的形式。我们不是农业社会的乡巴佬，我们是有量化分析能力的知识分子。滕彪不该表现得这么无知，不仅对历史无知，也对基本的社会生物学无知。

有从生物学引入社会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竞争，就有从生物学引入社会学强调协作与合作的新达尔文主义。事实上，从1859年《物种起源》发表，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蔓延到世界的思想界，与之呼应的就有孟德尔遗传规律的新达尔文主义学派。在现实世界政治局势中表现出来的就是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海约翰强调的世界性的协作和合作，促成了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威尔逊国际交往十四点原则的发表和国际联盟的成立。对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丧气的巴黎和会，让中国五四运动抗议失去山东利益，新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就在无形中刺激了后来的华盛顿会议要求日本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为保护中国这样一个经历满清”改革开放“却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弱国、为保护中国免受其它工业国瓜分而敦促世界上各工业国签署《九国公约》以保护中国，这些都是新达尔文主义在世界局势中的实际措施和其思想的胜利。只不过，二战结束以后，新达尔文主义走得过于遥远，让流氓国家和无赖国家发生了”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或者“农夫与蛇”的故事。这是1988年川普呼吁有人出来竞选总统 ，改变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格局的一种呼声。

新达尔文主义走得太过遥远，超出它本该的界限，失去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共同构建社会秩序的内在互相作用的张力，主要表现在“全球化”这个根本虚描出来的概念。哈佛商学院的莱维特教授一开始普及这个概念的时候，主要是指全球型普遍适应的商品和产品设计，以区别于针对地区性、地区的文化特性专门设计的产品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把技术推动全球消费者偏好趋同，跨国公司应该生产标准化的全球产品，而不是为每个国家做本地化版本，做为将来主要的商业趋势定位。但把全球化这个概念延申进现代经济互相分工和互相依赖这个体系和概念的，是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Paul 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1991)）、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价值链理论（Michael 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1990)）、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现代化应用（Heckscher–Ohlin Model）。他们把全球化变成：全球生产网络 + 国际分工 + 比较优势体系。后来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 Runaway World (1999)）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1992)）萨森（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1991)）他们把全球化扩展为：全球互依、全球治理、全球资本流动、全球城市体系。

这些人显然缺乏历史知识；它们不熟悉二战后，冷战发起的历史；显然不熟悉1950年代的日本如何在仇视美国占领军的全国情绪下游走在苏联体系和美国体系之间，安倍晋三的姥爷岸信介和16岁少年如何出手一招定了乾坤。他们过于理想化了这个世界。不知道冷战发起的马歇尔计划虽然表面宣称是为了对付“饥饿、贫穷、绝望和战后乱象”，而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和国家信条。它也邀请苏联参加马歇尔计划；但马歇尔计划的本质却是针对苏联而发起的冷战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显然不知道我们可以把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称为马歇尔计划2.0；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称为马歇尔计划4.0，这样他们的全球化的概念显然就不适合于当今世界的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这样的一个项目。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前苏联或者俄国也是在地球上这样一个事实。马歇尔计划不会针对苏联或今天的俄国提供经济援助和类似最惠国待遇的政策优惠。这些人无知，同滕彪的无知一样，都属于像卢梭因为无知，不知道人类不平等是由于人有高低胖瘦，智力高下这样的事实造成了所有动物社会都存在的”啄食顺序“。这样的一个社会生物学规律，在今天应该是普通常识；但当年的卢梭误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起源于私有制。

全球化概念走得过于遥远，还表现在对于社会建构和社会之间的竞争，它们去除了社会之间的界限，忽略了农夫对蛇可以珍惜其生命，但蛇不会珍惜农夫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基本文化隔膜和事实。全球主义者显然像二流、三流的《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一样，不明了文明的本质意义。它们没有社会生物学知识，不懂得社会建构如何从独居的动物到前社会型的动物，一直到真社会型动物和文明动物的社会建构方法分级。关于社会建构方面的知识，我只能推荐滕彪去读《昆虫社会》和《切叶蚁---本能构建的文明》（w.amazon.com/Leafcutter-Ants-Civilization-Instinct/dp/0393338681）了解了文明的本质，了解了社会是如何建构的，就能够明白国家、文明是如何建构的。就能够看透儒家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本质，就更能理解今天新达尔文主义魔法棒下的社会，如何走进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而今天的美国，急需纠正走过了头的新达尔文主义协作与合作必须在朋友之间发展发生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仅仅只能指出这一点，有关此问题的详细论述，需要一篇专门的文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滕彪的无知，还表现在不知道论点需要论证这样的一个基本学者素养。他不知道川普从1988年就开始构思坚持的治国理念和一以贯之的国际国内政策原则。既不去做搜索和研究，又不去论证他提出的观点，而是沦为市井湖浆之流的骂人”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泼皮无赖“这类语言。

滕彪的无知，还表现在谈到”东升西降“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不知道西方流行的”斯布特尼克瞬间“这种概念。当年苏联卫星上天，的确让美国人产生了一瞬间的震惊。但后来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后来苏联垮台，让美国人重新研究这个现象的时候出现的讨论词汇，比如：authoritarian high?intensity bursts（威权体制的高强度爆发式创新）、innovation plateau under autocracy（威权体制的创新平台期）、systemic innovation advantage of open societies（开放社会的系统性创新优势）。对这些讨论而出现的理论和人物，比如：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1994)； 和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2002)。他只是泛泛地确认民主和独裁制度，并再次确认一下中国近些年来的大力骄傲的经济发展。

对这些知识的不通和不了解，滕彪的谈话如何能有建设性和知识性的开拓？做为一个学者，不能像网红一样只是表述观点或者骂人无赖，而是要提出事实和论证你的的观点，能不能成立。这是学者基本的素养。我不希望滕彪处处表达自己的无知、不希望滕彪处处显得自己没文化，去败坏今天本已非常恶化了的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

希望滕彪，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