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作家

最近读了一本书，书名：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 （《与中国作家的邂逅》）。

这是美国作家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 生于1945年）出版于1984年的书，记录了1982年她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互动。

1982年，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久，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火热。

据该书记录，美国作家代表团到某一大城市（西安、杭州、南京、上海之一）时，该市外办人员说，他一年要接待外国代表团六十多个。算来，平均一周超过一个团！

该书主要记录的是两段中美作家的互动：第一段是1982年五六月间，包括安妮·迪拉德等人的美国作家代表团在中国访问了北京、西安、杭州、南京和上海。第二段是1982年九月间，安妮·迪拉德在美国参与接待了中国作家代表团。

来看看该书提及的几位中美作家：

作者：安妮·迪拉德。她1974年出版了一部非虚构书籍：《汀克溪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5年因该书获普利策文学奖。有评论把该书与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并称，认为《汀克溪的朝圣者》继承了梭罗的写作传统。也有评论认为：该书让作者跻身美国最杰出的非虚构作家行列。

埃尔文·艾伦·金斯堡（Irwin Allen Ginsberg，1926—1997），姓氏也译作金斯伯格，美国重要作家、诗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威廉·巴勒斯、杰克·凯鲁亚克一起掀起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文学运动。

阿瑟·艾许·米勒（Arthur Asher Miller，1915—2005），美国重要剧作家。代表剧作《推销员之死》，为他赢得了1948年的普利策文学奖。

金斯堡和阿瑟·米勒都是美国文学举足轻重的重要作家。安妮·迪拉德在八十年代初的美国文学界也被视为一重要作家。美国作家代表团的阵容可谓豪华。

那么中国作家是些什么人？

遗憾的是：大部分参与的中国作家是化名。出现真名的有三人：

张洁（1937—2022），女。于1978年发表处女作《森林里的孩子》，一举成名，次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调往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后成为专业作家。其作品有：《森林里来的孩子》获1978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谁生活得更美好》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沉重的翅膀》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蒋子龙（生于1941年），男。中国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乔厂长上任记》作者。在1980年代初发表了不少小说，也出版了不少书籍。

冯牧（1919—1995），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可以见出：双方都派出了豪华阵容。虽然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作家的阵容无疑是逊色的。然而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中国最好的作家也不过如此了。

作为纪实作品，安妮·迪拉德相当客观地记录了她记忆中在中国几个城市访问、接触中国的作家、政府的官员、对中国的印象。然而最重要的是她与中国作家的接触，那些互动、误解、对话、印象，等等。

这本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 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美国作家安妮·迪拉德眼中的中国作家们。

八十年代的中国与八十年代的美国在1982年相遇的中美作家的互动中得到一种有意味的对比与并列。

这使得这本书带有了历史记录的意味，为我们还原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可惜，中国的那些作家似乎没有出版任何关于这些互动的记录，否则，可以比较两国作家的视角与观念。

书中有一段写中国代表团一行到瓦尔登湖参观，作者写到：

"They hadn't heard of Thoreau, but liked what they learned."（“他们之前没听说过梭罗，但挺喜欢他们了解到的。”）

代表团团长冯牧说：

“I think if I came here I would stay not just one year, but ten years." (“我想如果我来这里，我不会只待一年，而是会待十年。”)

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

“But I would leave every winter."（“但我每年冬天都会离开这里。”）

中国作家对美国文学的无知在这一段落表露无遗。

不仅对美国文学无知，对世界文学都是无知的。这一点在如下某个中共作家的演讲表现得更为滑稽：

“We hav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many works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Aristotle's Poetics." （“我们翻译了许多欧美文学批评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Speaking personally, I am very fond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For example, Rebecca." （“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当代美国小说，例如《蝴蝶梦》。”）

迪拉德非常客观，她在引述这些言论的时候，不加任何评论。

然而我们稍微想一下，就会觉得挺好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文艺理论作品。而《蝴蝶梦》的小说发表于1938年，距离1982年也有四十三年了。

迪拉德在中美作家互动时询问中国作家们都读些什么美国文学。然后说：

They have all read Herman Wouk, The Winds of War and War and Remembrance. Many have read Robin Cook's Coma, Daphne du Maurier's Rebecca,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Mark Twain, Jack London. ... （他们都读过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许多人还读过罗宾·库克的《昏迷》、达芙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马克·吐温的作品以及杰克·伦敦的作品。……）

1982年，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久，在文学上刚刚引进和接触美国文学。以上名单与书名对于美国知识人与文艺界人士来说，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作家阅读的美国作家作品可谓良莠不齐，混合着畅销书与文学名著，并列着（用那个年代的说法）通俗作家与严肃作家。

最可惊的是该书表现出来的迪拉德对中国作家、中国作品和中国的阅读与洞察。

由于对中国文学与作品的无知，安妮·迪拉德知耻而后勇，在与中国作家面对面交流之外，她还切切实实地去找中国的书来读，去和美国顶尖的汉学家交流。她由此获得的洞察力让我毛骨悚然。请看她的评论一则：

Actually there is a nice continuity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munist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an old Confucian idea that literature should serve the state. （事实上，中国古典文学和共产主义时期的中国文学之间存在着很好的延续性。文学应该服务于国家，这是儒家古老的思想。）

还有，安妮·迪拉德读了沈从文湘西散文的英译。了解到湘西的一种陋俗：晒蛊婆。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湘西，地方上如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一个儿童突然夭折。就会有人指责某个女子，往往是某个又穷又老的婆娘，为“蛊婆”（下蛊害人者）。之后，会有人煽动公愤，然后，这个婆娘就会被一群人绑起来在盛夏的太阳底下晒。有时就晒死了，也无人问津无人负责。

 迪拉德是在了解中国的工业化、文革以及后文革的工业化之后写到她对沈从文的阅读的。

安妮·迪拉德的解读是：

Now the peasantry has access to food, medical care, and education. Surely they aren't sunning jinxes any more, in West Hunan or anywhere else. But the machinery is in place for it. All you need is "public indignation" and the sun. （如今农民们有了食物、医疗和教育。他们一定不会再在湘西或其他任何地方晒蛊婆了。然而机器已经取代了蛊婆的位置。只需要“公众的愤慨”和太阳，“晒蛊婆”的现象就会再次发生。）

迪拉德从这个故事看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民众的心态。其洞察力简直是高明之极：沈从文笔下晒蛊婆的湘西民众与三十多年后闹文革、甚至文革之后的中国民众之间实在没有本质的差别。

谁说外国人不了解中国？

安妮·迪拉德不是汉学家，然而她对1980年代中国作家作品的阅读赋予了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一书相当的深度，让我们在四十年后读来依然有温故知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