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中国现代专制的始作俑者

读书札记：赵焰《晚清之后是民国：1916至1928年的中国》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去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由于中华革命党带有极端的个人专治，孙中山失去了很多国民党人的支持。1917年张勋复辟，让蛰伏在上海的孙中山一跃而起。虽然张勋复辟很快被平定，孙中山仍坚持护法，跑到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另立军政府。孙中山自任大元帅，破坏民主共和，追求绝对权力。导致中国南北分裂和内战。孙中山不顾大局，以一己野心为重，追逐权力，多次拒绝南北统一，使中国屡次错失重回共和的机会。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向苏俄代表格克尔将军陈述了打算用俄国军火在新疆或外蒙古建立武装的计划。10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表示希望由苏俄派出一个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占领新疆，成立新政府，甚至是一个苏维埃政府。12月，孙中山又给苏俄代表写信：“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最初，苏俄并不重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只把它看作南方的一个小集团。但是苏俄对北洋政府的多次接触，都被拒绝。1922年8月，苏联派遣外交部副部长越飞，与北京政府交涉，企图恢复中苏邦交。因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中方拒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张作霖、吴佩孚也都是苏联试图合作的重点对象。不过苏俄很快发现，吴佩孚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于是，苏联人决定发展与国民党的关系。

从越飞与孙中山发表的联合宣言来看，苏俄得到了许多在北京政府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内容包括：1．孙氏承认了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理性；2．孙氏愿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朝着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妥协。孙中山积极让步，让正与苏俄展开外交谈判的北京政府陷入了困顿和尴尬。接下来的谈判中，北京政府谈判代表不得不在很多方面作出妥协。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俄国与中国的战争》一书中说，倘若不是过早逝世，孙中山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梁启超说：“我近来极厌恶所谓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梁又说：“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不择手段’。”章太炎送孙中山挽联：“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上联讽孙中山北伐挑起战争，下联以秦比喻苏俄，意指孙中山引狼入室。章太炎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是“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他认为，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人想当皇帝，而孙中山们则是一个党要当皇帝。“今日中国之民不堪命，祸首实属孙中山。”吴佩孚说：孙急求成功，为敷衍一时计，从来不问其对手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协一途。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

陈炯明反对在黎元洪复位后孙中山北伐。陈炯明也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陈炯明与孙中山最大的分歧就是对苏联人的态度。

孙中山是中国走向共和的破坏者，其联苏联共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利益屡屡为苏俄侵吞和中共最终执政大陆的始作俑者。孙中山为一己一党利益，牺牲了国家和民族利益。

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在根据苏联解密历史档案资料所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称，张作霖之死与日本无关，是苏军情报局所为，具体执行人为苏联间谍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张作霖之死于是有了更符合逻辑与情理的新说。

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四，为历史最高。而据美国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显示，1912年至1927年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五，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

从当年12月1日起开始，由于北京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允许中国的庚子赔款无利息延付五年。这样，北京政府每年将少支付两千四百万元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