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祖国’和‘非美国出生公民’”：从官方口号到国家同步化：联邦行政传播中的制度风险

几句闲话

大统领上台已逾一年，这中间有很多同胞的功劳。现如今，求锤得锤，联邦执法者随意逮人，合法移民以轻罪亦可遣返，而在一夜之间，宣誓入籍者，但凡出生海外，均被黜落为次等的“非美国出生公民”，不再有资格进入主流统计表格上，不知是该怒还是该悲。

或许最耐人寻味的，并不是极右翼叙事的推进，加诸于我们身上的不公，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不便”， 而是那套明显只造福于某特定族裔（还需有钱，特别有钱的那种）标语口号，在一些同胞中的那种顺滑流通：一边以“法治”“效率”“秩序”自许，一边却对把公民权缩减为血缘与出生地的语言毫不设防。这些人多半比谁都清楚，父母的移民身份和相应福利、子女受益的公共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正是那套被你们嘲笑为“白左”的制度遗产；可一旦这些制度开始保护更弱势的人，便忽然成了“纵容”“滥用”。当“非美国出生”被重新编码为道德瑕疵、政策负担，甚至安全隐患时，你们以为自己站在看台上，其实早已被写进了名单。暴力执法总是先落在你们不屑的他者身上——拉丁裔、无产者、为原则发声的人——但历史反复证明，例外不会永久，边界也不会停留在你们自信划定的那条线。此刻若问一句“感受如何”，并非幸灾乐祸，而是温和的追问：当权利被条件化、身份被层级化时，你们究竟在为谁鼓掌？又是否准备好，替自己，或许是未来的家人，承担那份迟到却并不意外的代价？

守法虽然是民众的义务和责任，但也须因“法”而异。以行动抵制暴政——三千联邦特工横行于都市街区就是——一直都是美国的传统，比如“自由骚乱”、“波士顿屠杀”、“倾茶事件”、列克星敦的枪声和两次大陆会议王权合法性的系统否定。后来者亦然：废奴运动对《逃奴法》的拒服从，民权运动对“合法却不正义”法律的挑战，越战时期对行政权扩张的抗议——这些都不是“秩序失控”，而是对失控权力的纠偏机制。太祖尝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理千古不易，一味屈从威权，文明无以进步。

鄙人有感而发，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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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极权的道路，往往并非始于对自由的公开否定，而是始于对‘统一目标’与‘一致行动’的要求。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根据多份在线报道及该帖的存档截图显示，就在明州ICE 枪击事件（2026年1月7日）发生后的第二天，国土安全部长诺姆（ Noem）在新闻发布会时所使用的讲台上，公然引用“我们一人，尔等百人”(one of ours, a hundred of yours)这一英雄悖论修辞，来比喻ICE执法人员与明州市民的群体对立，全然没有顾及该口号在语义结构和史实关联上，与纳粹时期用于为“集体惩罚”辩护的法西斯口号高度相似，尤其是在当时舆情汹汹、民愤沸腾的情况下，被认为呼应了纳粹在 1942 年以报复为名屠杀利迪策村（Lidice）时所使用的政治语言逻辑。需要强调的是，类似的官方表态并非孤例，而是由各个联邦机构协调发声，构成了一组更广泛的官方传播模式。在这些欧白文化至上的文宣中，多有与种族主义及纳粹式口号相似的文字出现，引发了民众和媒体的强烈批评和关注。

聚焦之下，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在近年的美国政治传播实践中，日益清晰却仍被部分舆论低估的现象：联邦行政机构本身，正在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叙事的重要生产者。与传统意义上由竞选团队、政党外围组织或匿名账号承担的政治动员不同，这类叙事直接出自政府部门的官方渠道，其合法性不再来自“观点竞争”，而来自“国家身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理解特朗普政府时期一系列政治与种族负载极高的官方表述，已不再是修辞或舆论层面的边缘议题，而是关乎行政中立、宪政边界以及国家权力如何被重新编码的核心问题。

最具象征性的起点，1月10日出现在劳工部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一则口号式表述中：“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种传承。美国人，铭记你的身份。”该信息并非孤立的“爱国宣言”，而是配合战争主题历史图像的蒙太奇一并投放，在形式上刻意营造出一种“国家—民族—使命”三位一体的视觉与语义结构。其争议并不在于是否“抄袭”或“模仿”了某一句历史口号，而在于其语言骨架本身高度契合极端民族主义的经典构型：通过“一个祖国 / 一个民族 / 一种传承”的并列句式，把政治共同体从公民法理关系，滑移为血缘—文化连续体。这类叙事一旦出现在负责劳动政策与工人保护的部门口中，就意味着国家职能被重新讲述为族群守卫工程，而不再只是制度性服务。

紧随其后的，是劳工部及相关行政账号推出的“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American-born)”这一概念。该叙事在2025年秋季亮相，到年底再由概念铺垫升级为身份对立的表述， 直到1月中旬与“一个祖国”口号接轨后，最终作为“2025工程”的背景板，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跃升。该表述在统计语境中并非必然谬误，但在政治传播中被系统性地提取、放大，并被用作解释就业增长、劳动力分配与政策正当性的核心关键词时，其功能已发生质变。批评者指出，劳工部曾将“新增净就业全部由本土出生公民获得”等说法，包装为具有道德优先级的政治信息点，甚至转发更具煽动性的标题式表述。通过这种方式，复杂的经济结构、产业调整与资本流动问题，被简化为一种身份竞争叙事：讨论的重心不再是“何种政策更有效”，而是“谁才配被视为真正的美国人”。当一个本应服务所有劳动者（包括移民劳动者与少数族裔劳动者）的机构，开始在官方话语中不断强化出生地与身份界线时，行政中立已不再只是被动侵蚀，而是主动投怀送抱，甘做极端威权主义的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政治化修辞并未止步于政策表述，而是迅速与极右翼亚文化中的历史暗号与“狗哨”修辞发生勾连。国土安全部及其下属机构先后发布的招募或宣传帖文中，出现了诸如“美国人，路在何方？”、“格陵兰人，路在何方？”等表述，被多家研究者指出与新纳粹作者威廉·盖利·辛普森(William Gayley Simpson)所著《西方人，路在何方？》(Which Way Western Man?)形成明显的互文关系。与此同时，一些官方材料中反复出现“重夺我们的家园”“保卫祖国”等语句，也被发现长期存在于白人民族主义与新纳粹圈层的动员语汇中。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PLC）旗下 Hatewatch 的系统梳理指出，国土安全部（DHS）在招募与社交媒体传播中，存在把“守卫者/入侵者”的对立进行种族化呈现的倾向：招募材料中“几乎排他性地展示白人执法者”，而在展示被捕、违法或“执法成果”的内容里，又不成比例呈现非裔与拉丁裔面孔。此类视觉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去个体化的分类学”：它不必公开说“哪个族群更危险”，只要反复在画面里分配角色——谁是守卫，谁是威胁——公众的联想就会自动完成。

从修辞结构上看，这些信息虽在形式上各不相同，却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内在逻辑。它们共同依赖排他性的并列句式、道德化的数据叙事、历史意象拼贴，以及高度可复制的视觉模板；共同回避制度性与程序性语言，而偏好身份唤醒与情绪定位；共同在“爱国”“安全”“传承”等表面正当的词汇中，嵌入对多元社会的压缩性想象。这并非零散的传播失误，而是一种反复测试公共接受边界、逐步推动“奥弗顿窗口”（Overton Window）移动的实践过程：原本处于政治边缘的极端语言，在国家账号的反复使用中，被重新包装为“可以被讨论”“可以被正常化”的公共表达。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官方信息的共通性才显露出其制度层面的风险。当联邦机构——而非匿名社群或边缘组织——开始系统性地使用排他性修辞、历史暗号与视觉编码时，问题就不再是“传播风格是否得当”，而是国家机器是否正在学习并复制极端亚文化的动员语法。这套语法一旦被制度化，其影响并不取决于某一则帖文是否被删除，而取决于它是否已经内化为行政传播的默认模式。

针对来自公众和媒体的担忧，官方的标准回应通常是否认意图、反指批评者“过度敏感”或“把一切都说成纳粹”，却拒绝解释这些词组的来源与选择逻辑。这种“拒绝澄清 + 反向指控”的组合，正是“狗哨政治”（dog whistle politics）的典型防守方式：既向特定受众传递可识别的意识形态信号，又在公共层面保留否认空间。在学术上，这一策略并不神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者朱利安·泽利泽（Julian Zelizer）就指出，“狗哨政治”在美国政治动员中有悠久历史，其机制正在于用“表面可接受、对特定群体却具有额外含义”的编码语言，推动“奥弗顿窗口”移动：边缘词汇被反复投放后，会逐渐变得“可讨论”“可正常化”。当联邦机构——而非匿名账号——去承担这项工作时，问题就从“舆论战术”升级为“制度风险”：行政中立被侵蚀，国家机器开始学习并复制极端亚文化的动员语法。 

也正因如此，接下来的讨论有必要从“口号是否恰当”的层面，进一步推进到“国家同步化”的结构分析之中：当多个政府部门在相近时间窗口内，反复推出高度同构的民族主义叙事、身份边界与敌我想象时，问题就不再是单一机构的失言，而是政府整体传播逻辑的方向性转变。这种转变如何把多元的公民社会重新编码为排他性的族群共同体，又如何为后续政策与执法提供情绪与道德基础，正是理解当下制度风险的关键起点。

这类在高度协调中密集传播的信息，旨在把“国家同步化”（all-of-government approach）的抽象概念进行统一的具像化处理。当劳工部不再只是谈劳动标准、工资与工伤，而开始反复强调“本土出生美国人”“反全球主义”的优先叙事，并以带强烈身份界线的方式讲述就业增长与劳动力市场时，它就不再仅是“宣传风格右转”，而是在帮一套排外政策提供道德基础与统计学外衣。批评者指出，劳工部曾将“净就业增长都归于本土出生公民”等说法作为政治信息点，甚至转发更具煽动性的标题式表述；这类“数据叙事”若被简化为身份对立，很容易把复杂的经济结构问题，替换成“谁才配当美国人”的归属竞赛。 

从历史角度观察，威权体制的“国家同步化”和极权政体的“国家全能化”，在这里尤其有解释力：纳粹的全能化，是把国家权力伸入社会与私人生活的每个微观缝隙；而当代的同步化更像“先把政府变成一个合唱团”。它不必立刻控制一切，而是先完成三件事：第一，用同一套民族主义叙事给各部门“统一口径”；第二，用人事、预算、执法与监管工具把部门职能拧到同一个政治目标上；第三，用一份不断扩展的任务清单去消灭多元主义（对外是“排外政策”，对内是“清理异见”与“压缩公共讨论空间”）。当劳工部、国土安全部乃至白宫传播账号在相近时间窗口中，反复推出高度同构的口号、图像与敌我叙事时，这种“同步化政府”的结构轮廓就变得肉眼可见。 

与之相配套的，是“政策—宣传闭环”的形成：宣传先把移民描绘成“入侵”或“威胁”，政策再以“国家安全”“让美国再次安全”等名义扩张执法；执法造成的社会冲突与伤害，又被叙事机器反向包装为“反对者在煽动暴力”，从而为进一步强硬化提供借口。近期白宫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把街头冲突的责任归咎于批评者“称执法者为纳粹/盖世太保”，而不是执法扩张本身，就是典型的“因果倒置”与“替罪羊转移”：把对权力失范的监督，重新定义为暴力的源头。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劳工部发布白人民族主义式口号，会被许多人视为“不是失言，而是路线”。工会领袖与劳工组织的抗议重点，并不只在语词相似性，而在它对机构信誉与宪政规范的腐蚀：一个本应服务全体劳动者（包括移民劳动者、少数族裔劳动者）的部门，若在官方传播中不断暗示“真正的美国人=本土出生者”，再配合限制某些工作签证与排外政策，就等于把公共行政变成身份政治的工具箱。 

本文的讨论重点问题不是“当代美国是否等同纳粹德国”，而是呼吁读者警惕：现政权的政治和行政操作，在全盘服务于”2025工程”推行的同时，对联邦的立国基础造成结构性的破坏——以国家同步化的方式，把司法、官僚体系、执法机构、宣传渠道与预算杠杆逐步整合为单一意志的齿轮，并以“一个民族/一个家园/一种传承”之类的语言，把多元公民社会重塑为排他性族群共同体。纳粹的全能化是完成态；当代的同步化是进行时。前者是极端版本，后者可能是“弱化版/青少年版”，但两者服务的终极方向若指向同一件事——消灭多元以巩固某一族裔的优越地位——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从“口号像不像”转移到更严肃的层面：国家机器是否正在被训练成一台“可被动员的单声部乐器”，而法治与宪政的护栏，是否正在被这种动员逻辑一点点削弱直至消失。

对于笔者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这些口号是否会继续出现，而在于社会是否仍具备识别、拒绝并纠正这种同步化趋势的制度与公共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