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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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今天的读书人只知道考试、评级与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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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今天的读书人只知道考试、评级与获奖

在今天的中国,“读书人”这个词仍然存在,但它所指向的精神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坍塌。表面上看,中国的读书人数量前所未有:学历越来越高,论文越来越多,奖项与头衔层出不穷;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以求真、求知、求理解世界为目的的人——却正在迅速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度制度化、指标化、功利化的“知识执行者”。他们熟练掌握考试规则、评级标准与获奖路径,却几乎不再追问知识本身的意义。

一、考试:从工具变成目的

考试本来只是筛选与检验能力的工具,但在中国,它早已完成了一次危险的倒置:考试不再服务于学习,学习反而服务于考试。

从高考开始,人的一生被纳入一条高度单一、不可偏离的“正确路径”。问题不在于考试本身,而在于考试被赋予了唯一合法的价值功能——它几乎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成功”、是否“值得被尊重”。

在这种结构中,读书的目标不再是理解世界,而是压中考点;不再是思想成长,而是分数最优化。任何超出考试范围的思考,都是“多余的”“危险的”“不划算的”。

久而久之,中国读书人被训练成一种特殊物种:

对标准答案极度敏感,对真实问题极度迟钝。

二、评级:知识被行政化的结果

如果说考试扼杀了思考的广度,那么评级制度则摧毁了思考的深度。

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中,“学术能力”不再由思想本身衡量,而是被拆解为一系列可管理、可量化、可审查的行政指标:职称、级别、帽子、项目等级、期刊分区、影响因子。

在这种体系中,一个学者首先要问的不是:

“这个问题是否重要?”

而是:

“这个问题能不能发论文?”

“能发在哪个区?”

“对晋升有没有用?”

于是,真正困难、根本、无法迅速产出成果的问题被系统性回避;安全、重复、低风险、可快速复制的“研究”反而成为主流。思想被切割成碎片,真问题被包装成假课题。

评级制度的本质,是用行政秩序取代真理秩序。

三、获奖:对权力认可的精神依附

当考试与评级完成了对读书人日常行为的塑形,获奖则完成了对其精神结构的最后驯化。

在一个健康的文明中,荣誉往往是思想影响的结果;但在中国,荣誉常常先于思想而存在,甚至取代了思想本身。奖项不再是对独立贡献的认可,而是对“站对位置、符合口径、顺利配合”的奖励。

久而久之,读书人学会了一种生存智慧:

不求真,只求稳;

不求对,只求被表扬;

不求突破,只求不犯错。

当“获奖”成为终极目标,读书人便不再面对真理,而是面对评委、文件与风向。

四、更深层的原因:思想被系统性去风险化

考试、评级、获奖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对思想本身存在一种结构性的恐惧。

真正的思想意味着不确定性、不可控性与不可预测的后果;而一个高度强调稳定、秩序与统一叙事的社会,无法容忍这种风险。于是,思想被驯化为“技术问题”,知识被降格为“执行能力”。

读书人不再被期待成为“发现者”“质疑者”“开路者”,而只是被期待成为合格的系统零件。

五、结语:读书人的消失不是偶然

所以,中国今天的读书人只知道考试、评级、获奖,并不是他们个人的道德失败,而是一个长期结构性塑造的结果。

当一个社会:

不奖励求真,

不容忍偏离,

不尊重失败,

不允许根本性问题的存在,

那么,它最终得到的,就只能是“优秀的应试者”,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思想者”。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读书人变了,而在于:

这个社会,是否还需要真正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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