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饥饿历史》

《印度的饥饿历史》

历史上，就饿死人的数量来说，印度和中国最惨烈。

在新中国，还能够一次性饿死那么多人，中国则是历史上最无耻最不可饶恕的！

印度饥荒历史，是理解南亚次大陆“饥饿与殖民”悖论的关键维度。与中国帝制时代的“丰饶中的结构性饥饿”相比，印度饥荒在前殖民时期相对较少且局部化，但在英国殖民统治（尤其是1757–1947年）下，频率、规模与致命性急剧上升，成为全球历史上最惨烈的殖民饥荒序列之一。饥荒并非单纯“自然灾害”，而是干旱/季风失败 + 殖民经济政策 + 战争因素的复合产物。

前殖民时期（古代至18世纪中叶）：印度历史上饥荒存在，但记录较零散且多为局部。学者估计，从11世纪到17世纪仅有约14次重大饥荒（Bhatia, 1985），多因干旱、蝗灾或战争，影响范围有限，死亡规模通常远低于百万。饥荒间隔较长（平均每50年左右一次），社会有一定缓冲（如地方王公救济、社区互助）。

英国殖民时期（1765–1947）：饥荒急剧增多且致命。英国统治下记录了约31次重大饥荒（前2000年仅17次），平均每6年一次。19世纪后半叶尤甚：1850–1899年间24次重大饥荒，死亡约1500万–3000万（不同估算）。总死亡人数在殖民时期可能超过6000万（包括间接死亡）。这远超前殖民时代，成为“殖民饥荒”的典型案例。

主要饥荒死亡规模（主流学术估算）：

1770年孟加拉大饥荒（Great Bengal Famine）：死亡约1000万（占孟加拉人口1/3），东印度公司高税 + 粮食囤积 + 干旱。

1783–1784年查利萨饥荒（Chalisa famine）：约1100万死亡。

1791–1792年多吉巴拉饥荒（Doji bara famine）：约1100万死亡。

1876–1878年大饥荒（Great Famine of 1876–1878，也称南方印度饥荒）：550万–1030万死亡，受厄尔尼诺干旱 + 英国“自由放任”政策（不干预粮食出口）。

1896–1897年印度饥荒：约500万死亡。

1899–1900年印度饥荒：约100万死亡。

1943年孟加拉饥荒（Bengal famine of 1943）：最著名现代案例，死亡150万–380万（学术共识约210万–300万），二战期间发生。

印度饥荒的根源与中国的“集权内卷”不同，更接近“殖民榨取型饥饿”。印度农业高度依赖季风（西南季风），厄尔尼诺/拉尼娜周期常导致大范围干旱（如1876–1878、1896–1900）。但与前殖民相比，殖民时期这些干旱转化为大规模饥荒的概率大幅上升。

殖民政策放大器（核心是人祸）

土地税制极端化。英国永久定额制（Permanent Settlement）与高额土地税（常占产出的50%以上），农民在歉年无缓冲，税吏照收不误，导致粮食被强制出售换税。

粮食出口优先。即使本地歉收，英国仍坚持出口粮食到英国本土、欧洲或军队（如1876–1878饥荒期间印度仍在出口粮食）。这与中国的“颗粒归仓”类似，但方向相反——不是集中到中央，而是流出殖民地。

自由放任经济学，也就是见死不救。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官员拒绝大规模救济，认为干预市场会“破坏道德”，导致“救济营”条件恶劣（劳动换粮，死亡率高）。

强制性用经济作物种植取代粮食作物种植。强制推广靛蓝、棉花、罂粟等出口作物，减少本地粮食种植面积。鸦片的种植，既毒害了大量的中国人，也饿死了大量的印度人。只有英国人得益。

战争与物流崩溃。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是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制造的。日本占领缅甸切断稻米进口 + 盟军囤粮 + 通货膨胀 + 舟桥破坏 + 囤积投机，导致即使总产量足够，穷人“无购买力”（Amartya Sen的“权利失败”理论）。

中国的饥饿是内生结构性常态。高产精耕 + 人口爆炸 + 集权榨取，饥荒周期与王朝更迭绑定，饥饿本身是控制工具。

印度的饥饿更多是外生殖民榨取。本土农业本有一定韧性（多样作物、村社互助），但英国统治下转为“资源外流型”灾难。殖民时期饥荒频率远高于前殖民时代，与中国“王朝末期饥荒高峰”类似，但驱动机制是外部帝国主义而非内部集权。

两者都将饥饿从“偶发”变为“系统性代价”。印度殖民饥荒死亡总量（可能上亿包括间接）与20世纪中国大饥荒规模相当，但时间跨度更长（近200年）。

殖民饥荒重塑印度社会，加速民族主义觉醒（如奥里萨1866饥荒后反英情绪高涨）。嵌入“匮乏记忆”：对粮食安全的极端敏感、对英国殖民的持久怨恨。1943年孟加拉饥荒直接影响独立运动，成为“英国暴政”象征。独立后印度通过绿色革命 + 公共分配系统（PDS） + 民主问责，基本消除大规模饥荒（虽仍有营养不良）。

印度与中国的饥荒史，本质上是同一场血腥祭祀的两副面孔：当土地的产出不再归属于劳作者，饥饿便不再是自然的歉收，而是权力对生存权的精准剥夺。

在中国，是“权力锁死下的内卷饥饿”。集权系统为了维持官僚机器与战争动员，将农民死死钉在生存线的边缘，通过“利出一孔”的垄断，让民间无余粮，从而制造出一种“听话的饥渴”。

而在印度，是“外流型的制度性掠夺”。大英帝国将印度的粮食盈余强行转入全球贸易网络，以供养遥远的工厂与战场。1943年孟加拉饥荒最冷酷的真相在于：当数百万人因饥饿化为枯骨时，孟加拉的仓库里依然堆满了出口用的谷物。

两者共同揭示了：饥荒的发生，从未因为大地停止了产出，而是因为权力决定了分配。

在那样的时代，农民的生产力并非不足，而是他们产出的每一粒米都被套上了权力的枷锁。掠夺者，无论是头戴皇冠的殖民官，还是深居宫廷的统治者，都拥有一套相同的逻辑：普通农民的生命只是帝国运转的磨损成本，而非文明保护的主体。 这种掠夺导致了一个荒谬的闭环：种粮的人最先饿死，产粮最多的地方最先荒芜。

所谓的“自然灾害”不过是权力的遮羞布。当制度将粮食转化为控制工具，将剩余价值转化为统治筹码时，每一场大规模的饿殍遍野，本质上都是一场包裹在“歉收”外壳下的制度性人祸。权力者通过制造匮乏来换取服从，而普通农民则在丰饶的河谷平原上，成为这套冷酷算法中最廉价的牺牲品。

种粮的人最先饿死，产粮最多的地方最先荒芜。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