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战再战》看起来如此“熟悉”

《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 Another)表面上是一部高度类型化的动作惊悚片，但其真正的价值，并不止于叙事张力或视听刺激，而在于其对国家权力运作逻辑的系统性隐喻。影片由网飞(Netflix)出品，2025 年上映，并获得当年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类影片及最佳编剧奖。导演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改编自托马斯·品钦 （Thomas Pynchon） 1990 年出版的小说《葡萄园》（Vineland），后者以 1984 年里根连任时期的加州为背景，通过回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描绘其如何在“尼克松式压制”与禁毒战争的国家机器中逐步瓦解。电影继承了这一历史母题，但进一步将其抽象化，转而审视政治激进主义、行政权力扩张与个体命运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从类型片层面看，《一战再战》的叙事节奏几乎没有停歇，动作场面高度密集，构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反派角色洛克乔(Lockjaw)的塑造尤为突出：其名字（字面意为‘锁颚’）、外形与行动方式共同构成一种去人格化的压迫象征。更重要的是，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恶人”，而是被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权力结构之中，其行为动机牵涉到一个高度封闭、层级分明的精英组织。这一设定，为影片展开更为系统的政治隐喻奠定了基础。

然而，《一战再战》最引人不安之处，并不在于其虚构情节的极端性，而在于其所呈现的权力运作模式，与当代现实之间形成的结构性相似。影片中由 洛克乔 主导的执法行动——包括过度使用武力、以模糊怀疑为由进行社区清查、以及在程序边缘进行突袭式搜查——在形式上与近年部分联邦执法实践高度重合。这种重合并非偶然，而是揭示了一种跨时代的治理技术：当行政权力摆脱程序性自我约束，并以“效率”“安全”或“秩序”为最高价值时，其操作手段往往呈现出惊人的重复性。

需要强调的是，将影片解读为对当下政治的即时讽刺，反而低估了其理论深度。《一战再战》并非针对特定政府或政策的应景之作。安德森对该项目的长期酝酿，以及其对品钦文本的反复回返，表明影片更接近一种历史—政治类型学的展示：威权主义并不依赖具体意识形态而存在，而是一种在不同年代、不同制度环境中反复显形的权力配置方式。当权力失去道德约束并不断自我正当化时，它往往通过制造恐惧、扩大怀疑对象、边缘化特定群体，并在宪法边界处进行渐进式突破，来实现治理目标。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影片中大量关于搜捕、突袭与监控的场景，应被理解为对 20 世纪 80 年代禁毒战争时期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重构，而非对当下事件的直接再现。令人警觉的并非影片“预言”了现实，而是现实在结构层面上与影片叙事产生了共振。这种共振本身，正是影片的警示所在。

影片进一步通过一个叫”圣诞冒险者(Christmas Adventurer)”的极右翼精英俱乐部这一隐喻性组织，将权力逻辑推向更为抽象的层面。该组织并不追求短期政策胜利，而是试图通过成员筛选、价值同化与制度嵌入，实现对国家机器内部的长期控制。洛克乔 的最终结局揭示了这一共同体的内在法则：忠诚优先于人格，工具性价值高于个体存在，一旦失去“可用性”，成员便会被迅速弃置。这一逻辑与现实中某些激进治理蓝图所体现的“忠诚政治”高度同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对“血统纯洁”想象的极端呈现。洛克乔 被迫杀死女儿以“清除家族污点”的情节，虽属虚构，却精准揭示了身份政治在极端形态下的自毁性逻辑。当“国家”“人民”“传统”被重新界定为以血缘、族裔与文化纯度为核心的共同体时，政治语言便滑向排他性的神话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即便暂时被吸纳的“他者”，也始终处于可被排除的位置。

在这一制度性警示之上，影片还无意间触及了一种在人类政治经验中反复出现的心理误判：即在危机已经显著恶化之后，人们仍倾向于相信“事情不至于再更糟”。这一幻觉在历史中屡次被证明代价高昂。二战前夕，部分犹太社群领袖甚至在在被集中迁入隔离区之后，仍寄希望于纳粹军官的“理性底线”；冷战时期，美国公众在《爱国者法案》通过、国家安全权力急剧扩张之后，也普遍相信那是暂时性的例外；而在明尼苏达州，类似的心理同样存在——在古德女士被枪杀后，许多民众仍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不可复制的极端事件”，而非制度滑移的信号。正如历史反复表明的那样，制度性越界往往并非通过一次性崩塌完成，而是在“糟糕已经到头了”的自我安慰中持续推进。安德森在拍摄《一战再战》时，并未预期影片中大量关于社区清查、执法过度与程序悬置的场景，会很快以高度相似的方式，在明尼阿波利斯及其他美国城市的现实生活中被重现；更为他难以想象的是，他塑造的洛克乔这一冷酷、极端自我中心、以使命之名不断攫取权力的角色，似乎已投胎今世，不然很难解释洛克乔的气质、体态、作风、话语方式与权力直觉，会在现实中与频频曝光的ICE 的指挥官 John C. Bovino的形象高度重叠。当然影片并非影射现实人物，但这种角色“转世”的本身，恰恰印证了，在用人方面，不同时期的威权政治，同气连枝，传承有自。

这一历史回返的沉重感，在 2026 年明尼苏达州的现实中显得尤为刺眼。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在餐馆酒吧林立的好吃街边，数百和平示威的群众再次目睹，一名与古德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为联邦执法人员当街射杀。短短一个月内，公众被迫第二次直面，那种原本只存在于犯罪电影中的血腥场面。如果这是电影，安德森导演会不会为此选配明州乐坛达人迪伦的名曲“随风飘荡”，让他以包含沧桑的嗓音拷问观众的勇气和担当：

究竟需要死去多少人，才知殉难者已经太多？(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可惜生活不是电影，我们也不能把后者用作“傻瓜”生活指南。我们需要深思的是，当这样的联邦执法模式成为常态，当白宫宁愿破坏国家的宪政基础，以鲜血来推动2025计划的实施，当共和和民主两党，最终撕裂为相互仇视的敌对阵营，“一战再战”，从字面意义上看，会不会成为今后直到永恒，诅咒全联邦政治和生活的噩梦。在这一意义上，《一战再战》既不是对过去的怀旧书写，也并非对当下乱象的简单模仿，而是无意中，信手绘制出一幅视频版《推背图》来警示观众——一个曾经以宽容、慷慨与善意为自我认知的国家，正在习惯于把联邦违宪执法视为无关紧要，把某种族优先宣传当作行政治理语言。

《一战再战》中虽然对左、右两翼的激进分子的荒唐，都有一些夸张式的渲染，但政治立场还是偏左一些。从电影情节中可以解读出一种制度性警示：民主的侵蚀并不必然以公开的暴力或制度崩塌为起点，更可能始于对行政中立原则的放弃、对忠诚政治的浪漫化，以及对“非常时刻需要非常权力”这一叙事的反复容忍。当这种逻辑被制度化，秘密组织便不再需要存在于阴影之中——国家机器本身，便可能成为其外化形态。

作为一部政治隐喻浓度极高的作品，《一战再战》始终没有为任何阵营提供道德胜利。电影所揭示的，是一种没有终点的冲突循环：当政治被理解为“永恒的战斗”，当妥协被视为软弱，制度被视为阻碍，那么每一场胜利，都只是下一场战斗的序章。这也正是影片在娱乐价值之外，留给观众最为严肃、也最值得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