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账里

我和她在温哥华相识，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直到她去世前，我们从未断过联系。细想起来，这份联系能够维持这么久，一半是缘分，一半大概是因为我们相似的饮食偏好。

那时，我比她早来温哥华几年，虽然尚未真正站稳脚跟，却已经比她更熟悉这里的气候、街道，以及移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我们认识的场合很普通，无非是中文圈里那些绕不开的社交节点：大学校园、华人交谊群、同学派对、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

她说话一向直接，很少绕弯，也不在意气氛，更不擅长那些必要却空洞的客套。她是会计，上海人，国内一所财经类院校毕业。来温哥华之前，她在西雅图读过研究生，但具体专业，我从未听她提过。她会计事务所的墙上挂着两张裱好的执业证书：一张来自美国华盛顿州，一张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我们那一代出国的人，多半目标明确而现实：学位，或身份。她也走在这条路上，却很少谈起留学经历，从未提自己是否完成研究生。若真学成了，为何一直保持沉默，我无从得知。

她在美国住了几年，后来北上到了温哥华。理由很简单，也很明智：加拿大移民相对容易，温哥华华人多，市场大。像许多第一代华人一样，她的职业生涯始终围绕华人圈展开，语言技能自然而然派上用场。她曾在一家华人公司做会计，也被短期派驻过香港和上海。最终，她又回到温哥华，自己开了会计事务所。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刚刚离婚。后来她提起过，前夫是加籍华人。她的婚姻收场干净利落，没有争吵，也没有司法诉讼。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合适。”至于哪里不合适，她不再多言。

她没有孩子。

几位与我们相识的人曾私下议论她，说她过于理性，显得冷漠，不够柔软。起初我也这样想过，可慢慢地，我才理解她的理性与冷静，并不是缺少温度，而是一种深深的自我保护，也是一种独立而成熟的生活方式。她会笑，会关心，也会在细微之处流露温暖，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也不去刻意迎合世界的期待。

离婚之后，她交往过几个男友，有做生意的，有从事技术的，也有那些看似拥有一切却总显得空空荡荡的人。他们来来去去，没有一个能真正停留在她身边。不是她被抛弃，就是她主动划清界限。她谈这些关系的时候，毫不掩饰，甚至相当直白：谁不可靠，谁情绪不稳定，谁对未来没有规划，谁的生活习惯难以忍受。

她谈感情的方式，总像是在做一场风险评估。

我曾半开玩笑地问她，会不会有一天，哪怕只是为了老了有人作伴，也想找一个伴。她沉默片刻，淡淡地说：“那得看回报率。”她说这句话时，并没有一丝冷酷，只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口吻，让人措手不及。那一刻我才明白，她并非不懂感情，只是习惯把所有事情都放进同一套计算系统里。至于她口中的“回报率”，我永远不会知道，也不想追问。我知道，我可以和她亲密，却无法从中得到任何结果。

她几乎没有真正休息过。

从她口中得知，她的客户不多，都是老面孔，几乎全是华人，根本不需要打广告。但她自己就像个停不下的陀螺，从早忙到晚，周末也常守在电脑前。我们偶尔通电话，总能听到她那头敲键盘的声音，清脆而急促。我总觉得，她的事务所从未真正做到最大，但也从未停下运转。

她曾经置办过几处房产，最终留下的，只是一栋小型独立屋和一处商铺。谈起买房，她从不谈喜好，也不谈风格，只计算回报率、现金流和风险。谈起卖房，她同样果断，从不迟疑，也不恋战。在她眼里，房子不是家，更像是一种可以衡量的资产。

早年，她一直在家办公。后来贷款买下那间商铺，中间隔了一道活动墙：一边是自己的事务所，一边租给别人。事务所名义上有营业时间，但她从不遵守，经常在家工作。自那以后，直到她离开，这间办公间再也没有扩大过，也似乎从未真正需要扩大过。

她购物时，总会掏出计算器。即便是日常的食品或简单的日用品，她也下意识地敲着数字，算折扣、算税、算总价。不是因为手头紧，也不是出于小气，而是一种习惯。她喜欢把每一笔开销都化作可以掌握的数字，让生活的零散和不确定，变得井然有序。

她几乎不度假。我曾几次邀她同行，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提前安排好的，时间、路线、预算都算得明明白白。我以为这样会更适合她，可她总是抽不出时间。不是客户临时有事，就是报税季提前，她的日程里根本没有闲暇可以挤出来。

她倒是尝试过通过网络找旅伴。一次去墨西哥的度假村，全包，包括机票、食宿和酒水。回来后，她告诉我，她并不喜欢那里，食物不合口味，同屋的人又不熟悉，她吃得少，全包对她来说反而不划算。另一次是网上约伴的欧洲多国行，回来后依旧摇头，旅途太累，餐食还得AA制，她饭量小，不划算。

从此我记住了“饭量小，不划算”，也再没有向她提出一起旅行的邀请。可与我相处，她不小气。过年过节，我们总会一起外出吃饭，从不AA制，她抢着买单，而我买得少。

每次见面，我都鼓励她出去走走，少掉进钱眼里。她每次拒绝时都会补一句：“等我65岁退休，一定去周游世界。”那语气很笃定，像是在给自己设定一个最终目标。65岁，对她来说不是年龄，而是一个结算点。

我和她几乎无话不谈，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什么都敢说，说话时很少顾忌分寸，也不在意男女之间的界限，常常口无遮拦，带着几分调侃和调情。但她总能理解我，从不因此动怒。这是一种只有在极少数关系里才能存在的坦率。有一次，我随口对她说：“照你这种活法，也许活不到65岁就死了，要么哪天出门被车撞死。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的。”

现在回头听，这话近乎残忍，甚至有些不堪。但当时，我们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她听完后，没有反驳，也没有露出不悦，反而认真思考了片刻，然后平静地说：“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很低。”

那是一个典型风险投资式的回答。

我纠正她：“你算错了。概率远比你想象的高，至少比买彩票高出几十倍。你的概率只和金钱有关，与生命无关。”

她没有马上回应，沉默了一下，静静地看着我，然后缓缓吐出一句话：“那只能认命了。”语气平淡，没有叹息。

她依旧每天忙碌，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偶尔听到她的消息，大多还是谁又找她报税，谁又请她处理某个财务。她总是活在别人的账本里，为别人算清每一笔得失，却很少替自己结算人生。

不久前，我在海外旅行时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具体原因无人知晓。她终年六十三岁，离她曾经设想的退休后环游世界的生活，只差两年。

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我心里并没有掀起惊涛骇浪。更多的是一种奇异的确认感，好像早已知道这样的结局，只是从未真正去面对。

她的一生，总是自立而坚定：经济独立，资产稳健，从不依赖他人，几乎没有明显的失败。然而，当她突然离去，留给我的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空白，一种连时间也无法填补的静默。

她的父母早早离世。她没有孩子，也没有伴侣，在中国有一个哥哥和一个侄子。她的财产大概会由侄子继承。那还是我们交往的时候，她曾轻描淡写地提过一句。

有时我会忍不住想，她是否真的满意自己走过的这一生。或者，她是否像算账那样，认真衡量过活着本身的成本与收益。

她活得极其自律，也极其孤独。这种孤独不是悲情，而是一种选择，一种不依赖、不纠缠、不向任何人索取多余情绪的生活方式。她认命，却不是向生活低头，而是以清醒和平静接受世界的运转，也接受自己的生命轨迹。她的一生都活在账里，把风险、回报、得失算得清清楚楚，却唯独没有给自己留下一段可以迟疑、可以浪费，也可以放纵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