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和文学的缘分
说说我和文学的缘分
萬沐
日本人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这句话大概很适应我。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感到和周围的人在一起，难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看到很多小孩子做游戏玩得很开心，但我却总觉得没有啥意思。于是，就设法寻找自己的意思。
首先，我很喜欢追逐美好的自然环境。比如，在春天的时候，看着桃花、杏花、梨花次第开放，我会久久地站在树下享受这种花的清芬。早上会常常坐在山崖边长出的一棵梨树上，享受和煦的阳光从花间洒下，看着远处的山岚，并遥想着更美的一个世界。一次跟上很多人去村外的山沟里捡野菜，到溪水潺潺，两边很多梨树花开，地上芳草萋萋，虽无法言表，但心里觉得真是美极了。
夏天，地里的很多花，比如菜花、荞麦花、葫芦花、洋芋花、苜蓿花等也会次第开放，这让我感到了生命的蓬勃。当然，那时候肯定也没有“诗意”这个概念，但觉得这确实是让我非常快乐的一个生命环境。
到了秋天，看到地里的农作物从成熟到凋谢，我常常会躺在慢慢稀疏的草地上，仔细地看着身边紫的、黄的一束束的菊花。有时候，大雁会从头顶飞过，那时渭北高原上已经有很大的凉意，我的心里就常常感到有种莫名的悲伤。
冬天的白雪，门前自然也是一种“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世界，只要不上学，也是感到非常快乐。这时候，家里的窗子已经用白纸糊上，贴满了窗花，这窗花里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老鼠娶亲，老猫钓鱼、红梅喜鹊等，我姑姑都会剪得非常漂亮。坐在炕上，这些时候会有家族里的一些人来聊天，感觉到非常温暖。
现在想来，这四季的美景，极大地美化了我童年的心灵世界，也给我的文学梦想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美学基础。
另外，每到春天，我妈很喜欢在两个大花瓶里插上花，让屋子里花香扑鼻，这对我的审美心理肯定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到现在写诗文，比较崇尚自然环境的唯美，喜欢田园山水的意境，追求清新自然的美学境界，应该与我小时候山野的生存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同时，在小时候听了很多的故事，很早就让我想象的脑洞大开。当时故事是家里人和小孩子坐在一起讲的，大多是狐妖鬼怪、因果报应之类的小故事。我姑姑很会讲故事，记得还把包公说成了我们附近村子里的一个人，并说他年轻时候如何正派励志，长大做官后如何有良心，回报抚养他的嫂子。虽然很多情节是胡编乱造，但主题思想却是很正的。而我有个外甥，是我堂姐的儿子，比我小一两岁，从他的村子带来了很多的故事，并且讲得绘声绘色。比如说，一个女鬼和一个小伙子谈恋爱，如何在月光地里把头取下来梳头，虽然听起来很恐怖，但大家依然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听完后，晚上不敢一个人回家。当时小孩子们为了编故事吸引人，甚至还编出说我父亲如何碰见了鬼，并追赶鬼的故事。我好奇，问我父亲，他笑了一下。而我的八爷，更是我们讲故事时的一个英雄人物，说他在那个远离人烟的东山上，设法骗一个鬼在火药枪的另一头“抽烟”，然后扣动扳机将鬼的脑壳打飞的故事，听起来非常痛快。我去问我的八爷，他自然是笑着骂了一句：“胡说！”我为了听他们的故事，也必须讲一些故事，平常在其他地方听来的故事讲完了，就自己乱编。不想，其他小孩也听得津津有味。所讲的无非是周围某某人，晚上见了一头狼，狼如何变成了一个人，和人聊天，后来狼的诡计被识破，被人打断了腰，最后钻进树林逃走------或者是某某人碰到一个小偷，如何将小偷打败，小偷跪地求饶------或者是以前我家那条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的狗，如何在脖子上套根铁丝钩子，家里人想要什么，就能马上拿回来什么之类的神奇故事。说得其他小孩一脸羡慕，赞叹我家曾有这么一条可爱的大花狗。
就是这些不得已的胡编乱造，应该对我早期想像能力的磨炼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在学校写作文，大家写的很多好人好事也都是凭空编出来的，很多同学的作文并没有啥情节。不过，我却能写得栩栩如生，经常被当做范文给在课堂上念给同学听，而且还不时在全校展览。高中时，连语文老师写东西，也请我代笔。甚至，大一点的同学写情书，都要找到我写，稿费则是一毛钱十个的水果糖。我在想，这种写作能力的优势，和我小时候听故事、编故事应该有莫大的关系。
在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文学训练的重要渠道，就是我的祖父看了很多的古典小说，我父亲也很喜欢小说，他们经常会在聊天时提到小说的内容，比如《说岳全传》、《施公案》、《水浒》、《林海雪原》、《红岩》等，其中的很多故事听起来很是新鲜，这也无疑增长了我对文学的兴趣。
以后，大一点，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当然，学校老师的语文教学是一个方面。但我觉得真正打开我文学大门的是大量的课外阅读。小学时候看连环画，初中就开始大量读小说，如《林海雪原》、《红岩》、《苦菜花》、《平原枪声》、《新儿女英雄传》、《烈火金刚》、《铁水奔流》等。尤其是我家里那本《革命烈士诗抄》对我影响很大。一方面让我接触到了诗歌写作，另一方面培养了我的一种理想情怀。我崇拜其中很多的诗人，他们的杀身成仁的诗句和行为，非常符合我心中崇高的英雄境界。而这种情怀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发酵，又遇到了文天祥，遇到了孔孟之道，遇到了普世价值，就塑造了我今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这也形成了我以批判为主导的写作倾向。这写作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学作品，一方面是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和政论写作。
另外，就是初中时有位樊姓同学送给了我一本《宋诗一百首》，这对我此后古体诗的写作，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这本书现在还放在我的床头。
以上说的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早期铺垫。后来，我读书的专业也是朝向文学方面的，上大学、读研究生都是中国文学系。不过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政府机关，从事行政工作了，差不多也就中断了文学研究。以后又重返大学任教，也是从事了其他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文学方面的论文还是写了不少，只不过也没有专业研究任务，完全就是一种兴趣了。
我在小学时候起，作文就一直是受表扬的对象。五年级的时候，写批林批孔的儿歌被送到县里，后来听说被选入了地区编的一个油印册子。上中学后，作文尽管经常被当成范文宣读，但这时候政治麻烦也来了，班主任老师揪住了我一篇诗歌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班上对我进行了一次大批判。我也是那个时候给《陕西日报》开始投稿，不过，当时一篇都没有中过。但我并没有气馁，反而更坚定了我要走文学道路的决心。
以后上了大学，在《人文杂志》发过一篇关于张九龄的考证文章，这在班上很轰动。尽管只得了十几元的稿费，但当时对一个学生来说，也是笔不错的钱。同学们让我请客，我就买了些东西，在自己的宿舍请班上一些关系不错的同学吃了一顿。
读研究生时期发过两篇论文，一个在一级刊物，一个在二级刊物。这在当时应该也是很不俗的成就。但导师很不高兴我，给我带来了一些不愉快。不过发在《文史知识》的论文《试论李白王维创作倾向的分析》，却被引用列入了《二十世纪隋唐文学研究的成就》的综合评述。多年后才发现，让我多少有些受宠若惊。
以后，在重庆无论搞行政，还是在大学教书期间，我一直是重庆几家报纸比较看重的作者。在《重庆晨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等几家报纸，开始是投稿，几乎是每投必发。后来，就是他们约稿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出相关文章，我就是他们的“御用文人”。有散文，有古体诗，但更多的是评论。在九十年代，这些稿费对我这个靠工资吃饭的人来说，还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记得有一个周六，我一出重庆大学的大门，在街边发现三份报纸，同一天发了我三篇文章。由于那时候重庆电视台有事，也常常在重大来采访我。所以当时在重庆，我还是有一点点小名气的。记得有次打电话找重庆市文联主席蓝锡麟老师，我先说了我的名字，还没等我报上引荐我的他同学的名字，蓝老师就马上说他知道我。他说他看过我的很多文章，并特别赞扬了一番我的散文《重庆姑娘》。
尽管我在重庆那个时期写作很活跃，只可惜并没有保留这批文章的电脑打印版，发过的文章也只是收集了一部分，出国时，我仅带了一箱剪报出来。原来说，想出一本书，就叫《逝川集》，但要重新打字整理，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现在这些剪报就一直堆在柜子里。
来加拿大后，我先是写政治评论，在《星岛日报》、《明报》都写过，在《世界日报》每周一篇，基本是专栏的形式，在多伦多发表的同时，也在美加其他各城市的《世界日报》发。我那时还给另外几家周报写政治评论，自然都拿稿费。同时也参加参加北美风华语诗人团体，写过一些诗。
后来因缘巧合，连续出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两部小说，一部诗歌散文集，其余都是政治文化方面的论著。两年前，比较多地加入了高校文学社的周写作活动，这对我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再过两周，我的又一部诗歌散文集就要面世了。
另外，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海那边》已经写了二十几万字了，扔下放了很久，也应该在空一点时候，再写个十万字，争取早日付梓，以便对海外华人社区的各色人等有一个全方位的呈现。
我本人虽然性格似乎比较开朗，但其实是一个落落寡合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努力在文学中寻找一个高出现实世界的理想的世界，在文学中宣泄自己的情绪，在文学中寻求理解、寻找共鸣。从年少的懵懂无知，到现在的垂垂老矣，似乎都在文学的梦幻里，一直在编织一个“惟吾德馨”的世界——尽管别人看来有些寂寞，不过，我觉得这其中却有我自己最大的热闹和满足。
（注：这是一篇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