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新生儿792万、再创新低，再发旧文：解决中国人口危机的出路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足和分配不均、学业和工作中残酷“内卷”、沉重的生活负担、权利遭受侵害和不安全感，是中国生育率锐减的原因：改善民权民生、重塑道德与信仰，是解决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出路
（2025年，中国新生儿仅792万，创1949年以来最低，生育率也连续多年下跌、人口负增长，中国总人口未来将大幅萎缩。我将这篇五年前发在《联合早报》、后又有所补充的文章重发一遍，呼吁中国政府改善权利民生、中国各界也应努力重塑被损坏的道德信仰，建立良善文明社会，才能提高生育率、促进国家富强和可持续发展。虽然并不指望真的实现，但起码做出了呼吁）
近几个月来（本文发表于2021年），中国人口将出现萎缩这一传闻在中外广泛流传。5月11日，中国国新办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信息，去年（2020年）中国人口仍继续增长，但新生人口仅1200万人，比2019年的1465万有大幅下跌。
而上溯最近几年的数据，中国新增人口数量总体一直在持续下落，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交替水平，全国不少地区都出现人口萎缩、自然增长率为负的情况。这引起了全球各大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更是对中国未来人口大幅萎缩的前景一片惊呼。
其实，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国家“未富先老”的担忧，前几年就已经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与改革开放初期担心人口暴增导致资源短缺和社会负担沉重相反，今天的中国却面临着人口高度老龄化、新生儿数量锐减、中国人口断崖式下滑、劳动力不足、抚养比失衡的前景。中国将面临的人口问题，不仅在于总人口未来可能迅速衰减，还在于人口结构的严重畸形。
关于中国人口危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具体影响，已有诸多媒体和学者发言发文评析，笔者在此不再多言。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原因及出路何在。
许多人将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将大幅萎缩归咎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诚然，中国持续三十年左右严厉的计生政策，的确压低了中国人口增长，也对“少生优生”文化的塑造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生育的影响是有限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当2010年代计生政策逐步放开之后，中国人口增长率仍然没有回升甚至继续下落，就不应再只归咎于计生政策了。
笔者认为，中国新生人口连年下降、总人口面临萎缩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而非只是生活成本）的高昂和个人权利的缺失，以及因此导致的不安全感和逃避心理。这恰与欧美发达国家因社会保障充足而减少生育相反。
在本次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中，不少评论家都提到房价对生育倾向的抑制作用。其实，住房只是中国人（尤其城市居民）高昂生活成本的其中一部分。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刚需”领域，中国民众背负着多重的沉重负担。
以医疗为例，中国名义上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多数人享受的实际报销比率并不高，许多特效药物、治疗设备和治疗项目并不在普通民众的医保报销范围。即便有一定的比例报销，剩余需自费的药金诊金依旧贵的惊人。2018年初一篇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就将艰难的看病经历和高昂的医疗费用展示的淋漓尽致。
在教育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激化，教育成本水涨船高。在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将孩子从幼儿园供养到大学，许多中产家庭付出了数百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许多孩子从儿童到成年都要在残酷的“内卷”中成长，家长也要为此支付巨额开支和巨大的精神成本。
养老同样要子女付出巨大代价，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社会化养老作为较为“新兴”的行业，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私立的养老机构则收费昂贵。许多年轻人为照顾老人已疲惫不堪，也不希望又有小孩再增重负。
众所周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是人一生不可或缺的需求。面对如此巨额的生活成本，顾老就顾不了小、补西墙就要拆东墙的状况，还有多少人愿意生孩子给自己“添负担”呢？至于“养儿防老”，但“养儿”如此大代价，儿子还要养再后面一代，需要承受的负担甚至更多更久，生育子女不是良性循环而是恶性循环了。
之所以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昂贵，很大程度在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如中国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还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房价的高企更是将公共必需品高度商业化的恶果，房地产业成为权贵和奸商巧取豪夺的工具。即便人们付出巨额钱财购房，还要面临“烂尾楼”等风险。
在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中国还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不公、不透明。如中国众多打工者并不能成功申请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至于名额去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失业救助金”申领更是难上加难，去年疫情中才有少部分普通人有幸在人生中首次领到；领导干部可以在高干病房免费养老到死，一些普通城乡居民得病则只能放弃治疗回家等死。
公共服务的保障与再分配一样，本应该“缩差”，倾斜于穷人、为弱势群体“兜底”，但现实却相反，中国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及其实践，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初次分配后本已悬殊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和阶层固化。
不仅公共服务不足和不均，如今的中国人还普遍处在收获不及付出、劳动辛苦、竞争残酷的工作生活环境中。许多人在学生时代已经历残酷“内卷”，毕业后又要在社会中激烈竞争。因为根本分配的不公正与贫富差距，大多数人拼命劳动也难以获取匹配的报酬。人们压力巨大，生活已让其焦头烂额，更不想再生育来增添新的负担与烦恼。
民生问题背后，还有更加复杂尖锐的民权问题。中国社会治安好于绝大多数国家，但人们的安全感却并不那么高。据“社会进步指数（SPI）”，中国人的“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居世界第88位，远没有治安状况表现出的那么好。窥斑见豹，可以推知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感。
在中国，人们的确不那么担心抢劫和当街杀人，但却需要担忧社会不公正、不透明等制度性问题造成的更多更广泛的权利侵害。发生权利侵害而维权后，受害者还可能面对禁言和软禁等“维稳”措施，让人们难以相信体制、增加了不安和恐惧。而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国民感知度更高，时常爆发的相关事件也加剧了国人的不安全感，自然也会降低对所处社会宜居度的评价。
当人们生活在缺乏公平正义、各种权利时常受到损害的社会中，而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倦怠和逃避的心理。这样的人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也生活在不公正不合理、时常受到伤害的环境中，选择不生或少生也就不奇怪了。
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民生是更广泛的民权，民权是民生的保障和公民的尊严所在。当一个国家的民权和民生都出了很大问题，社会阶层固化、到处死气沉沉，人们看不到通过奋斗改变现状的可能，天天讨论“内卷”和“摸鱼”，还时常被侵害而无法讨得公道，生活变成煎熬，对当下和未来都失去信心，又怎么会积极生育，将象征纯洁与希望的孩子生下来呢？
（2020-2022年新冠疫情及“清零”政策，更加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民权民生，不仅经济下行、失业大增，长期的封城隔离和粗暴政策，还暴露了以高压和绩效为特色的“中国模式”的弊端，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心理创伤。这进一步损害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生育意愿）
还有，经历诸多历史磨难及当下中国的纷乱，各种主义信仰与宏大理想的破产（或被滥用和扭曲化），如今的中国民众普遍缺乏信仰和精神追求，也没有物质利益以外更加深层的人生目标，心灵迷惘而灵魂空虚。人们既缺乏身份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没有对家族的责任，丧失了“慎终追远”的传统道德传承意愿。
于是，当今的国人不知为何而活、如何而活，也不再对人间留恋，没有兴趣将自身的基因、文化、生活经验，传给下一代。很多人如同行尸走肉，只愿现世享乐，对他者和未来都无责任意识。不仅个体，亿万个体组成的整个民族都在迷惘中，没有方向、没有动力、没有希望。于是，人口暴跌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要解决生育率低迷、人口萎缩的危机，不能只靠放开生育政策、提供微薄的生育补贴，那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真正需要做的，是大力改善民权民生，健全法治、捍卫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阶层流动，提供有导向性的社会福利，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让人们感到人世间的爱与和谐。
同时，还要在中国大陆重塑真正的、有益的、厚重的中华文化，恢复国民的道德、汉民族及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豪感。在实现民主、保障民权前提下，塑造公民民族主义，国民热爱国家、关怀同胞，让原子化的人们不再孤单，有了寄托和传承。给人民以希望和未来，人民才会生育下一代，让美好幸福得以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