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队长必然比小地主坏

小队长必然比小地主坏

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生产小队长（以下简称“小队长”）往往被视为基层权力的化身，他们的“坏”，如随意扣粮、打骂社员、腐败克扣，并非单纯的个人道德败坏，而是制度性邪恶的体现。这种坏源于上层集权命令的强制执行，体现了独裁与集权的结构性缺陷。同时，它也揭示了人类的劣根性：当普通人置于权力情境中时，易于服从权威、腐败堕落。

小队长的坏：从个人行为到制度执行。

小队长的权力滥用常常被归咎于个人品行，但这忽略了公社制度的本质：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现代农奴制”，将基层干部转化为国家机器的延伸。小队长由上级任命，负责执行“一平二调”等政策，如强制征粮、统一劳动和分配口粮。

在大饥荒时期（1959-1961），他们被迫执行高征购配额，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这种“坏”不是自发，而是“不得不执行上层权力的结果”，拒绝可能意味着自己被批斗或下台。

历史研究显示，中国公社干部腐败源于“组织退化”（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从1949年起，共产党逐渐丧失以列宁式干部或韦伯式官僚整合官员的能力，转而依赖“新传统主义”模式，允许派系网络和家庭私有化权力。 这导致基层干部在执行集权命令时，掺杂个人利益，如克扣福利或垄断资源。

文化大革命进一步粉碎了执法机构，使改革时代腐败泛滥：基层权力缺乏监督，干部“命令主义”盛行。 近年来，反腐败措施虽加强，但也导致官僚懈怠：下级干部因风险增加而消极怠工。

这种制度性坏体现了独裁的实现：毛泽东的集权追求“加速社会主义”，但实际将小队长置于“永久不稳定”的恐怖中，推动卫星系统扩张。 小队长不是独立恶人，而是集权链条的工具。上层命令如饥荒配额迫使他们“坏”，否则自身难保。这远超旧地主的经济剥削，后者受市场和法律约束，无法系统摧毁生计。

人类的劣根性：权力情境下的腐败与服从。

小队长的坏也源于人类的劣根性：普通人置于权力情境中，易于堕落。心理学实验如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和米尔格拉姆实验（1961）证明，权力并非天生善恶，而是通过情境放大人性弱点。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普通大学生扮演狱警后迅速变得残暴：他们羞辱“囚犯”，证明“情境力量”而非个人性格导致恶。 Zimbardo的“路西法效应”将此归为三层分析：个人、情境、系统。公社小队长类似“狱警”：公社系统赋予他们权威，情境（如饥荒压力）激发服从和腐败。 

米尔格拉姆实验显示，65%参与者服从权威“电击”他人，揭示人类易于“服从权威”而放弃道德。 小队长执行扣粮时，可能并非天生恶，而是“无思想的服从”。官僚顺从上层，忽略人性后果。

人类劣根性还包括权力吸引腐败者，或缓慢腐蚀正常人。“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Acton语）。 在公社中，小队长从农民出身，但权力放大其“混合的轻信与犬儒”——相信意识形态，却利用之自利。 这解释为何许多小队长“坏”：不是人人邪恶，而是情境激发劣根，如Zimbardo所述，“正常人易于变恶”。

集权的劣根性：从独裁到极权主义的恐怖。

集权制度的劣根性在于其追求绝对支配，消灭人类自由与多样性。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将极权主义视为“新型政府”。不同于专制，它不只压制反对，而是控制个体一切方面，目标全球征服。 公社制度体现了此劣根：土地集体化消灭私人财产，统一劳动摧毁行动自由，小队长是基层恐怖工具。

Arendt强调，极权主义依赖大众运动、孤独和社会原子化：人们拥抱简单叙事，忠诚取代判断。 在公社中，毛泽东的“连续革命”制造“永久运动”。政策如大跃进迫使小队长执行“一切皆可能”的逻辑，牺牲事实（如饥荒）以维护意识形态。 

集权劣根在于“恐怖与逻辑焊接”：恐怖（如批斗）维持权力，逻辑（如阶级斗争）伪造现实。 这不同于地主有限权威：集权无界限，生成“绝对恶”，如集中营（Arendt视其为极权本质）。公社虽非集中营，但其扣粮等行为类似“总支配”。

集权还放大官僚腐败：权力集中于一人（如毛泽东），下层如小队长成为“运动总部”的临时执行者，牺牲国家利益。 Arendt警告，集权非“正常国家”，而是“反功利”。公社追求全球共产主义，却导致内部崩溃。 这解释小队长的坏：集权使他们“从内部支配人类”，消灭自由。

小队长的坏是制度性邪恶的缩影：公社集权迫使他们执行命令，放大人类劣根如服从与腐败，同时体现集权劣根，追求总支配，制造恐怖。Arendt的洞见提醒，集权非进步，而是毁灭人类本质的陷阱。 邓小平解散公社是修正，但教训持久：任何制度须有分权与监督，避免权力失控。否则，普通人如小队长，将继续成为邪恶的工具。

（受老农民的启发，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