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大乱”到“大乱天下”的历史警号
毛泽东的文革是对中国行政秩序和社会伦理的系统摧毁，川普则在美国宪政体制和国际秩序上留下深刻裂痕。两者不能简单画等号，但背后逻辑一脉相承，放在一起比较恰好能看清：制度的力量在哪，脆弱又在哪；强人的破坏力在哪，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又在哪
老高按：九年前，川普第一个任期之初，我在我的博客中写下过一段感想，后来又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这样意思：川普跟毛泽东一样，看到了当时社会上真实存在的严重弊病和危险趋势，但是他们的应对之策却大错特错——就像医生看清了病人可怕的症状，探测到了病灶，却下了虎狼之药甚至拿起手术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包括既定的制度、秩序、机构、观念、习俗……治驼背就把人踩直了！
事实已经证明、还在证明：毛泽东、川普治国，所造成的、所引起的问题，比他们面对的、试图解决的问题更严重多了！
前天读到骆东东的一篇文章《从“天下大乱”到“大乱天下”》，正是从比较政治学角度分析毛泽东和川普的制度自毁，很受启发。其中有一句话，深得我心：
川普对美国制度造成的破坏，更多体现在“信任层面”。
试问：当今之世，您还信任司法吗？还信任媒体吗？还信任专家吗？还信任统计数据吗？还信任客观事实吗？还信任你没亲眼看到、别人信誓旦旦说是亲身经历第一手材料吗？
至于不信任老高所说的话、所转发的文章，更不用说了！
借用十几年前中国某部发言人的那句名言：“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一笑！
从“天下大乱”到“大乱天下”
——毛泽东、川普的制度自毁倾向的比较政治学分析
骆东东，中国思想快递 2026年1月14日
1966年的中国和2016年的美国，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离得很远：一个是刚摆脱饥荒、仍在极权统治下挣扎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自认为制度成熟、民主稳定的超级大国。但如果把镜头拉长，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拥有巨大群众号召力的领袖，决心把既有制度当成“绊脚石”，而不是“护栏”时，企图颠覆现有秩序，两个国家都滑向失序甚至暴力的前夜。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破坏制度、动员群众、打击异己”的脚本，跨越时空，类型惊人相似。毛泽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拖入十年浩劫，唐纳德·川普两度入主白宫，则在美国宪政体制上留下一道又一道裂痕。两者当然不能简单画等号，但放在一起比较，恰好能看清：制度的力量在哪，制度的脆弱又在哪；强人的破坏力在哪，他们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又在哪。
毛泽东怎样颠覆中国的官僚秩序
文革表面上打着“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旗号，实质上是最高领袖对党内制衡和官僚体系的全面反扑。1962年以后，毛在大跃进失败后权威受挫，刘少奇、周恩来主持经济调整，党内逐渐形成“集体领导”的倾向。毛把这种正常的权力分工视为对自己革命正统性的威胁，于是选择另起炉灶——绕开党政系统，直接发动群众。
这场运动的第一步，就是有意识地敲碎原有的行政与法治结构。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法院、检察院、工会、共青团，统统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巢”，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围攻、抄家、挂斗。公检法系统被批为“专政工具”，大量法官、检察官、警察被打成“反革命”，司法秩序几乎完全瘫痪。很多地方出现了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枪支落入群众组织手里，武斗此起彼伏。
知识界和教育系统首当其冲。高校停办，“工农兵上大学”取代正常招生，高考被取消十余年；中小学“停课闹革命”，教师被公开羞辱甚至殴打致死。所谓“破四旧”，则以革命之名，对宗教场所、文物古迹、族谱碑刻、私人藏书大肆毁坏。很多地区的传统乡规民约、宗族权威一起被掀翻，留下的是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惧，有些地方甚至人吃人。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文革是一场有意发动的“行政秩序自毁”：毛不再信任自己所领导的党政系统，而是把红卫兵、造反派当作新的权力抓手。军队则在后期被拉上政治舞台，以“工宣队”“军宣队”的形式进驻机关和学校，成为重新收网的力量。结果是，法治被阶级斗争逻辑替代，正常行政被政治运动替代，职业伦理被“革命忠诚”替代。
纽伦堡审判曾把纳粹的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文革中那些类似的“反人类罪行”——大规模非法拘禁、酷刑、虐杀、逼迫自杀——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司法清算。在这种背景下，六十年后的反思，不只是追责，更是追问：一个制度怎样会被领袖亲手拆掉？又该如何在今天亡羊补牢，事后补课？
川普的“制度颠覆”：用行政超越宪政
与毛泽东不同，川普接手的是一套相对成熟、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他不能像毛那样一句话就解散法院、砸烂警察局，但他可以做另一件事：把制度当成“敌我斗争的工具箱”，不断把边界往极限推，也是对既有的法律制度的彻底否定和试图用联邦权力颠覆州一级现有社会秩序。走的是毛泽东的用“天下大乱”建立川普式的白人至上的国家政治秩序。
上台第一年，川普就签署了广受争议的“旅行禁令”，限制多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公民入境。早期版本多次被联邦法院以违宪或违法为由叫停，最终修改成第三版才在2018年被最高法院以5:4裁决放行。这一轮拉锯，对世界释放的信号很直接：白宫可以用国家安全之名，对特定族群进行事实上的“集体惩罚”；司法虽然有所制衡，但边界被向前推了一步。
更大的冲击来自移民执法。川普任内要求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大幅提高内部逮捕数量，强调“任何非法移民都是执法目标”，不再把资源主要集中在严重犯罪者。数据显示，川普首次任期的第一年2017年，ICE在美国境内的逮捕人数相比2016年上升约30％，其中没有犯罪前科的人占比显著提高。
与此相配合的是对白宫政治叙事有用的一整套“秩序话语”：把庇护城市描绘成“窝藏罪犯的避风港”，威胁切断联邦经费，强迫地方执法机构配合联邦驱逐出境行动。这既是在试探联邦—地方关系的底线，也是在用行政权施压地方自治。
2018年的“零容忍”政策，把这种“工具化”推到道德底线：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把违规越境一律当成刑事案件起诉，导致成千上万名儿童与父母强制分离，被关进临时收容设施。事后调查显示，至少有数千名儿童在这一政策下与家人失联，引发国内外强烈批评。
在第二个任期中，川普政府又推动通过行政命令限制特定移民家庭子女的出生公民权，引发多州诉讼和宪法争议；公民权问题本不该成为短期选举工具，如今却被拉入即时政治博弈之中。
如果说上述还是“行政权如何被推到边缘”的问题，那么2020年大选后的行为，已经直指制度的心脏。川普拒绝承认败选，反复宣称选举“被盗”，向多州官员施压要求“找出足够选票”，鼓励支持者在2021年1月6日聚集华盛顿，“停止偷窃”。国会山骚乱最终演变成对联邦立法机关的暴力冲击，打断选举人票认证程序。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把川普界定为“多步骤推翻选举计划的中心”，指出其言行在法律和事实两方面都严重越界。
这一连串操作让人看到：在民主体制之内，领袖未必能像毛泽东那样用一纸大字报改写现实，但仍然可以通过有组织地破坏信任、操弄行政资源、煽动社会撕裂，去侵蚀宪政秩序本身。
文革的中国与川普的美国
把毛与川普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为了“比烂”，而是为了看清制度的弹性在哪里断裂，从而知道如何在断裂处修复。
相似之处首先在于对“敌人”的界定方式。毛把政治对立面统统打成“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用无止境的阶级斗争逻辑，把不同意见视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川普则用“人民vs精英”“爱国者vs叛国者”的二元对立，攻击主流媒体是“人民公敌”，把法官、选举官员、甚至本党不够忠诚的议员骂成“软弱的失败者”。两种话语虽然语境不同，但都在不断削弱对话空间，把政治变成敌我战争。
其次，两者都试图用“群众”来对冲制度。在中国，红卫兵和造反派被鼓励对干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大字报、批斗会、游街示众来取代正常的申诉和审判；在美国，一些川普支持者，比如“勇敢男孩”，则被动员去骚扰地方官员、围堵计票中心、冲击国会，试图以“街头政治”压倒制度程序。甚至在他们被定罪后用总统赦免为他们脱罪。
但差异同样清楚。最关键的差异是制度结构：文革时的中国，党政军合一、媒体一元、司法从属，几乎没有任何独立权力中心可以制衡最高领袖。因此，当毛决定“要天下大乱”，全国很快进入全面失控状态，直到军队以“镇压造反派”的方式重新压下去。美国则在分权结构下展现了某种“被动韧性”。行政命令可以被联邦法院暂时或永久叫停，旅行禁令、部分移民政策都是如此；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公开对抗白宫，一些庇护城市拒绝配合ICE行动，一些州总检察长集体起诉新关税或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国会可以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1·6事件，司法系统可以对参与冲击国会的人进行大规模刑事起诉，也可以在川普卸任后对其涉嫌干预选举、机密文件处理不当等行为立案。
正因为如此，川普对美国制度造成的破坏，更多体现在“信任层面”：对选举公正的怀疑被系统化，对媒体和司法的攻击被常态化，对专家和事实的蔑视渗透进相当一部分公众的日常认知。美国的三权分立，联邦层面的行政权虽然坍塌，但立法、司法制度并没有像文革那样整体崩塌，但被“掏空”了一部分精神支撑，这种伤害修复起来需要更长时间。
美国如何修复川普造成的制度创伤？
一个国家面对“破坏性领袖”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未来几十年的方向。纳粹战败后，纽伦堡审判不仅是对具体罪行的清算，也是对“元首不可问责”神话的终结。此后德国通过去纳粹化、赔偿制度、纪念馆建设、学校教育，把反思变成一代又一代人的公共记忆。
中国在文革之后则走了另一条路：1978年以后，党内用“历史决议”对毛及文革做过有限的否定，但从未通过独立司法程序追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进入21世纪后，毛和文革在官方话语中甚至出现“再度美化”的趋势，“文革讨论”在公共领域受到严格限制。结果是，社会记忆被切割，年轻一代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往往来自碎片化回忆，很难形成稳固的“防文革共识”。
美国面对川普及其政府的处理方式，走在两者之间。一方面，司法系统对1·6参与者进行了广泛追责，数百人被判刑，国会调查报告系统梳理了推翻选举的具体步骤；另一方面，对川普本人的多起刑事和民事案件仍在拉锯，其支持者把这些程序视为“政治迫害”，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
在第二个川普任期中，美国制度再次面临考验：白宫再次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近日一口气退出66个国际组织，对巴黎协定“暂缓履约”，削弱全球公共卫生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框架；大规模新关税被推出，试图以国家安全和产业政策为名重构贸易关系，却迅速遭到多州和企业的诉讼，两家联邦法院已就相关关税裁定总统权限被滥用；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拖入即时政治，导致长期稳定的法律原则被迫在短期博弈中重新解释。
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司法层面继续用案件方式划定红线，哪怕过程漫长，仍然坚持“所有人都受法治约束”的基本原则；第二，立法层面尝试修补漏洞，比如改革1887年的《选举计票法》，明确副总统只具有程序性角色，防止未来有人再次利用模糊条文制造宪政危机；第三，社会层面通过媒体、学界、公民组织不断讨论“总统权力边界”“联邦与州关系”“移民与公民权”等问题，把抽象的制度问题转化为公共议程。
这种应对远谈不上完美，但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制度可以被滥用，但也可以通过制度自己来纠偏。与没有纽伦堡的中国相比，差距就在这里。
从中国到美国：对当下世界的警示
2016年，一些海外思想家在文革50周年之际，展开对文革的反思。窃以为，反思中国文革，既不能脱离当下中国的现状，也不能脱离美国当下的大背景。既要反思中国，也要反思美国。反思中国和美国共同面对的三个问题。
第一，任何制度都可能在“例外状态”名义下被“暴力外挂”掏空。毛用“革命”“继续斗争”来制造例外，希特勒用“民族危机”和“凡尔赛阴影”，川普则常常援引“国家安全”“边境危机”“选举被偷”。毛泽东在文革中并没有新建一个“党卫军式”的常设机构，但他以“红卫兵”和各类造反派组织，完成了类似的政治功能。在美国，ICE本身并不是一个“新造工具”，而是9·11之后建立的国土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原本职能是执行联邦移民法。但在川普时期，这一机构被政治话语高度符号化：一方面被塑造成“守护边境的前线战士”，另一方面在实际执法中被要求加大对非犯罪移民的抓捕和驱逐，在庇护城市执行“示范性突袭”，被批评为“恐吓社区”的手段。一旦社会习惯于在例外状态下做决策，“正常程序”会越来越被视为累赘甚至障碍，党卫军、红卫兵、被政治化的ICE之类的“暴力外挂”就很容易被正当化。
第二，制度的韧性来自“多中心”，而不是“明君幻想”。中国在文革时几乎没有独立的司法、媒体和地方权力中心，最高领袖一失控，全国一起坠落。美国在川普冲击下虽然摇晃，但仍有法院、国会、州政府、媒体、大学等多个权力和话语中心，它们互不隶属、彼此制衡。纽伦堡经验也在告诉世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开明领袖”“好皇帝”身上，而要寄托在可以问责任何人的制度上。从毛泽东的“天下大乱”到川普的“大乱天下”在在说明，不仅制度不成熟的一党专政的中国会出现颠覆既有行政制度的狂人，即使在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下，也可能出现希特勒、川普这样的颠覆制度的狂人。
第三，“历史记忆”本身是一道防线。德国之所以在今天对极右势力高度警惕，一个重要原因是纳粹暴行被系统清算、纳入教育体系；一看到熟悉的煽动话术和组织形式，社会会本能警觉。中国对文革的刻意遗忘，则让年轻一代缺乏免疫力；当某些毛式口号再次被包装成“爱国”“反腐”，很容易重新收割情绪。美国如果对川普时期的危机避而不谈，同样会让下一次冲击来得更猛。今天的中国海外学者反思文革，不能切断文革的颠覆行政秩序和当下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新文革，从邓小平的“集中权力办大事”到“集中权力办坏事”对川普的示范效应，也不能回避2025年以来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岌岌可危以及如何总结教训，防止美国走向寡头政治。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行政秩序和社会伦理的系统摧毁；川普两届政府，则在美国宪政体制和国际秩序上留下了深刻裂痕。两者所处制度不同、破坏程度不同，但背后的逻辑一脉相承：把制度当作可以任意改写的棋盘，把群众动员当作压制反对者的武器，把敌我划分当作治国常态。中国的权力高度集中“定于一尊”，会不会用一场以统一祖国为名义的对外战争，化解国内“浓得化不开”的社会矛盾；美国一旦总统权力至上，会不会“挟美国以令天下”：踏平古巴，吃下伊朗，生吞格陵兰岛，灭掉委内瑞拉。
在2026年这个危难正在降临的“多事之冬”，中国要防的是毛泽东式“天下大乱”的第二次文革，美国要防的是试图推翻宪政民主的“第二个1·6”。表面上是两件事，实质上是一件事：让制度真正在个人之上，让法律真正在权力之上。当下一个擅长煽动、善于拆解秩序的领袖出现时，社会才不至于再被裹挟着冲向灾难的深渊，更不至于把国家再一次拖进生灵涂炭，国运多艰的政治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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