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篇（五）：插队前夕

从少年到青年，我一直坚持写日记，并保存至今。步入退休生活后，这些日记成了我回望往事的重要线索。尽管文革时期的日记多少带着“雷锋日记”的影子，但仍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气息。最近翻看高中时期的日记，发现从高中毕业到插队上山下乡之间竟是一片空白。如今想来，大概是因为当时前途渺茫、心绪不宁，许多深藏心底的想法不便写下吧。那两个月虽未留下文字，却深深刻在记忆里——那是我人生的重要节点，一段无奈又纠结的经历。

196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文革的风暴让我们无学可上，在家一待就是三年，直到1969年秋天才重新回到课堂。初中只读了一年半便草草结业，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们这批人继续读高中的只有三分之一。我所在的中学高中生不到两百，全市也不足两千。1973年夏，我们成为文革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实际上高中只读了两年半.

毕业前的那个学期，我们的去向始终成谜，只有一些模糊的小道消息：也许能考大学，也许会被推荐。我心里暗自幻想：我们是第一批毕业生，国家应该会考虑我们，一定会有安排。然而毕业在即，依旧没有任何消息。我在1973年6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

“高中最后一学期即将结束，一想到将来的去向，心情便难以平静……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给党和人民，准备迎接毕业的考验。”

暑假开始后仍无消息。母亲给我找了个差事——刻蜡版。这是一种简单的印刷方式，文革期间的传单和一些教材都是这样印出来的。（几年后我们77级的教材也多是油印的，如今这种方式大概早已绝迹。）我字写得工整，只试写一张就通过了。任务是为物理系工农兵学员刻写《激光原理》的讲义。每天刻写几张，一个多月完成，拿到三十多元工钱——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挣到报酬，心里别提多高兴。

我是家中老大，做惯了家务。除了刻蜡版，还要给六口之家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是个标准的“宅女”。那段时间我很少出门，唯一保持联系的是同学若萍。她时不时骑车来传递一些消息。

大约八月，传出我们这届高中生要准备插队的风声，同时也有一些免插队的规定：多子女家庭可留一个，独生子女可留城，有病或残疾者可凭医院证明申请。一天午后，我正在缝被子，若萍匆匆赶来，说班里几个同学正准备去贫穷的娄繁或古交插队，正在报名。她已经决定了，来动员我。我一下慌了：事情怎么来得这么快？而且要马上决定，几乎不给思考的余地。若萍说：“咱们家庭出身都不好，这是锻炼的机会。到艰苦地方才能改造思想，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听着无法反驳，却也说不出口“不想去”，那样显得思想落后；但答应吧又极不情愿。左右为难之下，只好说：“那……算我一个吧。”若萍随即赶回学校。

我忐忑不安地等母亲回家，鼓起勇气、脸红心跳地告诉她我报名了。母亲听后很生气：“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不和家里商量！”我无言以对，心里乱成一团。

从那天起，我感到压力很大，胡思乱想，夜不能寐。几晚甚至感到心悸、胸口撕裂般疼痛，便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心绞痛。如果真是心脏病，也许能申请留城。但转念又想：我这么年轻，不希望自己有病。可若真有病，下乡后怎么办？于是某天下午，我独自去了省人民医院挂号——人生第一次自己看病，心跳得厉害。医生听了听心脏，在病例上写道：“心跳88/分，未见异常。”我问：“我没有心绞痛吗？”医生笑着说：“没事。”

我当时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失望。高兴的是没病，失望的是——看来真要下乡了。（写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这个小秘密我藏了半个多世纪，从未告诉过任何人。）

几天后，若萍来告诉我：班里只有7人报名，在学校贴了决心书，还引来省报记者采访。据说高四班的班主任贾老师不同意，说不放心，学校正在研究新的计划。总之，去古交的事泡汤了，我也松了口气。

一两周后，学校传出组织集体插队的消息，地点是市南郊郝庄公社马庄大队。父母开始认真讨论我的去向。母亲舍不得我这个老大、又是女孩去农村；父亲却坚持让我去。他对母亲说：“你真是鼠目寸光。不下去有出路吗？你看家属院里那些不愿下乡的年轻人，被居委会管着，没有工作，还天天怕下户口，随身带着户口本，这有什么前途？插了队，说不定两年就能回来。”

星期天，父亲独自骑车去郝庄公社探了探路，觉得情况还可以。但马庄在东山，路远他没去成。就这样，下乡的事算是定了。

很快学校开始组织报名。因为不是去边疆或外省，而是市郊，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共有65人报名，占我们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其他同学陆续随父母单位安排，也多在市郊，还有少数人自己找地方单插。毕业两个月后，去向终于尘埃落定。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别无选择，大家都走这条路，心里倒也不算太难过，只是仍有一丝惆怅：前途未卜，若回不了城怎么办？

接下来是十几天的准备。大弟弟给我做了个两尺见方的小木箱，装生活用品，还安了锁。妹妹帮我收拾，把两只雨鞋放进去。（后来下雨才发现不是一双，而是同一边的。我们鞋号一样，容易搞错。妹妹这“帮忙”，让我在泥泞里只能穿布鞋干活。）被褥也都准备妥当，一切就绪。

出发前的一个星期天，全家去照相馆拍了合影。1973年9月20日，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坐上送行的大卡车，在锣鼓声中，加入了全国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