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六章

签证到期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23-24）

“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撒母耳记上》12:16） 

根据移民法，1984年6月30日是我的访问学者签证（J-1)到期之日。始自1983年2月，Bowman Gray医学院几位教授，外科和病理科的两位系主任，还有院长，先后致函美国移民局，吁请延长我的签证有效期，因为我在风湿病研究中已取得一些成果，若我因签证到期而返回中国，势必要中断未完成的实验安排。此事甚至牵动了在首都华盛顿，源自北卡州（NC）的一位国会议员及两位参议员。他们也专函美国移民局为我延长签证说话。顺便提及：美国公民身份移民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即USCIS，于2002年取代了INS。

早在1981年，佑安在上海就申请护照来美。我们曾想，若她母子能经香港来美国看看，然后和我在签证到期时一同返国，则此生足矣！因为在国内时，我们能去苏州一游已是难得的奢侈享受。

孰料向公安局呈上申请书后，足足等了六个月，佑安收到的通知是“申请护照被拒”，也不说明为什么“被拒”；但公安局经办干部对佑安说“半年以后，可以再来申请”。

我和佑安母子远隔重洋，彼此望眼欲穿。为护照事，佑安连续申请了两次，苦候两年，却两次被拒。我们渴求的心情，受到重挫。但是，我们可以向神呼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马可福音》9:24）。

1983年5月，佑安不愿放弃这最后的一次机会，毅然第三次向公安局呈上护照申请。就这样，她前后静候了三年，奇事终于出现！

1984年1月，她母子的护照终于批下来了！她兴高采烈，大喜过望，到位于上海的美领馆排队申请签证，谁能料到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拒签”！美领馆官员对佑安说：“你丈夫在美国的签证还有五个月就到期。他应按时回国；或在美国改换签证成为‘永久居留’。但按目前情况，我们不能给你签证去美国”。

我表妹的丈夫是美国的移民律师。1983年5月，他从洛杉矶打电话给我说，凡持J-1签证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工作三年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才可以再申请来美。以我为例，除非中国政府豁免我回国两年的规定，我就可以在美申请“永久居留”，但中国政府怎么可能应我之求而对我开恩呢？因此，即使他是移民律师，对我也爱莫能助。但他十分执着地要我去找一位在旧金山有名有姓的移民大律师，或许此人有良策能帮我。我表妹夫慎重地告诉我，不要再去麻烦首都华盛顿的政界人士，尽管他们可以写信给美国移民局支持我延长签证，他们也不能就此更改移民法。

表妹夫对我讲话的结论是，一、我的J-I签证“不可能”转成“永久居留”：二、我不但必须要找到一位律师承办我这身份转换，而且我一定要在1984年6月30日前办妥这件“不可能”的事。

表妹夫对我的忠告，观点吊诡，似是而非，却又似非而是。我像大海捞针一样，必须找到一位愿意承办我这案例的律师，时间十分紧迫。我立刻打电话给旧金山的那位大律师，他告诉我“无法效劳，深以为歉”两句话。我又试了另外几位律师，没有一人愿意接办我的J-I签证案例，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豁免我回国两年的规定。

圣经告诉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4:6），“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诗篇》98:1）。除了恳切地求告天上的神，母亲和我别无依靠。这刻不容缓，我迫切需要的移民律师究竟在哪里呢？

1983年5月初，和表妹夫通话之后，我从“世界日报”着手寻找我急需的律师。翻来翻去，不知何故，在有几个版面的移民律师广告中，独有赖仁礼的名字吸引了我。我以为这是一位华人男律师。拨了电话号码，却是一位美国女士接的电话；她说：“我就是律师”。她的全名是Romney Wright（罗姆妮?瑞特），在首都华盛顿执业。不知谁给她起了一个这么好的中文名字，既“仁”又“礼”。

我把我的紧急困境向她倾诉后，她十分爽朗地告诉我，她非常愿意承办我这改换J-1签证者的非移民身份案例。

我很快把有关资料以及在美国发表的研究文章等寄给她后，他告诉我当务之急要办的事有：一、她要向华盛顿有关方面确认我的J-1签证是否必须受“回国两年”的限制；二、她要我提供美国知名的肿瘤专家、教授姓名，因为她要首先请他们评审我发表的论文，然后再请他们致函移民局（INS），积极支持我转换J-1的非移民身份，使我能作为对美国有贡献的学者或特殊人才，留在美国。

1984年3月6日，赖仁礼律师寄给我一份复印件，原件是华盛顿的一个政府部门通知她，因鲍曼·格雷医学院给我的资助与政府基金无关，我的签证不受“回国两年”的限制。 

1984年10月7日清晨，母亲与我由我们住地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前去夏洛特（Charlotte），因为赖仁礼律师要从华盛顿飞抵夏洛特，在当地移民局（INS）和我们见面。我深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但我和母亲不知道移民局会给我怎么样的消息。我在移民局门口迎见这位律师，也是彼此第一次见面。进入移民局大厅，依次排队等候会见移民局官员。

轮到我们时，我站在律师背后，只见她和移民局官员谈话时表情严肃。大约20分钟以后，她对我说：“我昨天去过华盛顿的移民局总部。这里的官员告诉我，他们仍在等候移民局总部的最后裁定。我们很有可能要重新申办。”这消息如冰水一样，从我头上一直浇到脚底。我跳动的心，好像不跳了；全身的血液似乎也凝固了！我和佑安母子，分开已历四年，律师承办也已一年，我和佑安都已身心交猝。如今却又要从头开始。我心里向我的主呼求：“主啊！这可怎么办啊！？”

母亲一直坐在大厅最后一排。我焦灼的对母亲说：“我们可能还要重新申请办理这事”。母亲紧闭双眸，没有说一句话。我们从上午九点来到移民局，滴水未进。下午三时以后，大厅里的人陆续减少，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人。我们耐心地继续等待。但我心里既急又乱，不知所措，只觉得这时间过的特别慢，我向神求，“你怜悯我吧！”

下午4:30，幽静的大厅中，我突然听到移民局官员叫我“Dr. Lee！”我和赖仁礼律师快速走到柜台前，只见移民局官员笑脸迎着我。他从柜台后伸过手来与我握手，并说：“向你祝贺！我们刚接到华盛顿来的电话，移民局批准了你转换身份的申请。你在来美国的几年中，为美国的医学研究做了许多贡献。”我和律师万分欣喜，再三致谢。经过一天漫长的焦灼等待，这梦寐以求的移民局裁定，真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大惊喜。我最关心的是佑安母子何时能来，那位官员告诉我“大约再过半年”。我高兴地将这大好消息告诉母亲，母亲说“我从上午进来，一直向神祈求，你说可能还要重新办理，我并未在意。因为我没听见神这么说。最后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何等奇妙”！

我要请赖仁礼律师去吃晚餐，她说：“我飞华盛顿的飞机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起飞，你快点送我去机场。你们两位好好地去享受一顿晚餐吧！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应该庆贺！”

我们走出大厅，移民局的门就锁上了。我们顺利地将律师送上登机口，母子二人心中不住地向天父感恩。我们去吃了牛排大餐。回到温斯顿-塞勒姆，立即通过越洋电话，极其兴奋地将这特大好消息告诉了佑安和李浩，并告诉他们，还有半年我们就会在美国团圆了！

那天是我来美四年最快乐、最兴奋的一天。时隔40年，我仍越想越奇妙，“世界日报”移民律师的广告多如过江之鲫，我怎么就会选中这位赖仁礼律师呢？这种机率，微乎其微！

我的表妹夫以及他介绍的大律师都明确告诉我，除非“回国两年”，我这J-1签证不可能换成移民签证。1984年10月11日，移民局给我的“最后通牒”是，1985年元旦以前，我必须出境【参见附件】。但是我并未出境，更没有“回国两年”，因为华盛顿移民局在1984年10月7日，批准我将J-1签证换成“永久居留”签证的申请【参见附件】！后来赖仁礼律师告诉我，此前她没办过J-1签证转换成“永久居留”签证的案例，我是她经手的第一例，而且一举成功。表妹夫给我的“吊诡”忠告竟然奇迹般地兑现了！

十九天后，即1984年10月26日，移民局正式通知我，“改换身份在经办中”，我可以在鲍曼?格雷医学院继续工作【参见附件】。1985年1月21日，我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身份【参见附件】，1991-1992年，我和佑安以及李浩先后成为美国公民。 

近二十年来，在美的华人访问学者申办J-1转成移民签证已非难事，但是在1984年，却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办成了。圣经上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记》42:3）。我反复思考，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以斯拉记8:22）。因为“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20）。因为“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