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七章

第三部：

将残的灯火

第七章

父亲的圣经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8）

这是一部用繁体字竖排版的《新旧约全书》（左图）。它原有的枣红色硬漆封面已经皲裂，周边还有多处磨损。但是，在我所有十二部不同版本的中文圣经中，我对这部外表陈旧的圣经，却怀有最特殊、最深切的感情，因为这是先父生前最后读过的圣经。虽然饱经风霜，这部圣经不但是带领我跟随主耶稣的脚步，还见证了始自1949年5月以来，我们一家在中共统治下所经历的苦难岁月。

1948年春，先父因多年的胃溃疡，在南京鼓楼医院做胃大部切除术。半年后，他突发上消化道梗阻，乃到上海枫林桥中山医院第二次手术。院长沈克非教授[1]亲自主刀。

手术那天，母亲在等候室焦急地等候消息。但仅仅等了三十分钟，沈院长就走出手术室。他十分沉重地对母亲说：“胃癌已广泛扩散，没有办法切除”。父亲在十天后出院。这部圣经就是不久之后，他自己去上海圣经公会购买的。

1948年12月，中共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导致上海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人们想方设法，要逃出这个曾经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繁华城市。就在那个混乱时刻，沈院长特地到我们住处，看望病势沉重的父亲。

1949年1月25日，礼拜二，天父接走了时年49岁的父亲。母亲那年39岁，我14岁，还有弟弟妹妹五人，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

整整四个月后，即1949年5月25日，中共“解放”了上海。

我继承了父亲的这部圣经。1950年，我随母亲在上海虹口灵粮堂聚会；1951年，我17岁时在灵粮堂受浸；1952年，我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医学院（上图：上海医学院大门）。

进入上医的第一天，我大为惊喜地发现，在学生饭厅墙上，贴着一张基督徒聚会的通知，聚会地点就在上医主楼顶上的“东亭”。我充满喜乐地按时前往，参加了有20多位弟兄姊妹的聚会。虽然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有家在上海的，也有从外地来的，而且有不同的教会背景，但是天父的大爱使我们互相融合为“一家人”。7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一张1953年摄于“东亭”的上医基督徒的集体合影

（下图，第二排右起第二位站立者为本书作者）。

可是1955年夏，“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开始，我们的学生基督徒团契也被迫停止活动。

那些年间，每逢周六我回家，无论走在路上或在公交车上，我总喜欢腋下夹着父亲读过的这部圣经，而且将枣红色硬漆封面向外，我巴不得人们看见《新旧约全书》几个大字，就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上医不久易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上一医），后来又改名为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1955年秋，我从上一医外科专修科毕业。面对毕业后的“全国统一分配”，我不知如何走前面的路，但我深知“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箴言》20:24）；我应当“一无挂虑”，“信靠顺服”，因为我“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诗篇》31:15）。

有一首诗歌常使我热泪滚滚：“求你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羡慕，我要你的意念；你所命定的前途，无论何等困难，我要甘心的顺服，来寻你的喜欢。”

我顺从天父的带领，先到河南郑州，后来又去位于汲县（现名卫辉市）的新乡专区医学院（现名新乡医学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远离亲人和繁华的都市上海，虽然我对外部环境有一些新鲜感，但怀念故乡、思念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心情与日俱增。

我无比珍爱父亲留给我的这部圣经，因为先父归天11年（1949-1960）以来，它是我们家中唯一尚存的遗物。我特别爱读父亲生前用红笔在我继承的这部圣经上所划的经文：“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像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以赛亚书》30:29）。每次读到这里，我内心里就会涌出一种特别平安的感觉，因为我深信耶和华神也是我的“磐石”和“依靠”（诗篇18:2）。

今天，我静坐桌前，仔细回顾自己1951年受浸以后走过的脚步，深切感受到父亲留下的这部圣经尤似一根红线，始终贯穿在我的茫茫思绪和不平凡的经历中。因为我绝未料到，在我被分配到河南工作后的二十余年间，我经历了两次令我魂飞魄散的政治运动。

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全国大约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教师、作家、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甚至还有共产党员。他们因为响应毛泽东要广大人群给中共“提意见”的号召，并得到“言者无罪”的许诺，结果掉进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深渊而不能自拔。

1958年春，我涉世未深，被新乡专区医学院几个中共党员的甜言蜜语打动，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向党交心”运动。为了摆脱自己出身“剥削阶级”的烙印和桎梏，我向党交出“资产阶级黑心”，要“脱胎换骨”，跟党一条心，认真改造自己。可是到1958年深秋，风云突变，我这半年前“向党交心”的模范人物，却成为第二次反右中“借交心向党猖狂进攻”，是一个“自动跳出来的阶级敌人”！

1959年1月，校党委根据上级指示，把我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我的处分是留校“监督改造”，每月工资由人民币57元降为30元。

1960年6月，我突然又被革命群众批判斗争，一直斗到8月！在批斗会上，学院保卫科长拍桌瞪眼向我嘶吼说：“你这个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没有信仰自由。但你还信基督教，竟然还把你的圣经放在桌子上，这就是抗拒改造。”会后，他责令我必须亲自交出这部圣经。当我亲手捧着这部父亲读过的圣经，听命送交保卫科时，心里悲痛至极，似被利刃刺透。

1960年9月28日上午，我在全校职工大会上被戴上手铐，押进汲县看守所；我的罪名是“坚持唯心主义立场，抗拒改造”。三周后，我进入河南省第二监狱。1962年5月，又被转到河南焦作劳教农场。

1962年7月，我在河南焦作劳教农场突然被召回在汲县的豫北医专（即原来的新乡专区医学院）。当年那个骄横霸道、颐指气使的保卫科长已从豫北医专调离。在全校职工及学生大会上，校党委领导为我平反，向我道歉。两年前（1960年），我被勒令含着眼泪上交的那本父亲的圣经，也终于原璧归赵，完好无损地退还我手中。重见这部圣经，我心头无限震动，眼泪夺眶而出。我向神说：“我的神啊，我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比万有更大！”

1962-1965年间，天父带领我过了几年没有提心吊胆的安稳日子。可是，“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5:7）。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我敏感地觉得又要大难临头，但自己唯一能做的应变措施，是将这部曾经劫后余生的圣经用挂号邮件寄给母亲。我以为上海是大城市，圣经留在上海总比留在河南要安全一些。

果然，我又成了众矢之的。我头上的新“帽子”是“劳改释放犯”、“牛鬼蛇神”、“刘少奇平反的右派分子”等等。作为被审查的“重点对象”，我又被群众“批斗”，天天要“交代”问题。直到1971年春节前一天，对我审查的最后结论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既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驻校“军宣队”和“工宣队”准我假14天回上海探亲。

久别多年（1966-1971）的母亲与弟弟妹妹们看见我能回来过春节，十分欣喜，因为这是父神所赐的厚恩。母亲告诉了我这部圣经在上海家中的奇妙经历，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见证。

时光回到五年前，正当1966年文革翻天覆地的日子，附近一个化工厂的“革命造反派”来抄家；他们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十来个戴着红袖章的大汉抄了三四个小时，他们翻箱倒柜，气势汹汹地抄走了我妹妹的二百多册再也买不到的原版钢琴谱，以及妹妹的一些首饰；可是，来抄家的这些凶神恶煞般人却“无论老少，眼都昏迷”（《创世记》19:11），居然无人发现清清楚楚摆在茶几上的这部圣经！妹妹的精装琴谱被送到造纸厂当作废纸回炉，这部圣经却奇迹般地毫发无损。

在身处不可名状的中共政治高压下，我被黑暗围困，甚至失去继续做人的信心，在灰心绝望中，我只想如何了断生命。但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赛亚书》42:3）。因为救主耶稣“爱我到底”（《约翰福音》13:1）。人生多有困难，天父有更多恩典。

自从1949年父亲回天家后，至今（2025）已历时76个年头，天父大能的手保护我历经“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如火一般的试炼。父亲留下的这部“新旧约全书”，虽然历尽沧桑，但至今在我身边，永不分离。因为“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89）。

[1] 沈克非（1898年3月2日—1972年10月9日），中国外科学先驱者之一、医学教育家。1924年获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医学博士学位。详见《维基百科》（Wikipedia，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