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四章

第四章

我的儿子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箴言》4:3）

因为晚婚，佑安怀李浩时已近35岁。她在上海仁济医院妇产科做产前检查时，医师发现她的骨盆狭窄，因此分娩时很可能要做剖腹产。我当时身在豫北医专，教学任务第一，高龄初产的妻子快要临盆时，我无法回上海。好在佑安的大姐是仁济医院儿科医师，她要我放心，届时她会安排一切的。

1975年4月15日，那天是礼拜二，儿子平安出世。我的母亲和妹妹万分欣喜，结伴到仁济医院探望佑安和这位刚落地的李家长孙。奶奶给他取名叫“浩”；因为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弗所书》1:19）。天上的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祈求，李浩是顺产，佑安也并未因骨盆狭窄而做剖腹产手术。

三个月以后，学校放暑假，我立即回上海探亲。暑假瞬间过去，我这近41岁的丈夫和父亲却仍然不会服侍产后的妻子和刚刚四个月大的儿子，迷离混沌中，又要匆匆北上河南。

感谢天上的父，佑安母子住在我母亲的家里，有我妹妹和弟弟们的爱心帮助，我不用为产妇和婴儿担忧什么。

那时，我的月薪是65元；佑安更少，只有35元。儿子的费用以及寒暑假我往返上海河南的火车票更是一笔大帐。我们每个月的开销好像总缺百元之数。所幸孩子外婆常在经济和物质上帮助我们。

佑安是一个能干的好管家；从不叫“苦”，也不让我有后顾之忧，我们连“吃”带“穿”，她都一手包办。全家三人的日子，虽然“比上不足”，却也“比下有余”。

假期一过，我回河南，佑安就带孩子回娘家住。为此，我们热切渴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谈何容易，单凭佑安母子二人的上海户口，在十分“房荒”的上海市，怎能奢望比“老虎”更“厉害”的房管局，会分房给这没有丝毫“人际”关系的三口之家呢？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世记》18:14）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出埃及记》33:19）。

1977年夏，上海市静安区房管局居然在杨浦区凤凰新村给佑安母子分配了一个14.8平米的房间；虽然是在三层楼上，且和另一个六口之家合住一个单元，但是，“煤气”、“卫”（抽水马桶）俱全，而且房间向南，“阳光充足”，依然引人羡慕。

亲人们帮我们粉刷墙壁，油漆地板。佑安的弟弟正好从新疆回上海探亲；为我们的乔迁之喜，他从好友那里借了辆大卡车，帮我们迁入新居。那天，佑安十分欣喜，因为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安置好新家以后，我们常请亲人们来吃饭。这“家”虽小，却充满家的温馨。虽然过道对面的邻居，渐渐“扩张”他们的“疆界”，占据了走廊及卫生间两家共用的“巴掌”地，我们总以“和”为“贵”，从不争执，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这新居的美中不足之处，是住房墙壁薄了一点。以致室内室外，温差不大。寒冬寡晴，室内也会结冰。李浩两只小胖手红彤彤的，他冻得直哭。佑安赶紧冲了两瓶热水，给父亲和儿子每人一瓶暖手，她自己却在刺骨冷水中洗衣服，洗床单。床单晾在窗外衣架上，很快就冻成冰片。半个月的寒假，如流水般过去，板凳还未坐热，我又要走了。

佑安上班，单程要走40分钟。她抱着儿子，还要带上奶瓶、尿布等，风里去，雨里来。每逢冬天，她总是把小李浩裹得严严实实，圆滚滚的像一个“泰迪熊”。这“泰迪熊”在斗篷里喜欢后仰，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母亲抱着他，格外费劲吃力。多谢一位住在附近的女老师，常来帮佑安一把；而我只身在千里之外，一点不能尽上做父亲的责任。

又过了一年，大喜事一桩。佑安像中了头彩似的，分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证。这辆珍贵的凤凰牌自行车耗去她半年的工资。可是从此以后，李浩可以坐在母亲的自行车上去托儿所了，每次下班回来，母亲要把这辆车扛上三楼，以免小偷光临。有一次雨后，泥路积水，佑安连人带车翻入泥浆，母子二人成了“落汤鸡”！

还有一次，佑安腹泻、发烧，病在床上。小李浩哭着叫喊闭着双目的母亲：“妈妈啊！侬不能死啊！侬要死了，我就是孤儿啦……呜……”后来佑安告诉我，那一年，李浩刚七岁，才上一年级。听她说起此事，我内心倍感伤痛。

有时，我也能十分幸运地在暑假前回上海。有了这辆“凤凰”，每晨李浩坐在“前座”，佑安坐“后座”。我把儿子先送到托儿所，再送佑安到打虎山路小学上班，自己从杨浦区骑这辆“凤凰”，到静安区胶州路中华医学会图书馆查文献，十分潇洒。

小李浩没有什么玩具。他最爱的就是脚踏车和汽车。他常把锅盖当作汽车方向盘，可以独自玩上两个钟头。有一次，我们带他去南京路中百一店，花了五块钱为他买了一把他一直想要的“带脚的机关枪”。我在付钱，佑安告诉我他在我身后手舞足蹈，高兴的不得了。

我们去外滩，看见黄浦江中成串的大小驳船和机帆船，小李浩说“船父亲和船母亲带一家们去散步了”。在黄浦江边，当他看见我和佑安新婚后去青岛乘坐的“工农兵五号”，他问我们：“为啥你们不等等我，让我和你们一同去坐这大轮船呢？”

每次到奶奶家，我的妹妹和弟弟们都拿李浩当宝贝，总要留他住上几天。每逢周日，佑安都会带他到武定路看望外公外婆。

寒暑假到了，他最开心的事就是能和母亲一同到上海北站接父亲，因为接到我后，可以一起坐汽车回家。但要车的人多，不一定每次都能叫到出租车。

当我所乘的列车徐徐驶入上海北站，我最开心的事就是看见站台上等候着我的妻子和儿子，心里满溢着无法形容的快乐。可是等到假日过完，我又要和佑安李浩母子分别，心头又涌出不尽的伤感。并且我额上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无形印记会突然涌上心头，我无法预料是否还有“厄运”在等着我。

佑安后来告诉我，每次我回河南后，儿子总会说：“我不开心，父亲走了，没有人带我去杨浦公园骑脚踏车；也没有人买橘子水给我喝”。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他那天真活泼的“跑跳步”，我只看见过一次；他那清脆悦耳的童声歌唱，我一生中也只听见过一次。

1980年夏，我只身来到美国。夫妻父子，一别就是五个年头。在中国国内时，我每年除了寒暑假，都会经历亲人分离的痛苦；来到美国，又是彼此漫长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