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两位“右派“老师

那年，那校，那两位先生

——忆我的两位“右派“老师

修行君

说来奇怪，六十年在我就读的三江高中，这个名不见经传仅十二个班，二三十个老师中就有两位曾被划为右派。比例不小；更觉得惊讶的是他们“一小一大，”“一南一北”，居然机缘巧合被贬谪到三江这个偏远的地方，度过了艰难的一生。

还记得五七年反右时我还是高小生，赶时髦会唱流行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说好背后说坏----”

“一小”，即年纪轻的那位先生，化成右派那年也才二十三四岁，当时是重庆高等学府的天之骄子，意气风发前途无量。他做梦也没想到风云突变风雨袭来，将涉世未深的他卷入政治运动而惨遭厄运被划为“学生右派”，直接打入十八层地狱，断送了宝贵的前程。

后来所幸政策开恩，放松让这批学生继续就读，毕业后他被发配到边远的三江高中教书，总算有个栖身之地。虽然他低调收敛埋头教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奈“天生我材”藏也藏不住，生就一米八五的个，高大魁梧，还留着大包头，格外引人瞩目。课堂上讲到兴奋时还情不自禁耸耸肩，活像个“老外”，举手投足显露出他受西方文学电影的熏陶，积习难移。

不仅仅外表如此，他“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尤其注重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一个音标或一个单词拼读不准都要反复纠正练习多次。教出的学生口语特别纯正。

初识英语语法很容易与汉语混淆不清，这是重难点。为此他讲课时专门就英汉句式，时态，语态，动词行态变化逐一列表进行对比分析，反复训练，让学生深得要领筑牢了语法基础。

他太爱英语了，硬是把它当成自己终身事业，总想倾其所学悉数教给自己的学生，活像西方传道士，牧养羊群的牧师。

课外活动他朗诵英语诗歌，“月亮挂在天上，The Moon is in the sky”,教唱英语歌“王杰的枪，Wang Jie's Gun”。鼓励用英语交流，鼓励发音好的同学去学校用英语广播，还推荐英语课外读物，给成绩好“吃不饱”的学生“加餐”。这样愣是把枯燥无味的英语学习搞得“风生水起”兴趣盎然，忠于教育的拳拳之心真切可感。

我也喜欢学英语，与王老师私交不错。知道他家在重庆市图书馆附近，从小没事就喜欢泡在图书馆里看书。与我们弟兄小时候去“青年会”（人民公园茶亭边旁）看书借书的经历一样，因而对他始终怀有一份同情之心。

岁月静好的日子并不绵长，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教书育人的愿望没过几年就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

“学生右派”的历史被再次揭开，红卫兵抄他宿舍时发现日记和书信，如获至宝。仔细读来多是他苦闷的婚姻问题。他后妈对他很好，为他找女朋友费尽心思，多次为他介绍女朋友不成。于是信中告诉他不要把定为右派的问题说重了，吓到女方，只说是因右倾思想延迟毕业。最后这样做婚事也才成了！“善意的谎言”他难于做到，为此内心始终苦闷不堪，可见其襟怀之坦诚。   

他还在日记中说,他太爱英语了，英语是他支撑下去的力量”------身陷囹圄还心心念念着他的英语，常人根本无法理解。

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但他逆天抗命，不因遭遇不公而屈服、伦落和颓废，仍兢兢业业忠诚人民教育事业。

文革后期，学校老师还处于无所事事的逍遥期间，为储备专业知识，也为熬过艰难的每一天，王老师不知从何渠道了解到重庆市六人民医院资深大夫唐医师有一本最新出版的英语辞典，他知道学校邹老师老伴在六院工作，拜托他老伴恳请唐大夫借他一阅。

唐大夫出身名门，是解放前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正规大学生，毕业后在著名的南京市鼓楼医院工作，南京解放后投笔从戎，跟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是六院前身第二野战军附属医院的外科和妇产科大夫。他尊重和爱惜人才，得知王老师是三江高中的英语教师，毫不犹豫地把该书借出。王老师拿到此书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不惧酷暑，买了很多硬壳笔记本逐字逐词抄录全书。两个星期后他还书给邹老师时，非常激动地对他说:“谢谢你！拜托替我谢谢唐大夫，我已把全书抄录下来了。”问他抄了好多本毕记本，他说“12本”。邹老师真为他孜孜不倦、求知若渴的毅力所折服，连道三声:“佩服！佩服！佩服！”

因为那是在六月酷暑天气中，师生共用宿舍里既无空调，也无电扇，仅有一把蒲扇的条件下，除在食堂打3餐饭外，他足不出户，夜以继日地连续半个多月伏案抄录该辞典。我和邹老师一样，实在是无法想象，更不用说他是在文革中遭遇不幸之后不久，竟能静下心来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知识，真是是令人敬佩不已！难怪他教学如此深受同学们欢迎。

他博学多才，尽责敬业，除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尽心竭力培养和辅导本校年轻英语教师，并有求必应地热情辅导六院和钢丝绳厂报考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的干部和职工的英语知识。

春秋迭易，岁月轮回往事并不如烟，这段往事至今邹老师还记忆犹新。

在他经受了人生中一场场运动的狂风暴雨，一次次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后终于枯木逢春，文革后不但平反昭雪而且与自己心念的老伴重逢。听说是照顾夫妻关系调到成都某大型企业子弟中工作，曾担任该校外语教研组组长，直到退休。

另一位年纪大的，是“右派”黄老师，57年化成右派时年仅三十一岁，来自京城高教部。他身着蓝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却摖得锃亮的皮鞋，一口京腔，依然保留着当年机关那种严谨的遗风。他为人低调深藏不露，记得当年举学校之力排演轰动一时的话剧《年青的一代》时大家慕名登门请教，他如履薄冰，也只能就语言，动作，化妆“幕后点拨”而已。

他是教务处唯一的打杂工。开学季忙于排课表并填写上科目，亲自送到各班，端端正正粘贴在黑板旁边的墙上，同学们惊讶他那独特俊秀的“黄体”硬笔书法。初识其素养功夫。

期末季他又忙于刻印试卷，一次我陪老师去教务处领卷子，看见一个头戴鸭舌帽躬着身子系蓝色围腰的人一边推着油印滚子，一边翻着纸张，像卓别林一样机械熟练地工作，鼻子上沁出汗。旁若无人视而不见。

谁也没想到眼前这位“印刷工”居然是著述在身，高教部著名的青年才俊。

几年前，据党校倪同学查证,在一份名为《北大荒血案的秘密》文档中列有”1958年中央国家机关25部，5院5委5托1行1局和军委5总部送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名单”,在其中见到“六，高教部”，“275黄复佳，1926年生人，科员18级，右六，在850一分场劳动等字样”，据说当年共计925名，此名单列出了861名。

同时，黄老师所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习作病例》，在旧书网上仍可买到。当年吕叔湘所著的《学习语法》是同系列书籍。由于观点新锐正热销，有的店甚至把两书捆绑销售，可见其水平及潜力。更巧的是，网上竟能看见。1954年4月27日，黄复佳从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取了1346.84万元（折合新币1346.84元）的收据复印件，足以说明黄老师的来历。

一个本在京城生活、中央部委工作、妥妥的青年才俊，如冉冉升起的新星前途无量，不幸被划为右派，年仅31岁，人生轨迹发生了180°逆转。

几年后，他又拖家带口被发配到三江，爱人是典型厚道的北方妇女，夫妻育有一儿一女。我至今记得姐弟俩的模样，女儿念小学，长得很漂亮，儿子才几岁，样子也很可爱。

两位“右派”先生同时降临，就那所学校，就一栋教学楼，一排教师宿舍。巴掌大的地盘，他们难免遭遇。但彼此从不主动招呼，大概眼里有话而心照不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内心深处的酸楚和怜悯，尽在不言之中。

那时的他们与我们的人生轨迹其实是有所交集。我心里在为黄老师惋惜的同时，也有些为他庆幸。虽然经历了人生重大挫折，黄老师一家来到三江后埋头工作低调做人做事，许多年生活还算平静，即便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太多惊扰和冲击。记得1996年全校师生返校团聚时，他早已落实政策，年近花甲精神矍铄看上去身心健康。

六十年前这“一小一大，”“一南一北”，一生磨难，一根藤上的苦瓜；逆天抗命，尽职勤勉，历史定格。

我们铭记《那年，那校，那两位先生》——讲台边的两颗闪烁的星。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