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娜、陈光标、崔永元等人淡出公共空间，看中国民间社会的萎缩、独立精英的消失
对于年龄在30岁以上、2010年及之前就已加入和熟悉中文互联网的人们来说，有许多名字肯定是不陌生的。当时在互联网和各种社会活动中，有许多活跃和受欢迎的名人，如体育明星李娜、姚明，歌手韩红、崔健，演员姚晨、袁立，商人和慈善家陈光标、王石，学者易中天、王立群，媒体人崔永元、柴静等。
这些人的知名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在自己职业和专长上的成就，也在于他们很积极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关注社会时事。他们也并非那种只知埋头工作、面对大众循规蹈矩的人，而是颇有个性和独立性。有些人无论工作还是财富都实现某种程度的“自由”，可以相对少受束缚的发言和做事。即便有一些属于“体制内”，仍然颇大胆敢言，常常有超出体制规范的言行。
例如有中国网坛“一姐”之称的李娜，就是中国体坛罕见的独立有个性的运动员。例如在中国运动员将“为国争光”作为“政治正确”不离口的情况下，李娜说网球运动员只是一个职业，并不是为了国家。李娜后来也说作为中国公民参加国际比赛，本身就是爱国，而不需特地强调。李娜批评中国体育体制有问题，应该将成绩与奖金挂钩激励球员。李娜有时还与球迷吵架，引发争议。
李娜也是中国网球界乃至体坛少有的“单飞（部分脱离体制、组建个人团队）”运动员。这在崇尚集体主义、国家对运动员严格管理的中国体育界，非常具有突破性。
李娜的这些言行颇有争议、褒贬不一，但显然是有个性、不愿被体制束缚的名人。李娜夺取过多个网球世界冠军和其他荣誉，和郑洁、彭帅等人极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网坛的地位和知名度。而中国民众也因李娜等人而熟悉了原本陌生、小众的网球运动。
而在李娜之前及同时，还有其他颇有个性、在国内国际都要超出体育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明星。最著名的当属篮球明星姚明。姚明可谓中国人在世界体坛的“名片”，也是中国融入国际的象征。
虽然姚明不像李娜那样脱离体制和叛逆，后来还成为中国体育官员、言论也与官方较一致。但从姚明的成长到成名后，都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和自主发展，是他成为国际巨星的关键因素。其开明而富有的家庭、生长的上海相对自由开放的环境，对他的成功、对中国体育的突破，都有着非常重要作用。
在之前几十年里，中国体育高度的政治化、集体化、模板化，几乎所有运动员都必须听从党和上级的命令、从属集体而不能有个性、在举国体制下像木偶一般表现。即便获得世界冠军、在国际上展示风采，也还要遵循国家规定的礼仪和言辞。这样，中国金牌虽多，却缺乏体育强国真正的影响力。而李娜、姚明等人的出现，则打破了陈规陋习和死板僵化，让中国体育更加有活力，运动员有了鲜活个性，在国内和国际都更具吸引力。
十多年前的商业界，同样有许多活跃人物。著名商人、慈善家陈光标就是例子。纯粹从商业成就上看，陈光标不是最成功的商人，但他绝对是那个时期最具个性和公众影响力的商人。陈光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商同时高调进行慈善活动，热心公益事业，已捐出至少十几亿人民币，并宣布死后捐出全部财产。
陈光标参与了汶川地震救灾活动，被民间机构颁发“中国首善”称号。陈光标还曾前往台湾和其他国家进行慈善活动，宣传中国崛起。而陈光标将这些都发布在其微博和个人网站上，高调宣传自己。陈光标也积极参与各种公共活动，作为嘉宾演讲。
虽然陈光标的慈善活动引发争议和不少批评，一些人批评他太过张扬、做作、名过其实，反感他炒作慈善、抬高身价的行为。但陈光标确确实实捐出了大量金钱和物资，自己也亲身救灾、身体力行做慈善。他的高调也让人们了解慈善事业的重要，吸引更多商人和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这些成就都是事实。陈光标早年经历饥荒和贫困，致富后深知救助弱势的必要性，即便言行有些浮夸，本心也是善的。
在当时，还有其他热心慈善和公共事务的商人，例如地产商人王石、制造业商人曹德旺等。他们经常在互联网上发言、在媒体出镜，不仅谈商业、做慈善，也谈对中国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为国家献言献策，和民众对话讨论。这些有钱、有地位、社会经验丰富、人脉广泛的商人积极参与时事和公共议题讨论，对公共事务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他们的存在和活跃，也客观上让更多知识人和平民有机遇和资源了解并参与公共议题，对政府政策产生压力和作用。
而在那个言论相对自由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还是知名媒体人。其中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和记者柴静，是知名度较高的典型代表。按照二人的任职单位，两人都是“体制内”人士，按常理应是与党和政府立场一致、专业能力过硬但言行循规蹈矩者。
而实际上，崔永元和柴静都颇为敢言，其言论显然超出其作为央视员工一般的言论尺度范围。如柴静在非典期间深入一线调查疫情、对杨永信“戒网瘾学校”的揭露，崔永元对媒体界内幕的批判，都既大胆又有质量。后来二人都从央视离职，成为较独立身份的媒体人，言论尺度更大、批判性更强。如柴静的《穹顶之下》谈中国空气污染问题、崔永元则一度涉入最高法院司法黑幕。而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从央视离职，之后仍然可以在传媒事业上风生水起，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对这样的人的接纳、宽容、广泛支持（否则他们离开体制根本无法再工作和生活）。
当然，崔永元和柴静也有一些缺点，如其虽然大胆直言，节目质量可圈可点，但在涉及一些科学和专业问题上暴露其知识不足、能力有限、科学素养和逻辑思维欠缺的问题。如崔永元执着的反对转基因，其言论却缺乏依据、逻辑混乱，柴静关于环境污染等议题的节目也被质疑若干证据不实、论证不严谨问题。
但整体而言，崔永元和柴静等人仍然通过其媒体人身份和影响力，就中国若干重要社会问题做了调查报道、对体制和社会黑暗面有批判，没有沦为提线木偶般当官方传声筒，也都有其个性和独立性。对中国社会整体还是利大于弊、值得肯定的。
除了以上提及的人士，在2010年前后还有不少活跃在中文互联网、线下各种公共活动的人士，如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企业家樊建川、前县委书记陈行甲、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作家章诒和、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在当时，中国各行各业都有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这些人各有其个性，也都普遍对体制多有批评（虽然并不一定反体制）。
这些人并不是公开和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一般不触及最根本的政治敏感问题，在当时得到一定的发言容许和活动空间，人身自由也得到保障。这些人虽然观点不一，但都坚持普世价值、关怀弱者，言论是较温和和有建设性的，普遍也是爱国和有正义感的。
他们虽不直接参与颠覆专制政权，但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启蒙民众、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发生各种争议事件、大众迷茫无措、想做事却无力去做时，这些名人精英可以利用其号召力和资源，起到重要的引导和调和作用。
虽然这些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缺点，但整体仍然值得肯定的。即便有一些人确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就事论事的看，其对一些公共议题的关怀和参与仍值得赞美。
他们不仅活跃了中国公共舆论，也让社会有了活力和韧性，打破官方对舆论和社会生态的垄断，展现了中国的多元和强大的民间力量。这些人与民众组成的舆论和社会空间，也正是公民社会的雏形。
他们的存在不仅利于政治改良和社会进步，也能促进文化教育、科学、体育、传媒等各行业的发展，并为更多成就提供可能性和空间。他们既对国内问题的改善大有裨益，也让中国国际形象得到改善，有了更强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这一个个鲜活而有个性的人、他们的成就，本身就是中国国家和中华文明的名片。虽然即便中国相对最自由的胡温时期，中国软实力和影响力也不如人口面积远不如中国的日韩，但起码不再像以前单薄和呆板，并有了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但这些活跃的人和他们组成的互联网舆论、民间社会，在2013年后的几年就逐渐消失。这些人的微博、博客、媒体平台，要么被注销或自行注销，要么账号虽在但变得沉默，只谈风花雪月而远离政治和社会。还有的被迫关闭国内账号、不在中国活跃，而流亡海外、活跃于“防火长城”之外。曾经颇为热闹的、由各种组织机构和媒体开办的议论时事的论坛和节目也纷纷退场，如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停播，私下聚会讨论时事甚至有被警察“喝茶”的危险。
更令人忧虑和叹息的，是最近几年来的中国各界，鲜有曾经李娜、陈光标、崔永元这样有个性、敢言，既有能力和影响力、又自主而不依附体制的人。如今的中国各界人士，上至总理和高官，中间的工商文教等行业精英，下面的平民大众，在“定于一尊”的大环境下，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自主的能力，又像毛时代等死气沉沉年代那样，成了体制的“螺丝钉”和国家的尘埃，服从规训、任人摆布。
而压抑的氛围、僵化的体制、缺乏活力的社会环境，也就难以诞生具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人物。近年中国体育界、商业界、媒体界，以及其他各领域，难以看到才华横溢又个性十足的人物。也有些世界冠军、行业名人，但只有娱乐化和功利化的成就，而无作为鲜活的人的感染力，更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如今的中国各界的名人要人，不再具有公共责任心，而是服从体制、趋炎附势、呆板保守。例如奥运冠军全红婵，被塑造为贫困农家出头的典型，其成为体制标杆正在于其符合官方“努力就能改变命运”、“国家帮助弱者脱贫”的设定。而事实上当然其成功并不能被绝大多数人复制。全红婵没有意识也无能力热心公共事务。全红婵当然不是坏人，但却是被体制随意塑造和利用、自身没有独立性的人。
而商界名人许家印，一度被热捧、后来锒铛入狱、留下烂尾和“暴雷”，也是新时代中国商人沦为权贵“白手套”的典型。媒体和学界少有的积极发言者，几乎都是张维为、沈逸这样的体制赞美者和撒谎者。作为极少数敢在国际上发言的、代表中国官方的高志凯，与外国人辩论三缄其口、闪烁其词。
从十几年前的李娜、陈光标、崔永元，到今天的全红婵、许家印、张维为，中国各界名人经过更替，人格和行为有了很大变化。这根本在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剧变，名人们显著的在堕落。
而且，压抑、僵化、千篇一律的社会环境，也导致许多极端的叛逆者和破坏者出现。例如当今中国及“润”出去的海外离散华人，也出现一些极度厌恶自己国家民族、仇恨中国人的人，凡是中国的人和事就嘲讽，凡是外国的就支持，中外冲突无论是非都一律站在外国尤其日本美国一边，即“支黑”和“逆向民族主义”现象。这些人中不乏颇有知名度和身份的精英人士。其实这也是中国政治专制、社会压抑、缺乏自由、没有正常的多元与异见渠道，所挤压出的畸形产物。这些人也是可怜而又可悲的，和“五毛”“小粉红”是同源之物。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主义的大旗下，各行各业、从学校到工作机构，到处是自私自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没有人真的关心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要么浑浑噩噩，要么勾心斗角。社会也高度原子化，人们只在乎自己，没有团结性，也没有谁值得信任。丧失公共性的自由、收缩为生存和私利忙碌、充满暮气的人们，也不会将国家带向光明，而只有越发堕落和衰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大陆如此，香港近年也在走向封闭和衰败。香港曾长期不在中共统治下，有较多的自由和活力，社会环境鼓励人们发挥特长和张扬个性。许多影星、歌星、学者正是在这样自由环境中脱颖而出，例如刘德华、成龙、金庸等人，虽然晚年亲近中国官方，但其能成为享誉亚太乃至世界，正是缘于香港自由的创作环境。如果他们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大陆，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
香港以仅有大陆千分之五的人口，曾长期在文化影响力上超过大陆全境，正是因为香港的自由环境，让中华文化和华人得以发掘潜力和自由竞逐。而台湾、美籍华人、东南亚华人的成就及其原因，也是类似的。他们证明了华人并非缺乏才能，相反潜力无限，好的环境就能让华人各显其能，压抑的体制扼杀天才。
但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各业具有影响力和独立精神的名人越来越少。到了2020年《港区国安法》颁布后，更是再无亮眼的巨星人物出现。这和政治压抑、自由缺失有着密切关联。即便有本可以崭露头角者，也在体制下被规训和异化。
例如在2024年巴黎奥运上获得击剑冠军的香港运动员江旻憓，是有才能和潜力的青年，可她为名利逐渐投入建制派门下，涉及公共事务就与政府保持一致，也就不再有独立精神，也难以成为被广泛尊重的公众人物、体育巨星。
一个禁制自由的社会，难以有具创造力和感染力的人物出现。当人们必须服从体制，也就缺乏自主和进取心。而“定于一尊”的独裁和垄断，有能力者也会被压制和埋没。香港和大陆皆是如此。
任何社会都难免有身份地位差异和阶级分层，而其中的精英人士拥有自由意志、进取精神、公共责任心，是国家发展、社会健康、人民幸福的重要前提。因为他们拥有超出常人的地位和资源、本应有超过基本物质需求以外的理想追求、有能力引领社会发展进步。无论古今中外，社会精英在社会运作和重大变革中都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民间社会的萎缩、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精英的消失或沉默，对于中国是极大的不幸。正如胡适所说，“争取每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普遍不能自由和自立，这个国家整体也必然沉沦。民间社会的萎缩，社会精英的堕落，如同民族肌体的衰老、脊梁骨的折断，是危险的、致命的。
这样看来，未来的中国，是令人悲观的。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在大饥荒和文革中的国人更加绝望，但后来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而十多年前中国民间社会活跃、各界人士百舸争流犹在眼前，虽一时沉寂，但不会永远这样沉沦下去。事在人为，每个中国人都应当保有正义感和责任心，在未来重建中国公民社会。而各界精英更应肩负特殊的责任义务，动用其资源和发挥其能力，为真正的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