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难题

自古以来的哲学家都热衷于回答以下有关“认识论”的问题：人类的认知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人是如何得到知识理论的？知识、理论起源于经验还是起源于人的理性？这些知识理论是真实确凿的吗？是与客观存在相符合的真理吗？依靠理性能够获得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吗？如何检验知识理论是真实、确凿、必然、普遍的？等等。

波普尔在他的著作《猜想与反驳》（注）的第三篇“关于人类知识的三种观点”中写道：“我必须讨论和批评两种人类知识观——本质主义和工具主义”。这里，他所论述的“人类知识观”就涉及到人类认知活动的目的。

一，关于人类认知的目的：

波普尔说到贝克莱主教对牛顿理论的分析：“这个理论充其量只是一种‘数学假设’，也即对现象或外观进行计算和预言的方便工具；决不能当作是对任何实在物的真实描述”。波普尔指出，贝克莱的主张就是“工具主义”，其要义是：“科学理论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描述世界；它只是工具而已”，“知识就是力量，真理就是有用”。波普尔反对这种观点，他说：“科学的价值在于他的解放力——争取自由的最伟大的力量”，“所以这一切（指科学理论）决不仅仅是工具；它们是我们的心灵用理智征服世界的明证”。波普尔这种说法有点书生气，他应该意识到，被用来“征服世界”的“伟大力量”正是包含着某种工具的意义。

波普尔认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可称之为‘理性主义传统’，它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这就是批评讨论的传统，这种讨论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而是为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接近真理，这些口号是波普尔多次提到的，在他看来，这才是人类认知的崇高目的。他认为，工具主义把人的认知看作是某些行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这样就把人类的认知限制在局部的、浅见的范围，认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他认为，按照工具主义的信条，“我们对这个世界不能够也不需要学习和了解比我们已经知道的更多的东西”；他认为人类认知的目的是解释和描述世界，是探索未知、追求真理。

波普尔批评的另一种人类知识观，就是“本质主义”。他写道：“本质主义”认为：“最好的、真正的科学理论描述事物的本质或本质属性——现象背后的存在”，“这样的理论既不需要也不可能作进一步的解释：它们是终极解释，发现它们乃是科学家的最终目的。”波普尔写道：“我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为了确证本质之不存在”，而是“我正在加以驳斥的本质主义原则仅仅是声称科学目的在于终极解释的原则；就是说，一个解释（本质上，或者说本性上）不可能作进一步解释，并且也无需作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相信本质（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容易给思想设置障碍，容易给提出新的和富于成果的问题设置障碍。”

可见，波普尔并不完全反对人类认知的目的是探求“事物本质”，这与他认为的“解释世界、探索真理”的目的是相类似的。他反对的只是所谓“终极解释”，因为它是新思想的障碍。他主张一切理论皆可“反驳”，意味着不可能有什么“终极”。

由此，波普尔提出了关于人类认知观的第三种观点。他写道：

“科学家的目的在于真实地描绘世界或世界的某些方面，在于真实地解释可观察到的事实。”。

“我们可以把科学理论的‘第三种观点’简单表述为科学理论是真正的猜测——关于这个世界的提供的丰富信息的猜测”，“这种猜测是致力于发现真理的严肃尝试”，“可检验的猜测或猜想总是关于实在的猜想”。

“我们倾向于把所有这些世界，包括我们的日常世界，都看作是同样的实在”，譬如，说我们的钢琴是实在的，而说钢琴的分子、原子同样是实在的。他批判工具主义“企图否定理论描述像实在世界这样的东西的主张”。

“我们的有些理论可能同实在相抵触；在这种时候，我们知道存在着实在；存在某种东西，它提醒我们记起这样的事实：我们的观念可能是错误的。”这似乎是说，哪怕是错误的猜想也表明有一个“实在”。

“我相信科学能够作出真正的发现”。波普尔的“真正的发现”指的就是对世界的实在的描述和解释，指的是“发现真理”的那种发现，而工具主义拒绝承认这种“真正的发现”。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的第三种观点——他认为，人类认知的目的是发现真理、接近真理。世界是“实在”的，有各种层次的“实在”，譬如物体、物质、分子、原子、电子等等都是“实在”。理论都是猜想，是对某个“实在”的猜想，检验其结果“合乎事实（实在）”，就是科学理论；在已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作出深一步的猜想，是对深层次的“实在”的猜想。世界是“实在”的，或许人类不能穷尽地描述和解释世界所有的“实在”，“真理企不可及”，但是科学理论的确是在描述、解释外在世界的一个个“实在”，一步步地接近真理，科学理论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波普尔的“实在论”与他的“客观真理观——合乎事实”是相对应的，下文将继续讨论之）

人们认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真理或科学地位；而是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是为了在竞争中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知识、理论都是竞争的工具；所谓的真理或科学地位这类名堂，也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让参与竞争者戴上某种光环、获取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以及获取随之而来的名利地位。

或许有人要问：牛顿提出重力理论是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吗？洛克提出民主理论是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吗？回答是十分肯定的。所有科学家、思想家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谋求在某个研究领域获得、维护自己的声誉、地位、话语权等等；当然，他们会把研究的目标设定为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的事物，设定为有利于人类在竞争中谋求生存、发展的事物，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声誉、地位、话语权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工具主义观点是值得采纳的。人类认知的目的是为了在竞争中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知识和理论是竞争的产物和工具，工具无需评判其真假，只求其有效，有利于达到竞争目标之理论，就是有效的工具。有的理论作为工具被应用在人类生活的局部范围，有的理论被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只要这些理论可靠有效，人们会保留下来，对于不那么可靠有效的理论，则继续探索并更新理论。人类认知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因为在这人世间不存在真理。

科学与真理不同，科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项认知活动，也是人类在竞争中获取成果的最有效的途径。科学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为了排除伪科学的干扰，维护科学的价值，必须对什么是科学、用什么标准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等问题达成共识。尽管，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不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并出现相互的竞争；但是，当某种观点（和标准）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时，就能促使人们按照这种观点和标准所指引的方向去追求“科学性”、“科学地位”，并有可能创造有利于人类的可靠而有效的工具。

目前得到广泛认可和支持的观点和标准是：在已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某种假设，并通过反复的实验和观察，根据其结果检验先前的假设是否成立，这样一种认知活动即称之为科学，这样一种认知方法称之为科学方法，如果多次同样的实验出现同样的结果，则该假设即被人们认可为科学理论。之所以对“科学”达成这一共识，是回顾了一切已有的这一类研究活动，从中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点而形成的。

科学只是人类认知的方法途径之一，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科学实验这类活动，却也通过其它方法途径（例如接受教育、人际交流等）认知外部世界。人类所有认知活动都遵循同样的程序，大致可描述如下：起于经验，通过对大量经验的比较和区分抽象出共同点，创造和使用语言标志抽象的成果以形成概念和理论，以实际经验检验理论是否有用、有效，无用无效者将被纠错或淘汰……。科学这类认知活动也遵循此种程序，它与其它认知活动相比较而言，其特征是“始于假设”，有些人就以为科学的认知活动不是起于经验，而是起于所谓“纯粹理性”、“先天知识”，这是出于误解。“假设”从何而起？毫无依据的凭空妄想当然不是科学活动中的“假设”，没有以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假设，这种假设所针对的问题，正是出自以往的经验和知识。科学活动的特殊性并没有跳出一般认知活动的程序，即认知活动始于经验。

科学这种认知活动是由人控制的，“假设”是人的主观产物，它来源于已有的经验、知识、理论。反复实验及其结果是“事实”，但这个事实也是人为控制的结果，并不是自然的、客观的所谓“真的实在”，科学理论不是对客观存在的真实的描述和解释。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一部分”，它是人类在竞争中获取资源的有效的工具；如果遭遇新经验而工具失效，人们就会补充、修改或否定旧理论，并创造更有效的理论。

二，关于真理：

谈论人类的认知，免不了要面对“真理”问题。波普尔在第十篇“真理、合理性和科学知识增长”中专谈他的真理观。

真理是什么？真理这个词是由人创造的，用来声称某个理论是完全正确、不容置疑的。顾名思义，真理有如下特性：一是，真理是唯一的，如果针对同一事物有两种理论都被称之为真理，那么，或者二者都不是真理，或其中之一是真理，另一个不是真理。二，真理是永远正确的，如果某个时候发现它有错误，那就不能称之为真理。三，真理是普遍适用的，即在它所涉及的领域内能够解释一切现象，没有例外。

这样的“真理”存在吗？有谁能够举出一个理论是唯一的、永恒的、普遍的吗？人类认知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理论都遭到质疑、补充、修改、甚至否定。从逻辑上讲，波普尔的“证伪说”直接否定了“真理”的存在，因为他认为凡属科学理论皆可反驳，皆可找出错误，有错误的理论当然不能称为真理。正因如此，波普尔在讲到检验科学的标准时，再三申明他谈的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真理超越人的权威”，“不存在可供我们依据的真理标准”。他甚至曾想避开真理问题，他这样写道：“我就感到，讨论进步标准而不至过多地涉及如何使用‘真’这个字的激烈争论，可以更安全、更经济一些。”

可是另一方面，波普尔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人类认知的目的是要发现真理或接近真理：“在追求知识时我们一心想找到真的理论，至少找到比其他理论更接近于真理的理论，也即更符合事实的理论”。

这其中暴露出了十分明显的破绽：既然你认为不存在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意味着你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理，那你怎么知道与它接近了呢？你正在追求并接近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岂不荒唐？也许波普尔自己发觉了这一破绽，于是专门论述了他的“客观真理观”，以此加以弥补。

波普尔写道：“客观真理论：合乎事实”，“真理就是‘符合事实’的同义语”。在此前他曾写道：“我们追求真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找得到；我们并没有真理的标准，却仍然可以把真理观念作为调节因素来指导我们”，“存在某种向真理进步的标准”。他把“真”的标准定为与事实相符，“合乎事实”就是“向真理进步的标准”——这就是波普尔的作为“调节因素”的客观真理论。

波普尔以为，这样一来，他就解决了“真理”问题。他认为真理是对世界“所有实在”的描述和解释，世界就是一个又一个“实在”构成的，每当一个“实在”被科学理论解释和描绘，就意味着向真理接近一步。科学理论是真理的一部分。

不妨回顾一下康德对待真理的态度，他提出“物自体”的说法，说道那个“物自体”究竟是怎么样的，人无法知道其客观的真实存在，这样一来它就避开了“真”的问题，代之以知识的必然性、普遍性。他说人类能够获得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因为人具备必然性、普遍性的“先天知识”，这是人的先验的纯粹的理性。康德说道：“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把它（理性）的规律强加于自然”，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理会知识是否符合客观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要怀疑人类的理性，我们能得到必然的、普遍的知识，我们要将这些知识强加于自然，改造自然。波普尔同意康德的说法，认为人具备先天知识，如“期望规律性的倾向”、“猜想、猜测”等等。但不同意康德说人一定能够得到必然的、普遍的知识理论，他认为由人的“先天知识”获得的知识当中也可能有错误。他修正康德的说法，他用“合乎事实”来代替“必然性、普遍性”，把“合乎事实”的理论作为真理的一部分，返回到“真”的问题上来；他说真理虽然企不可及，但人类的认知把发现真理、接近真理作为目标，把“合乎事实”作为“接近真理”的标准；他以为，用康德的“先天知识论”加上他的“客观真理论”，不但能挽救理性，也挽救了真理，从而解决了“真理”问题。他真的解决这难题了吗？

波普尔同意康德的说法，即“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把它（理性）的规律强加于自然”，这等于说人类认知的目的是改造自然，知识理论都是为此目的服务，是达到此目的之工具，理论只是工具，工具的价值不在于真假，而在于是否有效，与是否真理无关；该说法还等于否定了人类认知的客观性，声称“规律性”是主观产物而不是客观存在。波普尔一面赞成康德的说法，一面又提出“客观真理论”，何能自圆其说？

波普尔十分倚重“事实”（或“存在”），那么，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人的感知，人的感觉经验中包括大量的事实。合乎事实就是合乎经验，说科学理论合乎事实就等于说科学理论合乎经验。有两种事实（两种经验），一种是自然的事实，人可以感知这些事实，但人的感知不等于客观存在，“合乎事实”不等于合乎客观存在。另一种是人为的事实，譬如实验及其结果就是人为的事实，实验是由人设计、由人控制、由人设置某些条件（如压力、温度、时间）的。如果设置不同的条件进行实验，那么结果就不再重复出现，实验及其结果这种事实是人为的、主观的产物，不具备“客观性”；可以想见，当人类消失之时，这类实验（事实）也将不复存在。为了达到同一目的，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理论设计出不同的实验，譬如合成氨的实验，不同的两个实验都能得到氨，但是得率不同，对于这两种理论的评判，不再是“真或假”的问题，不再是哪个更符合“客观”，而是哪个更有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

再者，对于同一个被感知的事实，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和理论，但却都合乎事实。譬如地心说与日心说的分歧，它们都对太阳东升西降这同一个事实作出解释，二者都“合乎”太阳东升西降的“事实”，那个是真、哪个是假？或许应该是无所谓真假，所以不能说“合乎事实”的理论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或“向真理进了一步”。

“真理就是‘符合事实’的同义语”这种观点难以被人接受。

波普尔企图解决“真理”问题，但按他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这难题。实际上，所谓必然的、普遍的、永恒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人类的认知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捍卫真理，人类认知的目的是为了在竞争中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资源。对于知识的评判，不在于真或假，而是在于它对达到竞争的目的是否有效，有利达到目的就保存、传播，不利于目的的则加以补充、修改或抛弃，人们追求的是可靠有效的知识；有些知识不会即刻在实用中见效，但可能引发更多的创造发明，显现出更加强大的竞争力。

波普尔对于真理的态度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方面，他的“证伪说”肯定了一切科学理论都可以反驳，这种观点从逻辑上说直接否定了真理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论证“客观真理观”，提倡“追求真理”、“接近真理”。波普尔虽然曾经想避开“真”这个字，但他又念念不忘那个“真”字；他似乎觉得，如果抹掉了“真”，人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知识理论是确凿可靠的呢？人类的认知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想解决如何挽救理性、挽救真理的这一难题，但恐怕是徒劳无功。

三，关于经验与理性：

有关认识论的讨论，必定涉及到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分歧。至今的情况是，经验主义并不否定理性的功能，理性主义也并不否认经验的作用，二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在于：

经验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理论源于经验，理性源于语言，而语言也源于经验。人类在积累大量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语言，在创造语言的过程中演化出抽象的能力（亦即称之为理性的认知能力），于是能从大量经验中抽象出概念，进而在关于事物之间关系的大量经验中抽象出概念之间的关系（推理、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理论。概念、理论都凝聚着大量的经验，抽去大量经验的概念、理论则是空洞的字眼。经验在先，概念、理论在后，最后，知识、理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还需由经验予以检验。离开了经验，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理性主义认为知识、理论不是源于经验，经验是偶然的，经验与经验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普遍的关系，无法从经验中推演出规律性，科学理论所论证的规律性，是由人的先天理性或先天知识发明并强加于自然界的。人的理性先于经验而存在于人脑之中，并不依赖经验而存在。人类的先天理性把经验作为材料进行加工而形成概念和理论，这些概念、理论是必然的、普遍的，或者是由于“合乎事实”而“接近真理”并成为真理的一部分。

波普尔偏向于理性主义。在第一篇“科学：猜想和反驳”中，他论述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问题，他从维特根斯坦的“证实论”，谈到休谟的经验论，再谈到康德的“先天知识”。

波普尔写道：“（维特根斯坦认为）凡属于科学的命题都是那些可从真观察陈述引申出来的命题……这等于关于分界的一个粗糙的可证实性标准，……这个标准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任何科学陈述都从来不能从观察陈述中演绎出来”，接着波普尔引述休谟的话来论证这一点。

他引述休谟的话：“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以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过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他认为这是“休谟指出归纳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是完全对的”，接着他写道：“企图靠诉诸经验为归纳法找根据，必然导致无穷倒退。结果是，我们可以说理论决不能从观察陈述中推演出来，也不能靠观察陈述为理论寻找理论依据”。波普尔用休谟的论点来反驳维特根斯坦，指出科学理论不能从经验（观察）中推演出来（引申出来），所以“可证实性标准”是完全不适当的，理论不可能来自经验。不过他也承认，一个理论被接受还是被拒斥须经观察（经验）的检验。

理论不可能来自经验，那么来自于何处？波普尔回答说，来自于人的先天理性，来自唯一的一种理性程序。

他指出，“（如果）我们是通过重复和归纳获得知识的，所以我们是通过一种在逻辑上站不住和在理性上讲不通的程序获得的，因此一切表面的知识都只是一种信念——根据习惯的信念。这个回答意味着，即使科学知识也是非理性的，因而理性主义是荒谬的。”波普尔认为归纳是一种反理性的程序，他要提出一种“非归纳”的程序，那是一种基于“先天知识”的“猜想——反驳”的程序。

休谟说归纳法之所以被相信或被运用，是因为心理习惯和人性的缘故，是一种对于规律性的信仰，这种信仰是“重复”的结果，亦即是多次经验重复的结果。波普尔驳斥了这种解释，他说：“我不把我们指望规则性的倾向解释为重复的结果，而建议把我们认为的重复解释为我们指望和寻找规则性倾向的结果。”波普尔认为“指望”（或期望）不是“重复”经验的结果，相反，“重复”是“指望”的结果。“期望规律性”与经验无关，它是人先天具有的心理倾向，人凭借这种心理倾向在经验中发现“重复”。

波普尔所说的“指望（期望）”就是一种先天知识：“我觉得先天观念的理论是荒唐的。任何生物都有天生的反应；而且在这些反应里面，有些反应适应于即将到来的事件。我们可以把这类反应描述为‘期望’，……我们甚至可以在相当合理的意义上谈论‘先天的知识’。……所以我们生来就有期望，生来就有知识，……即是说，先于一切观察经验。这些期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期望找到规律性。……康德相信‘因果律’是我们精神素质的一部分。而这种在心理学上是先天的、寻找规律性的‘本能’期望（另一处写作“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和康德的‘因果律’非常接近。……这种期望并不是先天正确的，因为它可能失败”。

这段话的意思是，所谓“期望规律性的倾向”是一种“先天知识”，相当于康德理论中的“因果律”那种“先天概念”，它们都先于经验就在人脑中存在着，不是经验的“重复”所致。波普尔认为，从经验中无法引申出规律性，只有凭借人的理性（先天知识）发明规律性而后强加给外部世界：“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重复把规律性印在或强加在我们的头脑里，而是主动地企图把规律性强加给世界。”

他指出，有一种“理性程序”，能够发明规律性，并形成论证规律性的科学理论。这一理性程序就是：“试探错误的方法——猜想和反驳的学说”。他写道：“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发明——大胆提出来准备加以试探的猜想，如果和观察不合就清除掉”，“一切定律和理论都是猜测或试探性假说”。寻找和发明的规律性的猜想可能经不起检验，那就反驳之、批判之，并更新理论，这是唯一的“理性的程序”，“我们没有别的理性程序可以采取”。

休谟否定了归纳法，亦即否定了“规律性”，也就否定了理性，休谟认为因果关系不是自然的本质，而是由我们所养成的心理习惯和人性所造成的。康德被休谟敲醒了，起而批判休谟而挽救理性。康德用那个不可知的“物自体”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问题撇开，把规律性说成是人的理性的产物，由人运用这种先天的、纯粹的理性去组织、整理经验，发明了规律性，并把这种规律性强加给自然界。波普尔同意康德的“先天知识”论，同意康德所言：人发明规律性强加给外部世界；但是，他不同意康德所说先天知识是“必然的、普遍的”，认为“先天知识并不先天正确”，猜想不一定能够“合乎实在”，可能“和观察不合”，所以要反驳，人类的理性运用“猜想——反驳”这唯一的理性程序发明规律性及其科学理论。他的这一理性程序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猜想，指的是大胆猜想能够强加于事物的规律性，二是反驳，指的是找出“猜想”的错误，更新理论。

康德和波普尔都提到“规律性”这个词语（概念），说道自然界（物自体）有没有规律性，人无法知道，规律性是人的发明，不是外在事物固有的本质。

什么是规律？什么是规律性？这一概念指称事物的变化及相互联系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

休谟否定的正是这种人类知识的必然性、普遍性，但康德论证人类的知识具有必然性、普遍性，理由是人的知识是凭借纯粹理性亦即先天知识而得，而先天知识就具有必然性、普遍性，肯定了人类发明的规律性是确凿无误的，正因为如此，人可以运用其发明的规律性去改造自然。波普尔避开了“必然性、普遍性”这种提法，他发明的理性程序“猜想—反驳”本身就意味着“猜想”可能存在错误，所以必须要“反驳”。按照这个逻辑，任何理论都将被反驳，这种观点的直接结果就是否定了人类知识具有必然性、普遍性。为此波普尔就用“客观真理论”来加以弥补：没有必要用“必然性、普遍性”来为理性辩护，而是要用“接近真理”来彰显理性。这样一来，波普尔也许以为自己在康德理论的基础上更能够挽救理性、挽救真理，正如他所说：“对康德自己的批判哲学作了最后一点润色。”

那么，波普尔的理论真能挽救理性、真理吗？

首先，人们应该注意到，波普尔所说的“期望”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动物也有这种本能，譬如，猎豹捕捉猎物的经验引起它的猜想：“与猎物的距离愈近愈好”，它试着这样做，果然有用有效。人类具备的期望或猜测这种本能从何而来？是由感觉经验的功能而来。感觉能够区分、比较外来的刺激，当来自经验对象的刺激与往日不同之时，人们能够感觉到事物的“变化”，这类经验多次重复以后，就会引发出“好奇心”，在脑中出现“为什么”的问号，产生期待找到答案的动力。所以，期望、猜测属于感觉经验层次的心理现象，是一种反应，不能认为是一种理性能力。当人们产生期望或猜测的动力以后，凭借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从大量经验中抽象出概念，再抽象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才是理性活动的过程。

其次，更为重要的，需要讨论一下人类的理性是如何演化而来？人类演化出理性的源头是人的感觉，感觉可以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与此同时，感觉能够区分、比较外来的刺激，如对声音区分出音高、音色，对光线区分出颜色、明暗，触觉分出软硬、冷暖，等等。感觉可以被记忆在脑中，相似的感觉积累成为经验。动物也有感觉及其区分、比较的功能，也有记忆感觉的功能。如果没有感觉及其区分、比较的功能，人与动物都无法生存。

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创造、运用了语言，用符号来指称已有的感觉经验，在创造和运用语言的漫长过程中，人类演化出“抽象”能力。当人们用一个词语去指称某一类事物（形成概念）之时，就显示出他已经习得了抽象的能力，也就是现在一般称之为“理性”的能力。抽象的基础是积累的大量感觉经验，仅仅看到一匹马的经验不可能从中抽象出“马”这个概念，必须观察过大量的马及其它动物，通过反复的区分、比较以后才能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抽象出“马”的概念。抽象能力或理性能力必然在积累大量经验之后才会演化而成，经由抽象而形成的每一个概念都凝结着大量的经验。理性不可能先于语言而出现，语言不可能先于经验而出现，理性也不可能先于经验而出现，理性是在感觉经验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抽象能力。

人在经验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抽象出各种不同的概念；在积累了有关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大量经验的基础上，人能够抽象出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归属、因果等关系），这就是推理判断的能力；在积累大量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人们再把概念组织成为理论。譬如，从有关氏族、部落、村落的经验中抽象出“社会”的概念，从历史经验中抽象出“社会演变”的概念，再从社会生活的经验中抽象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的概念，再从“社会演变”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的关联之中抽象出解释社会演变的诸多理论。譬如有人说，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有它内在的结构、内部的矛盾、变化的规律，社会决定个人的一切，等等。而另有人说社会只是一个人脑中的概念，一个思考、解释种种社会现象的思维工具，处在竞争中的个人的思想行为才是解释社会现象的基点，社会现象及其变化只是所有个人行为综合的结果，等等。

人类的理性就是这样演化、发展而来的，在语言被创造出来以前，人类不具备理性能力，理性源于语言，在没有积累大量经验以前，人类不可能演化出创造和使用语言以及抽象的能力。概念、理论必须从经验中抽象出来，每一个概念都是指称诸多经验自身具备的共同点，而不是如康德、波普尔所说的，由“先天知识”从经验的外部强加于它。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理性（理论）先于经验而存在？因为他们忘记了人类理性演化、发展的来由，或者是有意视而不见。他们的研究是在千百年来无数学者创造出大量理论的基础上开始的，他们在研究、思考之前就有理论在他们面前，是理论引导他们去研究思考；他们的猜想也是从理论开始。他们面对大量的语词、概念、术语，却不知道这些概念如何从大量经验中抽象出来，他们仅仅从逻辑上去理解这些概念，并按他们的理解再把这些概念排列、组织一番，推出所谓理论文章。他们割裂了人类的认识史，把感觉经验——抽象——概念——理论的不断反复连续的过程，误解为理论——反驳——更新理论——反驳的反复连续过程。

在第五篇“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波普尔写道：“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传统的科学编年史两者都深受培根神话的影响。这个神话是说，一切科学都从观察出发，然后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过渡到理论。”他认为培根的神话是“不着边际的”、“没有意义的”。他举出阿那克西曼德提出关于“大地”的理论作为实例，论证理论不是以经验为起点。阿那克西曼德说道大地像一只鼓，它有上下两个平面，我们在它的一个平面上行走，而其他人正在相反的一面上。波普尔认为他这种猜想不可能来自观察，甚至“是反观察的”，因为他不可能观察到人在上下两个平面上行走的情景，波普尔认为对于这种情景的猜想只能来自于人的理性。但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阿那克西曼德当时是怎么想的，但以下的的描述应该容易理解：因为观察过太阳、地球、星星都是球形的，故而猜想大地（地球）也是球形的，但是又观察到大地是平的，如何解释大地既是球形又是平的？于是就猜想到鼓的形状，在球上削去对称的两条弧线，代之以直线，于是既有球的部分又有平的部分。至于人在上下两个相反的平面上行走这种情景，那是把大地猜想为球形的必然结果，而大地是球形的猜想，却是观察的结果。

猜想是什么意思？猜想必定有的放矢，准对什么而猜想？准对观察或经验到的事物，或者猜想某个理论的错误（因为该理论不合乎观察到的事实），离开了观察或经验到的事实，不可能产生任何猜想。

波普尔还举出另一个例子，他在第四篇“关于一种理性的传统理论”中写道：“这个人将接受这个神话并把它用于各种设想用它来解释的事情，譬如行星的运动。然后他说：‘我并不认为这个神话很好，因为它并没有解释行星的实际的可观察到运动’。因此，导致我们的系统观察并指导这种观察的是神话或理论，这些观察旨在试探理论或神话的真理性。从这个观点看来，科学理论的增长不应当看作是收集、积累观察资料的结果；相反，观察及其积累应当看作是科学理论增长的结果。”这段文字露出了破绽，他说有人想应用神话来“解释事情”，譬如解释行星的运动。显然，这个“事情”是这个人观察、经验过的事情，否则他不会想到这么做，一个从来没有用心观察过行星的运动的人，不可能想到要用神话去解释行星的运动。就像一个非医学专业的人不可能为了检验医学理论而去观察心脏运动那样。这个人不是因为有了神话以后才去观察行星的运动，而是试着用神话去解释已有的观察行星运动的经验。经验（观察）在先，神话和理论在后。

爱因斯坦在16岁时曾有过猜想，若是以光速的速度去追随光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停滞不前了。这个想法跟乘坐火车的经验相似，火车车厢里的我静止地站着，但是火车以外的人看我则是在运动的。后来爱因斯坦做了一个思想实验被称为“爱因斯坦火车”，由此他提出了“同时”的相对性。可以想见，如果他没有类似乘坐火车的经验，没有关于速度、时间、光速、参考系统等知识，他不可能作出这种“思想”实验。表面上看来，爱因斯坦创新理论的起点是“思想”，或者说是“猜想”，实际上这个起点是以往无数个起点的终点，而最初的那个起点则是经验。

以理论（概念）为起点，通过猜想和反驳以更新理论，这种思维方法或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许多学者惯用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有些人往往不考虑概念如何从经验中抽象出来，不去考虑如何通过经验去检验理论，而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凭空创造了大量的“术语”。那位提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学者以塞亚·伯林曾这样说过：“自由这个词有两百多种含义”，也就是说，就自由这个概念而言，学者们能够创造出两百多种“术语”。伯林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但这种情况很难被认为是可喜之事，倒是应该引以为戒。

其实，波普尔自己也一再申明：人类认知的目的“在于真实地解释可观察到的事实”，此话的意思是：观察（经验）在先，然后才出现解释。人们从经验（观察）中抽象出理论，是为了能够解释已有的经验，并由此指导人的行为。如果提出的理论无法解释已有的经验，则弃而不用或修改、创新理论，创新的理论再要经过经验的检验，经验是生成理论、发展理论的阶段性起点和终点。培根说理论起源于经验，说得对！怎么能说是“不着边际的”、“没有意义的”？相反，若认为理论起源于理性或“先天知识”，那才是“不着边际的”、“没有意义的”。

理性或理论都是人类参与竞争的工具，没有什么纯粹的理性，也没有什么纯粹的理论，人类认知活动的目的不是追求“真理”或“必然性、普遍性”，评判理论的标准只有一条——是否能有效地用于竞争。对于竞争有用、有效的理论，人们会继续保留，也可能在某时某事该理论失效了，那就更新理论，直到其被有效地用于竞争。

休谟、康德、波普尔都说“规律性”是人的主观产物，这没有错。但是，人的主观产物不可能是必然的、普遍的，诸多自然的、社会的因素决定了每个人的认知必定有差异或分歧，面对所有的差异和分歧如何裁定其真假对错？出现过各种裁定的标准，但却同样都是个人主观的产物，不可能存在一个“客观的”、有绝对权威的裁定标准。人类认知的差异和分歧将永远存在，竞争无可避免。康德和波普尔想用“先天知识”来论证理性的必然性、普遍性，或论证理性能发现真理、接近真理，都是没有用的。

但人们一直在应用“规律性”这个概念，人们一直在应用归纳法、因果律等等，为什么？因为它们有用、有效。人们创造出“规律性”概念，是作为一种思维工具来使用的。譬如，人们在大量经验中抽象出“原因”与“结果”两个概念，用因果律来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此后人们从结果寻找原因，找到好结果的原因后，就创造“原因”以得到好结果；找到坏结果的原因，就避开或消除那个“原因”。如果他们的努力遭遇失败，他们不会怪罪于因果律或抛弃因果律，而是再继续寻找失败的原因。因果律就是这么有用、有效。

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人并不在乎追求“真理”，也不计较什么必然性、普遍性，他们更在乎理论是否有用、有效，在他们看来，如若真有什么真理的话，那就是有用、有效的理论。也有人把“真理”这种名堂当作一种可利用的、高效的资源。这种人往往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而一般民众倒是会相信真理，拜倒在真理面前，还不知道“真理的创造者”正在利用他们为其谋取名利地位、财富荣耀。

四，关于“证实”与“证伪”：

波普尔在第一篇“科学：猜想与反驳”中谈到区别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线，在第三小节中写道：“维特根斯坦的分界标准——就是可证实性”，而“这个标准是完全不适当的”；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分界标准：“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波普尔说到有些理论是不科学的，但它们却不可反驳、不可检验，譬如，譬如占星术，还譬如“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他写道：“这三种学说虽然装作是科学，事实上，却像原始神话而不像科学；它们更像占星术而不像天文学”。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观点：科学理论可以反驳、可以检验，经得起反驳和检验的理论才是科学理论。

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不存在不可反驳、不可检验的理论。波普尔列出三种理论并说它们不可反驳，这有点感情用事。某些新出炉的理论一时间受到众人的赞同和吹嘘，这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是常见的现象，有竞争就必定产生这些现象，并不涉及这些理论本身的价值。一个理论的价值往往要经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才能判定。实际上，现今为数众多的人都会反驳波普尔指出的那三种理论；不但如此，人类思想史中的事实证明，不管是科学的理论还是不科学的理论，都经历过反驳、补充、修正、更新。

即然不存在不可反驳的理论，那么，把“可反驳”与“不可反驳”作为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线，就显得是多余的了，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说一切理论都可以反驳？首先，这是人类思想史中记载的事实，没有一种理论不曾经历过反驳。其次，因为理论源于经验，人的生命有限，人类的生命史也有限，人类的经验毕竟有限，但始终在增长，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经验，这种增长就不断地带动对理论的反驳和更新。再次，每个人的认知，由于天赋、出身、环境和经历等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差异就有竞争，参与竞争的各方都在“证实”己方的理论，同时“证伪”他方的理论，在充满竞争的人类社会里，一切理论皆受“证实”的同时亦皆受“证伪”。

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为了得到可靠的、有效的认知，“证实”与“证伪”都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人们必须“证实”获得的认知是可靠有效的，否则他们无法维持生存，不论谁说“可证实”是完全不适当的，人们照样不断地去证实自己的认知是否可靠有效；人们还必须“证伪”某些认知不是可靠有效的；二者相辅相成地发挥作用，使人类的知识逐步增长，增强了人类谋取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通过“证实”以后的知识理论才能被人们应用，经过“证伪”以后的知识理论则需要更新。“证伪”即找出错误，但如何证明找出的确实是错误？需要“证实”其错在哪里。找出错误是要更新知识理论，提出的新理论是否弥补了、避免了所找出的错误？是否可靠有效？还需要经过“证实”，由此看来，“证伪”必须借助于“证实”。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回答以下问题即：波普尔的难题是什么？

波普尔想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在康德学说的基础上挽救理性和真理（作一点润色）。

我们认为，人世间不存在真理，无需挽救；理性就是抽象的能力以及创造或使用语言的能力，具备文化知识的普通人都在运用理性去认知外在世界，理性并不神秘，也无需挽救。我们认为，如果运用《竞争论》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的认知（“认识论”），那么波普尔所要解决的难题是不存在的，人类认知为其生存和发展服务，知识理论都是用于竞争的工具，评判工具的价值标准是“有用、有效”，不存在“是真是假”的问题。在人世间没有真理。“真理”这一概念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其目的是把它当作一种资源，企图利用它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附注：《猜想与反驳》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翻译，2015年2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