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可脱离时代与真实——评冯知明非小说文本《革命时代》作者：邹斌
一、尊重历史是文化和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偶于旧书摊淘到旧书一册，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某出版机构翻印西晋郭璞所注《山海经》。其序开篇，即言“尝试论之”；次且曰，庄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山海经》中山川名号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不传，渐趋湮泯。诸神诸怪，诸山诸水，均以“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结尾。读完此书，个人史观深受影响，更是如郭璞所言，偏向于“於戏”，偏向于“象物以应征”。其实，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文化与文学，同在其责，异也在其责。文化，偏向于以文化人；文学，方式方法多样，责任似乎更为重大，它可以文鉴讹，留下时代痕迹。文学与文化，都与世界观和观世界有关。既是对立，也是统一。这便是我读冯知明先生非小说文本《革命时代》最大的收获。
（图1：汉川甄山书院内的老师与学童。也是截止目前为止，汉川现存最老的照片。摄于1890年）
宋代文豪苏东坡诗曰：心安之处是吾乡。家乡人，总会惦记家乡的今昔，以及与之关联之事。推介非小说体文本《革命时代》，是一篇纯汉川元素的文学作品，也是汉川籍文化学者冯知明的旧作，首次在媒体公开发表。全文仅几万字，却是他于2005年前后倾心尽力而写下。当年，他早已在文学创作与文化事业上小有成就，按照现在标准来说，算是海内外知名文化人了。可他为了这篇文章，回到原乡，在本地文化与历史专家们陪伴下，查阅三十余万字资料，走访数十位亲历历史者，悉心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完成。
（图2：始建于元代的汉川儒学宫。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从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是对现实世界的艺术再现与升华。纪实性的文学作品更强调对真实的尊重，它需要作者深入生活，挖掘真实的素材。冯知明的创作过程，正是这种文学理念的实践。他回到家乡，查阅资料、走访亲历者，力求还原汉川真实的历史，这与文学创作中追求真实的理论高度契合。
二、逐水草而生的人却“不服周”
汉川乃楚地，自古就有“不服周”的精神。这片土地，属云梦泽一隅，也承载着厚重的
历史。
（图3:1949年汉川县地图，此时的汉川隶属于沔阳专区管辖。1951年，沔阳专区撤销，汉川、汉阳2县划归孝感专区）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汉川发生过一场著名的鸡鸣汊水战。倪文俊是红巾军西路队伍的著名将领，因作战英勇、屡立战功 ，升任天完政权统军元帅，他带领红巾军赢得了鸡鸣汊水战的胜利，使元军南方势力严重受挫，这也让一度曾遭受元军重创的北方和江淮地区红巾军得以喘息，顺势坐大做强，朱元璋依托郭子兴势力，成就建立大明王朝伟业。这场水战，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不仅是汉川地方史的重要部分，更反映了元末农民起义军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复杂局势，为研究元末历史提供了生动的素材。1356年，倪文俊将天完政权从蕲水迁至汉阳，次年又准备企图暗杀徐寿辉，事败后逃往黄州部下陈友谅处，却被陈友谅诱杀于团风“绿荫池” 。
明崇祯九年（1636年），张献忠攻汉川。张献忠先是劫掠黄州、麻城，攻破应山、孝感后，进兵至汉川县刘家隔。时任汉川知县孙光祚召集民兵，依托水域收拢船只，在杨子港抵御敌军，使张献忠部无法进犯而退。贼军作歌感叹“金应山，银孝感，独有无城县（指当时无城的汉川），隔水不相见”。所幸张献忠部目标只为抢钱撅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知县孙光祚随后主持修筑汉川城，设五座城门加强防守；同时平定了饥荒中“同冢妖僧”发起的叛乱，贼军始终未能进入汉川境内。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汉阳府总兵左良玉被李自成部击败，溃兵南下至武昌后，又乘船东撤驻守九江，李自成派遣部将白旺追击。白旺先攻破竟陵（今湖北天门）、汉川，最终攻陷汉阳。
（图4：策应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汉川起义。在辛亥革命打响后一天内，迅速推翻满清汉川政权。图为汉川起义官兵前往武昌参加战斗）
汉川还是策应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重要地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仅十多个小时后，汉川就发动了起义。起义的策动者是梁氏三兄弟，史称“梁氏三杰”，又称“辛亥三汉”，他们分别是梁钟汉、梁耀汉、梁辉汉 。梁家本是巨富之家，“梁兴茂，估不透，金子银子生了锈”，其商铺在镇上绵延一华里。然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三兄弟却矢志革命。梁钟汉在晚年回忆录中提到，因梁家被传发的是“长毛”（太平天国）财，母亲告诉他，梁家原是贫民，受远房亲戚刘善之勾结官吏欺压，伯父等投奔太平天国革命。梁母嘱咐他们继承先人遗志。梁耀汉性情刚烈，听闻此事后“发指眦裂，绕室急走，口念‘善恶两端，做到极处终有报’” 。此后，梁耀汉远赴日本留学，与时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蓝天蔚组建义勇铁血团，后回国加入武昌新军前锋营。梁钟汉也加入新军第41标，协助梁耀汉成立革命团体群学社、开办明新公学，还带七弟辉汉赴日留学，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他们的革命活动，不仅体现了个人的理想与追求，更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的大趋势，是辛亥革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汉川辛亥革命“梁氏三雄”的事迹，是那个时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推翻封建帝制、追求民主共和而奋斗的缩影。他们倾家荡产、不惜牺牲生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为了理想和信念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也正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从文学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能够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三、传承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砥砺前行
红三军也曾在汉川留下足迹。1932年春，贺龙率红三军在汉川的虾集、韩集、横堤一
带建立根据地。这里过去芦苇丛生，湖水茫茫，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天然的掩护。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四次“围剿”，对湖区进行扫荡，驻分水嘴敌四十八师和四十四师部恣意奸掳烧杀，仅横堤一带就被烧毁房屋1073栋，杀害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数百人，被斩尽杀绝的达40余户 。独立团团长李恒斌壮烈牺牲，天汉游击队中队长何文斌阵亡，乡妇救会主席刘美美被敌人割掉乳房后，吊在树上惨遭杀害。这段残酷的历史，展现了革命斗争的艰难与残酷，也体现了汉川人民为革命做出的巨大牺牲。
（图5:1932年，贺龙同志曾率红三军途经虾子沟，在集上祁运青豆腐铺住宿，该房子现保存原貌）
红军还有一个以汉川地域命名的独立团。1931年秋，土地革命时期，根据湘鄂西省军委命令，襄北各县地方武装在湖北省汉川县整编为红军汉川独立团，其前身为汉川游击团，隶属红三军建制。部队初建时辖1个营，兵力约200人，后扩编至12个连，配备步枪800余支、轻机枪10挺；其主要任务是保卫襄北苏区，即汉川、天门、应城交界区域，配合红三军主力开展反“围剿”作战，并协助地方政权建设。1932年1月中下旬，汉川独立团配合红九师进攻皂市，继而在龙王集设伏，全歼国民党军第十二混成旅，俘敌近4000人；1月27日，追击国民党军至陈家河，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一部。1932年3月15日，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命令，汉川独立团编入红七师第二十团，隶属红三军序列，开赴鄂豫皖苏区参与反“围剿”作战，汉川独立团番号正式取消。
（图6：横堤革命烈士纪念碑。附近有红军建立的医院、被服厂）
汉川籍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何羽道，1924年加入国民党并当选湖北省委常委，1927年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1928年1月4日，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刑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何羽道早年留学日本，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吴德峰等共产党革命家经常出入于他家，商讨、布置革命行动，受毛泽东之邀在第六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经济学常识，为培养中国工农运动骨干力量作出了贡献。
出生于汉川的向忠发，作为历史上唯一工人出身的中国共产总书记，他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也成为党史上的争议人物。关于向忠发遭叛徒出卖而变节行为，无疑是他革命生涯的污点，起因是他被捕后迅速招供，导致党的组织暴露，给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近年，也有学者发表专著，质疑其变节的论断是否真实可信。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分析，这些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作品可以通过艺术加工，将这些历史事件转化为生动的文学形象，让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革命先辈们的伟大精神。同时，文学作品也能够以其独特的感染力，使这些历史事件被更广泛地传播，让后人铭记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四、对文学和文化的辨识能力需要自我革命
历史以真实为真，也以真实为珍。清末直至民国，汉川走出了不少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汉川作为策应辛亥革命第一县，革命先驱孙中山身边的卫队长、秘书、带兵头领等多是汉川人。这些人中，有留学海外的觉醒革命者，也有在国内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人物。其中，有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夫人和革命伴侣徐全直；有在日本留学期间，鉴证孙中山与宋庆龄婚礼的，回国后利用教会之会党名义宣传革命的日知会长胡兰亭；有民国总统黎元洪曾拜其门下的道教黄冠宗师刘嗣授；国民党五次围剿红军的总指挥，因西安事变失职被追责的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等。
（图7：汉川籍抗日名将葛先才，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自北伐战争开始，一直打到抗日战争胜利，最终官至台湾国防部中将部员。原台湾地区“国防部长”“行政院长”郝柏村视其为恩师。）
还有因衡阳保卫战一战成名的抗日名将葛先才。他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23日至8月8日，在衡阳保卫战，与方先觉、容有略、周庆祥率部18000余人坚守衡阳城47昼夜，所余仅600人。是抗战期间守城时间最长，杀伤日军最多的战例之一。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指出：“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周年重大牺牲”。赞扬衡阳保卫战
（图8：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1月1日报道：武汉南北大歼灭战，包围压缩退路遮断，汉川、应城占领，孝感猛攻，粤汉线南进，支那军堤防破坏，汉口东北方水浸，汉阳兵工厂突入等新闻。1939年11月5日，汉川县伪政权成立，所有大权都被驻县日军警备队和驻县日本嘱托控制，伪县长由驻县日军警备队确定。）
还有，汉川籍国民革命军中将晏勋甫，1949年2月，任汉口市市长，在武汉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保护武汉免受破坏，并投诚共产党，为武汉和平解放做出贡献。晏勋甫最大的争议，是1938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参与策划花园口黄河决堤以阻止日寇南进。花园口黄河决堤的建议正是由他提出，后被蒋介石采信，最终导致豫皖苏3911354人逃离，占三省原有人口的20.3%，死亡人口893303人，占三省原有人口的4.7%。花园口决堤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中国抗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
复杂的人物和事件，构成了汉川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冯知明以严谨治学态度，参考作品60多篇文章，参考书目11册，另花费整整一个月时间回到家乡汉川采风，实地踏勘多处历史事件发生地，走访亲历历史的多个人员，还原历史真相。应该说，他的这种创作方式如同钳工作业，先找到基准，再牢牢固定，后稳稳加工打磨。他将真实的近现代历史素材放在台虎钳上，邀请读者亲自参与目测和加工，毫无随意左右他人思考之意。这与文学创作中对真实性的追求一致，只有基于真实的素材，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五、理性审视历史事件中的复杂因素
近年，笔者阅读过一些关于家乡汉川元素的文学作品，不同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因为家乡人的缘故，对这些文字始终都有偏爱。尤其是冯知明明的这篇作品，笔者印象深刻，概括读后感，作者写得“很刻骨”，读者读来“很铭心”。这也引发了笔者的自我思考，对文学和文化的辨识能力需要自我革命。
革命时代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符号。冯知明在《革命时代》中坦诚，什么是真实是他生命中最困惑最痛苦的思考之一。社会上流行“妖魔化”的话题，如审判局外人的过程就是一个妖魔化的过程。
（图9：红色革命时期建筑，原汉川城关搬运站。当时，该单位是全县“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负责人连升数级成为当时的中共汉川县委委员。）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所谓的红色运动期间，另类的革命。笔者偶然接触过一些历史资料，阅读过本地“革命健将”所写激情四溅的文章，以及记录本地打着革命旗号的各种组织间文斗武斗及人员伤亡的资料。最为特别的一篇文章，描述了本地“敢死队”“飞虎队”曾一度携重武器和炸药包，攻占邻县县城的场景。当然，这场武斗，如今被界定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事件，也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至今，人们对这些事件中死去者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为革命牺牲，有人认为是以革命名义胡闹、意外死亡。比如，红色运动时期，在汉川与邻县的造反派一场武斗中，双方直接动用武器，参与武斗汉川两名男性青年死亡，其中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农民，他们曾一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分别在其家乡立下烈士纪念碑，此碑在“文革”后被毁。笔者一位同事，曾目睹立碑和毁碑过程，算是这段特殊历史的见证人之一吧。
正如冯知明在其文中表达的观点一样，那些上个世纪初期成长起来的革命先烈，已成为一个形象一个符号。确切地说，成了历史的故纸堆。这堆故纸，放在原地，未曾改变，似乎有厚土堆埋。但，也有人们说，历史是一个妙龄少女，撰写历史的人，用笔墨描绘各式各色的衣裳，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笔者认为，无论什么革命，什么时代，都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必将向前走，成为过去。文学创作需要扎根于真实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冯知明的《革命时代》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真实的汉川历史为蓝本，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革命先辈们的奋斗历程，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真实的历史和时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初稿于2021年7月21日汉水之畔涵闸河
修订于2025年12月21日个人文史馆书斋
作者简介：邹斌，汉川市人，地方文史研究者，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文章、图片百万之多。全国公安文联、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新闻时评、论史随笔、文化散文等近50万字，作品散见于央视、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青年博览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