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

“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

马悲鸣

一、

题目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伯特兰﹒罗素。我引用的只是前半句。他的原话是“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罗素一生成就无数，他以数学家的身份成为哲学家，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数学领域他的信仰大概没什么错。在哲学领域他是数理逻辑和实证论这一路的，既然讲逻辑，尤其是数学家出身者，大概也没什么错。特别是他在哲学上最大贡献是出了一本《西方哲学史》，包罗万象，通俗易懂。他的文学奖大概就出自这本书。他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

“向研究不同学派和个别哲学家们的专家们，应当说几句辩解的话。对于我所论述的每一个哲学家，莱布尼兹可能例外，都有人比我知道得更多。”

罗素在该书中介绍《莱布尼茨》时的第一句就说：

“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是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但是按他这个人来讲却不值得敬佩。”

德国人莱布尼茨是个哲学家，却发明了现在通用的微积分表达式（）。

马克斯?玻恩曾言：

“我个人经历过的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有文学、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的知识。他们热爱艺术和音乐，他们甚至绘画或演奏乐器。另一方面，受过人文学科教育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无知，甚至轻蔑，是令人惊愕的。”

哲学在中国算文科。中国的哲学家喜欢自吹：“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而实际上，哲学在中国往往成为科学思想的羁绊。由数学家而成就哲学的有罗素。由哲学家成就数学的；尤其在加减、乘除、乘方开方、微积分这四级运算中的最后一级竟然出自一名哲学家之手，那可真是“千古绝伦”了；甚至可以说是仅有的一次证实了“哲学家是科学家里的科学家”。

除了罗素，另外两个不是文学家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政治演说，言辞犀利，妙语横生。还有一个人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但他谢绝了领奖。哲学家萨特获文学奖大概也是因为他的表述清通流畅。

张郎郎在《被神化了的遇罗克》（见本刊2025年第23期）上提到在监狱中和遇罗克的交往。顺便说一句，遇罗克在狱中的种种“圣迹”几乎全都来自张郎郎的回忆。因为张是作家，文笔好。他讲的故事容易被人记住。张说：

“那时候我跟他（指遇罗克）讲存在主义，讲我们那时看过的书，他不但没看过，他都没听说过那些书。实际上他整个的思想还是黑格尔辩证法，他的唯物主义还是从费尔巴哈那儿来的。他特别正统，觉得马列主义没有错，而且这个真理是对的。我试图给他讲存在主义，他不要听。他说你们就是吃饱了没事干，胡思乱想。某种意义上他是在批判我们走向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

如果存在主义能够早日传入中国，而不是马列主义独霸；中国的历史可能会仁慈些。

罗素说：“…我可能是错的。”大概不是指他的数学、哲学和文学素养。更多的可能指他曾经抱着欣赏的眼光看待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但自从1920年4月随代表团访苏一个月，亲见托洛斯基和列宁后，击碎了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战而坐牢形成的社会主义信仰，成为一名坚定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大家不妨想想王明（陈绍禹）1931年2月那篇《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文章题目，就可知差距有多大了。

再顺便说一句，布尔什维克最终自主解散了苏联，这是其真正可歌可泣的最后一次。

“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其实不一定非要“因为我可能是错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伽利略。他面对宗教法庭的审判，声明放弃了他信仰的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哥白尼体系。

马克斯?玻恩在回忆录《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里讲了在上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课上发生的故事。当人们议论伽利略的审讯时，有人责备伽利略，因为他没有坚持他的信念。希尔伯特相当激烈地回答道：“但他不是一个白痴。只有白痴才能相信，科学真理需要殉道。殉道在宗教里也许是必要的，但是科学的结果在适当的时机自会得到证明。”

二、

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杨超《就义诗》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周文雍

中共烈士邓中夏于1933年夏被捕。国民党的审讯员对他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

如今距离杨超、周文雍、邓中夏这些中共烈士献身已经九十多年了，看看中共那些为了理想冒死奋斗的成千上万烈士们的牺牲换来的结果：中共建政后至少四千万人死于非命，饿死了三千多万，被杀和被迫自杀了上千万人。死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的中共老干部比之死于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手里的中共党员还要多得多；因为他们那时捕杀的都是隐蔽极深的地下党，而文革时的“走资派”却都是摆在明面上的。

杀共产党最惨的一次是国民党的“四一二清党”；当时的共产党员总数不过五万；即使全部杀光，也就这五万人；而仅文革一役，共产党员就死了十六万。即使没有死于政治运动，还有无尽的批斗与羞辱；写不完的检查认不完的罪。迄伟大领袖去世，全国陷入食品、日用品严格的战时配给制度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是辛亥革命后的话；拿到共产革命后还要惨烈百倍。辛亥革命最大一宗头颅和鲜血的买卖是辛亥屠满，少说杀了二十万。

千万不要再为你的信仰献身了！即使你有可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