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进步主义：一项政治哲学研究

发表时间：2025-12-16 12:22

语言进步主义：一项政治哲学研究

前言

如果说人类在形成自己的社会以前处在一种自然状态下，那个背景下的人组成社会的方式应该是物理互动或者说是一种暴力的互动。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他的名著《利维坦》中所言，人与人处在战争状态中。如果说后来人类形成了原始社会，以亲属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原始社会应该是原始人避免遭遇那种物理互动的应对方法。本作者的推理是，因亲属关系而连接起来的人互爱。然后本作者假定由于人与人互爱，他们一定能互相通讯。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当媒介互相通讯。例如，他们点头或摆手。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人类最初仍然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形成自己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里的人发明语言应该是一个巨大进步。我的想法是，如果人类使用语言，他们就能进行语言通讯。我们也可以视语言通讯为语言互动。例如，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人回答问题。这两个人能进行对话。对话应该就是一种语言互动。这样的语言互动应该是人类形成自己的社会的一种方式。这应该是人类从自然状态的社会经过原始社会而向文明社会迈进的结果。假如我们认定霍布斯等哲学家描述的自然状态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推理，这种情况并非现实，这样的推理仍有很大价值。我们仍然可以认定人类最初来自于动物世界。在那里，社会动物会形成自己的社会；人也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尽管最初人类自己还没有开始使用语言，我们可以假定形成原始社会后的某个时间点上人类开始使用语言。然后，语言协助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这决定性地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人类逐渐摆脱人与人的物理互动的模式或自然界的自然状态。然后，本作者认为语言应该能在从原始社会演化为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如果文明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语言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语言的互动甚至最终有可能让人类从物理的互动中摆脱出来。人类可能也是因为使用语言而实现社会进步。所以，本作者研究语言。

本作者的推理是，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就利用和开发媒介，因为没有媒介，人类就无法进行语言通讯。具体而言，人类进行口语通讯时，他们将空气当媒介；人类进行书面语通讯时，他们将各类物质材料（如石头和木头等）当媒介。空气和材料都是物质。使用语言要利用物质。这意味着人类将自然界的物质存在当作建构自己的社会的基础。例如，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至少，本作者认为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文字的意义其实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文字赖以寄存自己的那个物质材料。发明文字后，人类得以让一种物质力量成为建构自己文明社会的基础。没有这种物质力量，人类社会就不会进化，就不会出现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进化。于是，在语言通过媒介将人的精神世界跟人的物质世界勾连在一起的情况下，本作者认为媒介又主导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语言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合二为一。一旦人类使用语言，无论人充当媒介还是物质充当媒介，媒介延长通讯距离。然后，人们在更大范围内通讯和互动，形成规模更大社会。假定原始社会是个小规模社会（人类学家证实，一个部落的人口平均6000人，但也有2万多人的部落）[1] ，本作者认为文明社会是个大规模社会（人口大多数几十万或数百万以上）。例如，古希腊雅典的人口中，公民有9万人，还有36万奴隶。[2] 中世纪英格兰鼎盛时期人口有370万。[3] 今日英国有人口6400万左右。本作者的推理是，一旦人类使用语言，他们就一定要使用媒介。媒介延长通讯距离。人们在更大范围互动。人们形成更大规模的社会。语言和媒介延长语言通讯距离后导致小规模的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大规模的文明社会的形成。原始社会里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语言在社会形成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然后，人类在与语言的互动、语言与媒介的互动以及媒介与人的互动中形成和建构文明社会。由于文明社会需要利用一种特别方式管理社会，如需要建立政府，国家取代部落。国家起源于语言。国家并不像欧洲历史上的远近闻名的哲学家讲的起源于自然演化或征服或战争或阶级斗争或治水社会，也并非起源于其中有些哲学家所系统论述的社会契约。

然后，本作者在《一个语言与国家的政治哲学》（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Stat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2025）一书中用一种实证研究的方法描述人类怎样通过语言建构自己的社会以及推进社会的成长和进步。如果说自然的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原始人形成自己的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的人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借助于语言形成自己的文明社会。虽然自然的力量可能继续不断影响人类文明社会的建构，例如，有时人类通过暴力手段摧毁一个社会并建立另一个社会，暴力手段通常只能造成社会的循环往复，而语言是建构社会和推进社会进步的起因。固然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体系，使用语言要借助于媒介，而不断发展的媒介构成文明社会形成和进步的物质条件或必要条件。语言改变人类单纯依靠一种自然的力量组成自己的社会的方式，而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起因。如果说暴力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每一次运用语言从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摆脱暴力互动的过程。暴力无法推进社会的进步，而语言推进社会的进步。本作者将这样的观点归结为语言进步主义。就是原始人利用一种自然的力量建构自己的社会，而文明社会的人利用语言建构自己的社会。一旦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他们就不断发展和利用媒介，媒介形塑文明社会。不仅组成社会或组织社会而且促进社会的合理化全部依赖于语言。要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必须研究语言。我想简单地介绍我自己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三个部分。

一、语言与国家的形成：人、材料、行为、意识

本作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处在原始社会里的人建构一个内部和睦的社会，部落和部落之间经常处在物理互动中。人类社会曾经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如果来自不同部落的人在某一个地方相遇，而且他们要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互动（如他们在一个森林中需要分配森林里提供的自然果实，如野树上掉落的苹果），分配果实必然最终取决于物理互动。他们无法成为同一个部落的成员。换言之，来自不同部落里的人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比部落规模更大的社会。但是，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逐渐脱离了这个状况。来自不同部落的人能进行语言互动。由于他们能进行语言互动，他们能交流思想，能产生共同的理念或观念，甚至能持有相同的信仰；能进行礼物或劳动成果的交换；甚至能共同保卫他们的家园。语言通讯是人类告别原始社会及向文明社会进军的起因。本作者的推理是，如果人类使用语言，他们就能延长通讯距离。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贯穿人类离开原始社会并进入文明社会以及文明社会从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的整个过程。以下内容是一个简略说明。

1. 人

本作者打算先讨论人链式语言通讯。本作者的推理是，最初人类延长语言通讯的方法是人自己充当自己通讯的媒介，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这样的通讯可能导致形成更大规模的社会。假定这个时候人类已发明文字，人链式语言通讯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延伸。这样的通讯贯穿人类从原始的小规模社会进化到文明的大规模社会的整个过程。于是，部落解体。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语言开始主导更大规模社会的建构。同时，由于原始社会的财产公有制瓦解，人类开始形成财产私有制社会。人类建立政府。社会管理机构的成形成为最初的大规模社会定型的最基本保证。延长语言通讯距离成为形成这个管理机构的基础。于是，任何从事这个命题研究的研究者会看到，人类经历了一段混乱的奴隶制社会以后，最初的政府仍然依靠一种家族的血统传承社会管理的权力。但是，统治家族管理大量的血缘关系淡化的民众。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已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统治者拥有社会的土地。他通过土地分封建立封建制。封建主和附庸（各地的领主）以及最底层的农民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人链式语言通讯是其基础。

具体而言，在中国的商代（公元前1600-1046年），存在奴隶制。国家的规模已大于部落。从周朝（公元前1046-256年）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奴隶制转向封建制。周王朝分封土地给其家族成员和武士。获得土地的个人成为一个地区的统治者。后来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反叛王室，并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些王国可能数量不少，但是规模较小。例如，东周时期，人们根据统治家族的血统观念建立过城市国家。[4] 而在战国时期，国家似乎已成为领土国家，有多级管理机构。在其他地区或许也有类似情况。在欧洲，如果国家规模小，统治者可能直接统治国家。如果国家规模变大，统治者需要授权代理人管理国家的各个地区。在英国，诺曼征服以后，统治者将国家划分为各个郡。但是，实际上，盎格鲁-萨克森的郡并不重要。每个封地都由一个领主统治。在主权者和各地领主之间通过人链式语言通讯建立了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历史上的社会组织方式。定义这种关系的不是国家的法律，而是个人之间签订的契约。每个领主受托管理一个地区。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Berman）说，在整个西方，每个领主都有权主持一个法庭，管理其附庸和佃农。这种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意味着一种军事和经济的企业管理一个由依附于封地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5]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建立了政府，掌权者（包括官员）之间也形成人链式语言通讯。这就是行政管理机构里官员之间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官员通常是专业人士或技术官员。人们不再按照家族的血统委任官员。国家建立专业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例如，在古代中国，战国时期各个王国内部可能没有类似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帝国形成后，为了管理规模庞大的国家，秦始皇的大臣李斯建议建立一个网罗各地精英组成官员队伍的行政管理体系，建立郡县制度。如研究行政管理史的英国学者E.N. 格莱登（E.N. Gladden）所指出的，在帝国内管理各地一切事务的最终责任仍由皇帝承担，但皇帝将管理各地事务的责任委托给他的直接下级，而其直接下级又将其一部分责任委托给他们的直接下级，直至各家各户的家长。[6] 在西方也有类似现象。在古罗马，人们建立帝国。帝国内部的行政管理体系有多个层级，遍及帝国各地。罗马人修建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马路。罗马人骑马奔波各地，在各级政府之间传递莎草纸的信件和政府文件。人们通过人链式语言通讯管理帝国。在中世纪英国，也有类似情况。在14-15世纪以前，英国的管理体制仍然依靠封建领主管理各地。但是，在这个时期以后，虽然国王的最高统治权仍然按照家族血统传承，君主开始建构管理国家的官员团队。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欧洲很多国家，国王任命其仆人或仆人的仆人担任官员，尽管官员的职位可以继承。上级官员可以推荐或提拔下级官员。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可能建立信任关系。下级官员效忠于上级官员。各级官员之间建立一种人链式语言通讯关系。这种情况对后世的国家的延续产生影响。例如，在现代，官员之间的个人之间的效忠关系已不存在，但是，在君主立宪制国家里国王仍然在国家形成中发挥一种作用。国家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国王。他能起礼仪的作用。人们在名义上效忠国王。人民与国王保持感情联系。

如果政体是共和制，国家仍然是那些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的人建立的。古罗马帝国形成前共和国里就已有上下级或各地的官员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的现象。在中世纪，一些城市成为共和国。亚当·斯密（ Adam Smith）写道，在像意大利和瑞士这样的国家里，王权逐渐失去了各个地方的控制。一些远离王室都城的城市变成独立的共和国，还将其周围的地区纳入其管辖范围。[7] 到了近代，人们梦想在其祖国建立共和国。尼科洛·马基雅弗里（Niccolò Machiavelli）梦想按照古代罗马共和国的样式在意大利建立共和国。[8] 后来，随着一些地区的独立运动或革命的爆发，人们推翻君主统治，建立更多的共和国，如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但是，仍然是上级政权委托下级政权管理各地。上级官员跟下级官员之间的委托关系仍然可能存在，只是各级官员必须持有同样的革命或进步理念。所有各级官员都视自己为国父的意志继承者。国父替代了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

概言之，人们通过人链式语言通讯建立国家的管理体系。官员就是通讯的媒介。上级官员要通过中级官员将指示传递给下级官员，而下级官员也需要通过中级官员将各地情报传递给上级官员。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所说，在最小规模社会里，面对面的接触维系内部通讯。但是，在一个大规模社会里，更多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导致需要中间人、代表、传信人或类似的人来维系其成员之间的通讯。[9]

再次，在经济生活中，人类也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人们主要在文明社会里进行这样的语言通讯。原始人基本上不进行这样的通讯。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仅在很小的空间范围里生活或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从事的采集和狩猎活动只是少数人的集体活动。原始社会里并没有财产的私有制。原始社会是个人民公社。后来，他们开始使用语言，并延长通讯的距离。他们形成更大规模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人们的财产私有观念开始主导人们的生产活动。由于人的财产私有观念已成主导人的生产活动的意识，进行交换就是一种人的自然行为。我的推理是，脱离原始社会后，人与人形成一种新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如果不是掠夺，人的利己意识会引导人们进行交换。这时，他们必然要使用语言。不使用语言，就不可能交换。但是由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国家没有有意识地立法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在一段时期内掠夺他人财产曾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生产方式”。这导致出现奴隶制社会。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建立的社会就是一个奴隶制社会。恩格斯说，在古希腊，人们通过奴隶劳动大规模地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希腊人主要剥削奴隶，而不是用一种残酷的方式剥削自己的公民。[10] 法国思想家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在他的名著《什么是财产权？》中也指出，在古罗马，奴隶是古罗马的最丰厚的财富来源。[11] 到了封建时代，人们看到城市里的商业发展。但是，封建领主继续掠夺他人财产。亚当·斯密说，领主鄙视城市人，因为城市人是另一个社会等级的人。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获得自由的奴隶。所以，城市人的财富总是勾起他们掠夺其财富的贪欲，而无任何怜悯和悔意。[12] 只是到了封建时代后期，由于掠夺无法推进经济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商业。于是，市场的兴起已预示农民或农奴有可能脱离封建采邑而获得自由。例如，货币经济的发展逐渐松动了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杰弗里·辛曼（Jeffrey L. Singman）写道，在中世纪鼎盛时期，货币经济增长起来。领主也同意农民以货币形式缴付封建供赋。[13] 这时人们开始承认和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

这样，本作者认为，由于从事商业活动时人们已确立牢固的私有财产权的意识，而且法律已承认保护私有财产权，任何一种物品、产品或商品都可能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卖给另一个人。原因是人类使用语言。由于人类能使用语言，他们就能交换商品。商品能够从一个人的手中卖给另一个人，因为商品是媒介，而交换商品的人也可能是一个媒介。动物永远不可能从事交换，因为动物不使用语言。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及狗不会提议用一个骨头跟另一条狗进行交换。它们只能互相争夺。[14] 而人能进行交换。由于人能交换，他们能建立市场。在市场上，一种商品能被第一个人卖给第二个人，然后又被第二个人卖给第三个人。由于人能使用语言，而商品是一个媒介，语言和媒介的互动导致形成一个人链式通讯的持续商品交换过程。例如，进行生产时，生产商需要购买原料。原料可能从一位生产商手中转卖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可能进一步将同样的原料再卖给另一个人。有时，人们不断转卖一种商品。例如，地主可能出售自己手中的土地给另一位地主。然后那块土地又被卖给另一个人。土地拥有者可能出售土地给土地开发商。土地开发商可能再转卖土地。房屋所有者也可能这样做。他们是促进物业流转的媒介。还有这样的交换链条：生产原料的生意人将货物出售给制造产品的生意人；制造产品的生意人将产品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将产品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将产品卖给消费者。

商品交换中的人链式语言通讯是货币的起源。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最初，人们用某种货物当交换的媒介，如牛或羊。后来出现专用的货币。货币的出现是推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主要形式。在封建时代，领主是建构采邑的人。采邑是个政治经济共同体。政治经济合二为一。领主是采邑形成的媒介。领主是个人媒介。就是某个人充当这个采邑形成的媒介。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封建采邑解体，因为当货币这个物媒介将农民或农奴从封建采邑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以后，它在经济生活中取代领主这个人媒介。结果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如果说那种人身依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人们能在市场上平等地交换商品，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能在社会里广泛流通。各地均有交换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商人是交换的人媒介。商品是被交换的物媒介。公路、铁路和河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因为它们能促进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交换。这些交通运输系统也是物媒介。同时，由于出现广大的市场，人们从事社会化大生产。机器是媒介；资本是媒介；市场也是媒介。市场经济就此形成。总之，由于人类使用语言，他们能交换商品。他们买卖商品。买卖商品时，商品成为买卖双方互动的媒介。生产和交换商品的人也是媒介。人们通过市场交换不断延伸语言通讯的距离。交换者从事人链式语言通讯。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包括人链式语言通讯。

在文化生活中，人们也进行广泛的人链式语言通讯。这有几个方面。

首先，从事教育事业的人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知识，就是传播知识和传承知识。他们不是最初创造这些知识的人。他们传播和传承以前的人创造的知识给后代人。他们就是媒介。学生通常并非直接获取知识，而是接受教师的辅导获取知识。例如，学生学习使用书面语言。老师的辅导不可缺少。人们传播道德观念。伦理学家可能是最初传播某种道德观念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人帮助他们传播道德观念。教师可能会协助他们传播道德观念。文学家也可能协助他们传播道德观念。伦理学家的观念可能是一种哲学，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普及他们的伦理学。民俗学家可能传播民俗观念和习惯给大众。民俗和习惯也是社会运作的一个基础条件。他们写书，但是，他们也可能建立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来传播民俗知识和习惯。普通人学习民俗知识和遵从习惯，但是，继承这些民俗和习惯也需要民俗学家或类似学者的支持。社会学家传播有关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知识。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有影响力。他们是媒介。例如，他们传播一夫一妻制的理念。近年来，社会上出现同性恋的社会问题。人们对此有很多争论。社会学家提供某种解释。他们传播社会知识。这些知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其次，人们还生产文化产品。文化产品不仅传播文化观念，还推广一种精神。通常，是那些拥有文化专长的人在传播文化。他们是媒介。社会通过他们传播和传承文化。例如，文化产品帮助人们互相进行感情交流。感情交流经常采用一种美学表达形式。只要人们采用美学表达形式来互相通讯，他们通常就在传播和传承文化。由于人们喜闻乐见这些形式，人们反复进行这样的互相通讯。例如，讲故事就是传播一种文化作品。讲故事就是最初的文学表现形式。人们也可能一代又一代地讲同样的故事。R.G. 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说，吉瓦斯·德·提伯利告诉我们，在十三世纪的英格兰，人们在每一个绅士家的夜晚的篝火旁讲述童话故事。[15]大卫·德林杰（David Diringer）写道，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一。波利尼西亚的讲故事的人把故事讲给他们的儿子听，而他们的儿子又讲同样的故事给他们的后代听，因为他们训练保持自己的记忆和他们的儿子的记忆。[16] 如果有人朗诵一首著名诗人创作的诗歌给一群诗歌爱好者听，他就在进行一种人链式语言通讯。荷马史诗讲述古希腊人的事迹。在荷马史诗被人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前，一代又一代人用口语传颂它。有人认为可能是若干个不同的诗人创作了荷马史诗。马丁·里奥斯（Martyn Lyons）相信若干个诗人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不同时间里口头创作了《伊利亚德》。人们凭记忆传承这个史诗。[17]戏剧也包含人链式语言通讯。剧作家写作剧本。剧作家通过剧本跟民众通讯。然后，戏剧还需要演员来协助跟大众进行通讯。演员就是剧作家跟大众进行通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由于人们欣赏这个戏剧，一代又一代的演员演出这个戏剧。演员也可能到各地去演出。他们成为剧作家跟各地的民众进行通讯的媒介。例如，英国的文化工作者不断在各地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就在传播一种戏剧文化方面发挥重要和显著的作用，以及在英国的整个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这跟演唱歌曲是同一个道理。当歌唱家在剧场内演唱歌曲时，他就担当了歌曲作者跟大众进行通讯的媒介。如果一代又一代人唱同一首歌，歌唱家到各地去演唱同一首歌，歌曲作者就能进行长时间和大范围的通讯。

再次，在传播和传承人文知识方面，人类也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人类也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传承自己的历史。历史可能是每个民族内部的最长的语言通讯过程。由于人类希望历史为当代服务，人类可能不断地改写历史。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18] 所以，由于人类不断改写历史或更新历史或修订历史，历史学家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哲学家也如此。哲学家推进哲学的研究。如果他们继承前人的哲学，也可能做些补充或更新，也可能在前人哲学基础上创造新的哲学。一代又一代哲学家也是类似的人链式语言通讯的组成部分。哲学家举办的讲座或写的哲学著作都可能是人链式语言通讯的一个前后链接形式。牧师在教堂或寺庙内讲经也是一代又一代人进行通讯的形式。《圣经》的作者与信徒进行通讯。但是，牧师经常是这个通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宗教事业会因此在广大地区繁荣起来。雷克斯·阿德（Lex Ahdar）等人写道：耶稣复活后的几十年内人们看到从耶路撒冷的一个教堂内的数百信徒到沿着亚洲贸易路线的和整个罗马帝国新出现的大批教堂的快速成长。[19]

2. 材料

建构文明社会还有这样的现象：为了保证能进行长距离通讯，人类进行书面语通讯。没有书面语通讯，人链式语言通讯无法无限制地延伸。固然，人链式语言通讯是形塑人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最基本手段，书面语通讯在人类告别原始社会和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中也发挥一个不可缺少的作用。如果说人链式语言通讯主要是口语通讯，书面语通讯能进一步延伸通讯距离。这主要是因为人类进行书面语通讯时，他们能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而利用自然界的材料当通讯媒介的人能进行长距离的直接语言通讯。这些材料主要有三大类：地质材料、来自动物的材料和来自植物的材料。这些材料进行的通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发挥作用。

例如，在古代，人类利用的地质材料包括石头。石头在人类的文明社会的成长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但是，石头不在原始社会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任何作用。这是因为人类只是在文明社会里才使用文字。当人类将文字刻在石头上的时候，他们传递某种信息或思想。石头可以用来进行长时间的语言通讯或进行大范围的通讯。描述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书写时，德林杰写道：有时石头就是用来缅怀一个统治者的业绩的主要材料。[20] 根据克里斯蒂安·维彻尔（Christian Witschel）提供的材料，在罗马帝国扩张的历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盖乌斯·凯撒（Gaius Caesar）死于小亚细亚南岸的里米拉（Limyra）小镇后，人们在当地竖立一个30米长的石碑，概述其为帝国东线战斗的最值得纪念的事迹。[21] 《史记》也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东巡郡县时令手下人在各个名山上竖立石碑，确立其统一中国的功绩。[22] 人类还利用石头宣布法律或法令。人们将法律或法令刻在石头上。在古希腊，国家保护那些刻有法律或法令的石头。如果石头上的字迹变得模糊不清，有关人士还要被罚款。[23] 石头也用来记载历史。古代以色列人利用石头记载其历史，以便提升他们的历史归属感。霍布斯说，约书亚（Joshua）在约旦竖立12块石头，建造一个纪念碑，以便记住其历史。[24] 人类也利用石头来传播哲学家的思想。里奥斯指出，中国汉代的统治者曾经将孔子的写作刻在石板上。起始于公元前175年的最早的石板上的字迹仍然清晰。皇帝命令在石板上抄写《五经》和《论语》。[25]

泥板也是地质材料。古代近东地区的人在泥板上写字。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指出，泥板笨重，但是楔型文字可让大量的符号紧密地排列在一个很小的平面上。[26] 这样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语言通讯。记忆就是延长语言通讯时间的行为。泥板也可以用来进行公共通讯。所以，泥板在国家形成中发挥一个作用。首先，泥板的出现让当时的人能够制定成文法。出现了刑法和民法。人们培训誊抄文件的人。然后，出现法官。法律制度的发展支持国家的建设。第二，泥板支持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泥板能在人们从事商业等活动时提供协助。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进行会计业务，还签订商业合同。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说，在苏美尔，人们发明写作以后用文字保存契约和制作产品名单，由此产生了数学。最早的泥板包括大量法律合同、买卖契约和地产转让文书。[27] 第三，人们用泥板记录历史。没有人们共有的历史记忆，就不可能形成国家。由于泥板是古代人记录历史的主要媒介，泥板的作用无可置疑。第四，泥板能在人们的文学艺术发展中发挥某种作用，而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建构的主要形式。例如，人们用美学表达形式记录古代统治者的事迹。公元前7世纪的九世亚述巴尼帕尔国王（King Ashurbanipal）的学术图书馆里的泥板展示亚述版本的吉尔加麦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28]

金属物件是另外一种古代人就已经使用的媒介。在包括铜制物件的金属物件上铭刻文字是人类用来延长语言通讯距离的一种方法，因为金属物件特别耐用。由于人类发明文字后可以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出于各种目的需要通讯的人获得更多合作机会。他们要强化彼此的通讯。他们需要进行长时间的通讯和大范围的通讯。金属物件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有时石头和泥板不能替代它。第一，人们在金属物件上铭刻和颁布法律。法律不仅要长时间通讯，而且具有神圣性。古代罗马人制定著名的《12铜表法》。德林杰说，在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意大利人民中，人们经常在铜板上铭刻刑法的、民法的、宗教的和仪式的法律。[29] 第二，人们在互相通讯中使用金属物件当媒介也可能为人们的经济生活提供帮助。人们用金、银、铜或铁制作硬币。硬币就是一种货币形式。它促进人们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硬币耐用，可反复使用，也方便随身携带。亚里士多德谈希腊人的市场交换时说人们逐渐同意使用铁或银等类似物品方便他们的交换。人们用其重量或尺寸作为衡量的标准。后来，人们铸造这些金属物件并在上边打上标记。[30]斯密说，英国人也用硬币进行交换。斯密还解释铜币和金币的不同使用方法。[31] 第三，人们采用金属物件当媒介来展示一个著名人物，以便传播一种理念或思想。例如，人们可能制作一位统治者或哲学家或文学家或科学家的铜像，以便宣传一种理念或思想。这样的金属物件耐用，不怕风吹雨打，能进行长时间的通讯，并在公共场所进行通讯。

人们也用来自动物的材料当媒介，进行通讯。古代人使用乌龟壳、骨头和丝绸当通讯的媒介。在阿拉伯半岛、中亚和东亚等地区，包括蒙古和满洲里，人们的文字出现在动物骨头上，或出现在丝绸上。在中国，小屯村的考古发现表明，古代中国人饲养乌龟，目的就是取乌龟壳当刻字的物件。[32] 就这些媒介的角色而言，它们在国家形成中发挥作用。第一，人们在动物骨头上刻写法令或法律。第二，人们利用动物骨头记录王室的活动，确认国王的权威。例如，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就起这种作用。第三，人们利用动物骨头进行占卜，宣扬神或天的意志。这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第四，人们还由此记录历史。商代甲骨文里就有战争的记录。[33] 在欧洲，历史上人们曾经使用象牙当媒介。象牙也曾经在国家形成中发挥作用。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说，古罗马人在象牙上写元老院的敕令或布告。[34] 罗马人还在象牙记事本上记录国家的管理事务。[35] 在中世纪，莎士比亚写道，哈姆雷特用象牙记事本记录宫廷内发生的重要事件。在近代，仍有人使用象牙记事本。在美国，托马斯·杰弗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用象牙记事本记录账目或重要事件。[36]

牛皮纸也发挥类似作用。第一，人们在牛皮纸上记录法律。第二，人们用牛皮纸制作商业文件，记录土地交易。第三，牛皮纸支持宗教的发展。约翰内斯·古腾堡曾经用牛皮纸制作45本牛皮纸《圣经》。[37] 第四，牛皮纸是发展艺术的材料。在中世纪牛皮纸是绘画的材料之一。[38] 羊皮纸使用的范围更加广泛。第一，中世纪的人在羊皮纸上写法律，并详细说明法律。第二，在行政管理中使用羊皮纸制作文件提高了中世纪行政管理的效率。第三，使用羊皮纸的人制作证件和书写合同，推动商业的发展。第四，人们用羊皮纸制作《圣经》，推动宗教繁荣。

来自植物的材料使用的范围更加广泛，一直持续到现代。在北非、近东和欧洲，古代人使用莎草纸。其作用如下：第一，莎草纸促进书面语通讯。书面语通讯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第二，人们用莎草纸颁布和叙述法律，而法律提升了国家的权威。第三，莎草纸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第四，人们用莎草纸记录历史。历史是国家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竹简和木简是古代中国人广泛使用的媒介。相对于早期使用动物骨头的情况，人们能大量供给竹简和木简。丝绸昂贵，而竹简和木简廉价。这促进了书面语通讯的发展。第一，官员利用竹简或木简颁布法律。第二，人们用竹简记录历史。第三，竹简和木简推动了文化的传播。文化也是社会和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从古代到现代，不同地区的人先后使用纸张当媒介，进行书面语通讯。相对于莎草纸，纸张更加耐用，因为纸张可以折叠并且可以两面书写。相对于竹简和木简，纸张轻便。第一，一旦人们广泛使用纸张，人们可以在异地互相写信，维持彼此的联系。这是形成大规模社会的一个基础条件。第二，人们利用纸张促进商业，如制作合同，促进商业的发展。亨利·梅因（Henry Maine）说，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纸张的合同。商人订立合同时要举行仪式确保诚信。用纸张制作合同免除了这个繁琐的程序。[39] 人们还制作纸币，促进贸易。第三，大量使用纸张时人们大量出版书籍，促进知识的传播。第四，纸张的生产成为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础。报纸和杂志促进信息流通，推动人与人互动以及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有助于国家建设。

3.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各类存在都可能成为媒介。形成大规模社会后，人与人的通讯距离延伸，任何可以利用的媒介都有价值。除了人进行人链式通讯和用材料进行通讯外，人类自身的社会行为也是媒介。这样的研究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就是说，既然社会行为可能无意识地传播信息，人类也可能有意识地利用行为传播信息。作为一个个体研究者，本作者的一个推理是，当语言通讯失效时，人类可能转而采用行为来通讯。行为有时就是行为语言，是一种没有语法和句法的语言。于是，在文明社会里我们经常看见至少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人们有时用行为替代语言，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或立场或提供信息。特定的行为是一个展示人的意图的样本。在特定的语境下，行为比语言更有效。行为也是媒介。在古代，国王或皇帝出场时，就用自己的公开露面展示其存在、工作和权威。欧洲有些学者曾经研究国王的行为通讯。恩斯特·康特洛维奇（Erst H. Kantorowicz）在他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说，在中世纪，国王要定期出现在公众场合，以显示他的存在，说明他在工作，证明他的统治地位。如在该出场的时候不出场，就会被人认为其无力统治。[40] 在现代，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露面也有类似用意。国家领导人要定期露面，否则，人们会怀疑领导人是否仍然能够理政。如果公众舆论怀疑领导人有病而不能理政，领导人可能刻意安排一个场合出场以显示自己身体健康，因为公众不相信他们的语言表述。据说，美国许多总统刻意掩盖自己的健康问题。这些总统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和罗纳德·里根。他们曾经安排特定场合出场证明自己身体健康和有能力理政。伯特·帕克（Bert Edward Park）说，伍德罗·威尔逊早年受高血压困扰并患过很多次轻微的中风。这些疾病长期影响他的行为和思维。[41] 1918年威尔逊出席巴黎和会时差一点患流感而死去，但他的医生却对新闻界扯谎说总统只得了感冒。1920年代就瘫痪的罗斯福当总统时经常在助手帮助下从轮椅里站起来以证明自己的身体还行。[42]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执政后期身体已出现问题，但总统府办公室安排叶利钦多次出场证明其身体健康。

人们也可能利用行为强调其意图。这经常在掌权者或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出现。例如，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可能用行动做出表率，以动员人民投身国家建设。在中国文革时期，政府号召人民从事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政府官员可能率先做出表率。领导人有时参加植树活动，动员人民投身于植树造林事业。当然，还有更多的实例。例如，政府发表声明是语言表述，但是重申以前发出的同样的声明是行为通讯。为什么要重申？第二次的声明是个行为，因为行为可能有特殊的效用。人的语言行为跟他们的一般行为是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有时也是另一种语言表达的继续。这是政府跟人民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中有语言，也有行为。行为是语言表述的媒介。反过来说，也一样。例如，政府宣布要打击各类犯罪。如果政府打击犯罪效果不彰，政府可能采取行动出重手打击犯罪。严打犯罪也是一种行为语言的通讯。严打犯罪的行为是政府声明的媒介。这说明政府不是说空话。还有，政府打击官员腐败的行为也起同样的效果。中国的成语“杀鸡给猴看”说明这个道理。

人民在和政府的互动中也会用行为来进行通讯。如果人民对政府不满，他们可能上街游行。上街游行是一种人民和政府进行行为语言通讯的行为。语言有时会失效，行为才有效。于是，人民可能占据城市的广场，要求和政府对话。对话时使用语言，但是，街头的示威是行为通讯。有时，街头的示威比仅仅使用语言表达意愿更加有效。在美国越战时期，大批年轻人走向街头，反对越南战争。他们在公开场合焚烧征兵证和美国国旗，表示抗议。尼格尔·马伯顿（Nigel Warbuton）就此写道，毁坏国旗或烧毁征兵证的那种象征性的公共行为表达各种理念。这样的行为的意图是传递一个信息而不使用词语并不能说明它们不是一个言论的样本。如果不允许人们用象征行为传播他们的观点，言论自由将受到限制。所以，1969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学校里带黑袖章受到第一修正案关于通讯和言论的部分的保护。[43] 甚至恐怖主义者也用行为进行通讯。恐怖主义者用飞机袭击地标建筑或政府大楼是一种特别形式的通讯行为。甚至自杀炸弹袭击也是如此。恐怖主义者认为语言表达自己的要求和立场不受重视，于是用行为强化自己的语言表达。例如，发生恐怖主义袭击后，有关的组织宣布为此事件负责。恐怖行为是语言通讯的媒介。这说明，当人们感到语言通讯失效后，他们可能转向行为通讯。这种情况很少在部落里出现，但在国家内可能经常出现。人类用语言建构自己的国家。各种可能的媒介都可能发挥一种作用。

第二，人们用行为展示其身份。用语言说明个人的身份经常无效。例如，在封建社会里，人们用特定行为维持等级秩序。贵族内部有其等级秩序。领主分封土地时举行特定仪式。这样确保贵族效忠于国王。例如，描述中世纪欧洲国王的政府内部的权力关系时，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写道，领主用下跪和举起双手拍掌的方式表示对国王的忠诚；国王会展开双手抱住他们，而领主会承诺他们是国王的人，为他服务。[44] 在中国也如此，孟德斯鸠（Montesquieu）说，中国的皇帝跟大臣以及臣民之间有很多礼仪，维持一种等级秩序。特定行为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定位。[45] 在现代，情况没有变化。官员出席会议时有先后出场的顺序，表明官员内部的等级秩序。例如在法国，从路易十四时代到二十世纪，出席特定会议时要预先根据出席会议者的政治地位排序，然后按照这个预先的排序安排出席者与会就座。[46] 在中国，也有类似情况。国家举行人民代表大会时，领导人会出场。排名第一号的领导人最先出场，而排名第二号的领导人紧随其后。出场的顺序绝对不会颠倒。排名顺序说明各位领导人的权力地位。这是一种行为通讯方式。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出场的顺序可能相反。就是排名第一号的领导人可能最后出场。但是，不管顺序如何，都存在领导人按顺序出场的规则。

有时人们穿特定的衣服表示自己的身份。在中世纪，贵族和平民穿不同的衣服。如果平民家的人试图穿贵族的衣服跟贵族攀比，还受到法律的惩罚。戴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说，在生活中，下层阶级的男女有模仿上层阶级男女购买和穿戴衣服的倾向，以提高其社会地位。看到其社会地位受到这样的模仿的威胁的上层阶级反应激烈。1363年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法律关注不同社会阶级的服饰的规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一位妇女的穿戴超过其社会地位会受到戴一个沉重的木制衣领（枷锁）的处罚。在美国早期的新英格兰地区，妇女被禁止围丝绸围巾，除非其丈夫（的财产）值一千美元。[47] 在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家穿平民的衣服出现在公众场合，以便于拉近和劳动群众的距离。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指出，法国革命改变了人们的服饰。法国革命改变了妇女的服装，以突出来自英国的乡村风俗的简朴形式。男人的服装也有变化。农民和工人穿的又宽又大的裤子取代了马裤。[48] 后来人们穿的服饰不再用来显示社会等级。

说特定的语言也是展示身份的一种方法。在中世纪欧洲，身份地位较高的教士说拉丁语，而信众通常说地方语言。到教堂礼拜的信众可能会随教士哼几句拉丁语，但他们通常不会说拉丁语。法国人弗朗索瓦·马奎特（Fran?oise Maquet）说，“拉丁语成为教士精英的财产”。[49]律师和医生也说拉丁语。能说拉丁语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欧洲大陆，法国有很大影响力。在德国和俄罗斯的宫廷里说法语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说一种民族语言就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在法国，人们在巴黎及其周围地区说的法语逐渐取代各地人所说的方言或其他地区语言。说同一种法语是法国民族国家成长的一个政治文化条件。在德国也一样。约翰·约瑟夫（John E. Joseph）说，如同每个民族的语言，德语是个文化建构。它起源于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16世纪。从那时到19世纪晚期，路德创建了一个将众多方言群体联合起来的德语形式。[50] 所有人说同样的德语又是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条件。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里情况也一样。鼓励所有人说澳大利亚英语不仅有助于所有族裔群体的相互通讯，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的建设。

第三，人们还会将特定的行为通讯标准化，或用法律规定这样的行为通讯，以达到特定目的。这导致仪式的出现。当人们利用某个场合，设计一个背景，进行特定的行为通讯，他们就形成举行仪式的惯例。在那时，语言不能代替仪式，尽管语言通讯也不可缺少。于是，人们展示一种预先设计的特定的行为。行为就是语言通讯的媒介。这样的行为通讯通常是社会或政治生活中的非常重要的通讯。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官员就职时需要举行仪式。历史上，美国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就职时举行过盛大的就职仪式。工人们建造了一个胜利的拱门；民兵列队游行欢迎总统；人们向总统欢呼和致意；总统发表就职演说；还有教堂的服务。举行这样的仪式的目的是向生活注入共和理念，激活共和国与公民的关系以及确立政府的合法性。[51] 后来的总统如托马斯·杰弗逊不喜欢如同帝王加冕的盛大仪式，但是，每届总统都免不了要举行就职仪式。

权力机关开始履行职责时可能要举行仪式。这可能是一个授权的仪式。授权仪式就是赋予权力机关的合法性。例如，英国国会开会时，可能请国王到场发表演说。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说，在欧洲的立宪君主制国家里，君主在议会开幕和结束时代表王室发表演说已成一个惯例。[52]

在国庆日或国父诞辰纪念日或其他日子，人们举行庆典仪式。国家可能举行阅兵仪式宣扬国家的防卫能力。人们可能举行升旗仪式和播放国歌的仪式，以彰显爱国主义。人们可能在国旗面前举行宣誓仪式。民众可能举办盛大的游行。这样的仪式不仅有人的行为，也有其他一些象征物。国旗就是经常采用的象征物。大卫·科泽尔（David Ketzer）说，国旗不仅仅是装饰的布，而且是一个民族的化身。民族由国旗来定义，正如民族也定义国旗。[53]

重要人物去世时，可能需要举行盛大的悼念仪式。国民遭遇不幸事件后，人们可能举行悼念仪式。例如，人们可能举行烛光晚会，悼念死者。

总之，在特定的通讯中，人们用行为代替语言。行为是一种媒介。在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内，采用行为通讯意味着这样的通讯非常重要。没有这样的媒介的支撑，国家就不能成形。

4.意识

作者的假设是，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使用媒介，而媒介延长语言通讯距离。人们形成更大规模社会。就此，人类需要强化语言通讯才能维系一个大规模社会的存续。使用语言的人类个体有时并不能有效地进行语言通讯。于是，形成大规模社会以后，人的集体意识就很重要。社会里的人共享一种意识是很自然的，因为甚至没有语言的人类群体内部也会自然而然地共享一种意识。有时共享的意识在社会中扩散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推动。即使人们不使用语言或进行语言通讯无效，也能分享一种意识。因此，人们的意识也是媒介，因为拥有同一种意识的人互相理解而联合起来。于是，也有这种情况：在使用语言进行通讯条件下，共有一种意识的人会很快联合起来。

民族意识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说形成国家需要民族作媒介，民族意识就是形成民族的一个媒介。然后，形成民族意识也可能需要媒介。于是，任何跟民族有关连的形式或存在也可能成为媒介。这些媒介通常就是民族的象征符号。媒介的运作让这些形式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它们具有某种通讯功能。人的相貌特征可能就是一个媒介。头发和皮肤的颜色可能成为指称一个民族的媒介。服饰、饮食习惯和风俗可能成为传播民族意识的媒介。人们会特意凸显这些形式的独特性来强化自己的民族意识。如果一种服装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它就可能被用来强化民族意识。马丁·拉蒂（Martyn Rady）说，捷克人穿有纽扣的夹克以使自己跟别的民族区别开来，正如斯洛文尼亚人用睡鼠带（dormouse pelt）将自己跟其他民族区别开来。德国人则选择穿披风和戴阔边帽。[54] 中国人的汉服和日本人的和服都可能是传播民族意识的媒介。民族的戏剧和音乐都是天然的传播民族意识的媒介。例如，中国音乐家使用的二胡和蒙古音乐家使用的马头琴都可能传播一种民族意识。甚至民族的体育比赛也如此。

一些国家特有的动物和植物可能被用来传播民族意识，因为这些动物和植物具有独特性。中国的熊猫、印度的孔雀、日本的仙鹤、法国的高卢雄鸡以及澳大利亚的袋鼠都是传播民族意识的媒介。加拿大的枫叶树和中国的牡丹花也是民族的象征符号。还有，一个民族特有的河流和山峦也是媒介，如中国的黄河和长江以及日本的富士山。一个民族特有的建筑也是传播民族意识的媒介，如中国的天安门、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以及埃及的金字塔。这些象征符号就是一个民族的部分复制品。这个复制品跟民族有联系，因此，复制品成为媒介。就是部分代表全部。国际上知名的爱沙尼亚符号学家尤里·罗特曼（Yuri M. Lotman）争辩说，从对象世界转化为符号世界立于一个本体论的假设，即有可能制作复制品：人们切割一个东西的被反射的形象与其自然的实践的联系，因此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在建模中纳入模式化的人的意识。[55] 我的看法是，在国家形成中，语言就是国家形成的媒介，而在语言通讯情况下任何特定的形式又可能成为语言的媒介。只有在国家形成中，特定的形式才能具有特殊的含义和功能。

民族的语言更是传播民族意识的最有效工具。民族语言的独特性决定它能否成为传播民族意识的有效工具。近代欧洲拉丁语退场和民族语言的兴起都伴随民族国家的崛起。说意大利语的人统一意大利；说德语的人统一德国（当然，不包括奥地利）。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人说不同的语言，政府可能规定一种语言是国家的语言。说同一种语言的人被认为是同一个国家里的公民。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说的语言不纯正，政府可能纯化国家的语言，以便于将本民族跟其他民族区别开来。20世纪早期，土耳其进行语言改革，纯化自己的语言，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从本民族的土耳其语言中剔除。独特的语言代表一个民族的独特性。独特的语言传播一个独特的民族的意识。

其次是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来自于人的历史知识。人们在语言通讯过程中传播历史知识。由于国家在延长语言通讯过程中成形，历史意识可能成为国家形成的一个媒介，因为拥有同一种历史意识的人有同样的历史归属感并且知道彼此有相同的历史起源，因而更可能联合起来建立国家。于是，强化一种历史意识的各种表现形式或存在都是国家形成所需要的。于是，任何与历史有关的存在物都可能成为媒介，也可能因为它们能成为媒介而具有特殊的含义。一句话，那些与历史有关的存在物都是因为和国家的形成有关联而存在。大致有如下几种证明历史存在的形式。

例如，历史教科书是传播历史意识的标准形式。所有人进入学校都要学历史，都要阅读历史教科书。历史教科书传播的历史知识是官方要求的最基本历史知识。教科书提供的历史知识也是简化的历史知识。学术性的历史书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另外一个形式。这些书是提供历史知识的主体。还有文化产品提供的各类历史知识。文化产品提供的历史知识可能有别于正宗的历史表述。但是，文化产品会在最大范围内传播历史知识。例如，通过小说或戏曲传播历史知识可能获得最多的受众。只要国家存在，这些历史表述形式都具有特殊含义。

历史人物也是传播历史意识的媒介。人们纪念历史人物的目的就是保存一种历史意识。由于保存这些历史意识对国家的形成很重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纪念一些特别有意义的历史人物。中国人每年纪念黄帝和炎帝，展示其祖先崇拜的习俗，就是在保持一种历史意识。西方人纪念国父的诞辰是为了保存一种历史意识。各国纪念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为了保存一种历史意识。比如，战争结束后，每年都有人纪念那些战争的结束。或者，人们会在战争爆发的周年纪念日举行各种仪式，铭记历史，以便保存一种历史意识。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中曾经涌现各种英雄人物，包括民族英雄或革命烈士。人们会用纪念这些历史人物的方法保存历史意识。

历史遗存是另外一种形式。中国各地城市遗留的城墙以及抵御外敌的长城就是历史的户外遗存。在欧洲，各地残留的城堡是历史遗存。古老的教堂是历史遗存。历史上的君王的陵墓也是历史遗存。历史遗存是历史表述的媒介，因为它们是历史的物证。它们就是历史表述的媒介。还有各个国家的博物馆里保存的各类文物也是历史遗存。这些文物也是人类保存历史意识的形式。通常，这些文物因为其具有历史意义而变得价值连城。

再次是社会政治意识。这里所说的社会政治意识指人们有关秩序、和平、和睦、公平和正义等的信念。它反映人们有关建立理想社会的希望。一旦人们传播这样的意识而且大家都接受这样的意识，他们就会在组织社会和国家的事务上达成一致。他们就会建立一个有序和公正的社会或国家。社会政治意识也是国家形成的媒介。但是，由于社会内部不同的人可能接受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识，各种社会政治意识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

历史上，宗教意识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可能将上帝视为国家的缔造者。这就是说，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借助血缘关系形成社会。后来，原始人也借助图腾维系自己的社会。图腾已具有神圣性。但是，随着人类不断使用语言互相通讯，并且利用媒介，社会规模扩大，血缘关系淡化。人类需要借助于自己的想象来维系自己的社会。人们期待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神成为人们建构自己社会的媒介。一个具体实例是，宗教在古代希伯莱人的国家形成中发挥某种作用。缔造希伯莱人国家的摩西是一位宗教首领。希伯莱人受到了传播宗教的摩西的影响。自从希伯莱人离开埃及而从埃及人的压迫下获得解放以来，摩西就代表上帝为希伯莱人立法。由于希伯莱人坚信上帝，他们真心实意地服从那些法律。所以，哲学家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说，希伯莱人的国家是上帝的王国。[56] 在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也可能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媒介。国王有时也需要教会的帮助，因为教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于是，英国国王跟新教组织建立密切关系。法国国王信仰天主教。而普鲁士的国王得到路德教的支持。原因也在于神是个媒介。上帝是传播宗教意识的媒介，而宗教意识是社会形成的一个媒介。如果统治者得到宗教组织的支持或打着宗教的名号，宗教意识也可能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媒介。反过来说也一样。国家形成时需要媒介。宗教意识是个媒介。

世俗领导人也可能因为个人崇拜而获得影响力。只要人民形成忠君意识（或个人崇拜意识），忠君意识也可能成为国家形成的媒介。克里斯蒂安·维彻尔（Christian Witschel）说，在古罗马，罗马帝国的居民很容易将皇帝视为一种类似上帝的统治者。他们最容易通过个人崇拜迎来一个超人。[57] 到近代，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世俗统治者的影响力增大，而教廷的力量衰落。国王已能完全掌控国家的权力。世俗统治者与人民的互动逐渐使世俗统治者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而不需要教廷的支持。在另外一些国家，发生了革命。革命领导人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民众对领导人的崇拜也成为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法国，民众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代表一种英雄崇拜意识。而这种英雄崇拜意识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意识。国家的建构依靠这种意识。在俄国，人们曾经崇拜列宁；在中国，人们曾经崇拜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意识就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政治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国家形成的媒介。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君主制容易保持社会凝聚力，因为人们很容易对一个个体效忠。在那些继承性的君主制被废除的地方，一个人的统治的某种其他形式或迟或早跟随而来：希腊的暴政、罗马的帝国、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我们当今时代的斯大林和希特勒。[58]

另一种社会政治意识的来源是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可能是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或神学家等。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社会政治意识曾经有持久影响。孔子的思想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在古代，中国人几乎没有爱国主义思想。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直到近代中国面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才产生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目的地灌输历史意识给人民也是近代以来的现象。但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是孔子等人的儒家思想构成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意识。而在西方国家，直到近代，思想家提供的思想才在国家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是个典型。美国人几乎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美国人的历史较短，尽管美国人重视历史教育。但是，凝聚美国人的人心的主要意识还是社会政治意识。《美国独立宣言》里宣布的自由平等原则就是所有美国人的共识。是美国先贤宣布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组织原则成为建国的主要思想意识。有关的社会政治意识就是媒介。自人类使用语言互相通讯以来，他们形成大规模社会，建立国家这样的大规模共同体。思想意识成为维系人们互相通讯和互动的关键媒介。

二、言语行为：信息、解释、态度、承诺、命令

以上是本作者讲述的内容的第一部分。说明人类使用语言和媒介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原因，也是形成国家的原因。第二部分描述人类告别作为小共同体的原始社会后建立作为大共同体的文明社会需要借助语言。语言在国家的组织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或本作者定义的“语言现象”是国家的组织方式。有以下几种方式。

1.信息

使用语言的人类在索取和提供信息过程中组织国家。人们因此进行特定的语言互动以维持国家的存续。这不同于部落的形成方式。部落的人靠亲属关系连接在一起。他们甚至仅仅从事行为通讯。他们仅仅从事直接通讯获取信息。但是，在文明社会里，由于社会规模扩大，人与人的距离遥远，人们需要做出更大努力互相通讯，以维系社会的存续。语言和媒介的互动说明这一点。这就是说，使用语言的人延长通讯距离，扩大他们的互动范围。为了方便互相提供和索取信息，人们选择集中居住。而不是在地理范围内均衡地分布。人们形成村庄、乡镇和城市。村庄、乡镇和城市是媒介。其特征是城市居民密集居住，而乡村居民分散居住。集中居住的人更容易互相通讯。村庄，乡镇和城市是媒介。语言通讯的形式也起决定性作用。人们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口语通讯。如果要在大空间范围内通讯，人们通常只能利用书面语。进行书面语通讯时，熟练掌握书面语通讯的人成为媒介。文人或受过教育的人是媒介。这些人通常能够写作。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通讯。他们能长时间通讯和在大范围内通讯。普通人则做不到这一点。印刷术的出现也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在印刷术出现以前，所有的书都是手抄本。社会里的书只是少数人阅读的材料。印刷术出现以后，大量的书籍问世加速信息流通。这也促使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例如，最初写新闻报道的是个人。在近代欧洲，最初有些个人用传单传播新闻。后来有人建立报社传播新闻。报社是一个企业。企业经营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企业也是媒介。出版社也是类似性质的机构。一位作者写就一本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商业经营的出版社也可能因为出版书而促进信息流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促进信息流通。

政府也是设定信息流通的一个重要角色。本作者的推理是，管理一个大规模社会的政府需要掌握大量信息。如果政府掌握的信息少于普通民众掌握的信息，政府就没有足够的管制能力，因为政府了解国家的各种情况很重要。在中世纪，封建统治者没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政府。他没有足够的人手收集和储存信息。英国研究行政管理史的学者格莱登（E. N. Gladden）说，在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中国，随着政府扩大其统治地域，统治者需要了解各地发生的事情。统治者向各地派出具有执行权力的视察员，以确保统治者的命令得到执行并提交报告。[59] 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向国王报告国家内各地的政治社会情况是官员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大臣扣押情报或不向国王报告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过失。让·科尔贝（Jean Baptiste Colbert）非常注意向国王报告各种情况。他还向国王提出改革建议。[60] 但是，总的来说，在前现代，由于政府的规模有限，政府没有足够的人手收集和处理需要的信息。约瑟夫·斯普雷（Joseph R. Sprayer）在描述中世纪政府的信息收集时评论说，政策制定者的信息不灵。[61] 直到近代各国建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情况才有明显改变。政府开始定期进行人口调查。设立政府的文件档案馆。建立警察机关收集和储存有关社会治安的信息。还设立情报机构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政府还鼓励普通人向政府提供报告。卡尔·多伊切（Karl W. Deutsch）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的盖世太保令人生畏，因为有很多纳粹同情者向盖世太保告密。但是，纳粹占领法国期间，由于法国人反对纳粹，盖世太保在法国的信息不灵了。[62] 告密者是媒介。新闻事业兴起后，新闻报道提供大量信息。但是，有时新闻机构的活动影响或削弱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政府对新闻媒介严加控制。拿破仑在法国统治期间，政府关闭了大量的报馆，并要求准许经营的少数报馆按照政府的统一口径报道新闻。[63]

政府出于技术原因或政治原因控制信息流通。近代公共通讯的发展又迫使政府难以出于政治目的控制信息流通。随着商业的兴起，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多样化。人们在市场上交换商品时就利用市场传播信息。市场是个媒介。服务场所成为人们交流信息的地方。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人们在沙龙里讨论观念和书籍。卢梭、狄德罗和其他人在沙龙里讲解他们的理论。[64]在伦敦，咖啡馆成为一个媒介。人们在咖啡馆里传播信息和发表看法。英国人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说，在人们有机会互相讨论以前以及将单个人的思想汇入公共领域以前人们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咖啡馆将无数个人的意见凝聚成一个有其形式和稳定性的统一意见。[65] 文化设施对大众开放业也促进了信息和思想的流通。过去，人们在宫廷里演奏古典音乐。现在，普通人涌入新建设的音乐厅欣赏文化产品。19世纪，伦敦建造了大量的剧院。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进入剧院欣赏歌曲或戏剧。人们在那里传播信息。大众教育的普及让更多劳动者也能阅读。报纸杂志的出版促进信息的流通。从17世纪开始，欧美的报纸业蓬勃发展。读报的人口大量增加。随后还有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政府出于政治原因控制信息的流通越来越困难。鉴于政府已不能出于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流通，而全社会已能共享任何公共信息，本作者认为社会内部已形成共同利益。

2. 解释

人类通过语言来分享信息是形成大规模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人类也要理解大规模社会，因为大规模社会与人类过去的小规模社会不同。小规模社会简单，而大规模社会复杂。在大规模社会里，个体理解社会的能力有差别。有的人理解，而有的人不理解，解释就是人类互动中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言语行为。人类还通过解释来组织国家。而且只有使用语言才能进行解释。原因是人们需要获得同样的认知来取得社会共识。

第一，人们解释知识。这和原始人的语言行为不一样。在原始社会里，解释不是原始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原始人对社会的认知止于常识。人们通过自己的直接生活和生产经验获得常识。常识有时就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人们不解释常识。如果原始人需要超过常识的知识认识世界，他们的认知里充满迷信。在文明社会的国家里情况就不一样。人们无法完全依靠常识认识和理解国家。人们需要利用知识来了解和理解国家。由于人们掌握知识的能力有差别，不像原始人获得常识的能力无差别，一部分人解释知识而另一部分人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成为常见的现象。至少人类需要解释如下几个内容。

人们解释历史。虽然历史是过去的人和事的记录，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会有差别。人们解释历史以便统一对历史的认识。历史学家解释历史。政治家解释历史。其他文化人解释历史。历史教科书解释历史。专业历史书和有关历史文献解释历史。一些文化产品解释历史，如历史题材的电影解释历史。

其次，人们解释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以血缘关系连接在一起。血缘关系的意识或亲属意识自然而然地将所有人捆绑在一起。但是，自从血缘关系淡化以来，解释每个人的身份就成为建构彼此认同的方式。人们解释他们的民族性，解释自己的文化，解释自己的语言。通过这样的方法社会将所有人维系在一起。

再次，人们还解释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原始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属关系定义的。人们按照一种自然的方式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人们彼此没有明显的冲突。但是，在文明社会里，人们无法再利用亲属关系的意识来设定彼此的关系。根据宪法和法律厘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必要之举。这取决于人们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知。于是，人们解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亲属关系不需要解释和理解，因为根据亲属关系处事是人的本能，而公民之间的关系需要解释和理解。

最后，人们还解释法律。在原始社会里，管理社会的规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人们理解这样的规则，而不需要解释。但是，在文明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不是所有人都能准确地理解法律。于是，人们不断地解释法律。立法者解释法律；律师解释法律；官员解释法律；法官解释法律；新闻媒介解释法律。通常，一切解释皆以法官的解释为准。

第二，人们解释价值观。价值观来自一种理念。理念跟知识不同。知识的本质是实然描述，而理念是应然描述。这与原始社会的情况不同。原始人或许也有价值观，但是，所有人都能自然而然地依据本能认同一种价值观；文明社会里的人可能接受不同的价值观。于是，不同价值观彼此争论时，需要解释价值观。换言之，在原始社会里没有人专门解释价值观；在文明社会里有人成为专门解释价值观的人。如果人们从事体力劳动，所有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别并不大；但是，一旦人们从事脑力劳动，人们的能力的差别就很明显。如果人们建构理念，提出原创的理念的人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传播这种理念的人多于提出原创理念的人，而接受这些理念的人又多于传播理念的人。于是，原创哲学家少于教授哲学的老师，而教师哲学的老师少于学习哲学的学生。少数人将价值观传播和灌输给多数人。价值观其实是个媒介。由于有人传播价值观，而且有人接受价值观，转播价值观的人跟接受价值观的人互动。提出原创价值观的人等于创造了一个媒介。媒介又普及价值观。

解释本身也会利用媒介。例如，人们通常用一个具体实例来说明一个理念或理论。这个实例就是一个媒介。理念是抽象的，实例是具体的。人们通过解释具体事务来解释抽象的理念。解释具体事务就是解释抽象理念的媒介。人们解释生活方式，解释道德，解释劳动生产活动，解释政治社会制度，解释世界观，从而解释其价值观。生活方式、道德、劳动生产活动等都是具体的，而价值观是抽象的。上个世纪美国人詹姆斯·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他的作品中定义美国梦。他直言在美国每个人会按照他的能力获得机会和取得成就，从而令生活更好、更富有和更充实，而不问社会阶级和出生。[66] 他通过解释美国梦解释美国的价值观。

第三，人们解释公共事务。解释知识和解释价值观帮助人们取得看问题的同一个角度或尺度和采取相同的认知，但是并不能保证人们看待公共事务会永远取得一致。由于处理公共事务涉及利益分配，持有相同知识认知能力和持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仍然会因为利益分配而产生分歧。于是，还需要解释公共事务。这跟原始社会里的情况不同。在原始社会里，酋长管理社会不会产生办事不公的情况。于是，不会有人解释公社里的事务。每个人都具有理解部落里的事务的同等能力。但是，在国家里人们理解公共事务的能力有显著差别。很多人不了解公共事务。原因是出现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分野。例如，所有人了解自己家庭的财务是否合理，但是，他们不一定了解国家的公共财政是否合理。于是，政府官员解释公共事务；技术专家解释公共事务；公共知识分子解释公共事务；新闻媒体解释公共事务。由于解释的目的是统一认识，解释必须符合以下原则：解释者必须按照接受解释者的期待做解释；解释必须符合常识、科学和逻辑；解释必须准确；解释不是假的；解释没有偏见；解释是自由解释或凭良心解释，即不是在压力和威胁之下解释。如果人们接受有关解释，人们就会看见在他们的社会里已形成共同利益。解释就是建构共同利益的一种方法。当然，有时在人们没有提供解释的情况下，国家内部也可能形成共同利益。但是，解释也能促使所有人认识到国家内已形成共同利益。这有助于所有人积极地为国家做出贡献。

一句话，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利益，人们就不会提供解释。如果一个人的解释被所有人接受，这意味着他们之间形成了共同利益。

3.态度

在部落里，人们从来不表示态度，因为部落里的人因为血缘关系不会有利益的分歧。或者说，部落里的人群内部也有利益分歧，这样的分歧几乎微不足道而不影响部落的存续。但是，在国家里情况就不同了。组成国家的人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人群内部有利益分歧。如何防止出现这样的利益分歧？暴力无法解决问题。使用语言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语言的人会预先表示自己的看法，展示一种态度，以便于共同体能协调各方的行动。表示态度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言语行为。即人类通过表示态度来组织国家。表示态度其实是一种合作。但是，人类只能使用语言来表示态度。人或许有时能用行为来表示态度，但在国家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共同体内，只有使用语言表示的态度才能真正起到组织国家的作用。态度有积极的态度，也有消极的态度。使用语言表示的态度通常都是积极的。通过展示行为表示的态度经常是消极的。虽然人类也会展示其行为来表示积极的态度，用语言来表示一个消极的态度极为少见。所以，用语言表示态度是组织国家的一种建设性的言语行为。

第一，给与为社会或国家做出突出贡献者荣誉是社会或国家表示态度的方法。荣誉仅仅出现在文明社会里。在原始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亲属关系。所有人帮助所有人。一个人帮助了一个人以后并不期待给与报偿。文明社会里的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而人们的能力有差别，一旦某个人为集体做出贡献，他就期待得到报偿。荷马史诗里的《伊利亚德》描述阿基里斯（Achilles）因为没得获得应得的战利品而表示不满。阿伽门农（Agamemnon）给与阿基里斯补偿才平息阿基里斯的不满。在文明社会里，做出贡献者要获得奖励，而造成社会损失者要得到惩罚。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说，惩罚和奖励明智地分配时，共同体就会继续欢乐和繁荣。但是如果有能力和正直的人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奖励或邪恶的人没有得到惩罚，共同体的长期存续就没有希望了。[67] 但是，有时做出突出贡献者的贡献非常大，社会无力给与相应的报偿。人们就给与荣誉作为代偿。例如，武松在景阳冈打死危害村民生命的老虎就得到村民给与的巨大荣誉。有时从几句溢美的话就能换来一些人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出荣誉的巨大力量。但是，给与贡献者荣誉需要使用语言。人类能鞭策动物（如一头毛驴或一条黄牛）以促使动物积极地为人类做贡献，但是，他们无法用给与荣誉的方法激励动物做出更大贡献，因为动物不使用语言。鞭策动物就是使用暴力。暴力能惩罚动物或人，但是，暴力无法激励人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语言才能做到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说，荣誉是语言表达的媒介。荣誉伴随一种行为通讯。这种行为通讯成为语言表达的媒介。而由于荣誉提供激励，社会中涌现很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历史上，为保卫国家做出贡献者获得荣誉；为正义事业献身的人获得荣誉；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者获得荣誉；甚至为国家挣得荣誉的人也获得国家给与的荣誉。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说，企业家获取财富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原因是获得财富被别人称赞如同获得一种荣誉。为了追求更多的称赞以获得更大的荣誉，他们不断地发展自己的企业。一个人获得的荣誉成为他持续努力的动力。[68]

第二，忠诚也是一种态度。但是，原始社会里的人的忠诚和文明社会里的人的忠诚不同。在原始社会里，部落成员忠诚于部落是人类通过血缘关系形成社会的必然现象。部落成员忠诚于部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一种自然的力量确保部落成员不会背叛部落，因为部落是每个部落成员的永久归宿。没有部落成员向部落酋长表忠心的行为。人与人的信任是自然的。但是，自从人类建立自己的文明社会以来，血缘关系的淡化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忠诚则意味着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或合作关系。忠诚就是文明社会里每个人建构其社会关系的一种行为。忠诚意味着最低限度的社会组织。每个人展示一种可预期的行为。莫顿·格罗津（Morton Grodzins）说，忠诚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它满足了他的基本需要。忠诚是他的不可缺少的习惯。忠诚提供他一个组织自己存在的框架。没有它，他就无法做出习惯性的反应。每时每刻，他需要完成做出新的决定的无休止的和复杂的任务。他就很快陷入疯狂的和随机的前后矛盾或一种混乱状态。[69] 这意味着在文明社会里人类需要重新建构忠诚。建构忠诚必然需要使用语言。如组织国家时，使用语言表示忠诚必不可少，因为忠诚可能已不是一个默认的行为。但是，要让忠诚真正成为一种可期待的行为，需要先使用语言表示忠诚或确认忠诚。例如，下级表示忠诚，或表忠心，取得上级信任。上级就愿意给下级一个重要的任务。不忠不需要使用语言，因为不忠意味着已放弃合作。不忠都是背地里的行为，而且不忠者掩饰自己的不忠，而忠诚必须依赖一个让有关各方都知道的语言表述过程，因为忠诚意味着合作，而语言就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表示忠诚成为一种态度。表示忠诚的语言通讯也成为国家组织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这种语言通讯甚至需要各类媒介。鉴于人类建立国家这样的大规模共同体，人们逐级表示忠诚。除了下级逐级表示忠诚于上级外，人们忠诚于各类群体或组织，而各类群体或组织进一步忠诚于国家。人们忠于其族裔群体、宗教组织、政党组织以及地方政府，而这些群体或组织进一步忠于国家。这些群体或组织是媒介。当然，所有公民也要直接忠诚于国家。

第三，在民众和政府之间，针对一项法律或政策表示支持或反对也是组织国家的一种方法。这跟原始社会的情况不同。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利益一致，因为血缘关系保证人们的利益一致。但是，在失去血缘关系保证的国家内，人们的利益可能不一致。于是，人民需要公开地对国家的管理的方方面面表示支持或反对以提醒政府保证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这有很多形式。首先，人民可能举行集会，发表他们的意见。在古希腊，人们举行露天的集会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意见。梭伦曾邀请年满20岁的男性希腊人参加这样的集会。亚里士多德曾认为这样的集会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且富有的人缺席就要加重对他们的罚款。[70] 在现代，国家也会制定法律，认可公民举行公开集会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的法律。[71] 其次，建立各类组织并通过组织发表他们的意见。从古到今，人们可能通过宗教组织发表意见。人们也可能通过各类社团组织发表意见。商会、工会、农会、文化团体和政党都是这类组织。格罗津说，在政治领域内，民主国家允许举行抗议。政党将人们的不满转变为社会能够接受的形式。在政党内外的利益团体按照不同的政治信念为采取行动提供大量机会。商会、工会或俱乐部吸引很多人的能量。尽管地方的和国家的问题看上去是局部的，改善社会的运动引起人们的关注。[72] 再次，人们通过选票发表意见。在举行自由选举的国家，公民主要通过这种形式发表意见。通过选举发表支持或反对的意见有悠久的历史。在古希腊，人们举行选举，但不使用选票。亚里士多德说，古希腊人通过抽签或选举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委任官员。[73] 在中世纪，欧洲人停止了选举。如果民众表达意见，他们有时通过反叛或暴动这样的行为进行通讯。建立现代民主制后，欧洲人用选票表示自己的态度。再次，人们通过新闻报道发表意见。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能发表意见。新闻媒介成为人民表示态度的代理。新闻媒介要获得大量受众，就必须按照人民的意见和倾向发表意见。人民内部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或展示不同的态度。新闻媒介平衡和综合人民的意见和态度。由于人民发表意见受到理念的影响，某个理念会成为主导的理念。新闻媒介的评论展示多数人的意见。最后，文化人士通过他们的写作或创作发表意见。他们通过写文章、诗歌、小说、剧本、歌词或音乐作品发表自己的意见。19世纪初，贝多芬创作其《英雄交响曲》并打算将这部不朽的交响乐献给拿破仑。但是，由于贝多芬不满拿破仑的后期作为而决定不再将这首音乐作品献给拿破仑。贝多芬的态度反映当时社会中很多人的态度。罗宾·乔治·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评论说，借助灵感创作第一流音乐的贝多芬反映来自人们有关整个人类生活的普遍的和深刻的观点。[74] 这些表达的形式都是媒介。如果人们能看见所有这些表示态度的语言现象，本作者不否认维护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已成组织国家的目的。

4. 承诺

人类使用语言才能互相做出承诺。语言本来就是因人与人的合作而产生。承诺也意味合作。如果说原始社会里的人互相之间不需要承诺，文明社会里的人经常需要做出承诺。理由是，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互相信任。但是，在大规模的文明社会里，人们需要重建信任关系。人们需要使用语言来重建这个信任关系。承诺就是为了建立这个信任关系。承诺的言语行为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如果说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产劳动合作是默契，文明社会的人更多地通过互相承诺寻求合作。人类早期社会里人身依附关系曾经是建立一种生产关系的社会基础。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说，在远古时代，英伦岛上的凯尔特人形成部落社会。后来这个社会演变为奴隶制社会。沦为奴隶的人和主人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女性奴隶曾经是交易的标的物。[75] 在封建社会里，人身依附关系仍然存在。农民或农奴跟领主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人们的生产活动仍然局限于当地。乔治·萨拜因（George H. Sabine）说，中世纪，经济政治组织几乎全部是当地的经济政治组织。由于通讯手段有限，人们只在本地从事贸易。[76] 商业的发展逐渐改变这一切。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城市里的工厂为农村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农民逃离领主的庄园，成为城市里工厂的工人。工人和工厂主建立契约关系。如果我们说人身依附关系是不平等关系，契约关系是平等关系。商人和商人之间也建立这样的平等契约关系。签订契约的双方的承诺构成契约。契约给与双方的合作某种确定性。契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商品交换的风险。承诺就是商业活动的最基本语言行为。没有承诺，就不会有交换。承诺还是人类订立竞争或竞赛规则的基础。社会的建设给与那些有能力的人或有发展潜力的人大量的发展机会。人们通过竞争或竞赛选拔那些有能力的人或有发展潜力的人。体育比赛、智力竞赛、数学比赛、诗歌比赛、建筑设计比赛等等都是社会选拔人才的方式。当然，竞争或竞赛有规则。规则是契约，它就是竞赛或竞争的各方事先同意遵守的契约。契约就是承诺。甚至选举也是一种竞争。人们订立选举规则。竞选就是做出承诺。选举就是选拔管理国家的人。没有承诺，就没有选举。甚至人们建立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组织也要订立契约。任何人参加这些组织必须遵守这些组织的章程。这些章程就是契约。所有人同意遵守组织的章程才能加入该组织。国家的组织也要依靠类似的承诺。

承诺还可能演变为誓约。誓约也是一种承诺形式。如果说人们订立契约时各方都是自愿的，誓约可能出自于组织社会或国家的需要。换言之，国家或社会的组织要求个人配合。国家的组织有其正当性。社会的组织也可能有理由要求个人服从。签订誓约也可能反映这种需要。所以，军人入伍可能需要宣誓。在古罗马，军人入伍的宣誓是自愿的。入伍者宣誓服从军官的命令。但是，一旦入伍，军营里的士兵必须一律宣誓不将战利品占为己有。[77] 军人几乎都要在战斗开始前进行宣誓。军人需要直白自己不畏死的决心。自古以来，军人宣誓一直是常见的现象。历史上，统治者授权他人代理管理各个地方的时候也要求被授权者宣誓。中世纪欧洲各国国王分封土地给各地领主时要求这些附庸宣誓。在英国和在其他欧洲国家几乎都是如此。甚至国王也可能向议会宣誓，因为国王需要获得议会的支持。约翰·洛克在他的名著《政府论》中提到，1609年英国国王詹姆斯宣誓承诺遵守王国的法律。[78] 在现代，高级官员就职进行宣誓已成常态。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就职都要宣誓。人们加入政党组织也可能需要宣誓。在近代法国，曾出现很多政治密谋组织。加入这些组织都需要宣誓，如宣誓保守秘密，勇敢战斗和为民主事业奋斗终身。到法庭上去担当证人通常需要宣誓。提供人证是法庭判决程序的重要一环。詹姆斯·泰勒（James Endell Tyler）写道，在古代埃及人、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组成的国家里法庭判决时诉诸誓约并非最常见，但是，如果法官无法根据目击者、文件和其他证明材料做出判决时都会诉诸誓约，以作为一个神圣的依据。[79] 甚至从事神圣职业的人也需要宣誓。如医生可能需要进行希波克拉底宣誓。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医生创立的这个宣誓仪式建构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近代以来人们又恢复这个传统。医学院的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时都要进行希波克拉底宣誓，否则不准毕业。

誓约通常是个人与权威当局订立的契约，如进行宣誓，但通常需要举行一个仪式。仪式具有神圣性。例如，宣誓时宣誓人可能需要手持一把火炬或面朝一面旗帜。有时，宣誓人需要触摸圣像或者举起手臂将手捏成一个拳头。有时，监誓人将宣誓人的眼睛用布蒙起来，让宣誓人背诵预先草拟的誓约。这个设计意图在于要求宣誓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誓约。违背誓约会受到加倍的惩罚。有时，监誓人会在宣誓仪式过程中直接展示违背誓约的直接后果，以保证宣誓人不会或不敢违背自己的誓言。实际处罚违背誓言者也提升誓约的效用。

虽然违背誓约可能会遭致暴力的对待，而且这样的暴力处罚会让任何人都无法承受，誓约是个语言通讯行为。仪式是个媒介，而语言也是一个媒介。行为媒介发挥作用是其最大特点。但是，如果没有语言，行为媒介就失去任何意义。运用语言才能组织国家，而行为语言只是其媒介。由于人类组织国家需要树立权威，宣誓就是认可组织社会或国家的权威。例如，社会或国家会要求宣誓人向上帝、宪法或人民宣誓；或会要求宣誓人以革命的名义或道德的名义宣誓。宣誓强化神、法律或道德或神圣事业的权威性。宣誓的行为是个媒介，支持一种社会的或国家的话语。神、法律、道德等则是要求人民服从国家意志的意识。誓约利用一种特别的语言通讯过程强化这种意识。国家组织建设过程中却不能没有这样的语言通讯过程。

国家的掌权者和人民之间也可能互相做出承诺，以便于有序地组织和管理国家。如果说上文提到的契约和誓约最初都是以个人为主角，掌权者和人民之间的承诺是总体性的国家组织的一个关键过程。没有这样的承诺，国家的组织中就充满暴力。掌权者与人民的语言互动让人们从暴力的冲突中解脱出来。固然，统治者使用暴力建构国家是初期的典型形式，一旦掌权者寻求统治的合法性，寻求以一种正义的名义获得永久的统治权，他可能以各种形式向人民做出承诺，如承诺遵守法律和为人民谋幸福。这和部落里的情况是不同的。在部落里，酋长无需做出承诺。出于亲属关系的意识管理好社会是管理者的自然本性。但是，在文明社会的国家里，建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互信成为一项特别任务。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互相承诺很重要。承诺代表一种语言的力量。国家的组织依靠语言。否则，人类无法摆脱暴力的互动。在古代思想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笔下，研究者看到如下描写：在古希腊，迪翁(Dion)(古希腊的一位英雄人物-------笔者注)的父亲告诉他，确保王室权力的金刚锁链并非十万人之众的野蛮人因为恐惧和强迫而组成的一支庞大的海军和陆军，而是仁慈和正义激励的爱、真情和感情。尽管它们看起来比僵硬的和硬性的严厉束缚更加柔软，却是维系一个永久的政府的最强大和最有耐力的纽带。[80] 承诺是互利。爱、真情和感情只能在互利中产生。承诺就是双方互相满足对方的期待或要求。既然人类的语言产生于合作和互利，承诺就是最自然的语言现象。在古代，统治者就曾经对社会做出承诺。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皇帝也可能对民众做出承诺，尽管这样的情况很少见。例如，皇帝曾经承诺改革土地制度，以便于耕者有其田。尽管统治者做出承诺往往是被迫的，承诺对国家的组织仍然具有建设性。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说，从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说的话产生的正面责任是进步的文明中最缓慢的进军之一。[81] 于是，暴力的互动会逐渐减少。在现代社会里，不管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掌权者也会不时对人民做出承诺，如承诺快速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民主制度其实就是一个制度化的承诺机制（即专制制度下偶然出现的承诺不是制度化的）。一旦政治家竞选公职，他们就会对选民做出承诺。承诺就是语言干预人类互动。做出承诺者承诺时会按照接受承诺者的期待做出承诺。双方的利益趋于一致；承诺的双方地位平等，因为万一一方不兑现承诺，对方也不会做出相应承诺。承诺意味有关双方之间已形成共同利益。

5. 命令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产劳动也需要组织，尽管人们的生活可以随意。例如，人们的狩猎活动或采集活动经常需要组织。既然有组织，就会有人负责。就会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例如，原始社会里有时有狩猎的酋长或捕鱼的酋长。他们是领导者。普通部落成员是被领导者。但是，在从事集体劳动时，领导者只是发出指示，并非发出命令。原因是所有成员都会自愿服从酋长的指示，按照酋长的指示办事。由于酋长做事都是为了大家，没有人不服从。酋长管理部落时，所有人都服从酋长的指示和意见。但是，自从人类形成文明社会后，情况就变了。如果说在生产劳动中人们还是会积极服从生产劳动的组织者，如在家庭规模的生产中人们服从家长指挥或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人们服从企业主指挥，在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掌权者管理国家时并非单纯发出指示，而是经常发布命令，如政府发出的法令和制定的行政命令。指示是一个弱化的带有强制性的语言通讯行为，而命令是个强化的带有强制性的语言通讯行为。原因在于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自愿服从的意愿强烈，而在文明社会里人们自愿服从的意愿较弱。而服从命令的需要来自国家的组织。换言之，依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部落依靠一种自然的力量；国家的组织失去了这样的自然的力量。命令的背后有一种人为添加的强制力。虽然这样的强制力或许就是暴力，而暴力也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没有语言，这样的自然的力量就不会起任何组织国家的作用。这种自然的力量其实就是使用语言的媒介。换言之，只有在语言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这样的暴力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人类组织国家时，组织国家的必要性产生了“命令”这样的语言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发布命令，他们就无法组织国家。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语言而非暴力。虽然发出命令后不服从命令可能会遭致暴力的打击或惩罚，人们通常会选择服从命令。于是，暴力的惩罚不会发生。日常国家的组织所需要的还是语言，不是暴力。

发出命令后，发布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会有三种互动：经验感知的互动；语言的互动；和心理的互动。这样的互动会形成语言和行动之间的一种符号关系。语言是能指，而行动是所指。发出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间有一个条件反射的过程。俄国心理学家伊万·巴普洛夫（Ivan Pavlov）提出一个条件反射理论。当摇响铃铛和拿出食物之间建立一个符号关系后，狗会对铃声做出反应。这是一个正向的条件反射。命令是一个反向的条件反射。美国学者罗伯特·诺斯（Robert C. North）说，许多潜在的物理行动永远没有越过言语的阶段；例如，铁路工人威胁罢工时总统警告会派人操作铁路就避免了罢工的发生，而不需要调动一个士兵或甚至不需要发布命令来调动部队。[82] 组织国家的必要性导致人们使用语言。尽管命令的背后有强制力或暴力，真正长期起作用的是语言，而非暴力。如果掌权者发布单纯的命令，要求他人服从，不服从才会使用暴力。这样的命令是赤裸的命令。例如，民众上街抗议示威，而警察用暴力驱散抗议者，要求抗议者离开。警察的命令就是赤裸的命令。但这样的命令仍然是一种语言现象。换言之，可能的物理互动仍然是个媒介。

还有一种命令和赤裸的命令不同。有时，人们发布命令后，又解释这个命令，以证明这个命令的合理性。如果这个解释被认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人们可能会主动接受这个命令，而没有任何反抗。例如，国家的组织体现一种集体性。这种集体性要求国家的成员服从国家的组织。于是，以这个集体性的名义发布的命令可能被多数人接受。所以，法国政治学家贝特兰·儒夫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说，一个命令首先是一个可以被看见的事实，但是，一旦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合力稳定一个让其受益的本身不稳定的事态就会将命令制度化。[83] 这样，命令变得合法。命令变成制度的命令。从古至今，寺庙或教堂举行仪式为国王加冕就是力图给与统治者合法性。一旦统治者获得合法性，其命令变成制度的命令。年代一久，服从某个统治者的统治变成一种传统。这样的命令比赤裸的命令具有更大效力。历史上，有些统治者以上帝的名义发布命令。还有，有时人们传播血统论。例如，在中世纪，统治者强调自己的家族血统，以提高自己的神圣权威。那个时候人民倾向于服从血统纯正的正宗统治者。人民反对篡位的和血统不纯的统治者。血统纯正的统治者通常能强化其发布命令的效力。如果封建统治者退出历史舞台，革命的领导者也会强调自己遵行的革命理念来强化自己发布命令的效力。革命的领导者以推行革命的名义发布命令。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会强调自己获得人民授权而发布命令。由于人们认为获得人民授权的领导人具有合法性，这样的领导人发布的命令通常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法律也是一种命令。霍布斯说，“法律是一个命令。” [84] 边沁说，任何一个有效的原初法律是一个命令。[85] 又说，法律的语言应该是命令的语言。[86] 但是，法律又是一个特殊的命令。法律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命令。军事命令可能只短期内有效；行政命令也可能仅仅短期有效。但是，法律一定是长期有效的命令。如果各种命令互相冲突，比如，命令的内容不一致，以至于有些命令违反法律，则一律以法律为准。法律是最具有语言特性的命令。法律代表人类运用自己的语言的最高艺术。

法律长期通讯而不改变其内容；法律的内容不管在国家的任何地方都一概不变。法律有如下特性：

第一，法律具有命令表述的清晰性。如果一个命令短期有效或仅在国家的某个地方有效，这个命令的表述不一定清晰，因为适用期限短或适用范围小，而人们会根据当时的情况或当地的情况做解释，从而补充说明这个命令。这样，人们仍然可以有效执行该命令。由于人们长期执行法律或在整个国家范围执行法律，遇到的情况会各种各样。处理各种各样的案件需要人们准确理解法律，在当地运用法律，而又要避免人们对同样的法律做各种各样的不同解释，人们写就的法律条文非常清晰，避免产生歧义。法律经常是书面语言。柏拉图说，书写的具体弱点是如果它成为有意或无意的误解的受害者，无人能帮助书写的文字。[87] 任何法律都不会含糊其辞。

第二，法律具有公开性。例如，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了一条法律后，它就会颁布这条法律。通常，立法机关会颁布这条法律而昭示天下。如果一个机构发布一个军事命令，它可能为这条命令保密；如果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制定了一个行政命令，或许只有行政官员了解这条命令，而普通民众可能不知道这个行政命令。有时，有的行政命令也是保密的。但是，一旦国家制定了一条法律，国家会向所有人公布这条法律。执行一条法律后，司法机关会公布执行法律的结果。换言之，执行一个军事命令后，执行人仅向他的上级军事机构报告；执行一个行政命令后，执行人只向他的上级行政主管机构报告。执行法律后，司法机关要向公众报告。向公众报告是一个开放的语言通讯过程。没有任何保密措施。法律的公开性保证其公正。一个军事机构或行政机构仅接受其上级机关监督，而司法机关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是法律的公开性决定的。

第三，法律具有终极性。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日常管理主要是行政管理，各个不同时期的管理会有变化；各地的行政管理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特点。行政管理常常具有局部运作特点。所以，各地的行政管理可能并不相同。作为一种命令的法律却不同。不论人们在哪里实施法律，法律的条文都是一样的，且法律的精神都是一样的，除非这个法律是个地方法规。如果在各地实施管理国家的命令出现内部的不统一，以至于产生纠纷或争议，法律的裁决具有终极性。各地的管理可能仅仅满足于地方的利益。这可能导致各地的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不一致。法律的裁决是保证国家的统一的最后手段和最高形式。法律的终极性也是确保全国各地之间的人民具有共同利益。

如果法律因此至高无上，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包括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也遵守法律，人们对法律的合法性不会有分歧。在此情况下，法律将保证国家内部形成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共同利益。鉴于本作者坚持认为，法律是一种语言，本作者认为，组织国家依靠语言的观点无可辩驳。

三、国家与合理性：自由、平等、和平、民主、正义

另外，本作者还要指出，人类不仅依靠语言形成和组织自己的国家，他们还依靠语言确保国家具有合理性。如果说国家的合理性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人类只能在语言的互动中实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并且由于本作者假定人类从事语言的互动的目的是从物理的互动中摆脱出来，本作者试图证明人类只能通过语言实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人类永远不可能通过以暴力为特征的物理互动实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以下是有关的概述。

1. 自由

首先，我们研究自由。本作者的看法是，自由就是语言表达的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都是语言表达自由。人们无法在物理互动中实现自由。人们的物理互动基本上就是冲突。如果说远古的人类经常陷入物理的互动的话，语言的互动推动社会进步。道德是通过语言传播的。通常，道德禁止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物理互动。政府制定法律的目的也是禁止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物理互动。道德和法律互相支持。黑格尔（G.W.F. Hegel）说，道德和法律互相依存。[88] 自由必须是政府保证的自由。但是，人类只能在语言互动中实现自由。自由是社会的所有人都认可的自由。一部分人认可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语言表达的自由能被所有人认可。

言论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不是一部分人享有言论自由，而是所有人享有言论自由。所有人天然地享有使用语言的自由。通常是在有自由选举的国家里，人们享有言论自由。如果人们自由表达的意见形成两个派别，人们仍然享有表达的自由。如果政府阻止人民自由表达意见，它一定使用暴力，而不是语言。当人们使用暴力手段改变社会时，他们很快失去语言表达的自由。当人们放弃利用暴力来改变社会的时候，人们就必然享有语言表达的自由。人们无法通过语言来限制他人的语言表达的自由。当人们的语言表达互相冲突时，他们仍享有语言表达的自由。当人们互相争论时，他们需要服从理性的裁决。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是，言语的争论并不影响人们享有的表达自由。如果说人类社会互动只有两种形式：物理的互动和语言的互动，那么，物理的互动的结果是强制，而语言的互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自由。

思想自由也如此。人类通过使用语言传播思想，但使用暴力的人通常阻止思想的传播。如果使用暴力的人强行灌输一种思想给人民，起作用的往往是暴力，而不是思想。暴力通常用来阻止思想传播，而语言支持思想传播。其实，使用暴力者无法强迫他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要推行的思想，除非他人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个思想。只要人类使用语言，暴力无法真正阻止思想的传播，因为人们的思维能力有差别，思想一定会在不同的人之间流动。换言之，有思想的人会影响没有思想的人。如果有思想的人传播思想，传播思想者其实就是一个媒介，因为他们促进社会里思想的流动，正如有知识的人可能是个媒介，他们能促进知识的传播。由于一个人的思想可能被群体接受，这个思想可能成为众人的思想。这当然要归功于语言，因为没有语言，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变成众人的思想。

不同的思想也可能互相竞争。但是，一种思想不可能被另外一种思想所禁止，除非使用暴力。语言是建立一种思想市场的基础。人们使用语言表达不同的思想。历史上，哲学家呼吁政府不要压制不同思想的竞争，因为不同思想的竞争能帮助社会选择一个正确的思想。使用语言从事思想的竞争最终要听从理性法庭的裁决。就是有理才能服人。暴力不可能决定哪个思想正确。而阻止思想竞争将导致思想和权力的冲突，因为人们只能用暴力阻止思想竞争。这样，正确的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支配地位。社会或国家的管制可能出问题。暴力来自一种组织的能力。通常是政府使用暴力。但是，暴力不能决定对与错。竞争的思想可能判定对与错。但是，思想的传播通常没有组织从中发挥作用。经常是思想家个人传播思想，因为无人能阻止思想家使用语言。但是，一旦思想被大众接受，这种思想倾向于正义，因为人们不可能利用强制力来推行这样的思想。如果一种思想在社会里广泛传播，它通常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或利益。思想进步就是社会进步。

人们也在语言通讯过程中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宗教信仰表达的自由。历史上出现的宗教迫害都是使用暴力阻止某个宗教组织或宗教信徒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自由意味着人们不得使用暴力，而是使用语言。但是，暴力难以阻止任何一种宗教的发展，因为使用暴力的人难以阻止人们使用语言。使用暴力是短期行为，而使用语言是长期行为。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说，没有人会怀疑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可能被灭绝。基督教传播了并且取得支配地位，因为迫害是偶尔发生的，并且各次迫害之间的间隔期很长。人们得以不间断地传播基督教。路德推动宗教改革前，人们启动宗教改革至少20次。迫害总是成功的，除非异端教派非常强大。但是，路德的宗教改革还是成功了。[89] 换言之，历史上有统治者阻止宗教传播，但是，最终无人能用暴力阻止宗教传播。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实行政教分离。这意味着，政府不得使用暴力阻止人们传播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不影响国家的统一，因为坚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形成不同的社会，但国家的组织基本上不受宗教影响。宗教事业的发展意味着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此语境下，人们只是使用语言。暴力则不得用于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人们也不能使用暴力强迫人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宗教信仰自由只能是一种语言表达的自由。如果说宗教是一种文明，它就是语言的文明。

2. 平等

人类无法通过使用暴力来实现平等。当有人利用暴力来实现社会的经济平等时，暴力必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屈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没有平等。这至少是政治上不平等。一种不平等取代另一种不平等。人们只能通过语言来实现平等。由于所有人都能使用语言，语言的表述对所有人开放。所以，一切真正的平等都和语言有关。

第一，书籍对所有人开放。由于人类使用语言，他们能利用书籍存储知识。所有人都能通过读书获取知识。获取知识的人能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于是，他们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可能帮助他们打破社会等级秩序。例如，读书人的考试竞争代表着一种平等的原则。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官员内部有等级秩序，但是，考试做官却可能是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一种矫正方式。在古埃及，誊抄宗教经文的人成为神权政府的高级职员。在古希腊，抄写法律的人或成为法官。在中世纪，有文化的教士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商业活动频繁。有知识的人从事律师或会计的工作。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中产阶级的队伍扩大了，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逐渐成为工作群体中的少数人。由于所有人都能通过语言获取知识，人们获得一种争取社会平等待遇的机会。

第二，法律是一个语言表述过程。虽然法律的背后有强制力，法律体现一种抽象的原则，即不论当事人的具体身份，法律一视同仁。法律就是掌权者和公民的通讯。法律体现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尽管社会内每个人遇到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或者每个人的情况或身份地位不同。法律依赖一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人们制定的法律是为每个人制定的法律。如果没有法律，强者可能压迫弱者。有了法律，强者和弱者就不能再依靠个体的力量决定利益的分配。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所有人都能借助于法律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法律是立法者跟大众的通讯过程。这可能是一对多通讯。每个人适用的法律文本都是一样的。法官根据法律判案时，他跟案件当事人没有私人关系。他只根据法律针对案件本身进行裁决。用一种统一的尺度衡量类似的案件。这只能在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在古代雅典的伯里克利（Pericles）曾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天，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面墙上也有这样的文字表述。

第三，选票也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方式。由于每位选民持有的选票的影响力无差别，这也是人人平等的表现。如果说一个国家内存在不同职业的人，存在不同的族裔群体，存在经济收入状况不同的人或宗教信仰不同的人，选票就是象征所有人平等的标志。至少它意味人们的政治权利平等。选票是印刷机印制的，而印刷机是个媒介或制造媒介的媒介。人们利用同样的选票，持有同样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和语言使用的媒介是一样的。换言之，由于大家使用同样的语言，他们使用同样的媒介。媒介分配给每个人同样的政治影响力。在前现代，暴力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当人类采用选举决定国家的事务时，他们只能通过语言拥有平等的政治影响力。迈克尔·萨沃德(Michael Saward)写道，平等的选票创造了一个平等对待的尺度。它象征平等的公民权和塑造政府的平等机会。[90]

人们只能在语言通讯过程中实现平等。只有所有人都不质疑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显然，当人们通过暴力实现平等时，会有一部分人不认可这样的平等，于是，这样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

3.和平

另外，人类只能通过语言实现和平。动物不使用语言，而所有动物的互动就是物理的互动。动物所处的状态就是一种自然状态。自然法管制动物社会。动物之间随时可能爆发冲突。弱肉强食是基本法则。所以，动物世界里永远不会有和平。但是，人类可能实现社会或国家内的和平，因为他们使用语言。本作者的推理是，人们使用语言时，能互相作出承诺；作出承诺后，能进行交换。交换就是实现和平的基本方法。而且从哲学意义上说，交换可能是人类社会建立和维系和平的唯一根本方式。

第一，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时，人们彼此依存。由于互相需要，人们就不会使用暴力进行一次性的掠夺。所以，孟德斯鸠说和平是贸易的自然结果。[91]这实际上就是欧洲历史上封建社会进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在封建社会里，人们互相掠夺财产，包括土地和房产。互相掠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理互动。互相掠夺时，人与人之间不必使用语言。只要使用暴力就行。如果说，使用暴力时还是需要使用语言，这时的语言并不重要。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放弃互相掠夺的物理互动模式。语言的互动成为人们的选择。就是人们可以互相承诺，然后进行交换。交换的人彼此需要，还互相合作，战争就不再发生了。或至少掠夺财产的战争就终止了。所以，在中世纪，欧洲到处都是领主的城堡，而城堡就是贵族的防御工事和住房的合二为一的形式。如果人们建立城市，假定这个城市有城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防御工事和人们生活与生产活动空间合并在一起的形式。君主们建立国家时也要在各地建构要塞。所以，尼科洛·马基雅弗里说，君主们建构要塞是一个惯例。[92]但是，到了资本主义商业兴起的年代，欧洲人拆除了大部分城堡及各地的要塞，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各地建立商品交换的市场。市场就是劳动分工的表现，而劳动分工是一种合作。所以，伊曼纽尔·康德（Emmanuel Kant）说，贸易的精神无法和战争并存。[93] 就人的社会互动而言，战争的本质是暴力，而贸易的本质是语言。

第二，使用语言的人类不仅能进行即兴的市场交换，也能利用语言订立长期的或永久性的契约。契约表述合作意志。宪法也如此。这样，人类可能避免社会内部的战争，实现和平。语言和和平的关联性值得研究。当然，这种关联性也倒过来反映暴力与战争的关联性。我的推理是，使用语言的人进行互动能建立和平。如果建立和平，他们双方具有同样的意图。他们愿意互动。他们建立信任关系。反之，如果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他们通常不使用语言进行正常的通讯。如果双方在战争中互动，这种互动通常是一方强加在另一方身上的。这种互动是另一方主观上不接受的。双方之间没有互信。这样的互动不是建设性的。双方不接受彼此共存。所以，和平是双方的建设性互动，而战争的性质则相反。发动战争的一方试图消灭另一方，而和平的双方接受彼此共存。战争中的各方的互动是不可持续的，而和平中的各方的互动是可持续的。在和平状态中的各方的互动基本上是语言的，而在战争状态中的各方的互动基本上是物理的或暴力的。如果人们制定宪法，他们仅仅鼓励语言的互动。语言是一个关键。易言之，如果没有语言的互动，人与人可能陷入频繁的物理互动中。这样，我们可以视宪法为一个和约，因为和约是人的语言互动。委托制定宪法的人制定宪法就是委托他们制定宪法的人相互之间的语言互动。而且委托制定宪法的人彼此是平等的，因为签订契约的人通常是平等的。处在和平状态的人也彼此平等。而且，处在和平状态中的人会主动通知对方自己有意维护和平。每个和平的举措都让对方知道。而战争中的各方经常避免告诉对方自己的各类企图。人们只能从对方的行动判断对方的企图。各方的信息不能正常流动。和平状态中的人促使各方诚实，各方都是坦率的。而处在战争中的各方经常互相欺骗。所以，孙子说，“所有战争皆以欺骗为基础。”（兵者，诡道也） [94] 总之，宪法就是和约，是一种特别的契约，而任何契约都是权利和义务的交换。宪法的本质是人们的权利和义务的交换。一个人享有一项权利，就意味着对他人负有某种义务。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也如此。统治者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要为被统治者服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镇压和反抗，而是互相合作。

第三，如果说部落里的人处于和平状态，国家中的人需要做出特别努力来实现和平，因为除了家庭成员的关系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经解体。语言是人类实现社会和平的基本手段。当然，在人类历史早期，遭遇亲属关系解体的人建立国家时大多数情况下借助于暴力或强制力。所以，早期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专制的。专制的本质是暴力，因为没有暴力，少数人无法统治多数人。如果国家内各个派别争夺国家的统治权，暴力竞争是常态。暴力竞争导致内战频发。人的生命损失和财富损失不计其数。这就是武装夺取政权的状态。语言的作用在于，人们能够通过使用语言互相协商，订立协议，用和平的方式竞争权力。只要人们愿意按照一个规则竞争国家的权力，就可能实现和平。古希腊人想到了抽签选拔掌权者。伊尼斯说，在古希腊，人们从每个部落抽签选出50人每月轮流担任公职，组成500人理事会的常设委员会。抽签选举保证民权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500人议事会和法庭成为基层的管理机构。[95] 其本质是，由于人类使用语言，他们能制定各方接受的规则，于是，能够进行和平的竞争。只要能进行和平竞争，竞争的结果就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各方展示一种能力，一种社会和国家需要的能力。这就是说，一旦语言介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切都变得具有建设性，暴力的或物理的互动变成了和平竞赛。在古希腊时代，各个城邦国家频繁发生战争。史诗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发生在古希腊时代。但是，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竞赛的也是古希腊人。那个时期，三个城邦国家的国王签订契约，规定每隔四年举办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来，所有的希腊城邦都签署了这个契约。虽然比赛的项目大多数都是战争的行为，体育比赛跟战争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骑马、射箭、标枪、击剑都是从战争行为转化而来。著名的马拉松长跑起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个历史情节。但是，体育比赛只是展示人们建设社会需要的体质和其积极的精神面貌。象棋更能说明问题。象棋模仿战争。但是，象棋比赛其实是一种语言表达。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曾指出象棋和语言的关系。[96] 象棋将战争转换为智力竞赛。选举就是将武力竞争国家权力转换为自我推荐的国家治理能力的竞赛。选举就是一种语言表达。选举成为超越内战实现和平的一种方法。轮流执政就是执政机会的交换。当两个政党竞争国家权力时，承认所有政党都有执政机会，就是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执政，即不同政党在不同时期轮流执政，人们避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战争状态。英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个“长期国会”的现象。国会议员利用其掌握立法权的机会制定法律，规定其永远执政。“长期国会“的出现可被视为一种宪政危机或类似的危机。但是，英国政党后来选择轮流执政，从此国内再无内战。[97]

4. 民主

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已能够表达自己的集体意志。动物从来都不可能表达自己的集体意志。如果说一些动物可能采取集体行动，那完全出于动物的本能。人类当然能采取集体行动，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类能进行集体语言通讯。民主就是一个集体语言通讯过程。没有这个集体语言通讯，人类就只能接受专制统治。然而，由于人类使用语言，他们就可能利用媒介。媒介支持集体语言通讯。这是人类社会形成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

第一，街头的和平示威其实是一种民主形式，因为它构成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集体语言通讯过程。社会的发展为人民表达自己的意志提供了各类媒介。于是，人民得以举行街头的和平示威。这当然是在工业化的社会里才出现的。在农业社会里，大多数人分散居住在乡村。乡村缺乏语言通讯的媒介。乡村的道路不多。村庄甚至彼此隔绝。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共同体是一个又一个的采邑。农民从来不举行示威游行。如果农民对社会不满，可能的反应是暴动。如果暴动也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这不是语言的表达。正如苏格兰的约翰·米勒（John Millar）所言，在大型王国里，在广泛的乡村分散居住的人很难有能力强烈表达他们的意愿。居住在彼此相隔遥远的小村庄里的人没有好的通讯手段，结果遭受政府暴政影响的人很少互相影响。[98] 工业化社会的来临改变了一切。工业化的结果是城市化。城市的发展导致大量人口在城市集中。城市就是语言通讯的媒介。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也是语言通讯的媒介。报纸杂志的出现也强化了公民之间的语言通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示威游行开始出现。研究者从有案可查的各类社会运动中发现，欧洲人从1848年开始举行街头的和平示威。据说，在1848年革命的第一个月里昂的市民举行了八次示威游行。[99] 后来，甚至居住在乡村的农民也会开着拖拉机到城市去举行示威游行，因为在乡村的人缺乏城市化环境提供的媒介。示威游行是语言和媒介互动的产物。

第二，和平示威通常是一部分人与政府的互动。人民中一部分人表达意见。有时，人们需要全体人民表达意见。民意调查通过抽取样本的方法反映人民的意见。样本是推定的民意的媒介。就是少数人均衡地代表人民发表意见。有时，这是对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原因是，在政府与人民的互动中，双方之间的语言表达之通讯结构不对称。政府与人民通讯时，政府机构和官员是媒介，进行一对多通讯，而人民与政府通讯需进行多对一通讯。这需要另外特别设计的媒介。民意调查的样本就是这样的媒介。但是，这和民众举行会议表达意见没有本质区别。弗兰克·纽波特（Frank Newport）争辩说，在很多方面民意调查就是镇厅会议的延伸。举行镇厅会议时镇民发表市镇管理的意见和看法。人们聚在一起发表意见的市镇会议的理念跟美国一样古老。作为扩展的镇厅会议的民意调查的理念是很新的观念，但没有绝对的不同。[100]事实上，街头的示威游行也是一个露天的移动的群众集会。民意调查是民众会议的一个翻版。但是，民意调查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用样本当媒介。它有概率论的支持。所以，新闻媒介、研究机构和政府等都能从事民意调查。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可德》里描写商人验货时只抽取一个样本。商人说，只抽取一个小小的样本，我就能判断整批货物。[101] 样本就是一个媒介。就是整全的表达形式利用部分表达的形式实现表达目的。一部分人表达的意见就是全体人民表达意见的媒介。在人类组成国家这样一个大规模共同体内，全体人民表达意见的确很困难。但是，由于所有人都使用同样的语言，一个媒介有时就能代替所有人的表达，尽管这种表达展示的意见是近似的意见。由于人类使用语言，来自各个角落里的人通过媒介的作用也可能展示一种无可估量的力量。不管国家的领导人怎样看待民意，民意调查代表大范围内的一种民意的存在，而且能展示多数人的一种意见倾向。人们不需要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能够通过民意调查表示自己的意见。通过民意调查表示的意见也可能被纳入政策的制定过程。[102]

第三，从人民和掌权者通讯的结构看，民主制度要求的通讯结构是独特的。民主制完全依赖这样的语言通讯过程，而专制制度不一定依靠这样的通讯。掌权者和人民通讯时，他依靠政府或行政系统，而人民没有自己的类似组织。人民内部没有执行命令的组织。他们仅仅发表有关国家管理的意见。他们与掌权者的通讯的重心偏向于多对一通讯。媒介不可缺少。过去的思想家考虑多大的国家规模适合采用民主制。他们认为民主制适合小规模国家；君主制适合中等规模的国家；而贵族制适合大规模的国家。孟德斯鸠持有这个观点。[103] 孟德斯鸠没有考虑到媒介。由于人类能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他们委派自己的代表发表意见。人们建立代议制。如果说在大规模国家内只能实行贵族制，贵族并不具有代议功能。但是，一旦国家实行普选，选票延长通讯的距离，因为选票代表一种大范围的集体意见表达方式。民意代表也成为一种媒介。选票是物媒介，而民意代表是人媒介。没有人媒介，物媒介也无法发挥作用。例如，代表候选人需要竞选以便于人民从中挑选满意的代表。竞选的纲领就是试探性的民意表达。如果没有候选人先试探表达民意，选民无法表达任何民意。所以，候选人是选民表达意见的媒介。候选人是选民进行的人链式语言通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果需要将各个选区的代表候选人的意见统一起来，并且将各地的具体意见综合起来，政党就会出场。政党或许就是各地代表候选人表达一种综合性的意见的媒介。如果政党的竞争导致形成执政党并组建政府，政府领导人就是人民表达意见的媒介。政府领导人有时就是表达由人民组成的国家的意志的媒介。民主制度就是使用语言的人类利用各类媒介发表意见的机制。民主就是一个语言通讯过程。

总之，实施民主需要使用语言和利用各类媒介。这些媒介可能非常复杂。实施专制或专政可能不需要使用语言。也可能不需要使用媒介。统治者可能直接使用暴力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民主的本质是语言，而专制的本质是暴力。这不是说专制的统治者永远不会与人民通讯，而是说统治者最终所依赖的是暴力。在民主制度下，掌权者依靠人民的支持，而人民的支持基本上就是民意的表达。民主就是人民利用语言来组织和管理国家，而专制则最终单方面地依靠统治者手中的强制力。

5. 正义

研究者也需要研究语言和正义的关系。如果我们假定在动物世界里不使用语言的动物永远无法实现正义，而在人的世界里人类能够实现正义，那么，使用语言的人是怎样在人类社会里实现正义的？本作者的看法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正义归根结底就是国家内部物质利益分配的正义。实现这个物质利益分配的正义需要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是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人类在一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中实现正义。人类在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中实现正义。人们无法在短距离语言通讯过程中实现正义。在封建主义时代，统治者很少跟民众通讯。统治者只在统治集团内部通讯。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共同利益，但是，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之间没有形成共同利益。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后，形成了大众社会。政府需要管理大众社会。公共舆论变得重要。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地使用暴力进行统治。民主制兴起。政府需要考虑普通人的利益。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开始成形。加上包括报纸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公共通讯延长通讯距离。人们已可能实现利益分配中的正义，因为通过延长语言通讯距离后在大范围内实现利益分配能避免掌权者卷入利益冲突。换言之，在所有人都能表达意见的过程中实现利益分配倾向于公正。进而言之，人们将公开辩论利益分配的问题。公开辩论就是所有人都能参与的一个过程。所有人都能发表意见。政府需要照顾所有人的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实现正义。

这个推论其实涉及政府工作的几乎所有方面。如果政府委任官员，可能就需要设立一个委任官员的程序。什么样的官员适合担任什么职务需要考虑的可能不仅仅是某个候选人的能力，而且还要考虑该候选人的贤德。没有贤德的官员不可能保证利益分配的正义。委任官员时的程序就很重要。设定这个程序就是保证上级的监督或人民的监督。在中世纪，国王任命官员可能就没有多少严格的程序，因为封建君主不受人民监督。没有利益分配的正义。但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代情况改变了。由于语言通讯距离延伸，形成了大众社会。政府面临大众社会的压力。民众能够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正如马歇尔·坡（Marshall T. Poe）看到的，在近代欧洲手写书稿的时代君主和教士垄断了写作和阅读而且他们能够一开始利用文本作为控制的工具。在以后的印刷的时代，他们的垄断被打破，而且基于这个垄断的工具被摧毁。政党、告白者、地区、城镇、阶级、商业利益者、基尔特和所有其他人现在可以说话了。[104] 政府面临民众的压力。掌权者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大众服务。如果他们不能为大众服务，他们可能被革命者委任的官员取代。如果说过去的掌权者为君主服务，现在的所有掌权者为国家服务。有些掌权者是政治家。他们可能是革命领导人委任的。革命领导人代表民众的利益。委任这些官员包括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低级的行政官员也需要委任。委任这些行政官员也包括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以后，革命领导人变成第一执政或总理或总统。掌权者延揽的官员成为公务员。1854年英国建立现代文官制度。公务员或许不再效忠以前的君主，而是效忠国家。至少，政府的官员不再受雇于君主，而是受雇于国家。在马基雅弗里的时代，掌权者可能不顾道德，而在现代国家里掌权者要讲道德，因为他们受到民众的监督。官员的就职受到民众的审视和监督，因为他们的委任处于一个受到公众监督的程序之中。这个程序是一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

政府施政也要遵守各种各样的程序。使用语言的人能延长语言通讯的过程。于是，他们能够设定各种各样的程序。例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需要遵守程序。立法机关举行会议需要遵守程序。立法机关解散重新大选需要遵守程序。行政机关的管理需要遵守特定的程序。下级机关做出的决定可能需要上级机关的批准。这也是一个程序。程序就是保证上级的监督或人民的监督。这也是正义。这就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分配正义，但是，程序正义可以脱离分配正义，因为首先要保证的是程序正义。换言之，分配正义不一定依赖一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而程序正义依赖这个过程。如果人们选择先实现分配的正义，他们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因为分配正义依赖于程序正义。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分配会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除非这个分配方案有其理由。这样的分配可能不会持久，因为持久的利益分配方案必须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方案。如要所有人接受这个分配方案，需要经过一个公平的程序。所以，公平的程序导致分配正义。程序正义的实质就是公开性。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保证程序具有公开性。公开性意味着公众的监督。公众不可能以权谋私。所以，杰瑞米·边沁说“公开性是正义的灵魂”。[105] 例如，在今日西方国家，一旦有人披露民众的请愿，民主制保证公开性。鉴于此，民众可能将官员滥用权力的事情曝光，而议会可能弹劾滥用权力的官员。所以，贝特兰·罗素说，政府无法通过恫吓、伪造选举人名单或其他类似方法保证自己永久执政。结果是民主国家的政党政府“让掌权的政治家成为整个国家几乎一半的人口充满敌意的批评的对象。这令他们不可能从事若非如此就倾向于从事的许多犯罪。” [106] 换言之，设定一个程序意味着一些人制定程序，一些人遵守程序，一些人监督程序。这样，分配的非正义就不可能发生。

司法审判也有程序。而且这样的程序更加严格。这样的程序一律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或许，一个行政管理的程序不向社会公开，因为这是一个内部遵守的程序。但是，司法程序适用于来自体制外部的当事人。司法程序不仅接受内部的监督，而且接受外部的监督。例如，政府或许不会公布施行一项行政管理程序的结果，但是政府一定公布执行一项法律程序的结果。通常，政府公布一项司法审判的结果。法律的性质决定必须保证有这样一个程序。而法律则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设立这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必然依赖媒介。没有语言与媒介的互动就不会有法律。原因是司法审判涉及立法者与民众的语言通讯以及法官或法庭与公众的通讯。具体而言，法官与双方当事人讨论纠纷或指控。法官代表立法者跟当事人通讯。有关的通讯就是一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孟德斯鸠说，国家的法官不过是宣读法律用词的嘴巴。[107] 这样的长距离语言通讯必然导致接受公众或社会的监督。一项司法审判有时要接受整个国家的民众的监督。如果一项司法审判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媒介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所有的国民都关注一个司法审判，传递信息的媒介可能立刻走到公共事务讨论场所的中央。报纸曾经经常扮演这个角色。我的意思是说，在近代欧洲，报纸曾经是协助公众监督司法程序的重要媒介。只要人们能够进行书面语通讯，他们就能传递详细的或大量的信息。举行一项司法审判时，报纸可能进行大量报道。这导致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杰瑞米·边沁直指法庭审判当事人的纠纷或指控时，报纸成为另外一个监督法庭的代理人。法庭对案件做出审判，报纸也对法庭的审判进行审判。法官是审判员，报纸写稿人也是审判员。如果法官的审判不公，报纸写稿人是审判法官的审判员。边沁还设想了报纸的如下功能：受理起诉和指控；受理反驳和辩护；受理、编辑、收集和储存证据；受理、审判和宣读原告和被告的论点；形成决议和判决；表述判决和决议；给判决书加盖印章；分发判决书；根据判决及决议予以执行。[108] 因此，法官审判案件时，也要估计公众对自己的监督。公众通常公正无私。所以审判倾向于公正。所以，边沁说，法庭审判案件时，还有一个公众舆论的法庭或委员会，而这个法庭或委员会成为一个司法机构。[109] 本作者的看法是，监督来自一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而报纸有时就是支持这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的媒介。当然还有其他媒介。这里不再赘述。总之，媒介帮助人类实现他们所需要的互动。有时这样的互动甚至能够帮助人类实现正义。

余论

本作者将暴力和语言视为两个对应的哲学概念。暴力体现自然的力量，而语言体现人的力量。如果说人类最初处在一个自然状态中，没有亲属关系连接的人相遇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会卷入物理互动中。人与人之间随时可能爆发暴力的冲突。如果说后来地球上出现了人类的原始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按照亲属关系的原则形成的社会。由于人类依靠直接的血缘关系形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个小规模社会。只有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后，特别是使用书面语以后，人类才能形成大规模社会。这就是说，本作者假定，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不断利用和开发媒介。媒介延长人类的语言通讯的距离。人们在更大范围内通讯和互动。人们形成更大规模的社会。由于这个社会里人口变多和人们占据的地理空间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语言瓦解了亲属关系。而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形成更大规模的社会。

于是，本作者的观点是，如果说在更大规模社会里家庭内部的亲属关系无法成为形成规模巨大的社会的基本条件，语言成为形成这个规模巨大的社会的基本条件。于是，人与人的语言互动成为形成这个社会的基本形式。语言的互动又是帮助人们摆脱由于亲属关系不在大规模社会中发挥作用后可能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物理互动（如暴力冲突）的唯一可能途径。换言之，如果我们假定在一个没有亲属关系奠定大规模社会形成的基础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可能是一种物理的互动，而每一次的语言的互动可能就是人类避免落入物理互动的方式。增加语言互动的机会就是减少物理互动的机会。人类因此形成自己的文明社会。

形成文明社会的基础就是语言通讯，就是所有人和所有人的语言通讯。由于从事这样的语言通讯时对所有使用同样语言的人开放，人们形成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语言通讯的距离不断延伸，因为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需要这样的语言通讯过程。不断延伸距离的语言通讯需要媒介的支持。人们充当他们自己通讯的媒介。他们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物质材料也成为通讯的媒介。文字的出现就是利用物质材料当媒介进行通讯的结果。人的社会行为有时也成为人类语言通讯的媒介，因为人的社会行为能传递信息。特别是在语言通讯失效情况下人的行为通讯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的集体意识则促使人们在相互理解的情况下加强彼此之间的语言通讯。集体意识也是一种媒介。

由于人类使用语言时，语言和媒介会相互作用，人类通过语言的互动形成文明社会的进程已不可逆。而人类的每一次语言互动就成为避免物理互动的方式。人们在自己的文明社会里索取和提供信息要进行语言的互动；人类解释知识、价值观和公共事务以便于所有人都能够形成组织自己的文明社会或国家的一致看法需要进行语言的互动；人们互相表示态度以确保社会公正或互相合作或照顾所有人的利益需要语言的互动；人类互相做出承诺以便于彼此合作需要语言的互动；为了组织国家而由一部分人发布命令和另一部分人服从命令也需要语言的互动。这些语言的互动让人类从物理的互动中摆脱出来。社会的组织完全依靠语言。

如果说人类形成文明社会或国家必然会有人成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确保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的手段也是语言。人类只能在语言通讯过程中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说到底，一切可持续的自由只能是语言表达的自由；一切真正的平等都只能是借助于语言实现的平等；一切持久的和平都是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换的结果；真正的民主就是一个集体语言通讯过程；人们在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中实现正义。人类不可能借助于暴力实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

如果有人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形成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的社会的根本条件，本作者持有不同看法。人类发展生产力当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发展生产力也会提高某些人类社会制造破坏力巨大的尖端武器。人们开发尖端武器就是准备进行巨大规模的或烈度更强的物理互动。发展生产力不一定直接导致实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固然，发展生产力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但是生产力不能替代人类社会的组织。人类社会的组织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物理的互动无法帮助人类建立自己的社会。只有语言的互动才是人类建立自己的社会唯一方法。

因此，本作者相信，如果人类通过语言互动从物理互动中摆脱出来是一个进步，本作者根据政治哲学的思路提出的有关人类社会演化的所有说法或观点归根结底就是语言进步主义。人们在语言通讯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社会，以及人们在使用语言过程中实现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都是人类自己使用语言的结果。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人类在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创造的历史。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语言史。暴力无法推进社会的进步。如果有人认为能够通过使用暴力来改造社会，人类就陷入物理互动的困境中，其结果必然是一个社会轮替另一个社会，而鲜有实质进步。换言之，社会的进步来自于人类使用的语言。看看人类使用语言的同时必然要利用媒介就能说明这一点，因为在语言的要求下媒介又在一切方面建构社会而且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就是一切媒介合并形成的一个实体。而媒介的出现又归因于语言。人类社会演化或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整个过程皆起因于语言。

注释：

[1] 弗里德里克·恩格斯的研究证明，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易洛魁人建立的最大部落叫切诺基，人口有26000人。见Frederick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154.

[2] Ibid., 230.

[3] Josiah Cox Russell, Medieval Regions and Their Ci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122.

[4] Dingxing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91.

[5] Harold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07.

[6] E.N. Gladden, A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2.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72), 212.

[7]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356.

[8] Niccolò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Trans.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16.

[9] Jack Goody, The Logic of Writing and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6.

[10] Frederick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178.

[11] Pierre-Joseph Proudhon , What Is Prop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nd of Government. Trans. Benj. R. Tucker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6), 28.

[12]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355.

[13] Jeffrey L. Singman, The Middle Ages: Everyday Life in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Sterling, 2013), 9.

[14]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2.

[15] R.G. Collingwood, The Philosophy of Enchantment: Studies in Folktale, Cultural Criticism,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116.

[16] David Diringer, The Book Before Printing: Ancient, Medieval and Oriental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2), 15.

[17] Martyn Lyons, Books: A Living History (Los Angeles: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2011), 25.

[18]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Douglas Ainsli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0), 12.

[19] Lex Ahdar and Ian Leigh,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Liberal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20] David Diringer, The Book Before Printing: Ancient, Medieval and Oriental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2), 82.

[21] 见：Fritz-Heiner Mutschler and Achim Mittag, ed., Conceiving the Empire China and Ro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59.

[22] Ibid., 217.

[23] Alan K. Bowman and Greg Woolf, ed., Literacy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8.

[24]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418.

[25] Martyn Lyons, Books: A Living History (Los Angeles: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2011), 20.

[26] Henri-Jean Martin, 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Trans. Lydia G. Gochran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44.

[27] Harold A.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Victoria: Press Porcépic Limited, 1986), 27.

[28] Martin, Books: A Living History, 17.

[29] Diringer, The Book Before Printing: Ancient, Medieval and Oriental , 48.

[30] Aristotle,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Trans. Peter L. Phillips Simpson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24.）

[31]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34-35.

[32] David N. Kneight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2.

[33] Ibid., 180.

[34] Isaac Disraeli, 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Vol. II (Boston: William Veazie, 1858), 184.

[35] Ibid.

[36] Kevin J. Hayes, The Road to Monticello: The Life and Mind of Thomas Jeffer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8.

[37] Amalia E. Gnanadesikan, The Writing Revolution: Cuneiform to Internet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2009), 251.

[38] Daniel V. Thompson, The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of Medieval Painting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56), 27.

[39] Henry Maine, Ancient Law (London: John Murray, 1866), 313.

[40] Er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23.

[41] Bert Edward Park, The Impact of Illness on World Leader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xix.

[42] Ibid.

[43] Nigel Warbuton, Free Speech: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

[44] John Hirst, The 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Collingwood， Victoria： Black Inc., 2009）, 83.

[45] Charle de Secondat ,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Trans. Thomas Nugent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52), 140.

[46] 见Alain Peyreffitte，Le Mal fran?ai, (Paris: Libraire Plon, 1976), 386.

[47] Desmond Morris, The Human Zoo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69), 65.

[48] Paul Johnso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Society 1815-1830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1), 457-458.

[49] Fran?oise Maquet, Latin or Empire of A Sig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 John Howe (London： Verso， 2001), 42.

[50] John E. Joseph, Language and Identity: National, Ethic and Religiou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98.

[51] Sandra Moats, Celebrating the Republic: Presidential Ceremony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 from Washington to Monro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61-62.

[52] Jeremy Bentham, 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and Other Constitutional Writings for Tripoli and Gree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40.

[53] David I.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

[54] Martyn Rady, The Middle Kingdoms: A New History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3), 374

[55] Yuri M.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ymbolic Theory of Culture. Trans. Ann Shukman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90), 54.

[56] Baruch Spinoza, Theological Political Treatise. Trans. Samuel Shirle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195-196.

[57] 见：Fritz-Heiner Mutschler and Achim Mittag, ed., Conceiving the Empire China and Rome Compar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52.

[58] Bertrand Russell, 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Ltd., 1938), 233-234.

[59] E.N. Gladden, A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72), 241.

[60] E.N. Gladden, A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2.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72), 148.

[61] Joseph R. Sprayer,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75.

[62] Karl W.Deutsch, Nationalism and Alternativ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9), 18.

[63] Henri Welschinger, La censur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Paris: Charavay frères, 1882. Cited from Henri-Jean Martin, The History of Power of Writing. Trans. Lydia G. Gochran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417-418.

[64] Susan Herbst, Numbered Voices: How Opinion Polling Ha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53.

[65] Lewis Coser , Men of Idea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20.

[66] James Truslow Adams，The Epic of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1930), 214-215.

[67] Jean Bodin,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Trans. M.J. Toole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5). 162.

[68] 见：Thorstein Veblen, What Veblen Thought: Selected Writings of Thorstein Veblen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4), 222-225.

[69] Morton Grodzins, The Loyal and the Disloyal: Social Boundaries of Patriotism and T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6.

[70] Aristotle,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195.

[71] Anthony Lewis, 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47.

[72] Morton Grodzins, The Loyal and the Disloyal: Social Boundaries of Patriotism and T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32.

[73] Aristotle,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203.

[74] R. G. Collingwood, The Philosophy of Enchantment: Studies in Folktale, Cultural Criticism,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Claredon Press, 2005), 35.

[75]Paul Vinogradoff, The Growth of the Mano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1）, 24.

[76] George H.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38), 332.

[77] James Endell Tyler, Oaths: Their Origins and History (London: John W. Parker, West Strand, 1834), 304-305.

[78] 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0), 102.

[79] Tyler, Oaths: Their Origins and History, 236-237.

[80]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he Dryden Translation.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52), 784-785.

[81] Henry Maine , Ancient Law (London： John Murray, 1866), 312.

[82] Robert C. North, “Research Pl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Elephan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1 (1967), 407; cited from Doris A. Graber, Verbal Behavior and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8.

[83] Bertrand de Jouvenel, Sovereignty: An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al Good. Trans. J. F. Huntingt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32.

[84] Hobbes, Leviathan, 317.

[85] Jeremy Bentham, Of Laws in General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0), 58.

[86] Ibid., 105.

[87] Plato, Seventh Letter, 341c, 344c, and Phaedrus, 275. Cited from 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London: Contimuum, 1975), 394.

[88] G.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J. Sibree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52), 172.

[89]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52), 280.

[90] Michael Saward, The Representative Clai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86.

[91]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 146.

[92]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ans. W. K. Marrio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99.

[93] E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History, and Morals, Trans. Ted Humphrey (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125.

[94] Sun Tzu, The Art of War. Ed. James Clavell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83), 17.

[95] Harold A.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Victoria: Press Porcépic Limited, 1986), 74-75.

[96]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6), 88.

[97] Russell, Power, 192.

[98] William C. Lehmann, John Millar of Glasgow, 1735-180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337-339.

[99] Vincent Robert，Les chemins de la manifestation, 1848-1914 (Lyon: Presses Universitares de Lyon, 1996), 94-100.

[100] Frank Newport, Polling Matters: Why Leaders Must Listen to the Wisdom of the People (New York: Warner Books, 2004), 100.

[101] Miguel de Cervantes, Don Quixode (Madrid, 1605), Book 1, Chapter 4.

[102] 见：Michael Saward, The Representative Clai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0.

[103]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56.

[104] Marshall T. Poe,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Society from the Evolution of Speech to the Intern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9.

[105] Jeremy Bentham,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IV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 Co., 1843),316.

[106] Russell, Power, 292.

[107]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73.

[108] Jeremy Bentham, 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and Other Constitutional Writings for Tripoli and Greece, 60-61.

[109] Ibid.,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