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很可能还是一个左的世界——取决于人类面对的长远问题

　　右翼民粹主义主张减税、放松监管，复兴制造业，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可能是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左翼民粹主义则倡导高税收、高福利的再分配政策，但可能的政策后果却是弱化经济活力，甚至不可持续。目前这两者都有走向极端的趋势


　　老高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文字越来越关注了。孙教授视野开阔，涉猎广泛，思维敏捷，每隔三两天，就会在其公众号上发表新作，原创为主，也有推荐转介，多不甚长，并不掰开揉碎地论述方方面面，却屡屡别具慧眼，要言不繁，非常到位，每每让我感到受启发。例如上个月他写了一篇《档案门：一个最肮脏的门》，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说爱泼斯坦档案门，比水门和拉链门更肮脏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一，从受害者的维度说，水门事件与拉链门的受害者是“制度”或“个体名誉”，而档案门的受害者则是超过250名来自贫困家庭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未成年女孩”；
　　第二，从权力腐败的维度说，如果说水门与拉链门还是“权力者的个体越界”，那么档案门则是“权力网络的系统性腐败”；
　　第三，从司法崩坏的维度说，水门与拉链门中，司法系统始终保持独立调查的姿态，而在档案门中，司法却突破了被动失能的底线，走向主动包庇；
　　第四，从社会危害的维度说，水门与拉链门引发的是政治信任危机，而档案门引发的是文明底线危机。
　　孙教授笔头甚勤，话题丰富，源源不断，他质疑、商榷的对象，包括国内外左右派代表性学者大人物。仅两三个月来，就有如下五花八门的话题：
　　《深有同感：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
　　《我们处在全球化海啸退却时的回抽过程中》
　　《十几年前我说我们这代人是很荒谬的一代人，今天看，更荒谬》
　　《人们对货币失去信任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一个最不缺土地的国家却偏偏最垂涎别人的土地？》
　　《人多，人工就一定不值钱吗？》
　　《如果说自发秩序，那日本近代的变化怎么解释？》
　　《千年变局，西方消失》
　　《给所有人发钱等于不发钱？》
　　《球长的就任与卸任？》
　　…………
　　毫不奇怪，每一篇出来都引起跟帖热烈讨论甚至争辩。
　　万维读者网上的博客作者和读者，对孙立平教授并不陌生，介绍和推崇他的人大有人在，轻蔑地说“孙立平究竟是个啥玩意儿？”的也不乏其人。
　　我从他的公众号“老孙荐读”中选出三篇，转载如下，供大家讨论。各位也可直接前往其公众号。

　　预言帝：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孙立平，2025年11月5日


　　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请注意，下面这句话可是他在1997年说的：
　　“（美国）忍无可忍的选民早晚会选出一位反民主、反体制的总统”。如果你觉得这句话可能还多少有点蒙的成分，请再接着往下看：

　　工会成员和未组织起来的非熟练工人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从未努力采取措施来防止他们工资减少或失业。同时，他们也将意识到，那些居住在城郊高尚社区的白领们也很害怕失业，他们并不打算为社会福利交税并让其他人受益。
　　到那时，形势将会恶化。那些生活在底层的选民们将认定，当前的体制已经失效，转而寻找一个他们愿意为其投票的强人，这个强人会向他们保证：一旦他当选，社会将不再由自鸣得意的官僚、花言巧语的律师、收入畸高的金融产品推销员和后现代主义的教授掌控。 
　　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以及同性恋者在过去四十年间所争取到的权益将会付之东流，侮辱女性的黄段子将会再度成为时尚……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对大学毕业生们教导的繁文缛节一直心怀不满，而这种愤恨也将找到一个发泄口。

　　再重复一遍，这些话是1997年说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揭晓，特朗普获胜，当时的《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目是《理查德·罗蒂1998年的著作预言了2016年大选的结果》（其著作是1998年正式出版）。如果再回看特朗普从第一届到第二届迄今为止的执政，你会不会惊叹他的预言之准确？
　　这个人是谁？就是弗吉尼亚大学哲学教授理查德·罗蒂，那本书的书名是《筑就我们的国家》（Achieving Our Country）。

　　美国左派的历史分化与流变

　　上面的预测，与其说是一种预测，不如说是一种分析，罗蒂对美国社会思潮与社会走势的分析。
　　在这个分析中，老左派和文化左派是两个最核心的概念，他认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的左派发生了一个转向，即从老左派转向文化左派，正是这个转向，为他上面预测的事情的发生提供了土壤。
　　罗蒂指出，老左派的核心特征是一套实践性的政治哲学，这股思潮以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和民权运动为代表。他们不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批判，而是通过立法等手段推动经济平等和社会正义，如确立每周40小时工作制、妇女选举权和反种族隔离政策。
　　在组织形式上，老左派与工会和进步社会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这些组织动员群众、促成社会变革。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民主、社会福利、教育改革等具体议题，而非抽象的理论建构。老左派的政治策略是渐进式的改良，而非革命性的颠覆。他们相信通过持续的社会改革，可以逐步实现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
　　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左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罗蒂敏锐地观察到，左派力量的主流或左派兴趣的重点从主张自上而下改良转到主张自下而上的改制，从主张通过立法改进来解决贫穷、失业和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转向主张通过学术研究、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来揭露各种歧视。
　　这在实质上意味着从阶级政治向身份政治的转向。
　　罗蒂概括了文化左派的几个突出特征：
　　首先，文化左派过分执迷于所谓以“承认”为标识的文化政治问题，而越来越少关注阶级利益和经济再分配的现实政治。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理论。
　　其次，文化左派在理论取向上，重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批判而轻社会改良的具体探讨；重德、法理论而轻美国本土思想资源；重伸张弱势社会群体的权益和身份认同而轻整合新的社会共识；重解构性的智性分析而轻社会大众对理想主义的情感需要。
　　第三，文化左派在政治立场上表现出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他们认为“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过时，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复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努力毫无意义。这种世界主义立场导致文化左派拒绝认同任何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也不愿承担公民义务。

　　文化左派的政治迷途

　　罗蒂尖锐指出，文化左派“只喜欢谈论‘制度’而不喜欢谈论具体的社会实践”，其批判停留在话语层面，未能提出解决贫困、失业等现实问题的方案。这种转向导致左派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埋下隐患。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民主党在今天的失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罗蒂对文化左派最尖锐的批判集中在其“身份政治”上。他认为，文化左派过分执迷于所谓以“承认”为标识的文化政治问题，而越来越少关注阶级利益和经济再分配的现实政治。这种转向的后果是严重的：“对种族、民族和性别等身份认同所产生的‘身份政治’的过分强调，瓦解了左翼形成统一政治力量、诉诸政治行动的能力，并使左翼偏离了对再分配和社会正义等政治经济议题的关注”。
　　更严重的是，文化左派的身份政治加剧了社会的分裂。罗蒂警告说，身份政治撕裂了社会和政治变革所需要的内部团结，使左翼沦为“空谈误国”的文化左翼，而不再是曾经有力量动员群众、促成社会变革、立法改进和政治改革的行动左翼。
　　罗蒂还批评了文化左派的精英主义倾向。他指出，文化左派主要由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享有“终身教职”所保障的优裕生活条件，失去了与普通民众的联系，也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他批评左翼知识分子脱离现实，只在象牙塔中进行抽象的理论批判，而不参与实际的社会改革。

　　罗蒂的全球化批判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就是对全球化的批判。再强调一遍，那可是1997年，正是全球化方兴未艾、人们弹冠相庆的时刻。
　　在经济层面，罗蒂揭示了全球化的不平等性。他援引统计资料表明，全球化并没有给美国大众带来普惠，只有最富有的25％的美国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另外75％的美国人则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家之间。罗蒂警告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底层那75％的美国人与底层的95％的世界人口会发生尖锐的矛盾。
　　在政治层面，罗蒂分析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他指出，在当今经济文化生活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已出现了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的文化、道德、法律和价值观念之上的“跨国超级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威，也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基础，因为民主制度依赖于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
　　在文化层面，罗蒂批判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趋势。他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这种文化全球化往往表现为美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的扩张，这对其他文化传统构成了威胁。同时，文化全球化也导致了地方性知识和传统价值的丧失。


　　需要右派刹车，但未来会是左派天下

　　孙立平，2025年11月6日


　　（标题中“需要右派刹车”，猛一看以为孙立平在规劝右派刹车，细读才发现他是说世界右转是对激进左翼的刹车，当今世界正需要这样的刹车。——老高注）

　　我知道，题目中的这个判断，可能会令许多朋友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我说的是，在未来，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实。当然，这里说的“左”，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左，不是近些年激进左翼的左，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左，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极左。
　　有人会说，您说反了吧？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向右转啊。不错，目前的潮流是在向右转，但从历史的眼光说，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矫正。而从更长远来看，未来一定是一个左的世界。
　　我们先说现在整个世界的右转是哪来的。从根本上说，是对左翼迷失的一种反应，是对激进左翼的一次必要的刹车。概括地说，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的激进左翼，有三大迷失：
　　第一个迷失是幼稚的全球化。这个我们还是用我多次引用的卢比奥的话来说吧：冷战结束了，苏联垮了，而总统们——我这里说的是总统“们”，因为这是美国两党总统的共同问题，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我记得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历史终结论”。狂妄自大的总统们，开始疯狂地支持全球化，美国疯狂邀请全世界各个国家参与到全球化来。
　　第二个迷失是文明冲突的内部化。早在所谓“黑命贵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说，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冲突，都是发生在国际的舞台上。而这次的事件，让我不禁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仅是美国，包括西方其他国家的左翼政府，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采取放纵的态度，结果是其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立国的根基甚至发生动摇。
　　第三个迷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的议题，不仅偏离了普通民众最关心的诸如就业、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等关键的民生关怀，而且莫名其妙地转向性别等问题，甚至弄出几十种性别的闹剧。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就是这种闹剧的巅峰。结果是，传统上左派的王炸成了右派的筹码，在不平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候，肩扛公平大旗的左派却陷入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右翼的崛起，整个潮流的右转，是一件理所当然且必要的事情（对此，我原来写过无数的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未来的世界很可能还是一个左的世界。为什么？这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不取决于思想，而是取决于人类在未来将要面对的长远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科技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中被淘汰的人越来越多。
　　首先，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无论在道义的层面如何评价，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不可否认甚至无法改变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呢？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中论证说，这取决于这个规律：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资本报酬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劳动增长的报酬。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从2000年到2011年年底，美国最富10％的人与最穷10％的人相比，收入差距扩大了19％。
　　第二，失业人数会爆发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被科技淘汰。赫拉利指出，催生新的不平等的是巨大的技术力量。非但如此，未来的贫富差距会远远不同于历史上的那种差距。科技发展所预示的社会前景已经越来越清晰。第一，把财富创造出来越来越不成为问题，人了将告别有史以来的匮乏时代。第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成为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于社会来说是无用的人。
　　所以，未来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在一个财富的创造与越来越多的人基本无关的社会中，如何使人们能够更好更人性化地使用这些财富，使人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能够快乐幸福地生活？我觉得除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路，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现在一些国家开始探讨的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提起的杨安泽给每个公民发钱一类的举措。——老高注），以及征收机器人税等问题，指向的就是这个。
　　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说，孙老师您现在是不是成为一个左派了？让我想想……好像不是，我算中间偏右吧。在激进左翼肆虐的时候，我对世界的右转一直抱肯定的态度；但在一些地方右得过头的时候，我也在提醒，不要抛弃左派的某些价值。事实上，世界有许多事情用左右其实也是说不清楚的。
　　就这样。


　　一年之中，我们见识了一个撕裂的世界如何更加极化

　　孙立平，2025年11月9日


　　一年之中，我们见识了一个撕裂的世界是如何更加极化的（当然，这个趋势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

　　他们不是体现一种风格，而是代表一种政治

　　很多人都在说，在这次美国地方选举中，获胜的马姆达尼学习和掌握了特朗普的社会动员技巧，如他们都把自己定位政治的局外人，都善于利用社交媒体、都惯于使用粗俗夸张的言辞吸引注意力、都重情感忠诚而非政策细节等。当然还有加州州长纽森更是不遑多让，他从2025年夏天开始，使用全大写字母发帖、大量感叹号和AI生成图片，风格与特朗普的Truth Social几乎完全一致。
　　有人说，这表明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善于利用新的传播渠道。
　　也许有这个因素，但我认为，这种政治风格与其说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创新，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的固有风格，即民粹主义政治的固有风格。你可以看看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没有一个口才不好的，没有一个鼓动能力不强的，没有一个不语出惊人的，没有一个不能让人们热血沸腾的。这就是民粹主义的特色。
　　这在美国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人。19世纪民粹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为了反对金本位制，在民主党大会演说中最后喊出的是：你们不能把人类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结果是现场听众狂热到拆椅子当燃料；20世纪的“平民独裁者”休伊?朗，其竞选标语就是：每个男人都是国王。他的口头禅就是：你穷不是因为你懒，是因为有人抢了你。
　　他们一般不需要逻辑，不需要论证，甚至不用讲理。因为他们是民粹主义，他们面对的是不需要道理而只需要情绪的大众。只要唤起忠诚与仇恨，他就是天降的救世主。

　　民粹主义是不满与愤怒的直接宣泄

　　在讨论极权主义的时候，我曾说过，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2017）。而民粹主义则是不满与愤怒的直接宣泄，简单明了，直接俘获人心。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其核心在于强调与夸大“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对立，主张以民众的意志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虽然在政策主张上尖锐对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将所谓建制派视为敌人。
　　特朗普在成功地将共和党MAGA化之后，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几乎土崩瓦解，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臣服于特朗普。而马姆达尼，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此处疑有笔误，应为“民主党”。——老高注）中的一个另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左右的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精英、反建制。
　　所谓“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Establishment。这个词，美国在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在用。从直接的意思来说，有点我们汉语中的“当权派”的意思，即掌握着权力的上层政治人士。稍微引申一点，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近义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上层精英。
　　用班农的话来说，这些建制派，是一种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力量的合谋。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全球化利益的获得者。而民粹主义意欲唤起的，就是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者说是代价承担者。他们要么是红州的红脖子，或是蓝州的中产。

　　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

　　这次民粹主义浪潮汹涌，不仅仅是在美国，欧洲也在内，与这些年发生的三件大的事情或者说三个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件事情：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中论证说，这取决于以这个规律：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资本报酬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劳动报酬增长的速度。芝加哥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年底，美国最富10％的人与最穷10％的人相比，收入差距扩大了19％。
　　第二件事情：产业转移与移民造成的失业。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制造业岗位大幅流失：在2000-2025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从1,728万减至1,276万，净减少450万（约26％）。其中，铁锈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其失业率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底特律失业率一度达26％。即使一些人在服务业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但就业质量大为下降。
　　第三件事情：人工智能的冲击。有数据标明，截至10月底，美国科技企业裁员已经超过18.4万人，为2024年全年1.2倍。其中，英特尔年内累计裁员2.4-3.39万人（占比22％），成为“裁员王”；微软年内累计裁员1.92-2万人（约占9％）；亚马逊全球裁员1.4万人；IBM计划年底前裁员2,700人。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对上述趋势的反应。
　　而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即是这种反应中不同的政策主张。概括地说，右翼民粹主义主张减税、放松监管，复兴制造业，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可能是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而左翼民粹主义则倡导高税收、高福利的再分配政策，但可能的政策后果却是弱化经济活力，甚至在实践中也不可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两者都有走向极端的趋势，一边是特朗普的MAGA运动，另一边是马姆达尼的民主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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