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天价赔偿
曾经在万维非常相当知名的博主昭君今天在万维头版有一雄文，讲述美国医疗保险的天价之谜。文章最后谈到了美国律师推动的天价赔偿，羊毛出在羊身上，医疗费用和保险费用自然水涨船高。但我认为过于轻描淡写，据我所知，天价赔偿对推动医疗费用的上涨起了很大的作用，或许是关键的作用。
在医疗费用的上涨中，天价赔偿从两个方面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首先，为了避免可能的失误，医生不得不做一些以防万一的十分昂贵的检查。这样一旦出了事故，不会背个“疏忽”的罪名。即使这样，人非圣贤，偶尔出错还是可能，他们就不得不购买昂贵的医疗事故保险。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两者都是全体病人承担的。
首先，病人的看得见的经济损失，工资，医疗费，手术，药品，住院，家庭看护，等等等等，并不包括在这赔偿之内。这种赔偿，是“痛苦费”。为了尊重病人，我没有说是“所谓的痛苦费”。也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痛苦费”的概念，英文称为Suffering Fee。这种赔偿数目之大，即使在其他先进国家也是难以想象。至少几百万，几千万是家常便饭。
律师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这是维护病人权益，你很难反驳。实际上，平均来说，其中大约一半是律师拿去的。
据一位Delaware的医生朋友说，费城在这方面是美国的楷模。律师们成年累月用隐晦甚至不那么隐晦的用词在大小报纸做广告，号召病人们没事找事找他们打官司。终于有一天，费城的医生们忍无可忍，于2004年初集体罢医。于是，许多美国人，包括我，知道了其中的许多内幕。
费城有个医生，实在忍受不了这天价事故保险以及这恶劣的生存环境，只好去芝加哥开业，房租加上每周往返机票，还是比在费城的执业成本要低好多。
前面说过，律师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你很难对这种做法进行直接的反驳。但从一些间接的事实，你可以看到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
就在那波新闻浪潮中，我知道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加州大约在1975年实行了痛苦费上限25万的法律。新法律开始，不可能第二天就反映到保费，如果以保费稳定下来以后的某年保费为100，2004年的平均保费为170。而在整个美国保费已经上涨到大约550。年代久远，我的超级记性也难以保证数字一点不差，但肯定相当接近。这一事实，得到了加州网友巴赫（后改为衣冠禽兽）的证实。
2016年总统初选， Texas前州长 Rick Perry也是共和党候选人。他在竞选辩论中提到，Texas的就业增长率全美国第一。后来读了相关报导，该州对于工伤事故痛苦费设立了25万的上限。一个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一个是共和党的大本营，在这一点居然“英雄所见略同”。
小布希任Texas州长时，Perry是他的副州长。小布希当选总统，他就接任州长。这个法律，就是在Perry任内完成的。小布希和Perry，在这一点可说是“志同道合”。小布希任总统后没多久，就试图在联邦层级推动痛苦费50万上限的法律。那时已经势如水火的民主共和两党居然高度一致地加以反对。所以半年不到，就连个水花都见不到了。原因无二，政要中律师及律师相关职业太多了，多到中国人难以想象，议员中大概至少1/3是律师出身。这儿说些比较著名的。Clinton夫妇，Obama夫妇，Nixon，Clinton 的外交部长Christopher，Bush的外交部长 Baker。。。这个名单长的惊人，任何网上高手都难免会有遗漏。
2004年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John Edwards也是个律师，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一场医疗事故官司。这场官司赔偿较小，“才”370万而已。
在美国，这种天价赔偿，并不限于医疗事故，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
有一次，纽约市警察抓到一个海地非法移民，把警棍捅到人家肛门里去，后来民权团体请了律师替这位海地人打官司，告市警察局（或市政府？），求偿五千五百万。律师团队为了增加胜算，请 O. J. Simpson 一案的律师Cochran加入阵营。Cochran一下飞机，问律师团其他律师，求偿金是多少？答曰五千五百万。Cochran说怎么这么低。旁人问道，您老人家觉得多少合适。Cochran说，五亿五千万。原来的律师顿觉无地自容，比起这位名牌律师，自己的格局太小了。以后以大约九百万庭外和解。
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念书极为优秀，MIT毕业后又去了波斯顿大学的法学院。有一次朋友来我家，先是谈论McDonald那杯100多万美元的热咖啡，接着谈到更为一般的天价赔偿。我说律师是信口开河，朋友对我的看法不很同意，说律师们的数字并非信口开河，也是经过计算的。这下我抓到把柄了，我以上面的例子为例，原来的律师团和Cochran，至少有一个是在信口开河吧。如果都做了计算，怎么会差十几倍。双方至少有一个，要去小学补习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