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将军“抗命”看什么是“天职”？

近日，一个长达6个多小时的视频资料风靡网络。谁能想到，这段与当年“8964”事件密切相关的珍贵影像，在被雪藏了整整35年之后，在政治环境如此恶化的今天，竟能几乎完整地现身在公众眼前？那就是1990年3月军事法庭对“抗命不尊”、不愿屠杀学生的38军军长徐勤先的完整庭审记录。

庭审中，徐将军针对其“抗命”指控是这样回答的：“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

由此，想到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倘若以此为标准，当如何看待当年徐将军的所为？他是一名合格的军人吗？

欲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天职”？什么又是军人的“天职”？

“天职”的概念，最初或来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兼法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其德文是Beruf，它的基本含义为职业、工作、使命、召唤（Vocation，Profession，Duty，Calling）。

从世俗的角度看，“天职”虽然指的是职业和工作，但却有着明显的伦理和信仰内涵，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被命令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被召唤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具体到“军人的天职”，除了具有“天职”本身的边界之外，还涉及到道德与政治合法性等诸多方面。在现代国家的军队伦理与军事法体系中，“军人的天职”至少包含两个层次：

1）职业（技术）性职责；2）价值性职责。

所为职业性职责，“军人的天职”无疑代表着服从上级命令，坚定地执行任务。这是军队组织运转的必要条件，否则军队就无法打胜仗，甚至恐怕连和平时期的“协同一致”都做不到。

然而，“军人的天职”不仅于此，它还必须包含价值性职责，也就是在寻常国家中军队的宪法定位。这个定位就是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在法治框架下维持正当秩序，以及执行法律授权的武力任务等。

这也正是徐将军在法庭上反复追问的核心：军队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国家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

因此，军人存在的目的，不是简单、机械地服从命令，而是为了守护一个共同体的生命、法治与尊严。在这里，“服从”只是手段，“保民卫国”才是目的。一旦“命令”违背了“目的”，“命令”就失去了正当性，“服从”也就成了盲从。

此外，从现代军事法与国际法的角度看，如果“命令”明确违反国际法（屠杀平民、屠杀学生、妇孺），军人不仅可以拒绝，而且有义务拒绝。

所以，徐将军面对屠杀平民的命令选择“抗命”，凸现出了他的清醒和军人本色。毫无疑问，他的“抗命”才是履行“军人天职”的最佳诠释。

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真军人！

将“服从”的边界引申到哲学也一样。

孟子曰：“有杀人之君，则为之辟矣。”意思就是：如果君命要求你杀无辜，义士应避位而去，不从命。

康德认为：人类具有道德主体性，即使在制度内部，也不能放弃“把人当作目的”。屠杀无辜者当然违反了绝对道德律，故而“盲目服从”不是义务，而是道德的逃避。

而汉娜·阿伦特则观察到：许多暴行并非由恶魔执行，而是由自认为“只是服从命令”的普通人完成的。她认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判断力交出去，人就成了暴行的工具。所以，拒绝不义之命，是防止“平庸之恶”的关键。

综上，对于军人而言，“天职”是来自国家宪法的授权、社会赋予的信任、对人民安全的责任以及对正义的承诺。因此真正的“军人天职”是：保护人民，而非屠杀人民；维护正义，而非成为暴政工具。

一句话，军人的天职高于命令。当命令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天职指向拒绝不义！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

也许有人会发出一连串的追问：难道说宪法就能确保无误？那不都是由人定的吗？道德律又是从何而来？难不成世上真有“圣人”？又或因为人们在同一件事上所持的立场不同，又如何断出是非？请看俄罗斯的普京，就对入侵乌克兰振振有词，不是吗？

所以，我们必须让“天职”脱离开这些有限的、充满瑕疵与不堪的人，将其上升至超然的上帝面前，一切问题便能从信仰上迎刃而解。

当我们从基督信仰上重新定义“天职”，那么所谓“天职”，就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的“职业使命”。如果说，我们每一种合法的职业都是来自上帝的呼召（calling）的话，那么在本职工作上的勤勉就是服侍上帝。这极大地提升了日常职业的信仰价值，也因此，人的生命才变得有意义！

这里的“天职”，不取决于人，也不取决于政府、民族、国家。这里的“天职”，就是在你的岗位上活出上帝的公义与怜悯；就是拒绝作恶、不沦为暴政的工具；就是保护上帝所创造的生命与尊严！

正是500多年前的宗教改革，赋予了人们工作的神圣意义。加尔文主义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是上帝，预定了人是否得救。既是预定，你当然无法改变。结果，信徒的焦虑随之而来——我是否被拣选得救？于是，人们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勤劳、节制和成功来证明自己身上的“神恩迹象”。而个人的工作成果虽不能拯救灵魂，却可作为某种“得救的迹象”。由此，职业成功便被赋予了信仰的意义，勤劳则成了敬虔生活的表现，而财富的积累更成为上帝恩典的外在迹象。从此，工作、职业、商业不再世俗，而是具有了神圣的意义。

正是这种来自上帝的“天职”的概念，成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无数人持守上帝的诫命，严格自律，节制消费，追求效率，有条理，守信守时，进而使得利润被再投资而不是简单地为了享乐。

与此同时，勤劳、节制、责任、守信的生活方式也逐渐被内化为一种工作伦理。即便是进入了现代，“天职”开始变得世俗化，原有的神圣感渐渐演变为：个体的职业就是其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工作意义大于生活享乐，劳动被视为一种道德义务......，这种工作伦理仍然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

回到“军人的天职”，也一样。

基督信仰中的“顺服”，并非盲目顺从，而是以“对上帝的顺服”为前提、以“上帝的旨意”为界限。

当“人（或政府）的命令”与“上帝的要求”冲突时，基督徒理所当然应选择后者。

此外，基督信仰中的“执政掌权者”并不享有道德豁免！因为政府权柄的正当性是来自“行善的赏，作恶的罚”。一旦政府反转为“作恶的工具”时，它便失去了上帝所赋予的道德目的和相应权柄。

简单说，政府的权柄不是用来屠杀无辜，而是用来保护无辜。如果政府做的正相反，那么它便完全背离了“上帝所设立的目的”，上帝必会以祂独有的方式实施惩罚，因为上帝说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更重要的是：基督信仰认为“无辜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任何人无权任意剥夺。基督教的国度伦理（Kingdom ethics）就明确指出：“杀害无辜者，是对上帝形象（imago Dei）的侮辱”。

所以，任何要求你屠杀普通民众（学生、妇孺）的命令，都代表着直接冲撞上帝的创造秩序。

而军人，不仅仅是士兵，更是“良心的见证人”！所以，徐将军的所作所为，正是顺从上帝的表现，也是军人“天职”的最高体现。

无论他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只能是上帝说了算，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