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猶太商人库恩與中共的交易（上）
11月5日科隆秋雨綿綿，下午被一位本地友人接到城邊的樹林散步。我給他講完于朦朧及其慘案後，交談德國現狀，最後談到害死于朦朧的共產暴君只會在美國總統面前低頭念稿……尽管如此，被中共封殺的中文網站上還是不缺對施害者及其頭目的讚美，鑑於五毛都披著馬甲，於是我想起猶太商人庫恩及我的相關評介。特此敬奉，希望有助讀者舉一反三，不被形形色色的五毛包括自干五迷惑。
一九八九年，对生长在美国的犹太人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和被共产党绑架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
一九八九年给库恩带来了红色商机，他第一次在中共官员的邀请下，踏上被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了四十年的中国。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抗议风暴，被剥夺了人权的中国人群起抗争，齐聚天安门广场要求与共产党对话。丧心病狂的共产党在世界的注视下用枪声回答了中国人质的心声。
这一年，中共在世人面前暴露了杀人不眨眼的凶相。
十七岁的高中生蒋捷连与无数捍卫人权的中华儿女被共产党屠杀，对他们的家属而言，一九八九年是痛楚的开端。
“六四”屠杀发生后，中国人又一次悲壮大逃亡，这一次的共产难民主要由三代知识精英组成。对他们而言，一九八九年是流亡的开始。
三代人中的知名者有戈扬（一九一六－二零零九）、高行健和封从德。从一九八九年起，他们便被迫背井离乡，失去了归国探亲访友的人权，只因为他们发出了个人的声音。戈扬年轻时，被斯诺等骗入共产党，沦为红色笔杆子，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强行“劳改”二十一年。一九八九年再次被共产党迫害，从此流亡美国，客死他乡。
一九八九年开进北京的坦克把赵紫阳等良心未泯的中共高官赶下了台，压过无数血肉之躯之后，在欧美各国政府的谴责声中，把邪恶之首江泽民推向权力高峰，推到被势利之徒库恩崇拜的地位。
一九八九年，生長在共產暴政下的中国精英要么被迫流亡，要么被捕入狱；在牆外的中国留学生、知识人则游说所在国的政府颁发“六四血卡”，让他们及非法偷渡到海外的数十万大陆人获得永久居留权。
当中国精英投奔自由的时候，外国败类投靠中共，填充了萬潤南们留下的空缺。
二十年后，中共上海外语频道为庆祝共产党独霸中国六十年，推出十个“中国通”，库恩成为第七集的主角，另外九位是亨利·基辛格、萨马兰奇、伊戈尔·罗高寿、中曾根康弘、皮埃尔·拉法兰、鲍勃·霍克、斯蒂芬·佩里、顾彬、乌里·希克。
这十个红色“中国通”与凤凰台推出的十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堪称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洋面首。
斯诺的变种
二零零五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龚文庠发表〈到过延安的斯诺和今天的库恩〉，吹捧中共历史上两个对立的洋鼓手。斯诺当年是靠混船票来到中国的无产者，而库恩则是被当权者邀请到中国的有钱人。 斯诺美化杀地主抢财产的赤匪，煽动戈扬们跟着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颠覆了自由的中华民国；而库恩则在共产党自己变成了地主、资本家后，美化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的血色中国，阻挡没有人权的中国民众奋起推翻暴政。库恩是斯诺的变种，虽然他们都是中共的洋鼓手。
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從以记者身份在中国从事红色渗透的外国人中选择了三十一岁的斯诺，要他出面美化被国民政府围剿的赤匪。担当剿匪重任却私通共匪的张学良，配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地下组织，把斯诺秘密送到被国民政府封锁的苏维埃中国或曰苏区，让毛泽东得以对着斯诺撒“长征”等弥天大谎，把听命于斯大林的共产党伪装成中国的“大救星”。面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共匪占领区，斯诺违背做人的道德，全盘照搬毛泽东的谎言，甘当毛泽东的应声虫和共产党的吹鼓手。
斯诺把共产党要他传播的谎言记录整理成《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月，在英文月刊《亚洲》上连载。与此同时，斯诺的谎言还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包括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自传》。《毛泽东自传》在三十年代问世时，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还没有成为常识，以致斯诺迷惑了无数青少年，诱使他们象戈扬一样投身共产恐怖主义，为共产党赴汤蹈火，推翻了新兴的民主中国，建立起滥杀无辜的马列红朝。
七十三岁的戈扬在“六四”屠杀后，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在美国宣布“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四十五岁的库恩却在同年首次被中共邀请到牆國，从此留下在牆內的劣迹。有意思的是，当库恩被称作“又一个斯诺”时，他表示：“我和斯诺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写作的方式也不一样。”
毛泽东当年敢于在国民政府的围剿中对着斯诺信口雌黄，而江泽民却在中共的“盛世”里不敢接见乐于吹捧他的库恩。因为共产党在世上的气数已尽，江泽民大权在握，也免不了沦为万众唾骂的对象。
商业教会
库恩本来是个幸运儿，因为他生长在自由的美国。
一九四四年，库恩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右眼先天失明，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在家接受教育后，十五岁直接进入大学。
如果不是麦卡锡们成功抵挡了共产国际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斯诺们被赶出了国门的话，那么，库恩就会象比他大两岁的遇罗克（一九四二－一九七零）一样因“出身不好”被打成“黑五类”，受到迫害和歧视，即使再优秀也不准上大学。
一九六八年，二十四岁的库恩在美国获得人脑解剖学博士学位；而二十四岁时就写出《出身论》等抗暴檄文的遇罗克，却在这一年被共产党投入死牢，在遭受了酷刑和批斗后，被共产党枪杀，器官被盗用，其时不过二十七岁。
遇罗克因文被杀两年后，二十八岁的库恩却因一篇〈为什么人脑和动物脑会有区别〉的文章，受到世界上帝教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WCG）教主的赏识，得到该教会重用。
世界上帝教会于一九三四年由阿姆斯特朗（Herbert W. Armstrong）在美国创建。已故著名宗教学者马丁（Walter Martin）在他的专著《异端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Cults）里，花费数十页篇幅专论这个以信仰为名的商业组织。
世界上帝教会的特色，在于通过杂志、广播、电视节目等大众媒体传播教义，招揽信世。库恩有六年时间为这个组织工作，比如，制作一个结合时事和经文的国际传教电视节目《明日世界》。据《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库恩 一个犹太商人的中国历险〉中说， 一九七八年，该教会“因为首领敛财无度，一度被美国加州警方取缔”。那年，库恩已上升为该组织的三号人物，但他还想趁教主环游世界之际，接管教会。篡权失败后，库恩被迫离开该组织，转而就读管理学校。库恩于一九八零年获得管理文凭后，转往亚洲从事金融交易，成功改行为投机商，从而引起中共官员青睐。
就是说，库恩在一九八九年投靠共产党—这个霸占了中国的最大邪教组织以前，已有在美国投靠商业教会的经验。而库恩进入红色中国后，扮演的角色颇似他昔日在“异端王国”的角色。
投靠中共
库恩第一次到牆內，是应当时的中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这位犹太投机商立即就与中共各层建立了联系，并在“六四”屠杀后，成为中共的面子工程商。库恩在二十年里每年都到大陆，据新华社报道“至今已经不下百余次”。除了上述粉飾江泽民的传外，库恩还承包过中共的一系列面子工程。
库恩首先利用原世界上帝教会的基金会（AICF，该基金会在库恩退出世界上帝教会后，于一九八六年结束运营）的关系，建立了他名下的科学、教育和文化基金会，以促进中美两国交流的名义，募捐和从事各项为中共涂脂抹粉的面子工程。从中共媒体的报道中可以获知，库恩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都配合库恩参与面子工程。
库恩的伪传出版后，他的妻子先后与牆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不知是妻子的钢琴弹得好，还是丈夫的马屁拍得好？而库恩的三个孩子曾一同为库恩与中共外宣部门联合制作的“探索中国”、“重新发现中国”、“中国”等电视片工作。
从一九九七年起，库恩筹集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与中共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十四个故事全方位地为中共粉饰太平，此片还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播放。对此他在中共媒体上表示起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我已经为中国的科技和金融界做咨询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时候，我渐渐意识到，每当我在国外与人们谈论中国的情况，他们都不相信我所说的。”这也说明，库恩确实与中共臭味相投，同样缺乏信誉。
库恩还组织“中美媒体高层论坛”，系统地对美国高级传媒人进行红色渗透。
针对“中国制造”在海内外产生的恶劣印象，库恩于二零零零年出版《中国制造》一书。
在千禧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为配合江泽民出席会议并访问美国，库恩又协助中共在美国一系列城市搞输出中共党文化的所谓的“中华文化美国行”。
据称库恩为江泽民作传，是因为不满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华莱士二零零零年八月对江泽民的专访给观众产生的负面印象。
然而，中共没有通过库恩让美国人改变对江泽民及其红色中国的恶劣印象，相反，库恩还成为众矢之的。对此，库恩自己在中共媒体加以反驳： “很多针对我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而加诸我身的批评都是一派胡言。例如有人称我写作该书的构想来自于中国政府而非我自己。这是完全错误的；写作该书的构想百分之百来自于我自己，而我亲自写下了该书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事实上，在出版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官员曾要求看英文书稿。但是，世界最著名的国际事务杂志《外交季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批评评论，而文中则充满了种种不实。”
库恩象中共一样敢于面对事实继续撒谎。面对谴责，库恩表示，他“总是想到邓小平。他曾三起三落，经历过了比我多得多的痛苦。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从邓小平那里得到了激励，因为他跟我一样，身材虽然不高，但是精神上却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库恩主动吹捧和推崇共产暴君，足以折射库恩的人品。
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责任人，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他们象毛泽东一样都血债累累，在累累白骨上崛起的红色中国是世界的威胁。中共威胁世界到了库恩嘴里就变成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库恩也知有意混淆中共与中国。
叶永烈拒絕充當《江泽民传》的槍手
叶永烈生前（1940-1980）也像有自己頭腦的中國人一樣飽受共產黨的煎熬，好在他善於變通或曰能夠自我閹割，得以在共產黨的歷次整肅中改弦易轍，成名成家。
1949年中共唯蘇聯馬首是瞻，全面引進蘇聯模式包括科幻小說。1958年考入北大化學系的葉永烈開始寫作科學小品。毛澤東發動文革後，葉永烈參與寫作的《十萬個為什麼》被打成“大毒草”，葉永烈被抄家，被發配“五七幹校”勞改。
葉永烈1961年寫就的《小靈通漫遊未來》一直等到毛死後，1978年才被允許出版。1983年中共又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再次封禁科幻作品，葉永烈被點名批判。尽管如此，葉永烈不僅沒有自殺，沒遭受牢獄之災，還筆耕不輟，因為他寫作與應變能力出類拔萃，但從小生活在紅牆內，至死都沒看穿紅牆。
二零零一年，针对海外出版的被中共视为“起著极坏的政治影响”的各种江泽民传，中共国务院新闻办把叶永烈介绍给库恩，目的是通過庫恩營造“中国并非极权国家、江泽民并非独裁者”的假象。库恩想为中共效劳，但他既不懂中文，也没写过传记，无法独立完成任务。叶永烈是牆內的传记专业户，願意与库恩合作，为共產黨效劳，但他不愿当枪手。
因此，四年后，当库恩名下的江泽民传被中共隆重推出后，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叶永烈，愤然撰文透露他的遭遇。尽管叶永烈在文章结尾意识到，库恩在“用得著你的时候，以贵宾相待；用不著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开”，但在文章开头，他却表示：“有幸成为库恩的合作者，秘密从事‘零零一号工程’（即《江泽民传》）的写作”。
叶永烈的自述让人惊叹库恩的偽劣，叹息叶永烈不幸成为库恩的垫脚石。不過叶永烈應該知道沒有中共做後台，庫恩何以宰他。当叶永烈被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用头等舱机票请到北京与库恩会谈时，库恩再三地说：“叶先生是我最理想的合作者”并表示“全部费用由他负担”。
叶永烈作为在红色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深受中共党文化的污染，因为他能接触的都是共产党过滤后的信息和推崇的红色笔杆子。因此，叶永烈在会谈中向库恩坦诚他的写作经验，表示他“很欣赏美国作家写的两本关于中国的书，一本是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一本是索尔兹伯里所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我认为，《江泽民传》应该起著《西行漫记》那样让西方了解中国的作用，却又吸取《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那样通过大量‘花絮’—细节描写深深打动读者。库恩也很赞同我的这一意见。”
于是，叶永烈回到上海后，开始为“零零一号工程”工作。 他“整理了手头的江泽民资料和已经进行的有关采访笔记，总共六大本”。然而，当他向库恩提供了《〈江泽民传〉设想》、 《〈江泽民传〉提纲》、《〈江泽民传〉采访通讯录》、 《〈江泽民传〉参考文献目录》、 长达十五页的《江泽民年谱》后，“最理想的合作者”才获知库恩只要他做枪手。可叶永烈毕竟是专业作家，看重自己的名气，不愿做枪手，因此向库恩建议：英文版署“库恩、叶永烈”，中文版署“叶永烈、库恩”，但库恩拒绝合理建议，坚持“库恩是单独的作者”，“叶永烈是首席采访者兼首席研究员”。合作因此中断。叶永烈没有得到丝毫补偿。
后来库恩在其江传中用了四页向六十九人、十三个机构鸣谢，但叶永烈不在其中。经叶永烈指出后，库恩“深表歉意”，不过只是送了叶永烈一本用他的话说：“《江泽民传》大字版精装本，并在扉页上写了堆砌许多对我致敬之类的好话。”
库恩利用中共巧妙盗用了叶永烈的相关知识，还要撇清自己的罪责。叶永烈透露，库恩对他说：“你为《江泽民传》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他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
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不错，共产党专制下的牆国是一个黑箱子，如果没有共产党及其黑箱子，库恩就不可能在牆內享有特权。正是因为这个黑箱子的存在，库恩才能在牆国巧取豪夺。难道不是库恩自己要坚持当“单独的作者”？ 即使是中共强迫库恩中断与叶永烈合作，也不会阻止他个人向叶永烈提供劳动报酬吧！所以，有评论者指出，库恩“得了便宜卖乖”。
骗取被共产党掌控的牆內人的知识，来为自己追名逐利的外国痞子有的是，只不过库恩被叶永烈揭露出来了而已。斯诺也有这个嫌疑，不过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叶永烈这样的自我意识，毕竟为斯诺垫底的都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他们也不敢象叶永烈一样拒绝放弃自己的署名权。
无论如何，从叶永烈的经历，足以获知那些甘当共产党的应声虫或马屁虫的洋人，都是些什么货色，无论他们是穷困的斯诺，还是富裕的库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