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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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布克奖得主《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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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卫·绍洛伊的《肉体》


在当代文学越来越倾向于用喧哗的情感来博取共鸣的时代,大卫·绍洛伊(David Szalay)的《肉体》(Flesh)像是一块被冷冷甩在案板上的生肉,发出了一声沉闷却刺耳的声响。

作品摘得2025年布克奖桂冠。它用一种近乎病理学的冷漠,完成了一次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蓄意谋杀。读完它,你会感到一种生理上的寒意,它像是一份关于生命如何耗散的尸检报告。

初看,你可能会以为是部移民奋斗史。主人公伊什特万的生命轨迹横跨半个世纪:从80年代动荡前夜压抑灰暗的匈牙利,漂流到千禧年后资本疯狂流动的伦敦;身份也从一名懵懂的东欧少年,变为夜店门卫,最终跻身富豪的私人保镖。

然而,绍洛伊极其残忍地剥夺了伊什特万作为主角最核心的特权——“能动性”。在传统的叙事中,主角通过选择来定义命运。但在伊什特万身上看不到选择,只看到“遭遇”。他被邻居引诱,于是有了性;由于边境开放,于是身体被冲到了伦敦;因为长得壮硕,于是成了保镖。他的一生中最常挂在嘴边的词是“好的”、“没事”("Okay", "Fine")。

这是一种深层的存在主义隐喻:在巨大的历史洪流与资本结构面前,个体不过是一团随波逐流的蛋白质。 伊什特万像是一个光滑的平面,历史的剧变和个人的悲欢从他身上滑过,没留下任何痕迹。他活着,仅仅是因为他的肉体在代谢,而不是因为他在“生活”。


绍洛伊在技法上的野心,藏在他对结构的破坏中。他没有铺陈一条连贯的时间线,而是将小说切碎。每一章都像是颗投入时间之湖的石子,激起一圈涟漪,然后迅速归于沉寂。章节间有着巨大留白,那些未被书写的岁月,恰恰构成了生命中无法被言说的虚空。

这种碎片化的写法,配合极度克制的语言风格,营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失语感”。书中几乎没有大段的内心独白,伊什特万不思考,只感受。这种视角的选择是极其冒险的,它逼迫读者放弃对他人的“共情”,转而成为一名冷酷的“观察者”。我们看着伊什特万变老、变胖、受伤、做爱,就像看着培养皿中的样本。

书名《Flesh》是解开这一切的密钥,也是绍洛伊最锋利的刺刀。在人文主义的语境里,我们习惯称躯壳为“Body”(身体),这个词隐含着某种结构、尊严,甚至神性,是灵魂的殿堂。但绍洛伊要把这个词撕碎,还原为“Flesh”。那是血肉,是肉铺上的物质,是欲望的残渣,是终将腐烂的有机物。

这是一部彻底“祛魅”的书。绍洛伊拒绝浪漫化任何肉体经验。笔下的性爱,剥离了爱的幻觉,只剩下黏膜的摩擦与液体的交换;笔下的衰老不是智慧沉淀,而是肌肉松弛与器官故障的物理过程。

更令人绝望的是,绍洛伊揭示了肉体在不同体制下的同构性:在80年代的东欧,肉体是被政治规训的禁忌;在现代的伦敦,肉体是被明码标价的劳动力或景观。无论伊什特万如何跨越阶层,在权力和资本的眼中,始终只是一块会呼吸的“肉”。他的每一次位移,不过是在世界的屠宰场里被重新称重。

《肉体》之所以能击穿读者,是因为它如此诚实地面对了我们最隐秘的恐惧。大多数小说试图欺骗我们:苦难有意义,人生有弧光。但绍洛伊冷冷地告诉我们:没有。 生命可能只是一场漫长的、无序的布朗运动。

这是一个反高潮、反英雄、反救赎的故事。没有结局,只有终止。当伊什特万在书的末尾,作为一个苍老的、依然被动的人站在那,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角色的命运,而是我们在镜子中看到的那个必然结局。

《肉体》是大卫·绍洛伊写给这个原子化时代的一首挽歌。告诫我们:当我们剥离了社会赋予的头衔、财富和面具,剩下的那个赤裸的、颤抖的东西,那个“Flesh”,或许根本承载不起我们自以为是的尊严。

这不仅是2025年最好的小说,也是给这个物质过剩、精神空洞的世界,最沉重的一记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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