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北宋政治文明的高峰

发表时间：2025-12-04 14:11

——北宋皇帝系列第五篇

海阔天空博客|海阔天空视频 |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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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笔者此前收录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和宋仁宗的君臣互动，在此继续北宋的第六位皇宋神宗赵顼（1048–1085，在位 1067–1085；1067 年即位）即位时年仅十九岁，是北宋第六位皇帝，北宋中期最富雄心、自我定位最高的一位皇帝。他不像仁宗般温厚，也不像真宗般柔弱，而是有着强烈的“振兴帝国”的执政意志，在位期间主导熙宁变法和熙河开边，是北宋继太祖和仁宗之后较有作为的皇帝。本文依托《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料，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与旧党谏诤、台谏制度的制衡及神宗晚年的政策调整为例，呈现北宋政治文明在神宗时期的高度成熟与复杂性。

一、 制度背景：改革时代前的北宋政治结构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是北宋政治制度与思想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他既有强烈的改革意志，希望克服前朝以来累积的积弊，又必须面对士大夫集团在制度与理念上的强力制衡。神宗朝体现出北宋独特的“制度性张力”：皇帝推动变法，而士大夫通过台谏、经义、史官制度与“议论自由”形成反向约束，最终使政治权力在剧烈互动中呈现高度透明的公开化运作。

至神宗即位之时，北宋已形成一个高度文官化的政治体系：
皇帝居中央，但行政由三省、枢密院、三司分掌，台谏拥有公开批评皇帝的权力；史官制度“直书其事”，不可禁绝；祖宗时期形成的“不得杀士大夫”“言事者不问罪”等传统更为士大夫政治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

因此，即便神宗有强烈改革意愿，他的执政也必须在这样一套制度构造中运作。这使得神宗朝成为宋代最典型的“皇帝意志与士大夫权力共舞”的年代。

二、 宋神宗与王安石：两个理想主义者的互相成就

神宗刚登基时，北宋财政已多年积弱，边防困窘，军费依赖加派，积贫积弱之象已经在西夏战争中暴露无遗。年轻的神宗急切希望进行大规模改革，他找到了一个同样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性格孤峭，自少有固志，对经术、制度、赋税有强烈的体系化改革思考。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早已广为流传为《万言书》。神宗读后非常倾心，认为其所陈法度可以富国强兵，于是召见王安石。王安石在入对时亦坚持先从理论上阐明治国根本，再谈施行具体政策。两人第一次长谈（1069 年），王安石详细阐述新法的逻辑框架：改善财政、改革科举、整顿吏治、加强军备、提升效率、强化国家能力，使百姓“各尽其力，各得其所”，并借制度性改革使帝国恢复汉唐盛势。

神宗听得连连称善，当场决定起用王安石。此后十六年间，新法争论所产生的政治波澜，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宋政治面貌。1069 年，神宗正式任用王安石（1021–1086）为参知政事，次年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全面推行新法。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目标，通过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一系列政策试图扭转祖宗以来的财政困境。

王安石推行新法（熙宁变法 1069–1076）时，其强硬态度在全朝为人所共知。他对批评几乎从不妥协，对阻力毫不退让，而宋神宗则如同“被王安石点燃的改革机器”，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要求改革更快、更全面、更不妥协。他甚至对王安石说：“卿但放心去做，有事朕自任之。”

这句话反映了一个罕见的场景：皇帝主动要求臣子无视阻力，大胆推进。神宗与王安石形成了独特的君臣关系：

王安石提供系统化的改革理论；
神宗提供最高政治权威的全方位支持；
两人互相强化对方的决心——也因此互相放大彼此的盲点。

王安石两次罢相，是神宗的理想主义面临现实困难的真实反映。第一次（1074 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引发强烈社会反弹，加上大旱灾情，朝廷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新法。神宗无法承受压力，只得让王安石暂时辞去宰相。

第二次罢相（1076 年），则是因为王安石与司马光等反对派激烈争论出现过火现象，神宗既希望改革成功，又无法在政治上长期压制数百名反对新法的士大夫，只得再度让王安石离开政治中心。

神宗虽因政治压力两度罢王安石为相，但皆属权宜调节，并非贬废。两次罢相之间，王安石仍获皇帝礼遇与咨询，其新法纲领亦未停止推进，显示神宗对其政策理念的高度依赖。最终，新法推行迅速而激烈，引发巨大政治反弹。

王安石最终彻底退隐并非因为政治失势，而是因为其爱子王雱（1036–1076）在元丰元年早逝，年仅三十二岁。王安石悲痛成疾，自觉无力复任政务，遂坚决乞身。神宗虽深惜其去，但尊重其意愿，仍以师礼相待。《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神宗“礼遇甚厚，或以‘先生’称之”，体现了师生型君臣关系。

神宗与王安石之间所形成的这种“理念认同—制度支持—情感维系”的政治关系，是北宋历史上君臣互动最为独特且高度文明化的时期。宋神宗不仅认同对王安石的治国理念，而且尊重王安石的人品才能，因此给予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而王安石则完全是秉承“横渠四句”的理念要实现“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是为了一家皇室，一朝皇帝。

三、司马光（1019–1086）与旧党集体谏诤：制度性对话的典范（1070–1075年）

熙宁新法带给了北宋内部史无前例的“公开制度改革争论”，而与王安石同期的另外一位士大夫领袖的司马光（1019–1086）就是熙宁新法反对派的灵魂。司马光不是保守，也不是旧贵族的辩护者，他反对新法，是基于“改革不可伤民、不可违礼、不可过急”的原则。

神宗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决心。他多次在朝堂上为王安石辩护，并明确表示：“新法皆为天下利，不可轻废。”这一态度体现出皇帝在神宗时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试图“主导政策”。

然而，北宋的制度使得皇帝的意志无法轻易凌驾于集体政治。

司马光在神宗初年多次上疏反对新法，1070 年离朝退居洛阳，持续撰写谏书。其名言“天下之事，不可以拂意兴，不可以喜怒废”表达了宋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治理必须服从“道理”，而不是皇帝的情绪或偏好。在反复的争论中，司马光给神宗上书数十次，字字切中制度风险。他指出：“变法如弈棋，一着失误，满盘皆输。”但神宗此时已陷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司马光的奏疏不仅未能让神宗停下脚步，反而使皇帝更加坚定：“若因小难而止，则永无成功之望。

欧阳修（1007–1072）早在神宗初年即上书批评变法之急切；吕诲等人不断陈言“变祖宗法度，天下未必利”；台谏官甚至在朝堂公开反对王安石的主张。

神宗虽不采纳，但从未诛杀或迫害司马光等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的疏奏不仅被保留于朝廷档案，更进入《长编》《宋史》，成为后来政治讨论的重要依据。这种“反对皇帝者仍能安全发声”是北宋政治文明的典型特征，也使神宗推动的改革始终存在制度性反向力量。

因此，变法并非神宗与王安石的意志单向推进，而是在强大的公共政治空间中展开，这正是北宋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北宋政治文明允许激烈辩论，也允许“对皇帝谏阻改革”，所有争论均可公开化、文献化，成为“堂堂正正的政治讨论”,但皇帝拥有最终决定权力。这正是北宋政治“文明但不完全宪政”的特征。

四、台谏系统的制衡：皇帝必须面对公开批评（1067–1080年各年）

从太祖开始建立的北宋政治文明的一个核心：君臣之间可以“以理服人”“以理争论”，直言不诤不见罪。神宗朝台谏力量极其活跃。曾布（1036–1107）、陈升之（？–1047）等人多次利用谏官权力批评皇帝的决策，包括变法的力度、财政压力、对民间的负担。

在 1074 年的免役法争论中，御史中丞李定与台谏多次相互攻击，神宗不得不下令重新审视法条。可以说，改革的每一步都必须在制度性监督下运行，皇帝绝无可能绕开谏官或史官。

五、晚年神宗：改革者的孤独黄昏

1076 年王安石辞相后，新法进入调整期。神宗认识到部分法令过急过偏，开始吸纳旧党意见。此时期，吕公著（1018–1082）、曾布等文臣轮番参政，协助神宗“以缓和替代冲撞”。值得注意的是：神宗并未放弃变法目标，而是通过制度性协商不断修正政策。他的统治后期展现出“强烈意志 + 制度制衡”的互动模式。

神宗晚年健康恶化，朝中论争不断，他既不愿放弃改革理想，又无法承受进一步改革所带来的政治冲击，最终陷入摇摆、犹豫甚至自我怀疑。神宗在病中对近臣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朕不欲为守成之君。”他希望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创制立法”，但北宋的文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改革。

神宗最终于 1085 年病逝，年仅三十八岁，比王安石还早走一年。其身后政治立即发生剧烈反转，新法停废，司马光执政，旧党得到全面回归。

宋神宗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士大夫的故事告诉我们：

· 文明政治既需要执政者的雄才大略，也需要制度的稳健与社会的共识；

· 制度可以容纳改革，但不能容忍激烈的过度改革；

· 改革的成功，需要执政者的蓝图和决心，也需要循序渐进，寻求共识，不断调整，适当妥协，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六、宋神宗：北宋政治文明的高度成熟

如果说宋太祖奠定了政治文明的框架，宋太宗巩固了制度运行，宋真宗展现了制度对皇帝个人弱点的纠偏能力，宋仁宗则把言路自由和宽容仁政推到历史高峰，那么宋神宗就是那个“想要突破制度”变法图强，但是受制于制度的皇帝。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文明政治中进行的，没有任何人被下狱或被杀。虽然他和王安石的变法在他们有生之年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为北宋的社会，经济和财政都带来深刻的影响，更为此后所有的变法改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例如，变法后宋朝政府的财政基础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以土地税、农税为主，转为重视“商品经济 + 税/官营经济”的混合财政体系。这种结构本身就比传统封建王朝更稳健、更现代化。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熙宁变法前（1065年），北宋中央财政年收入约6000万贯，支出约6300万贯，存在赤字。变法后的元丰年间（1078-1085年），中央财政年收入增至8000万贯以上，其中货币收入占比显著提高。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奏疏提及，熙宁末至元丰初，朝廷财库积蓄可供20年支用（但此说或有夸大）。

1085 年神宗崩逝，年仅三十八岁。宋神宗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进取心，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典型的“制度内改革者”。他未能亲眼见到改革的最终成果，但神宗朝所形成的政治争论与制度张力，为北宋的政治文明留下了极为重要的遗产。

神宗朝展现出北宋政治文明的高度成熟：

第一，皇帝有改革意志，但政策必须经过集体政治空间的讨论、争辩与修正；
第二，士大夫集团拥有制度性表达权，反对皇帝者不会被迫害；
第三，史官常在制度使皇帝的一言一行纳入历史记录，不可遮蔽；
第四，国家政治运行具有高度公开化、文字化与制度化特征；
第五，变法虽激烈，但争论始终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而非演变为暴力清洗或军事政变。

换言之，神宗朝是北宋“制度理性”最强烈地挑战“皇帝意志”的时期，却同时展现了“君主与士大夫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文明。

结语：宋神宗的时代及其现代意义

宋神宗时期的政治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不在于皇帝是否拥有强烈的意志，而在于制度能否约束权力、允许思想多元、容许公开争论。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是中国政治史上罕见的“政策争论公开化”范例，体现了北宋制度为政治提供的透明度与安全性。即便在改革激烈冲突之中，君臣之间仍维持着“以理服人”“以言相争”的共同治理模式。

在当代民主制度受到民粹主义、个人崇拜、谎言政治侵蚀的时代，北宋神宗朝的经验提醒我们：
文明政治的关键不在于强势领袖，而在于制度能否允许批评、承认异议，并让权力在公开讨论中不断自我修正。这正是北宋政治文明最珍贵的遗产。

主要史料出处（可列入文末参考文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6–240（变法相关）
《宋史·王安石传》《宋史·司马光传》《宋史·神宗本纪》
《宋会要辑稿·食货》《宋会要辑稿·职官》
《王临川集》《涑水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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